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中女神：以色列·马尔基亚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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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3月被公推为以色列最美的季节，不过你仍然可以提出异议，说绿色多不一定就等于美。我就是那个异议分子。透过车窗里看到北加利利起伏的山坡上厚厚地覆着一层棕黄的毛毡时，有些地方颜色略浅些，似乎有一个大屁股长期坐在上面似的，我便想那毛毛硬硬的东西扎在手上该有多舒服。我还很想伸出手去把那毡子掀开来，看看那下面是不是藏了不及格的考卷，或是通往地下室的活门。
“我们要去哪儿啊？”我问。
“马尔基亚，你还有四分钟。”
我不知道马尔基亚在哪里，只晓得埃雅尔不会错。“马尔基亚在独立战争期间发生过一场很有名的战斗，然后建立了一个基布兹。你可以看到纪念碑，还有些别的。”
“我可以见到谁吗？”
“欧拉，一个老人。”埃雅尔总是像吝惜汽油一样吝惜他的口水。


二

以黎边境分布着许多个基布兹——Kibbutz，这是以色列的一种极富盛名的社会主义农庄，首创于20世纪初。一群人集聚在一个地方，盖房，犁田，建厂，同吃同住，生产的产品拿出去销售，所得收益按需分配。这只是基本理念，具体情况各个相异。拿马尔基亚的基布兹来说，它已经不是公有制了，但是遍布全村的灌溉一样让草地绿得失真。当车开上一个小坡，几幢橘黄色的楼房混在花丛中一道出现时，我还是感觉这般美地应该属于集体共有，大家轮着换房住。
埃雅尔没有客气，欧拉真的是位老太太。她住在一栋两层楼的公寓里，谈不上特别宽敞，但是同这地区所有基布兹的房子一样，布满鲜花的院子和艳丽的阳光让得房率猛增。欧拉说话极为缓慢，她把希伯来语转换成英语的速度，跟我把中文转换成英语的速度相近，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特有气质的人。她的冰箱里放着满满一大篮姹紫嫣红的樱桃，却问我要什么喝的，我犹豫了半天答“苏打水”，心想，不知道我俩谁更不解风情。
很自然地，我先谈起了战争。来以色列有十天了，在北方边境地区也呆了六天有余，除了几个上了锁的防空洞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与打仗、军事冲突有关的东西，连一块削进牛棚里的弹片都没见着，长途车里常见的服役期内的士兵，在人们定居的地方也难觅踪影。一切都太平无事，孩子成天笑，摘下的桑葚果子洗都不洗就嘬进嘴里，老人——不管走路还是坐轮椅都不紧不慢，并不做声地鄙视每个走得比他们快的人。每个角落都有鸟雀的啾啾或虫子的唧唧，以至于我那款停产了的索尼录音笔里总是杂音一片，让人气恼不已。在这些之外，跟我说过话的人多少都会善意地提醒：我们的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地对地导弹，如今努努力就可以打到印度洋了。
“我可以看到起火了，”她指着外边，“那一片地上烧了起来，不过，农庄里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立刻被送到了另一个地方，我们不能让孩子看到打仗的场面。”
“那么你们呢？你们进防空洞了吗？”我立刻问，眼前出现了几个黑眼圈人在一根根划火柴的画面，地上铺着潮湿厚实的茅草、木屑，两支步枪靠在米袋子上，人们互相点烟，恶狠狠地骂娘。
“没有。那天清晨五点，我们还早起摘桃子呢，一切都静悄悄的，八点整，砰！砰！炸弹下来了，根本没有预警。我们就在家里呆着了。我们相信导弹打不着自己的房子。”


三

马尔基亚基布兹是欧拉从1957年到现在的定居地，此前她住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名字很像敬老院的地方：“拉阿纳纳”。移居是出于响应召唤，当时她是青年运动“马哈诺特·奥林”的一员，这个名字字面上的意思是“向上走”。犹太复国主义是极善于取名字的，事实上“马哈诺特·奥林”也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对海外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概括性称谓，他们的举动不叫“移民”，而叫“向上走”，暗示回到祖先的土地，是现代犹太人攀登人生新巅峰的美妙抉择。
犹太人发明了许多榨脑汁的辩论游戏，比如：让一杯水变甜的究竟是糖还是搅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个往水里搅糖的过程，首先是有了一个概念：“要回到祖先的土地上”，然后七七八八的人，舌辩斡旋的，家财万贯的，下地干活的，著书立说的，各出各力让这概念溶解在白开水里，变成既成事实。
从早期的复国主义者茫然不知未来的国家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抑或根本就不存在，到独立战争期间“帕勒马赫”（以色列军队的前身）一本正经地“保家卫国”，这之间不过才隔了三十余年时光。马尔基亚一带原有七个阿拉伯人村庄，经过独立战争后都归入了以色列的版图，尽管从这头走到那头，顶多也就是从北京苹果园坐地铁到永安里那么远。到欧拉一代人，复国主义招呼他们继续“向上走”，所有青年运动，都是以Zionism（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为信条和指归的。
欧拉说，我们走吧，去看看1948年的打仗是什么样子。
战场就在欧拉家出来百来米远的一大片芜草丛生的地方。还没走近那儿，风的声音就已在发出信号：请肃穆，把嘴里的口香糖吐掉。然后，一块、两块、三块碑冒了出来。看不懂希伯来语，也能猜到这上面刻的人名多半不是建设者，而是战士。隔开几米终于能看到一块英文的碑，制碑者显然认为，马尔基亚的战史值得拿来与其他语种的人分享：

阿拉伯村庄马尔基亚距离这里很近，位居从黎巴嫩到以色列的战略要道中途。阿拉伯军队在独立战争期间巡于此道，往南强化加利利的阿拉伯定居点，往东则切断加利利谷。经过四次战役，包括一些艰难残酷的血战，以色列国防军（IDF）才在1948年底掌握了这个地区。……

这表明马尔基亚基布兹并不是在阿拉伯村子的原址上建的，只是化用了其名。接下去便是描述这四次战役的具体情况，前三次攻守都是陆军第一营完成的，付出重大伤亡后，改由“奥迪德”旅第11营接手。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人勃然大怒，二十天后集结重兵复夺此地，而这还是独立战争期间，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志愿军仅有的几次实现了跨国、跨兵种联合作战的战例之一。
“美吧？我觉得很美，好美呀。”高地以西，荒草到头的地方，欧拉指着远山和田野对我说。没有更多的形容词，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在这上面耗费形容词——巧夺天工，飞流直下，波光粼粼，人在画中游……他们倒是乐意跟你一起极目远眺，然后伸手一指：看，这是什么什么村，名字的来历跟旧约里的某个倒霉蛋有关，靠近某个教堂或古墓，有某个前总理、前总统或大企业家住过，某年打仗时有几发火箭弹掉到了这里，炸死了几个人，最后以一句“那里好美啊”结束。你边听边点头，努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瞪大双眼对焦瞳孔，心里说：嗯，他说的大概就是那堆头皮屑大小的房子，那里是仙境，嗯。


四

现在，你只能从这张布满老斑的脸上去推想他怎样获得了这么一个诨名。你可以从他给孩子的取名——帕勒马赫、马萨达——里看出他是怎样一个死硬的爱国者。他十来岁时跟同伴一起把反英的海报贴上街头，参加帕勒马赫后，他跟伊萨克·拉宾、摩西·达扬都是战友和熟人。
他被认为是个天赋军官才能的人。他的头盔和双筒望远镜分别被子弹击穿过，人却安然无恙。他在基布兹的时候，留着光头和短髭，有天晚上戴着圆片眼镜、牵着一头山羊，披着白衬衫走进了食堂，人们看到他的胸皮紧紧贴住了锁骨和肋骨，骨头之间的一道道阴影如同干涸的河床。于是，从那一天起，人们叫他“甘地”。
“以色列的甘地”在当兵时威望素著，不但号令严明，而且每次打仗，即便是没遮没拦的野战，也必身先士卒。他从不说“同志们，冲啊！”而说“弟兄们，跟我上！”爱慕他的人说，这是一个强悍到天又谦和到地的五星级爱国者。像戴维·本-古里安和伊萨克·拉宾一样，甘地一出门就溶解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带着冷峻的武将威仪伸出礼贤下士的手。他没有上过大学，却有巨大的藏书量，他充实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书房，他的以色列主题的藏书数量之庞大，在国内首屈一指。
甘地有个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贝都因人好友，后者去世后，甘地力主把他按军人仪式安葬，在报纸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公开信，抨击反对者。这个事例常常被支持者援用来为他辩护，因为晚年他提出把巴勒斯坦人“遣送”出以色列，从而招来了种族主义者的骂名。
你很难跟那些亲自打过血仗并且赢下来的人比自信。甘地先生认为全以色列属于他和他的同胞，两者是同一的，认为决定敌人存在与否的最关键因素是你是否足够蔑视他们，视其为无物，如同在战场上无视不长眼睛的枪弹。以色列的军队与政府是互相独立的，甘地先生从军队复员后，过了不少年才进入政坛，他一直拒绝雇佣任何保镖，出来进去从不带随从，仿佛要用自己的安全来证明国家的稳定与纯粹。用他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为什么需要人来保护？”
以色列法律规定总统和总理必须有保镖陪同，如果某个总统把保护人员全都遣散回家，国会可以弹劾他不爱惜国家财产，除此之外的官员则不受法律强制。2001年2月甘地当上了旅游部部长，75岁的老兵依然故我，或许他觉得活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失去的了。八个月后，他因为政府决定把国防军撤出西岸城市希布伦而选择辞职。正在这时死亡也敲响了他的房门，时间是2001年10月17日，地点是耶路撒冷斯考普斯山上的西雅特饭店，巴解人民阵线的四个枪手冲进酒店走廊后叫甘地的名字，然后冲着回过头来的老头的脸上开枪。
他有一句训子格言感动了以色列：“你们必须赤脚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因为你们是踩在圣经的句子上面”，另一句话则很容易让人忽略了语境而怒不可遏：“要把那些非以色列公民像虱子一样除去。”“以色列的甘地”本名罗波安·泽艾维，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犹大国的第一个君主，上帝厌弃他，因为“看他为恶”。
五

“这座小山现在叫甘地山，因为在马尔基亚战役的第三次攻防中，他的部队负责掩护伤病撤退，自己守到最后的一刻，这个时候这谷里已经全是死尸和伤兵了，”欧拉指向坡下的大片原野，“现在这里是葡萄园，这个谷的名字叫凯第什谷。”
甘地撤退时，属下问他这些死者可怎么办，甘地说：“把他们留在这里，我们很快会回来的。”他稍微乐观过头了一点点。以色列国防军四个月后才收复了此处，这时，就连死者们互相都不认得对方的面目了。他们被归拢到一个集体墓地里，用纪念碑镇住。希姆博尔斯卡有一首诗这么写道：“每次战争过后/总得有人处理善后/毕竟事物是不会/自己收拾自己的”。
纪念碑旁边，有一棵像是被人拔出来又摔在了地上的大树，已经长出了好几个巨大的分枝，像一条多头恶龙，一片一片的树瘤显示了它的年岁，树干之上则又枝叶茂密，揸着许多只手摸向天空。这阿月浑子树，是1957年欧拉到达马尔基亚时见到的唯一活着的树，其他的，如果有的话，也都在独立战争时毁于炮火。“没有树，这是唯一一棵，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
那些可以任意以物取名的地方，我总是挺羡慕的：你珍藏了一瓶红酒，你就可以叫你的孩子“红酒”；妻子分娩时你路过一个月台，你就可以给孩子取名“月台”；可是，哪怕我对这种植物顶礼膜拜、意乱情迷，也不能给我那没有日本血统的孩子取名“阿月浑子”。欧拉却可以，因为阿月浑子——希伯来语叫“埃拉”——这个名字本身就有意义。《旧约》里的上帝有个别名叫“埃洛希姆”，意思是“唯一的神”，而“埃拉”的意思，就是“女神”。
“我的孙女就叫‘埃拉’，”老太太说，“我每年最盼的一件事就是下雪，等这树挂满了雪——啊，真是无法形容。”
这唯一一棵活着的树有什么象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守着它过日子的人们，也能均沾这老树所吸纳的日精月华，还有那种爱国者式的死心塌地的乐观。我面前的葡萄园也是新的，长了才两年时间，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欧拉站在屋子里，像看一场演习似的看着草地上、高坡上燃着火光，炮弹把葡萄园打得七零八落。马尔基亚没有房子被毁，附近的另一个庄子基利亚特什莫纳则有很大的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但那些早就习惯了被袭击的成年以色列村民已经具备了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淡定。在北加利利边境，多听几个以色列人说说2006年的往事，你会在他们脸上观察到一种倒霉父亲才有的表情，每一天，地上散落的积木、扑克牌、水枪、陀螺、蜡笔、气球、酒瓶子盖……各种各样的杂物捡都捡不完，也不知道第二天，那个庶出的劣子又会做出些什么来。
出于习惯，马尔基亚的人们总是迅速抹掉战争的痕迹。我在草稞里看到唯一的证据：一枚生锈变形的喀秋莎导弹。它是一句无人回答的问候，没有一个博物馆或私人稀罕它的价值。我轻轻哼起了“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欧拉哈哈大笑：“真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歌啊？”然后，她也哼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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