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讲经堂之五：大卫·哈维的《资本的空间与时间》2016

在新时代和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资本论》为什么需要保卫！_百度知道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92293972629926268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中以思想见长并影响极大的一位学者。 他1935年出生于英国Kent的Gillingham，1957年获剑桥大学地理系文学学士，1961年以《论肯特郡1800～1900年农业和乡 村的变迁》一文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即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访问进修一年，回国后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讲师。 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是当时地理学革新的一个中心，一批世界著名的地理学新派人物聚集于此，哈维在该系讲授地理学 方法论。他曾于1965～1966年到美国宾州大学主讲此课，1969年后移居美国，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 教授至今，其间的1994～1995年曾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任教。　　哈维的学科立脚点是人文地理学，但其学术视野及思想内涵则贯通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以地理 思维之长（空间观察），见人文社会之短（批判弊病），是哈维治学的主要特点，也是其学说为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所以 ，哈维不仅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均有杰出声誉。作为一 个地理学家，能取得如此广泛的社会人文影响力，是战后地理学界所罕见的。　　1969年出版《地理学的解释》一书，奠定了哈维的理论地位，使其成为地理学中实证主义的代言人物。 （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了此书的中文译本）而1973年出版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社会公正与城市》），又标志 着哈维的一个更重要理论进展，即一种充满“社会关怀”的激进立场，有评论说，本书体现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 方法”的失望与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兴奋。《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出版，与美国社会中的批判思潮、激进思潮 相呼应，很快产生超越人文地理学界的广泛影响（20年前向我推荐这本书的美国朋友完全不是地理学家），成为这一潮流 的名著。随后，哈维又出版了The Limits to Capital（《资本的限度》，1982年）、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资本的城市化》，1985年）与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意识与城市经验》，1985年）均着力于揭露 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与城市地理、城市社会弊病的关联性。哈维成了激进主义地理学的一名旗手。　　作为旗手，哈维执着地高擎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理论。哈维自认为对原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空间问题，有 开创性的阐发。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历了“空间修整” （spatialfix）的过程，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传统概念中，加上“ 地理”一词，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80年代初，北京大学历史 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访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维特地选了5月5号（马克思诞辰）这一天来会见侯先生，意义十分明显 。1997年，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纪念活动中，哈维亦作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演讲，指出社会主义应当具有 一种能够包容异质的具体形式，而不应是一个纯粹的概念。直到近两年他所出版的新著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资本的空间》）中，仍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执着的忠诚。　　哈维兴趣广泛。他一直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在他自己认为他的学术地位相当稳固的时候，决定放弃墨守 陈规、拘泥于狭窄的专业研究领域的状况，让诗歌和小说中众多的历史思想重现光芒。因此，在他有关第二帝国时期巴黎 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地引用了许多文学作品，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哈代、左拉、詹姆斯的作品。　　在研究对象上，哈维是与时俱进的。1980年代中期，有关后现代的讨论开始盛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淹 没甚至取代了资本主义研究。哈维想：我已经撰写了《资本的限度》，我已经就第二帝国的巴黎做了全面的研究，我了解 现代主义的起源，我对城市化了解颇多，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坐下来就这一新的主题提出我的看法呢？于是哈维又对后现代 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1989年出版了《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书。这部著作被普遍认 为是对后现代社会秩序与非秩序性的精彩的阐述。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城市反对现代主义的那种理性规划，而倾向于个性 化的美学追求，“空间属于一种美学范畴”。他在2000年又出版了另一本讨论后现代性的著作《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中。在这部著作中，哈维强调，后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对时间与空间的经验方式，即对时间与空间的高度“压缩”， 生活变的急促而空虚。他从地理学家特有的角度提醒人们，地理考察是认识人与人差异的重要起点。哈维仍然以批判的视 角，指出迪斯尼乐园、郊外封闭小区等是一种“变质的乌托邦”（degenerate utopias），这些貌似欢乐、闲雅的人造小 区使人忘记了外面的充满麻烦的真实世界。在阐述后现代社会问题时，哈维汇集了建筑学、城市规划理论、哲学、社会理 论、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在他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早期地理学家那种博大、无所不包的情形。　　现在哈维已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但学术活动依然活跃，本年2月还在纽约城市大学就“不平衡地理 发展理论”进行学术演讲。　　哈维所获奖项甚多，举要如下：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瑞典人类学与地理学会Anders Retzius 金质勋章、伦敦皇家地理学会Patron（赞助人）勋章、地理学Vautrin Lud国际奖、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荣誉博士学 位、丹麦Roskilde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荣誉等。——引自《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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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历史地理中心主任，唐晓峰：

今天我一方面以学生、学者的身份来学习，另一方面从一个生活者的角度来看，感觉收获很大。哈维教授今天讲的内容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哈维教授提出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但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一无是处，到底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如果做好了，这就是我们为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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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时间：

破土工作室：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诉求，中产阶级很可能不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矛盾存在首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怎么来进行阶级联合呢？

哈维：这是一个普遍的、困难的问题。例如，基本教育这个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在面对矛盾的时候，要确立一个统一而不是分散的立场。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所寻求的统一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比如工厂里工人罢工就是联合的结果，前段时间法国新《劳动法》的颁布就有对应的罢工活动，并且不只有工人参与，一般市民也同情这种罢工行为。因此，建立不同阶级之间的联合并非不可能的。我所思考的就是如何统一这些群体。在美国，很多权利运动都有很强的影响。这些运动会激励大家的参与。在巴西，最开始的运动就是抗议交通费的上涨，后来普遍化，变成了全程的抗议。这里就涉及了警察的镇压问题。伴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都参与其中。但是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就很容易被从内部瓦解。巴西的运动后来变成了一个右翼的运动。

我的建议就是，不断地从理论上发出声音，同时保证政治运动的生存。目前，我们的实践都并不是很成功，唯一的答案就是继续努力。

问：哈维老师如何看待齐泽克、巴迪欧等人提出的新共产主义政治？

哈维：我的立场比较伦理化。我更感兴趣的是社会斗争和罢工活动，我认为这是左派可以得到激活的方式。革命是一个运动，是过程而不是事件。巴迪欧利用的是“事件”这个词来形容革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我生活在新自由主义转变时期的英国和美国，这是一个大规模去工业化的年代。那时候社会关系转变，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结构性的团结方式似乎不存在了。这是非常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化的30年，并且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08年危机以后，顶层1%的人以12%的增长率走出危机，而大多数人则停步不前甚至有所损失。新自由主义就是剥夺大多数人以利于少数人。

问：哈维教授，您对自己的理论有多自信？您为什么不参加任何政党，是否是为了保证学术的公正性？

哈维：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最终的确定的答案，因为我总在不停的学习。所以我对我的理论自信吗？不。但是我们应该追寻理论的目标，因为学习理论是很令人激动的。我对理论没有最终的解释，解释都要你们自己来做。我有时候也会观察不同的观念，也会说一些激进的话。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

问：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列宁式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还是只需要有各种社会运动？

哈维：我们需要一个政党。我虽然没有参加过政党，但是我和政党合作过。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有一个能够构建批判性力量的立场。当你需要面对政党纪律的时候，就没办法保持批判了。在我的一生中，和许多政党都有过紧密的合作。我不希望自己在理论上做一个独裁者。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和历史上的政党不同的一个新的政党形式。左派的问题就在于不断地想要回到过去，回到列宁和卢森堡那样做。我想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话“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要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尽管我们很感激并从中学习。马克思说过要创造未来的诗歌，并且未来的诗歌一定是为现在所写。我们通过社交网络和媒体可以看到很多新的组织方式。我们应该自己考虑如何建立新的组织，而不是想着回到过去。很多左派都太保守了，这令我很不满。我之所以不断地阅读马克思，就是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思考问题，会对事情提出新说法，不断地自我批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自我批判纳入我们的组织当中去。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回到混乱的过去，而不是诗歌的未来。

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

哈维：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拜物教并非一个道德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是认为，市场交换过程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我们因此无法看到真实的过程了，因为资本会遮蔽一些事实。马克思说过，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他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我们就不需要科学了。马克思的工作是走到商品交换的背后，看看其本质是什么。在资本主义中，我们无法想象自己不成为拜物教的受害者。因为市场交换总是拜物教的。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去拜物教的过程。拜物教没有好坏之分，它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越过它。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从来没有想过进入商品交换的背后，它只是加剧了商品拜物教的状况。拜物教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贯穿了整个资本论的理论。拜物教让机器看起来能创造价值，但是机器并不创造价值。

问：共享经济的问题，Uber 和 Airbnb 等等。共享经济是新的乐园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状态？

哈维：后者。共享经济有很长的历史，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比如说 uber 吧，劳动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合同下进行，有些人在这个劳动之后变得非常富有。如果这不是资本主义，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拜物教的一种形式，我们以为共享经济是一条出路，但是它只是加深了问题。Uber 的估值有多少，大概几十亿吧？听起来很有道德和情怀，但是它是彻彻底底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仅是 Uber，数字经济下的各种劳动也是如此。很多人宣称数字化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看看谁变成了巨富？只有少数人变成了富翁，但是真正的工作人员所得还是很少的。他们很聪明，颠倒了过去的雇佣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过程会越来越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当数字劳动产生以后，它其实就可以控制自身的劳动过程了。这就好比是一个外包体系。知识经济下也同样会存在剥削关系。很多人幻想知识经济可以走出资本主义，但事实上不过是知识更加深刻地融入资本主义的体系内。因此关于知识产权有很多的斗争。美国讨厌 WTO，因为 WTO 做了很多不利于美国的事，要不是为了知识产权的事儿，美国早就抛弃了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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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历史地理中心主任，唐晓峰：

今天我一方面以学生、学者的身份来学习，另一方面从一个生活者的角度来看，感觉收获很大。哈维教授今天讲的内容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哈维教授提出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但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一无是处，到底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如果做好了，这就是我们为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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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时间：

破土工作室：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诉求，中产阶级很可能不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矛盾存在首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怎么来进行阶级联合呢？

哈维：这是一个普遍的、困难的问题。例如，基本教育这个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在面对矛盾的时候，要确立一个统一而不是分散的立场。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所寻求的统一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比如工厂里工人罢工就是联合的结果，前段时间法国新《劳动法》的颁布就有对应的罢工活动，并且不只有工人参与，一般市民也同情这种罢工行为。因此，建立不同阶级之间的联合并非不可能的。我所思考的就是如何统一这些群体。在美国，很多权利运动都有很强的影响。这些运动会激励大家的参与。在巴西，最开始的运动就是抗议交通费的上涨，后来普遍化，变成了全程的抗议。这里就涉及了警察的镇压问题。伴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都参与其中。但是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就很容易被从内部瓦解。巴西的运动后来变成了一个右翼的运动。

我的建议就是，不断地从理论上发出声音，同时保证政治运动的生存。目前，我们的实践都并不是很成功，唯一的答案就是继续努力。

问：哈维老师如何看待齐泽克、巴迪欧等人提出的新共产主义政治？

哈维：我的立场比较伦理化。我更感兴趣的是社会斗争和罢工活动，我认为这是左派可以得到激活的方式。革命是一个运动，是过程而不是事件。巴迪欧利用的是“事件”这个词来形容革命。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我生活在新自由主义转变时期的英国和美国，这是一个大规模去工业化的年代。那时候社会关系转变，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结构性的团结方式似乎不存在了。这是非常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化的30年，并且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08年危机以后，顶层1%的人以12%的增长率走出危机，而大多数人则停步不前甚至有所损失。新自由主义就是剥夺大多数人以利于少数人。

问：哈维教授，您对自己的理论有多自信？您为什么不参加任何政党，是否是为了保证学术的公正性？

哈维：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最终的确定的答案，因为我总在不停的学习。所以我对我的理论自信吗？不。但是我们应该追寻理论的目标，因为学习理论是很令人激动的。我对理论没有最终的解释，解释都要你们自己来做。我有时候也会观察不同的观念，也会说一些激进的话。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

问：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列宁式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还是只需要有各种社会运动？

哈维：我们需要一个政党。我虽然没有参加过政党，但是我和政党合作过。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有一个能够构建批判性力量的立场。当你需要面对政党纪律的时候，就没办法保持批判了。在我的一生中，和许多政党都有过紧密的合作。我不希望自己在理论上做一个独裁者。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和历史上的政党不同的一个新的政党形式。左派的问题就在于不断地想要回到过去，回到列宁和卢森堡那样做。我想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话“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要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尽管我们很感激并从中学习。马克思说过要创造未来的诗歌，并且未来的诗歌一定是为现在所写。我们通过社交网络和媒体可以看到很多新的组织方式。我们应该自己考虑如何建立新的组织，而不是想着回到过去。很多左派都太保守了，这令我很不满。我之所以不断地阅读马克思，就是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思考问题，会对事情提出新说法，不断地自我批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自我批判纳入我们的组织当中去。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回到混乱的过去，而不是诗歌的未来。

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

哈维：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拜物教并非一个道德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是认为，市场交换过程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我们因此无法看到真实的过程了，因为资本会遮蔽一些事实。马克思说过，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他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我们就不需要科学了。马克思的工作是走到商品交换的背后，看看其本质是什么。在资本主义中，我们无法想象自己不成为拜物教的受害者。因为市场交换总是拜物教的。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去拜物教的过程。拜物教没有好坏之分，它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越过它。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从来没有想过进入商品交换的背后，它只是加剧了商品拜物教的状况。拜物教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贯穿了整个资本论的理论。拜物教让机器看起来能创造价值，但是机器并不创造价值。

问：共享经济的问题，Uber 和 Airbnb 等等。共享经济是新的乐园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状态？

哈维：后者。共享经济有很长的历史，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比如说 uber 吧，劳动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合同下进行，有些人在这个劳动之后变得非常富有。如果这不是资本主义，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拜物教的一种形式，我们以为共享经济是一条出路，但是它只是加深了问题。Uber 的估值有多少，大概几十亿吧？听起来很有道德和情怀，但是它是彻彻底底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仅是 Uber，数字经济下的各种劳动也是如此。很多人宣称数字化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但是看看谁变成了巨富？只有少数人变成了富翁，但是真正的工作人员所得还是很少的。他们很聪明，颠倒了过去的雇佣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过程会越来越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当数字劳动产生以后，它其实就可以控制自身的劳动过程了。这就好比是一个外包体系。知识经济下也同样会存在剥削关系。很多人幻想知识经济可以走出资本主义，但事实上不过是知识更加深刻地融入资本主义的体系内。因此关于知识产权有很多的斗争。美国讨厌 WTO，因为 WTO 做了很多不利于美国的事，要不是为了知识产权的事儿，美国早就抛弃了 WTO。

课程介绍：本课程用13讲的时间深入阅读《资本论》第一卷引用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of Karl Marx’s Capital Volume I in 13 video lectures by Professor David Harvey.——引自davidharvey.orghttp://davidharvey.org/reading-capital主讲人：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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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精品电子版-19章正文的文字可粘贴复制.

现在我们有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假设螺旋的过程不出现问题。但是资本的系统充满了矛盾。矛盾爆发的时候就会出现危机。比如08年的美国危机。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它发生危机，全世界就会有危机。美国的棒球联赛叫世界联赛，所以它的危机也叫世界危机，当然它一开始是一个区域性的危机。

美国的危机起源于住房市场…………（次贷危机的基本发展过程，相信大家很熟悉，此处不赘述）………房价下跌后，很多人都无家可归了，一个理智的ZF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种危机——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但是美国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行为，所以它选择拯救金融机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回潮的过程。危机后，给美国提供产品的生产者同样处于寒冬之中。

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试图通过紧缩政策走出危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右翼的理论家做出了这些建议。但是在西方世界，紧缩政策不过是把穷人的钱给富人（？）。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都处于危机之中，中国的出口业面临困境。

当一般消费无力的时候，就依靠生产性消费来带动经济。中国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复苏过程十分成功，这也给全世界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给中国提供原料的国家就恢复的很快，比如智利（提供钢铁）和德国（提供技术）。中国采用的是完全资本主义的方式，但是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吸收其剩余的劳动和资本。

大家知道我有一本关于巴黎的书（《巴黎城记》——笔者注），描述了19世纪巴黎重建的事件。二战后美国也有大量的剩余资本，美国采用冷战和军国主义的方式，以及郊区化进程来消化它们。中国现在也做了类似的事。

相对于09年的救市，1945年美国的战后投资规模显得很小。中国2011年-2013年消耗的水泥量是美国整个20世纪总消耗量的1.5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水泥都去哪里了，到处都是水泥。

这对环境和政治有深刻的影响。在1860年代的巴黎和1960年代的美国，如果你搞了太多的基础建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中国的基础建设回报率非常低。中国现在的债务/GDP 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偿还这些债务。中国的最大优势就是，现在的债务以人民币存在，而不是美元或欧元，如果是美元或者欧元的话，你们就会陷入希腊的下场。现在，中国的螺旋运动已经失控了，问题是如何重新控制它。

中国有很多过剩产能，你们现在走的不过是美国日本台湾曾经走过的老路而已。我曾在厄瓜多尔工作，厄瓜多尔有个电站，提供全国70%的电力，是中国借钱给厄瓜多尔修建的，前提是要使用中国生产的水泥。同样的，中国也在向海外输出劳动力。这种行为我们一般称为帝国主义。这就是经济发展的逻辑，这和殖民或者军事的形式无关，这就是帝国主义。重要的是螺旋运动要求把剩余的资本带向全世界。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一行为的规模。这和1860年重建巴黎，1960年代重建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不是一码事。中国当下发生的事件，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扩张遇到瓶颈和限制了，又该怎么办呢？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清楚，我是反资本主义的。我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我的基因有问题，或者我的奶奶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运动，我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只不过，理性地看，现在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现在，我们是为了想要投资的人来建设城市，而不是为了想要居住的人而建设城市。城市是否宜居完全是个随机的事。现在全球都有库存住房的问题。我在全世界都看到有大量的空地，这些空地没有被使用，人们购买空地只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使用。人们都想把钱放在ZF不能碰到的地方，因此很多人都喜欢进行不动产投资。其实就是一个储蓄价值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而不是建设一个让人居住的城市。纽约有大量的单身公寓，但是到了晚上只有三三两两的灯火，根本没人住在那里。这是理性的吗？这是疯狂的。但是很多人觉得我才是疯狂的，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疯狂的。我会对这个行为有个理性的解释，如果不这样干，我们就会被剩余的水泥所淹没。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少量的人占有的大量的住宅。或者想迪拜那样疯狂的城镇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全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啊。

我所描述的就是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但是很多的人从来不会挑战资本的行为，而是支持，因为这也是让资本变得有钱的方式。只有少部分的精英可以占据大量的财富。08危机后，大量的人失去了住处，大约600万-800万人无家可归，大量的住宅就此被空置。一些金融机构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这些房子，然后把他们租出去，等待市场的恢复。他们大概可以得到15%的利润。估计有大量的财富从美国最穷的20%流向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我们常说ZF不该干预，但是ZF不仅干预了，还干预错了。

我们必须要开展社会运动，但是社会运动不能局限于劳动范围，而是要转移到城市中。马克思说，大量的人被异化被剥夺，他们会聚集起来剥夺剥夺者。但是现在马克思预言的事件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看到了异化了的政治实践，这种异化会产生 Trump 这样糟糕的政客和欧洲的极右翼领导人们。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人们的愚蠢和懒惰，而是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是不允许我们谈论和责备的问题。不过，我也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一面。比如我很喜欢坐高铁，你们应该也是。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失控的螺旋，精英们不会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来开展这样一个社会运动。

这是我们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