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前沿] 影响国内企业实施生态经营决策的关键因素分析 [推广有奖]

摘要：企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杨先碧，2005）。使用尽可能少的原始资源，尽可能循环利用二次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少地排放废弃物，这就是生态经营的理念。企业是否生态经营，与资源的利用、企业规模、三废排放成本、产品研发、ZF监督等密切相关，文章就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生态经营，决策，因素，影响分析
    一、我国企业经营方式调整的四个阶段分析
    1.掠夺性的开采与生产阶段。传统的企业生产经营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环境容量无限的基础之上的。它以尽可能多地利用资源，甚至通过掠夺性的开采以获取最大利润，不考虑或极少考虑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2.被动性的污染治理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环境保护的压力和环境法规的制约，企业开始被动地开发和采用一些末端治理技术控制污染。但是，被动的污染治理只能暂时控制污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能保持较高的运作效率和最佳效果，在运行中往往又会出现新的污染问题。
    3.主动性的预防阶段。受国家和国际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许多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节约资源和改善环境的重要性。虽然通过采取“末端治理”式的污染控制措施可能符合ZF的要求，但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成本太高。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一些企业开始寻求成本更低、适用性更强的解决办法，大力开发和设计符合甚至优于环境标准的产品和工艺。污染控制开始从末端治理走向全过程控制，企业开始从被动的污染治理转向主动的污染预防。
    4.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营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企业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经营的目标，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经营的内容，把环境因素作为构建企业竞争优势、获取更大利润的战略要素之一，通过谋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的绿色经营战略，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韩晖，2005）。
    二、生态经营理念下的企业决策及特点
    在生态经营模式下，企业依然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但我们可以根据生态经营理念，增加一些切实有效的强制性约束条件和非强制性约束条件，改变企业决策的客观环境，促使企业的目标函数尽可能地符合生态经营理念。根据生态经营理念和当前世界的实践，不妨设计如下企业目标利润函数：
    maxπ（L，K，X）＝PQ（L，K，X）-WL-RK-min｛h（Q），f（Q）}假定：，其中X表示企业商品的环保级别，也可以用企业投入环保的资金来衡量。该公式表示消费者或社会认为，当企业商品的环保级别低于X0时，拒绝购买该商品；而在其他条件（主要是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当X＞X0，企业商品的环保级别越高，消费者对该商品就越认可。h（Q）表示由企业需要支付给环保部门来处理该企业生产Q单位商品所产生的废弃物的资金。f（Q）表示废弃物资源化的成本。
    从这个企业目标利润函数不难发现，生态经营理念下的企业有如下特点（陈池波，2004）。
    1.企业的商品销售量与企业商品的环保标识等级密切相关，而且企业生产的商品对环境的破坏越小，或者说商品的“生态”成分越高，消费者和社会对商品越认可。
    2.企业生产商品时必须考虑由此带来的废弃物处理成本，因而相对于传统经营增长模式，它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效应内部化。
    三、影响企业实施生态经营决策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原始资源与二次资源的价格
    原始资源指第一次应用于生产或生活活动的资源，而二次（再生）资源是指从生产活动或生活消费的废弃物中提取的资源。对于作为经济人的企业来说，核心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究竟采用原始资源还是二次资源作为原料组织生产，这不是企业家思考的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在两种资源的使用效果相同的条件下，哪一种资源的价格更低。如果原始资源价格低于二次资源价格，那么企业就会选择原始资源而不是二次资源作为原料，此时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就不具备比较优势，难以形成珍惜资源、合理开采、综合利用、节约降耗的理念和机制，进而严重阻碍企业采用生态经营生产模式。反之，则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规模生态经营运行得比较好的企业大都是煤炭、电力、矿业、钢铁等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都非常大。企业是否选择生态经营，与其规模有很大的关系。
    假设一个企业以前每年向外界排污水X吨，平均每吨污水的排污成本为P1元；现在该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引进了一套污水处理设备和工艺程序，该设备和工艺的固定成本为F，为了简单起见，假定该设备只能使用1年，年最大污水处理能力为Qmax吨，每净化1吨污水的直接处理成本为P2元，净化后的水的价格为每P3元。那么，企业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即直接排污时的收益可以表示为L传统＝-P1×X。
    引进污水处理设备后，企业的收益为L循环＝P3×X-P2×X-F。
    企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做出是否引进该污水处理设备和工艺程序的决定时，就必须比较L循环和L传统的大小，当且仅当L循环>＝L传统时，该企业才会做出引进的决定，即要求P3×X－P2X-F≥-P1×X，从而得：。
    根据这个不等式可以得出，只有当企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每年产生的污水排放量不少于吨时，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引入一套污水处理设备和工艺程序才能有利可图；而当企业的规模比较小，每年产生的污水排放量小于吨时，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直接向外界排污更合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具备一定的规模是企业实现资源消耗减量化、排污最小化的重要前提，没有规模经营就难以实现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最小化。只有当规模足够大、排放的废弃物达到一定量，企业才具备独立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化的经济可行性（李树，1998）。如果规模达不到成本最小化，推行生态经营就没有生命力。中小企业由于其废弃物量不足以达到规模化处理的最小规模，在企业内部独立循环利用资源和进行废弃物资源化就没有经济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资源化的社会化，要求有专业化的、达到规模经营要求的废弃物收集、分类、加工处理和再利用的专门企业（即静脉产业）。
    （三）废弃物排放成本与废弃物资源化成本
    许多工业产业的废弃物，一旦排放到外界，就会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便是掩埋或者焚烧，也会或多或少地给大气、河流或者地下水造成污染。但是，从这些废弃物包含的物质属性来看，它们又可以成为某些有用物质的原料，从技术上讲可以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稀缺、土地的日益昂贵，填埋或者焚烧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垃圾处理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日益上涨，增加了废弃物资源化的吸引力，同时，废弃物资源化还降低了废弃物处理的负载量，减少了负外部效应。废弃物究竟是直接向外界排放，还是由企业进行资源化处理，这取决于两者的成本效益分析。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也可通过企业自觉将废弃物资源化。如果h（Q）＝C（C为常数），即一个企业对其产生的废气物进行包月或者按年支付固定费用，废气物排放的成本是固定的，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减少废气物的排放；如果h（Q）＝Kq（K＞0），则MC＝K，说明企业每多排放一单位废气物则需要多支付K元排污费；如果，说明每多排放一单位废弃物的成本随着废弃物的排放量的增多而增加，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或者将废弃物资源化。因此，废弃物排放的边际成本对废弃物的排放量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企业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虽然可以获得资源化后资源的收益，但企业往往需要花大量的成本来进行废弃物的资源化，这种成本f（Q）主要包括运输费用和资源化过程的成本。降低废弃物资源化的成本f（Q），可以激励企业选择废弃物资源化方式处理废弃物，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由于不同种类的废弃物资源化的成本不同，因而企业的决策也往往不同。
    （四）产品设计，生态因素是一个重要指标
    企业传统产品设计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企业传统的产品设计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市场消费需求、产品质量、成本、制造技术的可行性等，忽视了能源节约、资源再生利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它是为制造而设计，为剩余价值最大化而设计，没有将生态因素作为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指标，制造出来的产品一般是用完就随意扔掉，没有有效的管理、处置、再生利用的方法，牺牲了人类的健康和自然界的财富，甚至以牺牲精神的享受为代价。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还是采用“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要促使企业自觉地发展生态经济，就需要研发一批能源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技术；研发减少原材料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以把污染环境的排放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的新技术；研发把有害环境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回收处理技术；研发无害或少害的新工艺、新技术，以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的良性循环；研发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实现物质循环利用（段宁，2001）。
  （五）ZF监督与处罚对企业发展生态经济的影响
    设C1为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进行废弃物净化或资源化的净收益，C2为企业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时直接向外界超量排放废弃物的直接成本；L1为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进行废弃物净化给ZF带来的净收益（在这里，假定ZF作为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代理人，所以，将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给社会和公众带来的净收益看作是ZF的收益；净收益也是相对于传统模式下企业组织生产时造成的负效益而言的，并且假定传统生产模式下社会和公众的收益为0）。按照上面的分析，ZF有两种选择：监督和不监督。K为ZF监督的成本，X为ZF发现企业超量排放废弃物时对企业实施的罚款额。
    假定企业和ZF双方都知根知底，即对C1、C2、L1、K、X的大小都一清二楚，按照博弈论的专业术语讲，属于完全信息博弈；并且双方同时行动，即企业不知道ZF什么时候来监督，而ZF也不知道企业是按照哪一种理念组织生产，按照博弈论的术语讲，这属于静态博弈。那么，这一博弈可以用如表-1的矩阵来表示。括号内第一个数表示企业在双方做出相应选择时的收益，第二个数表示ZF在双方做出相应选择时的收益。比如，（C1，L1-K）中的C1表示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和ZF选择监督时企业的净收益，而L1-K表示此时ZF的收益（见表-1）。

    那么，企业和ZF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双方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同时取决于C1、C2、L1、K、X的大小。
    1.若C1>0，C2>0，即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进行废弃物净化或资源化有利可图，而直接排放废弃物产生成本，那么C1>（-C2-X）。为了实现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论ZF是否监督，企业肯定都会选择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而ZF既然知道C1、C2、L1、K、X的大小，此时不进行监督时的收益大于监督时的收益（L1>L1-K），因此，此时企业和ZF双方各自的选择是“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和“不监督”。
    2.若C1<0，即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进行废弃物净化或资源化的净收益为负，此时的情况相对复杂些，企业和ZF的决策取决于C1、C2、L1、K、X的相对大小。若C1<（-C2-X），则也肯定有C1<-C2，这意味着企业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给企业自身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大，更准确地说是损失更小，那么企业肯定不会选择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而是选择“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而ZF此时的选择则取决于K、X的相对大小，若X>K，则会选择“监督”；相反，则会选择“不监督”。
    3.若-C2<C1<0，则企业和ZF的选择与C1>0，C2>0时完全一样。
    4.若（-C2-X）<C1<-C2，并且X<K，此时无论企业怎么选择，ZF的最优决策都是“不监督”[（L1-K）<L1且（X-K）<0]，根据上面的假定，企业对ZF各种选择下的收益完全清楚，也会知道ZF在当前情况下一定会选择“不监督”。既然ZF不监督，此时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因为C1<-C2）。
    5.若（-C2-X）＜C1<-C2，并且X>K，此时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双方都以一定的概率选择自身的选择。
    假定企业以a的概率选择“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以（1-a）的概率选择“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ZF以β的概率选择“监督”，以（1-β）的概率选择“不监督”。此时ZF和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函数可以表示为：
   
    分别对变量求一阶导数，得一常见最优解的条件：
   
   
    纳什均衡为ZF选择“监督”的概率为，企业选择“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的概率为。
    这个均衡表明，当时，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当时，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当时，ZF的最优选择是“监督”；而当时，ZF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
    从博弈的以上几种情况可以发现，纳什均衡与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进行废弃物净化或资源化的收益C1、企业按照传统经济模式组织生产时直接向外界超量排放废弃物的直接成本C2、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进行废弃物净化给ZF带来的净收益L1、ZF监督成本K以及ZF发现企业超量排放废弃物时对企业实施的罚款额X密切相关。对超量排污的罚款额X越大，企业生产的外部性越小，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的概率越大；而监督成本越大，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的概率就越小。上述分析表明，ZF的处罚力度和监督成本对企业发展生态经济的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六）引导消费，促进生态产品销售
    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对企业的产品销售量，进而对企业的生产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如果能改变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引导消费者选择那些更为环保、更加节约资源的产品，那么，企业的生产也就会更加注重环保，更加注重节约资源。
    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个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更加偏好绿色环保商品。例如，德国78.9%的家庭都知道什么是绿色产品，并且对绿色产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英国已有40%的消费者在购物时关心和询问是否是绿色产品；在瑞典80%以上的公众宁愿多付10%的钱购买对环境危害较小的有生态标志的产品；在日本的许多超市还专门开辟了出售绿色产品的“生态柜”和“生态角”，贴有“生态标志”的商品往往更易销售，人们常以购买、使用生态标志产品为荣；在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多花5%甚至多花15%，也乐于购买绿色产品的人分别占80%和接近50%。而“2002年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委员会秘书处先后对北京、武汉、广州和成都四地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只有不到8%的消费者愿意为环境改善而支付较高价格”。
    在消费者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影响消费者对商品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品的性能。对近百名消费者（主要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调查显示，如果使用原始资源生产的商品和采用二次资源生产的商品都能满足其基本需求，那么即便循环型产品的价格稍微昂贵些（不高于10%），消费者更偏好于购买循环型产品（张继红，2003）。但是，如果使用二次资源生产的产品或者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生产的商品在性能上弱于使用原始资源生产的商品，消费者宁愿花费更多的钱购买使用原始资源作原料的商品。
    （七）建立认证制度，采取强制性措施，确保企业并入生态经营轨道
    环境标志作为产品的“证明性商标”，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在同类产品中具有低毒少害、节约资源等优势。通过实施环境标志认证制度，可以向消费者和ZF传递一个信息，告诉消费者和ZF哪些产品有益于环境，并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这类产品，引导ZF在进行大规模ZF采购时优先选择这类产品。进而向企业传递ZF和社会认为的未来产品的改进方向，引导企业自觉调整产品结构，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对环境有益的产品。
    生态标志作为一种非强制性措施，通过市场使企业自觉地把它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进行控制。目前.生态标志已经成为进口商品的非关税壁垒，被许多国家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手段。例如，欧盟统一了生态标志，巴西、印度以及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以“生产工艺方法不符合环境标准”为由拒之门外。在生态标志风靡全球的时代，为了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增加产品的竞争优势，企业不得不主动按照生态经济理念，采用无废少废、节能节水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因此，积极开展环境标志认证，将促使企业按照生态经济理念组织生产。
    目前，我国相关机构和部门正在加快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废旧家电及电子废弃物、废旧轮胎、废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制定高耗能、高耗水行业市场准入标准，完善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效标准和重点用水行业的取水定额标准，组织修订主要耗能行业的节能设计规范，建立强制性产品能效标识和再生利用品标识制度，制订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将敦促企业依照强制性措施发展生态经济。
    参考文献：
    [1]陈池波.论生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1998，（S）：31-34.
    [2]段宁.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EB／OL].中国清洁生产咨询网，2005-07-26.
    [3]韩晖，韩菲.从传统经济到生态经济[J].兰州学刊，2005，（3）：60-63.
    [4]李树.生态工业：我国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J].经济问题，1998，（4）：19-22.
    [5]杨先碧.节约型社会需要生态工业[EB／OL].http://www.eedUu.org.cn，2007-05-21.
    [6]张继红.生态工业的发展及其对策研究[EB／OL].http://report.drc.gov.cn/drcnet/series.nsf，2003-06-25.
    作者简介：李本辉（1964-），男，湖南长沙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企业营销决策、生态经营管理；王鑫鑫（1985-），女，山东临沂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营销。

作者：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 李本辉 王鑫鑫 来源：《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