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常态，我认为可以讲“新”已明朗，但“常”未实现。“常”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合乎逻辑地从高速向中高速下台阶之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稳，对接一个尽可能时间长久的发展升级版，要常在这种“增长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得实惠且实惠可持续”的状态上。

　　我们既要承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可能再是高速了，要进入中高速的新阶段，还需面对数年来在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感受到的种种困难，谨防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而带来一滑再滑的状态。

　　如果简单地让经济继续下行，而没有新的动力源对冲下行因素，我们是不是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虑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会不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面前，当然要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都是实实在在应予肯定的，但是这里面蕴含的所有的潜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给的龙头创新因素激发出来，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我们需要适当扩张需求，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的问题。现在从决策层到学界都特别注重怎样消除供给抑制，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在迎接十八届五中全会时，形成了一套条理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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