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两大基本投入要素，受市场信号的引导，从低生产率和低回报率的行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和高回报率的行业部门，推动提高社会整体生产率，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和最高回报率。这也是制度改革红利产生的基本逻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效消除了国内市场资本要素的流动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迁移的障碍也逐渐减少。资本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劳动力得以从农业部门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从而推动生产率进步和经济增长。

　　城镇化进程释放的增长潜力，一部分来源于要素积累规模效应，城市经济集聚了大量资本和劳动要素，扩大了生产规模；另一部分来自于要素再配置效应，城市经济吸引了更多要素从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流入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高要素生产率。在人口拐点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最主要增长潜力来自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要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要释放生产率进步的增长潜力，必须要保障劳动要素的自由迁徙和定居，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等落户限制，是释放新型城镇化内需潜力的创新之举

　　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许多城市依然存在着户籍限制，城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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