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从北京下放到西安，但我的党组织生活尚未恢复。1977年上半年，我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开始恢复工作，中央调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我后来听说，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当时，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派我赶紧到沈阳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就给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饭以前去。第二天早上见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的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江泽民是秘书长（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属下的厂长、经理。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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