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谁为社会保障买单

政府应该是领头的

<P>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难道是GDP的飞速增长吗？我们要的现代化是什么？我们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到2020年</P><P>我们的GDP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5％。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吗？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吧</P><P>，我们看巴西和墨西哥，都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比较度，巴西的人均GDP曾经达到了8000美元，城市化率也达到</P><P>了62％，相信坐过飞机路过巴西的人都会羡慕他们的大片森林，那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可是他们是什么样子呢？大量的</P><P>贫民窟在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农民暴动，城乡收入差距相当大；再看墨西哥，他们的人均GDP在经济危机前是6000美元</P><P>，在经济危机后也保持了4000美元的比例，可是他们的农民游击队一样普遍的存在，他们的政府是相当不稳定的，我的</P><P>意思很明白，我们所要追求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其实人家早都实现过了，可是结果还不是一样？</P><P>中国的问题太多了，不是经济发展就能解决的，我们是要全部人的经济发展，下面谈一下我对社会保障的看法，美国等</P><P>国家通过自由主义来实现机会的平等，通过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竞争实现了他们的社会福利，事实上我们绝对不能否认</P><P>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是良好的，尽管他们以高税收做支撑！英、德等国家由于是由封建国家过渡来的，那么他们就强调</P><P>的是通过社会福利的普遍分配来实现结果的公平，英德和美国的社会差别我想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他们同是发达资本</P><P>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障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就是狭窄的覆盖性，从“生产力”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当前所能做到</P><P>的，广大的农民和农民工被限制在其外，但是我们很可喜的看到很多地方正在着手本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是</P><P>我们的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我们依靠的是财政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财政投入，我们的社会资金仅仅依靠</P><P>自筹是很难实现的，在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条件下，我们依靠什么来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资金的运营？这种运营必须</P><P>保值以求增值，现阶段唯一的安全措施就是存款，可是这和居民个人存款又有什么区别呢？</P><P>中国的社会保障根本上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过程，在中国这个人口与资源严重不匹配的国度，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就</P><P>意味着大部分人就没有资源，利益集团必须拿出他们部门垄断的利益向公众倾斜，只有打破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重新</P><P>确立劳动者“主人翁”地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得到健康的执行和贯彻，真正的劳动者才能拥护和真正的投入。</P><P>个人意见，请指正。</P>

　对话：谁买单更“国情”

　　主持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萌

　　嘉宾：

　　杨团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梁祖彬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管理系副系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委员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CENTER><FONT color=red><B>非政府力量在扩大</B></FONT></CENTER>

　　主持人：经济的快速发展，失业率、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人们都在担心自己的社会保障如何实现？我们是否可以从西方现有的社会政策里找到我们现今和未来发展的道路，然后结合国情，找到合适我国的社会福利的调控机制？这个调控机制是怎样的？

　　梁祖彬：从香港的经验看，社会福利外判—公共服务改革应当是不错的选择。香港的公共服务改革改变以前铁饭碗制度的弊端—浪费资源、不重视表现、更不重视市民参与和选择。外判服务的好处包括节省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容易开办及结束、减少官僚架构、提高专业性、人事制度弹性、减少政府角色及编制及增加市民选择性。而外判也有其缺点，那就是有可能出现失控、贪污、合约管理、质量下降、选择性提供服务、监察代价高、政府损失专门人材及专业权力转移到管理阶层等。

　　杨团：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最终诉求对象肯定还是我们的政府，但鉴于经济全球化、失业率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非生产性人口比例上升等原因，全球的社会保障制度均出现了财政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利用民间保障制度来化解社会保障的危机便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一些发达国家从1980年代开始，逐步将民间制度引入社会保障领域。从财政角度考虑，非政府的、或非纯粹政府的保障领域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最近20年来，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福利责任应该全部由国家和公共制度承担的议论越来越少，代之而来的焦点问题是从制度的效率标准出发，通过对两类制度的合理分配，使其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CENTER><FONT color=red><B>医保问题如何解决</B></FONT></CENTER>

　　主持人：人吃五谷杂粮，就不可能不生病，医疗保险体系是目前人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面对医疗改革多年来也没有改变种种弱势群体就医难状况，尤其是农民就医难造成的社会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市场调节在解决就医难题上有多大作用？

　　唐钧：医疗问题不可以完全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因为健康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另外医疗本身也不符合市场的一些基本的要素，因为市场经济参与的一个前提，就是消费和供应这两个方面应该是平衡的，但是在医疗方面不是这样，你该吃什么药，是不是要做检查，是不是要做手术，医生说了算，病人在这方面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权利也是不对称的。在这样一种权利下面不可能靠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医疗保障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世界上有三种方式，一种用全民医疗服务的方式，给每一个人提供医疗服务。第二种就是全民健康保险，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投保，有个第三方在里面，向保险部门投保，然后再来选择医疗服务。老百姓把钱交给政府保险机构，政府保险机构给医院，多了一个方面，这就是健康保险方面，也可以有一个私立医院这样的系统。第三种是美国的方式，美国第三者是私营保险公司，但是它有一个补助措施，对穷人和老人有两个特别的医疗援助项目，收入多少以下老人看病是不需要花钱的，穷人低保也是不需要花钱的。中国实际上是学了美国的制度，中国的医疗保险是政府操作，但实际操作的方式跟私营差别不是很大。另外对穷人，对老人也没有特别的补助，现在有医疗救助之类的项目，但其实政府拿的钱很少，享受医疗保险的人全国只有1亿人，差不多还有12亿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医疗救助的，救助也只能针对少数人。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要掏钱来解决尽可能多的人的医疗保险问题。

　　杨团：根据新乡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营业机构参与医疗保险带来的社会效益：保证了资金安全，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服务质量，搭建了政策平台，缓解了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对于政府，优点还包括促进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改革、提高政策效益。而对于商业机构人寿保险公司来说，为赢得长期市场、农村市场、打造品牌，也是何乐而不为的事。从新乡的大规模试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公共权力介入和法规、政策的约束力下，保险公司确有经营政策性保险的广阔前景。这等于说由政府直接经办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民间化。

　　
<CENTER><FONT color=red><B>政府站在哪儿</B></FONT></CENTER>

　　主持人：既然要“小政府，大社会”，那么在像类似全民医疗保险、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和提供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浩大的“工程”中，政府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职能转变的方向是什么？事业单位能否成为现在形势下的社会保障组织？

　　杨团：为公共服务作规划，融资管理和监督，是政府单位最主要的功能，而具体运营公共服务，不仅政府单位能做，市场经济的主要生产者—私人企业，以及活跃在传统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非营利组织也可以做。一旦政府决定了要“供给”某一项产品或者服务，就必须决定是自己生产还是让别人生产。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主要体现在政府管理从集权到分权，以及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其中最明确也是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会福利社会化，以后又发展成为市场化。政府必须履行公共服务的供给功能，不能将供给功能交给市场，导致公众利益受损。

　　唐钧：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政府行为的最终产出，是政府行为与公民需求最主要的结合点，也是公民评价政府及其领导者的主要尺度。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成基础的和补充的两部分。政府的责任是确保基本的生活水平，而补充项目则以资产建设为本。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有望成为21世纪地区和全球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工具。从经济上讲，事业单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向赢利组织过度；二是向非赢利组织过度。这里重要的是概念上的把握。首先要明白这两类组织的差异。比如，实行非赢利性质的学校，可以成立理事会，政府也相应地进行财政补贴；而实行赢利性质的学校，就应成立董事会，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2000年左右医院系统实行的改革，就是因为没有理清概念而不了了之。

　　梁祖彬：在 “大社会，小政府”或“少政府，多市场”和多元化政府的方向下， 政府角色有所转变。 政府只提供“核心服务”，加强依赖第三者，即非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提供服务。政府功能和角色由直接管理服务，转变为直接管理提供服务组织，而这些组织亦变为“第三者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发动和协调一个广大的组织“网络”。普遍依靠第三者政府分担公共服务功能的国家有美国、荷兰、爱尔兰、比利时、澳洲和英国。政府的新角色“不是划船，而是掌舵”，是协助性的政府，而不需要直接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