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其它] 民国大学校长的自信与智慧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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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大学校长们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引起社会热议。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的讲话虽然“雷人”，却不够自信；虽然聪明，却缺乏智慧。究其原因，恐怕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干部任免制度有关。如今的大学校长，不过是一名国家干部，是党和政府派到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因此，他们不仅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还要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任务。至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则无须过问。这就使他们从骨子里缺乏应有的优雅与从容、自信与智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当年的大学校长为参照，来比较一下。

　　曾经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到了晚年，仍然对当年的学术环境充满感情。为此，他在回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也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无独有偶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有类似的观念和趣闻。按规定，清华大学的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应该由校长主持。但是在开会的时候，梅贻琦却总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自己很少说话。因此大家称他为“寡言君子”。对于这种情况，梅贻琦曾经有过解释。他说：我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于是有人说：梅校长有一种忘我的人格，只知有事，不知有“我”；他待人以诚，遇事都要公开讨论；如果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他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在具体事务上，他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当年数学大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因此朱自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大学的民主制度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梅校长的同情和支持，就不可能确立。

　　作为一校之长，蒋梦麟、梅贻琦把自己比作“宋江”和“王帽”，不仅体现了他们的优雅与从容，也证明他们的自信与智慧。

　　所谓自信，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学识。就拿蒋梦麟来说吧，他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因此他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大学校长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但是，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可以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它应该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以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就“社会”而言，它应该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以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所以教育学还要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内容。正因为如此，蒋梦麟强调：“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所谓真教育家，就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

　　所谓智慧，更多地表现于他们“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众所周知，当年的大学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所谓教授治校，就是要让教授“有为”，校长“无为”；如果校长总想“有为”，那么教授就只能“无为”了。对于“无为而治”，胡适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道家之所以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因为一个人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开明的领导人必须依靠众人的智慧和力量。这种依靠“众智众力”的政治，就包含着民主的意味。相反，如果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其实是老百姓的灾难。因此胡适认为：“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领导者自觉遵守的一条戒律。

　　遗憾的是，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当今社会是很难理解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者稍微负点责任，就总想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于是，大学校长们不仅要修大门、盖大楼，还要在毕业典礼上出风头、赚资本。至于大学的功能、教育的真谛，则因为无能为力，只好不管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