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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世界银行自成立60多年以来，在全球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减贫的工作。但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仍然有14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和太平洋岛国，贫困仍然十分普遍。虽然世界银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但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绩仍十分有限，与贫困国家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这要求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研究予以反思。
经济发展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收入结构的不断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中的背景是战后许多国家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赢得了重建和发展的机会。初期的发展经济学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我们也称之为“结构理论”。结构主义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通常是失灵的。原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市场结构存在严重的垄断，其次是对价格信号的错误反应，第三是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要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了破除这些结构性因素，需要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也在这段时期大行其道。结构主义给出的政策药方就是必须在政府的指导下，把生产要素从落后部门配置到工业部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他们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和重工业化战略，都符合这一认识。但是，事与愿违，结构主义者的药方并不有效。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分配恶化乃至危机不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
从此，西方主流思潮开始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化，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涌现，在经济政策上逐步形成了“华盛顿共识”，这主要包括市场秩序、政府预算平衡和政府退出干预等。这一时期出现了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则掀起了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但是，实施华盛顿共识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比60、70年代还要糟糕，宏观经济也更不稳定，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债务危机。
世界银行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受到了不同时期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重建时期，世界银行的工作重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60年代则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重点放在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那时很多发展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缺乏资金和外汇的问题，因此世行是直接以项目投资的方式予以援助。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盛行时，世行的工作导向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推动项目贷款，而是发放结构调整的贷款，只给政府提供预算支持，让政府进行结构化改革，推行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到了90年代则是推动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改革。
虽然战后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望没有达成，但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却是例外，他们也被称为东亚奇迹。仔细考察这些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会发现他们都十分重视出口，以市场作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基础，但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十分积极的因素。尽管这些国家是出口导向的，却也采取大量的进口替代。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进口替代战略是错误的，但是日本和韩国的例子则证明进口替代存在合理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并不应该简单地否定进口替代。
区别于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我提出了新结构理论。新结构理论有三个主要的假说，一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最优结构是不同的。第二是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制度、金融机构也不相同。这些阶段是连续的，而不是发达和发展中这样简单的区分，或只有低收入和高收入之分。第三是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而政府则在结构转换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在产业升级、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光靠市场竞争并不够，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础设施对一国的发展也具有关键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完全忽略了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基础设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硬的基础设施，比如电信、交通、港口，一类则是软的基础设施，比如金融、市场监管、法律体系、社会网络等。一国的基础设施和要素禀赋要素一起，是决定企业经营的机会成本和边际收益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改变，但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外部性。举例说，非洲道路非常拥挤，基础设施建设很差，电力严重不足，企业要自备发电机，电力成本高，资本投入高。而在软基础设施方面，中小企业要在非正规市场借贷，社会网络做得不好，影响交易中及时得到信息，影响企业的边际效益。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给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应该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
那么，企业的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的扶持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产业和结构升级，就没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成功会让全社会都得到好处，而产业升级失败企业要承担损失，所以政府要对产业升级中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包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系、法制体系等方面，要政府出面进行协调。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但他们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也要产业升级。但发达国家的政府并不是无为而治，把创新都交给企业的研发部门去完成。事实上，基础研究是政府用公共资金让大学和科研机构来做的，而对专利权的保护，则是借助行政力量来创造必要的垄断以激励研发。虽然R&D资金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仅占GDP的2.5%~3%，但却是这些国家能够不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所在。
经济发展的阶段是连续的，而不是割裂的，这对政府应该施加何种外部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常情况下，经济规模小，资金风险就小，企业经营者有能力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去筹集资金，个人沟通就可以完成融资的小金融机构就能存在，就会出现地区性的小银行，这样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比较小，对法制的要求也不一样。而到了高级阶段，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产业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在市场上更易被接受，需要有更为合适的金融安排，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开始出现，市场监管方式也变得不一样。生产规模在扩大，市场范围由本地变成全国和国外市场，对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也升级了。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中，在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上，要按市场竞争中最有竞争力的优势来做。随着资本积累，原来的优势不再是最优，就要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其他所有基础设施都要跟着改变，政府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失败，源于这些国家违背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失败不外是做的太少或者做得太多。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赶超型产业，生产的产品超越了它的产业发展阶段，制度上也进行赶超，把发达国家作为先进去模仿，对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直接进行抑制，不让他们生存。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政府干预不足，比如普遍滞后的交通基础设施，而信息协调以及对创新的外部补偿，又做得不够多。
“新结构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其共同点是相信市场和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同之处是“新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存在僵化的经济结构和对价格信号的错误反应，政府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而新古典理论中则没有发展阶段的差异，完全相信市场的力量。
“新结构理论”和结构理论相比，共同点是都相信政府的作用，不同点是新结构理论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新结构理论”认为，按照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加以因势利导，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同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构的不断优化，会使社会更加公平。因此，“新结构理论”会达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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