[经济学前沿] 《稀缺经济学》连载八：勤劳并不能致富 [推广有奖]

“勤劳致富”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存在了几千年，尤其在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的中国古代，你不勤劳，是不会得到任何的财富的，于是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勤劳的人，因为在“勤劳致富”的观念指引下，才有了国人接下来的相应的行动。

那么“勤劳致富”得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在中国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所能产生的财富的形式是固定的，在这些固定的形式当中，你唯有比他人更辛劳，方能得到更大的收获。于是勤劳与致富成了正相关的两个概念，把勤劳与致富联系到了一起就顺理成章了。

在一个农业的社会，你勤劳一点，多种几亩地，就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因为获得财富财富的形式是固定的，而且获得这些财富的形式也是固定的，没有其他的更方便更省力的方式。在其方式确定的前提下，收获与付出的辛劳必然划上了等号，似乎唯有勤劳方能致富。

在中国的古代粮食是财富的象征，而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你只有种更多的地，付出比他人更多的辛劳，受古时候生产力的限制，人们耕种靠的是牛或人拉的犁，除草靠的是人工，收割用得是镰刀、磨米靠的是碾子。每一项工作所以靠的都是人的辛勤劳作，只有你比他人勤劳一点，方能获得更大的收获。

人的勤劳相对的，尽可能的少付出，多获得是人的本性，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因此人不会无止境地勤劳下去，每个人愿意付出的和能够付出勤劳是不同的，这样勤劳的程度相对于一定的人群是不是平均的，总有一些人多付出一点，一些人相对懒惰一些。而那些相对勤劳的人要比他人获得更多的收益，因为他们在人群中已经是少数，他们素能够达到的劳动效果毕竟是稀缺的，他们在同等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利益就成了必然的了。

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以机器代替人的手工劳动为标志的。在人类的劳动中，因为有了机器的参与，人类的勤劳在财富的贡献上越来越少，反而是人类的智慧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自从有了动力机械，和随后发明的专业机器，人的手工劳动越来越低效率。人工的纺纱只能纺一支纱，到了18世纪末一台纺纱机上就带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纱锭，此时不管人类如何的努力，也不会赶上机器的效率的，人类的勤劳在机器面前不值一提。

自从有了工业革命，“勤劳致富”的观念就被颠覆了，此时不再是勤劳能够致富，反而是越勤劳越贫困。

在机器参与竞争得前提下，你越勤劳，所产出的产品越多，但是其价值的实现却出了问题，在有机器竞争得前提下，人类的手工劳动的价值越来越低，其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人工劳动被迫的退居到了第二位，此时人类最需要的劳动是人类的智慧，能发明出效率更高的机器。此时人类的智慧相比体力劳动是稀缺的，在其运行中获得较高的利益就成为了必然。

早在蒸汽机发明出来以前，英国社会就已经是商业社会了，英国所生产的毛织品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的需要，而是要设法卖出去，进行交换，实现其价值。于是英国的商品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更强，英国也在同时期扩张着而自己的海外殖民地。

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人类的产品及劳动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不再是几种人类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不断地推陈出新，人类能够体验世界的广度在加强，这些体验在产生着人类的新需求，这些需求也在并入经济活动当中，并创造着经济价值。

工业革命之后，人们不仅仅在需要衣服，手表、火材、火车、轮船相继的被发明出来，商品的形式多了起来，而与其相适应的则是劳动形式的增加。

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农业劳动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当其价值的实现很低的时候，其领域必然是萎缩的，当工业革命和人类的科技还来不及扩展到农业的时候，在农业上投入主要是人类劳动就显得得不丧失。

此时社会上的劳动形式在增加，人们不仅能够看到农民和“百工”而且钟表匠、工程师、文员教师、律师、商业售货员、各个领域的商人如银行家、企业家都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劳动形式一下子多了起来，人们不再是只有有限的几种选择。

随着劳动形式的增加，人类的劳动选择也多了起来，工业革命之后你再问一个小孩他以后想干什么？他不再只有读书做官一个选项，教师、科学家、医生、律师等新的劳动形式都可能是他的选择。不论他选择什么，其职业在社会的稀缺性是它必须考虑的，当一种职业在特定的社会中是稀缺的，其可以得到的社会回报就必然高，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在此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 。

工业革命之后存在更多的劳动形式，是的每种劳动所能够获得的回报必然不同，此时你种地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比一个银行家赚得多，“勤劳致富”的观念就显得不适用了，因为它是“自然经济”的产物，

根本不适合商品经济社会。

中国提出“劳动致富”的口号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80年代以前，中国是“越穷越光荣”的观念充斥在每一个国人的头脑中，那时的富裕被当成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人们不敢富裕，因而也就更不会有劳动致富。既然人们不能富裕，劳动也就成了多余的了，于是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尽可能的少付出，反正自己得到的就那么多。于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的思维占据了上风，工作时间偷懒的有之；请病事假、迟到早退的有之；工作时间干私活的有之；偷拿公共财物的有之。那时的社会现象混乱不堪，与正常的经济背道而驰。

80年代的“改革”提出“劳动致富”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常年吃“大锅饭”的国人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约束了，“勤劳致富”在当时更带有“奖勤罚懒”的意义，在大家都很懒惰的前提下，你勤快必然得到的更多。

在刚刚经济起步的中国，商品经济的观念正在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的观念，当时人们的收入很低，经济的底子薄，不可能一下子采用更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因此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上的生产似乎是确定的，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在劳动形式相对的确定的前提下，你付出得多一点，自然效果会好些。在80年代的特定环境下，“勤劳致富”视乎还能说得过去，因为劳动形式和商品是确定的，至少变化不大。“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还相当于“自然经济”，源于“自然经济”的观念还是使用的，尽管整个社会正在向“商品经济”过度。

“勤劳致富”也与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古典经济学的观念不谋而合，在古典经济学看来财富与价值是由劳动界定的，一件商品或劳动的价值是与其中包含的劳动的多少决定的。既然价值可以等同于劳动，那么获得更高的价值——财富的途径就唯有劳动。这样“勤劳致富”就顺理成章了，你勤劳就会比其他的人多付出辛劳的劳动，你的产品及你的劳动本身价值就高，价值高如何不能致富呢？

古典经济学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初期，不可避免的带有自然经济的痕迹，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就是其中之一。在古典经济学流行的时期商品的构成相对简单，而且都是以人工的劳动为主，在十八世纪以前蒸汽机还没有发明，机器还没有参与到人类劳动的竞争，人类的劳动形式是确定的，没有太大的改变，即使当时的人类利用了风能和水能，其效率的提高也不是很明显。由于人类的劳动形式的确定，人们可以比较的劳动相对较少，那个时期的人对于从事艺术、美术、文学的人推崇备至，除了他们为人类奉献了经典的作品，也与他们属于会写的人群有关，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出伟大的作品的，他们在其所在的领域的稀缺程度决定着他们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他们的生活因而令人羡慕。在当时的沙龙，不乏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即使他们一无所有，也会受到贵妇人的欢迎，他们的成功与否是与他们的“努力”程度分不开的，视乎是“勤劳致富”的典范。因此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们的观念始终把财富与劳动划等号，认为唯有劳动才会有财富，这样的观念于中国的“勤劳致富”一拍而和，都是“自然经济遗留下来的”的观念。

“勤劳致富”作为一种口号是从8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要按全国人的“大锅饭”得观念，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所以“勤劳致富”逐渐形成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要想富必须勤劳，而不能像吃大锅饭时期那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局面。

“劳动致富”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做法，当时的社会需要“奖勤罚懒”的风气，“劳动致富”正好与社会的需要合拍。在当时也并没有人深究“劳动致富”的合理性，“劳动致富”与当时人们的朴素思维是一致的，人们很自然的想到“勤劳”就会有更多的产出，就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于是“勤劳致富”的观念很快地被人们接受了，并形成了一定时期的社会风气。当时的先富起来万元户被当成了“勤劳致富”的代表，受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吸引，吃“大锅饭”懒散惯了的国人开始变得“勤劳”起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经济还没能够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还属于稀缺的经济，在稀缺的经济环境下你卖什么卖多少都不愁卖，没有任何价值实现的市场的压力，“勤劳”所产生的多余的产出是不愁卖不出去的。

“勤劳致富”也与当时的人们观念中的经济原理相统一，当时国人的观念中还主要的以古典经济学的“道理”所左右，认为价值和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既然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获得财富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劳动”，“勤劳致富”就顺理成章了。

脱胎于古典经济学的“勤劳致富”的道理很快地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击得粉碎，随着商品经济逐渐在中国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的产出加大了起来，稀缺的经济很快的被弥补，产品的价值实现的问题突出了起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步入了买方市场，整个九十年代到处是积压的各种物质，挑剔的消费者就是不愿意买质量低的产品了，此时多产出的产品的价值不再那么容易实现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相对过剩的前提下，“勤劳”不仅并不意味着富裕，反而有可能导致贫穷。

当市场上的产品已经过剩了的时候，靠“勤劳”多产出的产品势必造成竞争的激烈，这个竞争势必造成价格的降低，此时“勤劳致富”的观念就在受着极大的挑战，“勤劳”不仅不可能致富，反而有可能因血本无归而至贫。在市场经济中，当商品的价值实现困难的时候，其价值就不再与投入的“劳动”量的多少成正比，此时你不顾价值的实现而盲目多投入“劳动”，也只能是无效的投入，商品经济的价值只与稀缺性有关，与你投入多少劳动是不发生任何联系的。因此在商品经济主导中国经济的90年代以后，“勤劳致富”的观念就开始破灭了，又经过了几年的商品经济的运行，人们开始逐渐抛弃了“勤劳致富”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勤劳致富”的不适用。

90年代以后，丰收的大白菜卖不出去，所获得的价格不够投入的农药、化肥的费用，劳动的越多可能损失得越多；猪肉的价格也开始波动了起来，价值的实现只与的稀缺程度有关，而与“劳动”的多少无关。

90年代中国迎来了下岗潮，很多的国企倒闭了，辛勤劳作了几十年的工人不得不面临下岗、分流。经过了80年代的改革，国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起来，工人们也开始“勤劳”了起来，产品多了起来，多产出的产品在市场上的价值实现遇到了困难，当时国企的产品与市场的需求不对路，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市场的竞争中只能处于下风，在市场商品丰盛的前提下，国企的产品根本卖不上价，尽管国企的员工为这些多余的产品付出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辛劳，因为他们是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中价值实现困难的问题，他们的个人所得非但没有高，而且面临着下岗的风险。“勤劳致富”在铁的事实面前只好退避三舍了。

与劳动者辛勤劳作不一定能改变命运相反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们都和勤劳不搭边，他们的财富不是由勤劳获得的，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悠闲。山西的煤老板每日的工作并不是排得满满的，他有时间去高档娱乐场所找乐子。就是这样无论从哪个意义上都不能算得上勤劳的人却拥有了巨额的财富，从中你还能坚持价值的获得与劳动有什么联系吗？

我们发现80年代最早去南方淘货的商人们富了，他们放弃的是比经商要辛苦的多的劳作和工作，他们的经商在当时被说成是“投机倒把”，是在为当时的人们所不齿的在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事，就是这样的爱做投机取巧的人获得了比一般人高得多的财富。

第一批倒房的人富裕了，他们除了看准了时机买对了房，就剩么也不用做了，他们除了定期去回银行还贷款，没有什么辛劳的，勤劳致富在他们身上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进入商品经济之后决定价值的再也不是什么劳动了，你投入过多的劳动不但不一定换回相应的价值，有可能血本无归。稀缺经济学所要强调的是在商品经济下价值是由稀缺决定的，你越是从事某项相对稀缺的工作，你能获得的利益越高，这不是财富分配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眼光的问题。

煤老板在买下煤矿绝不是煤矿效益最好的时候，否则他不可能低价买得到。经过了几年的萧条，终于迎来了煤炭价格的上涨，煤老板于是风光了起来。在我们看到煤老板风光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扪心自问这么好的项目我们当时想不到投资？我们或者其他的人在干什么？那个当时的往煤矿投钱的煤老板不是你，你没有成为后来风光无限的煤老板因为你怕你的钱往效益并不好的煤炭行业投入打了水漂。煤老板们是没有辛苦的劳作，但是他们独到的眼光使得他们发现并拥有了金矿，他们因此获得巨额财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小商贩们去广东淘货而大部分人死守着固定工资的时候，经商在国内就是稀缺的劳动形式，这样的劳动不可能比工人和农民辛苦，但却获得了他们远比工人和农民多得多的财富。小商贩们的投机取巧恰恰是在寻找机会，寻找稀缺，什么商品在市场上好卖？是商贩们必须考虑的，因为他们对于行情的敏感，他们很容易抓住稀缺，而那些在并不稀缺的领域投入过多的劳动的人所能获得的财富自然要低得多。

第一批倒房的人捞到了第一桶金也是源于自己的眼光，大部分人等着单位分房的时候他们去买房了，当时的房价因为没有太多的人购买而很低，他们紧衣缩食熬过了几年，终于迎来了房价的上涨，他们获得自己的财富有什么不对？在你指责倒房的人的时候，你是否扪心自问当初你为什么舍不得买房？

“勤劳致富”是来源于传统社会的观念，当社会的经济步入了商品经济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传统观念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在商品经济中价值和财富不再来源于劳动，而是取决于是否稀缺，那些能够获得巨额财富的人往往是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只有他们能够发现稀缺并采取行动。即使到了今天一些人还仍然很困惑勤劳不能够致富了，他们转而指责社会的不公，其实是他们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还陷在传统社会的思维里面，世界在变，而你没变，你被社会所抛弃能怪谁呢？

在商品经济中“勤劳致富”不再适用了，是因为商品经济有了一个价值的实现过程，你的成果的价值只有实现之后才是真是的价值，在实现之前，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只能是观念上的价值，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