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2001之后——全球体系新特征
✪ 朱嘉明 / 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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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2017年达沃斯论坛正在召开,会议聚集了全球政商精英,集中展示了当前世界最紧迫、最前沿的时代命题: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数年,世界经济仍未走出阴影,全球经济的复苏之路在哪里?从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盟)到恐怖主义、特朗普现象,全球化进程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阶段,全球化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颠覆传统生产和组织方式,人类该如何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劳动者适应力、迎接科技进步与人文需求的碰撞?
概言之,新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人类正面临历史大转型的空前挑战。朱嘉明教授在最新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极富洞见地描述了21世纪以来全球体系的新特征,一方面勾勒出未来数年内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以大历史的眼光,剖析了影响全球秩序的长程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澄清了本次达沃斯论坛上讨论的若干重大的现实问题。“文化纵横”公众号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本文刊发于即将出版的《文化纵横》2017年2月号,也敬请读者关注我们之后的新刊推送信息。
第二个千禧年终结于2000年12月31日午夜。21世纪的开始自2001年1月1日。今天讨论的时间范围,集中在2001年到2016年这16年间。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其使用率比2015年增长了2000%。但是,面对历史和未来,需要的不是“后真相”,不是感觉和情绪,而是事实和历史逻辑。
▍战后到2000年: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20世纪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分水岭的。其中1944年夏季的三个重大历史性事件,不仅决定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而且对之后半个世纪影响深远:6月,近三百万盟军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希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世界贸易格局,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8月,中苏美英四国根据《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拟定“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命名“联合国”。诺曼底登陆决定了战后的政治格局;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了战后的经济秩序;建立联合国的设想决定了战后国际组织的核心架构。随着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1946年1月6日,联大第一次会议以及安理会举行。但是,人类历史并未从此走向没有对抗的合作,而是以1946年3月5日丘吉尔(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讲,揭开了“冷战”序幕。直到1990年代,“冷战”成为时代的“主线”:一是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两大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二是联合国以撒哈拉大沙漠为界,世界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南北国家”。北方富裕、越往北越富裕,南方贫穷;三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中间是第二世界。中国愿意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毛泽东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典型的地缘政治思维和话语。
“冷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麦肯锡主义”、“韩战”、“加勒比海导弹危机”、“越战”、“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等。与之并行的,是经济竞争。从1940年代中期到2000年,在西方国家主导下,世界经济形态改变的速度超过了工业革命的前二百多年。在发达工业国家实现了:(1)物质财富增长。特别是加工工业高速扩张。以交通和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形成了以石油为主体和以原子能作为补充的能源体系。1970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廉价石油时代,并未阻碍世界经济的走向。(2)布雷顿森林体系向自由汇率浮动体系成功转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关闭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视窗,人类进入浮动汇率时代。[1]这不仅意味着黄金最终退出了世界货币体系,汇率和利率紧密结合,而且意味着汇率波动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成本的因素。(3)金融创新。最有代表性的是“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ive)的产生,其特点是: 合约交易双方的零和博弈及高杠杆性。(4)银行体系自由化,政府减少对银行的控制。(5)区域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和日本战后重建;欧盟成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90年代陷入危机;亚洲“四小龙”的兴起。(6)实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的替代。(7)跨国公司全方位扩张。(8)发达市场国家有限克服了一度顽固存在的经济“滞胀”现象。(9)东西方不约而同地改革。在西方,美国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Thatcher)主导的重建私有化,恢复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大幅减税;在东方,先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是中国经济改革,改变计划经济体制。(10)劳动力供给增加。苏联解体,东西德国统一,东欧国家重回市场经济,增加在欧洲区域的劳动力供给。基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1)科学技术发展,R&D对经济影响显著增大。计算机、IT革命、生物工程发生系统性创新。“微软”一度独领风骚。1990年代“自由软体运动”兴起,如今人们获取资讯的权利如同获取空气和水的权利。(12)环境问题重要性不断提高。从1972年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只有一个地球”,到1992年,联合国召开地球高峰会(Earth Summit),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2]“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议题广泛传播和接受。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重大新课题。
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建成了“富裕的社会”,将经济推进到“大众消费”阶段。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于1958年出版的 《丰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和1967年的《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罗斯托(Walt WhitmanRostow)出版于1960年的《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都是对这段历史的总结。不仅如此,人们甚至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贫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于1980年出版《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短缺现象是制度性的系统问题。
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为提高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而进行“和平竞赛”。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劣。[3] 最终,“丰裕经济”胜出“短缺经济”。“冷战”完结于1991年12月25日,那天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宣告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4]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几乎同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十条政策措施,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即“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5]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的终结。
在2000年之前,支撑世界经济的支柱是:(1)全球化;(2)经济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私有化浪潮;(3)IT 革命引领的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