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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hych009 2015-1-11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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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在《中国科学报》上吐槽“报销噩梦”更是科研噩梦
大庆商江 2015-1-10 04:09
熊丙奇在《中国科学报》上 吐槽“报销噩梦”更是科研噩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噩梦是指做内容恐怖的梦,并引起焦虑恐惧为主要表现的睡眠障碍。恶梦在儿童中多见,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学龄前期和学龄期儿童最多见。无明显性别差异,发生率约 1% 左右。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最近做了噩梦。 2015 年 01 月 08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报销噩梦”更是科研噩梦 》:每到年末,各高校都会迎来一轮科研经费的报销高峰。最近有媒体犀利吐槽了高校科研经费体制、揭露了其报销审批过严、项目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在不少网友看来,现在的报销规定“这么严”,可还是有科研蛀虫,动辄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侵占案近年来时有发生。如果不对科研经费进行严格管理,还不知道有多少经费“打水漂”。然而,我国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就是在媒体不断曝光科研经费流失、有科研人员甚至拿洗脚费报销科研经费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么严格的报销制度却没有堵住科研经费漏洞,同时又限制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动,值得反思。在笔者看来,要让科研经费充分用于科研,需要对我国科研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建立现代科研和现代学校制度 ,从科研立项,到科研项目开展、评价,都要 摆脱行政和利益因素的影响 ,实行学术管理和评价。首先,应成立独立的科研基金会,负责科研立项,在立项时坚持学术共同体评价。我国目前的科研立项,基本上由行政主导科研,再由行政对科研经费进行监管。行政主导科研项目立项评审,导致在科研立项中往往难以彻底坚持学术标准,而会受制于行政标准和利益标准,这使得科研项目申报变为争夺科研资源的游戏,有行政级别和学术头衔者在科研项目申报中占据优势,造成学术竞争不平等。另外,在申报科研项目时,也存在“跑要”现象。这从一开始,就注定科研并不纯洁。比如,为监督科研经费使用,我国科研项目立项时,要求申请者作好预算,包括材料费多少、设备费多少、测试费多少等等,在进行项目研究时,严格按预算执行。在这一规定下,学者们为通过评审,就得炮制设备费、材料费预算,而在项目批准下来后,哪怕根本不需要什么设备,学者也得按预算去购买设备,结果导致购买的设备被闲置。其次,应推行高校和科研院所财务信息全部公开,要求公布所有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在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学校所有办学经费收支情况,包括具体的细目,都必须公开。这远比事先确定预算,再严格按预算执行更符合科研规律——科研具有未知的不确定性,谁能预计究竟在哪里花多少钱?我国已于 2010 年 9 月施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可是,信息公开工作做得并不好,有的高校和老师并不愿意公开信息,包括那些吐槽科研报销制度的老师。 2014 年,教育部进一步明确高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希望能按照清单监督高校公开信息,并对不公开信息者追究责任。在现代大学制度中,信息公开是办学的基本要求。 由大学理事会选拔的校长 ,每年必须对大学理事会述职,详细公布学校经费使用情况,如果不公开,则是失职。再次,要改革高校的薪酬制度,取消科研提成制度,由现在的基本工资、津贴、奖金薪酬制度,改为 年薪制 。多年前,为鼓励科研人员投身科研,我国实行科研提成制度,即科研经费中有多少比例可以提成作为科研人员的劳务费用、奖励或者津贴,这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科研的积极性,但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多,再实行这一制度就可能制造科研经费黑洞。近年来,国家课题明确限制用于劳务费用的比例,但由于高校还把教师的收入与申报课题经费挂钩,同时,对于与社会机构、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还实行高提成制度(可提成 40% 用于劳务费用),因此,科研经费到手后,不少研究人员会想着怎样把经费折腾到自己的口袋里。在严格的科研报销制度规定下,研究人员还是有各种手段。例如,利用纵向(ZF课题)和横向课题的管理不同,把横向课题的设备、材料支出,在纵向课题报销;还有导师把劳务费用发给学生,再要求学生返还,各种底线之下的行为令人错愕。对于教师和科研人员,完全可以实行年薪制,进而取消科研提成。在美国,教授就拿事先额定的年薪,如果学校支付教授 9 个月薪酬,另外 3 个月薪酬可从课题经费中支出,但总额不得超过年薪。在年薪制度之下,申报科研项目就不可能成为教授致富的途径;教授不可能从科研经费中得到利益上的好处,也就会全心投入作学术研究。国外的学术经费大多用于劳务费用上,包括给研究生、博士生奖学金,聘请访问学者,可这却没有造成学术腐败,就在于把科研经费和教师的收入完全分开。而科研人员也乐于让学校专门机构去购买设备、发放访问学者费用等等,而不是自己操作。不对 科研管理制度、学校办学制度、教师薪酬制度 进行根本改革,只在科研经费报销规定上做文章,就会陷入“两难”——严格报销规定,科研人员确实没有科研经费的自主权,天天为怎样花经费而烦恼;而放松报销规定,给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自主权,可却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会造成科研经费被侵占、挪用。要让科研经费用到实处,真正起到让教师、研究人员更好地从事学术研究的作用,必须切实推进改革。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口 “报销噩梦”更是科研噩梦, 极力鼓吹带有普世价值标记的所谓“ 现代科研和现代学校制度”, 摆脱党的领导和ZF监管。搞无ZF主义的“土围子”“独立王国”。真实白日做梦。 西方反华势力阴谋把中国科技教育界作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识破熊丙奇之流(不是一个人)的噩梦。不要把媒体提供给熊丙奇之流(不是一个人)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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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haorc 2015-1-6 15:14
 一 国内 水产市场 形势   (一)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渔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   2013年以来,国务院高度重视渔业发展,接连出台了多个文件,不断加大对渔业的扶持力度。3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关于海洋渔业发展的第一个文件,把海洋渔业提升为战略产业0 6月20日,住建部、发改委、农业部、国土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正式启动。6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现代渔业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加快现代渔业建设做出全面部署。良好的政策环境极大地鼓舞和提振了广大渔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渔业生产在克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下,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2013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实现渔业产值5362亿元,实现增加值32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4%和4.4%。水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全国水产品总产量3948.14万吨,同比增长4.70%,其中,水产养殖产量2932.96万吨,同比增长5.23%。   (二)水产品批发价同比大幅下降,成交量提高三成,中高档水产品消费市场明显萎缩   中国农业信息网批发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重点监测的30个品种(规格)水产品成交总量为154.23万吨,平均价15.03元/公斤,同比分别增长33.46%和下降9.69%。其中,16个品种价格上升,14个品种价格下降。海参、基围虾、蛏子、鲈鱼和大黄花鱼的价格涨幅均在10%以上。月度价格显示,水产品批发价自年初以来震荡上行,9月以后价格持续下跌(见图1)。水产品价格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大宗淡水鱼等产品上市量明显多于上年,拉低了水产品价格总水平。一是商务、公务宴请以及婚宴等主要消费市场明显萎缩,对中高档水产品市场影响较大,导致水产品价格总水平下降。2012年底,中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使得宾馆酒店对一些高档水产品需求有所下降,受此影响,中高档水产品价格回落明显,部分品种如甲鱼受近几年养殖过快发展与消费市场迅速收缩的影响,价格出现明显下跌。   二、分品种价格走势   (一)淡水鱼成交量增长超过四成,批发价同比下跌,月均价先扬后抑   中国农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淡水鱼成交总量达到133.81万吨,平均价12.94元/公斤,同比分别增长42- 60%和下降3.51%。14个淡水鱼品种中活草鱼、活鲫鱼、泥鳅和黄鳝价格较上年提高,其他淡水鱼价格均同比下降。月度价格呈先扬后抑的走势。近年来随着池塘养殖条件不断改善,健康养殖推广普及,加上国内市场需求较大,市场容量和消费群体稳定,淡(鱼特别是大宗淡水鱼供给量增长迅速,价格持平略降。2013年监测的6个大宗淡水鱼品种平均批发价为11.82元/公斤,成交总量127.03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0. 83%和提高44.00%(见表1)。从月价格变化来看,活草鱼、活鲫鱼和武昌鱼价格先升后降,花鲢活鱼和白鲢活鱼逐渐下行,活鲤鱼价格虽然稍有起伏,但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   在大宗淡水鱼品种内部,需求导致的替代性变化正在显现。在水煮鱼、烤鱼等消费模式在全国日趋流行的情况下,草鱼消费量逐年扩大,其价格在同类产品中也相对较高。受此影响,由鲤鱼转养草鱼的养殖户逐年增多,但草鱼供应量的持续增加使得草鱼价格自201 1年起出现下降,于是许多养殖户又转回养殖鲤鱼。这种市场供求的微妙变化直接反映在价格的涨跌上,2013年我国草鱼批发价同比提高了7.51%,成为价格涨幅最大的大宗淡水鱼品种,而鲤鱼价格同比下降了10.92%。   (二)海水鱼成交量下降,价格同比明显上升   重点监测的9个海水鱼类平均价为33.10元/公斤,同比提高8.01%,成交量11.38万吨,同比下降7.40%。分鱼种来看,除石斑鱼价格低于上年同期,其他海水鱼种价格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高。其中,涨幅最大的是鲈鱼,同比提高12.83%。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鲅鱼成交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同比降幅达到39.10%,捕捞强度的增大、单一的作业方式是造成鲅鱼等鱼类资源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虾蟹类成交量暴跌,价格上升,贝类成交量增价跌   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虾蟹类成交总量0.92万吨,平均价118.65元/公斤,同比分别下降48.02%和提高10.35%。其中,病害严重、养殖成功率降低、产量减少造成虾类产品价格高企、成交量下降,其中,基围虾成交量下辇了62.73%。对虾、基围虾和梭子蟹价格同比分别提高2.84%、23.27%和6.22% 。2013年贝类市场成交总量7.53万吨,平均价8.10元/公斤,同比分提高6.27%和下降4.08%。其中,蛏子价格同比提高12.84%,蛤蜊价格同比下降3.34%,蛏子成交量同比上年下降了37.56%,蛤蜊成交量提高7.05%。   三、 水产品进出口 贸易形势   (一)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双向增长,贸易增速回升,进口价格增幅大于出口   据海关统计,2013年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812.94万吨,进出口总额289. 01亿美元,同比分别提高2.58%和7.12%。其中出口量395.91万吨,出口额202.63亿美元,同比分别提高4.15%和6.74%;进口量417.03万吨,进口额86.38亿美元,同比分别提高1.13%和8.00%。贸易顺差116.2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提高5.83个百分点。根据贸易数据测算,水产品出口平均价格上涨2.49%,进口平均价格上涨6.79%,进口价格增幅大于出口。受春节因素影响,1-4月进出口增幅波动较大,1-4月出口额增速分别为19.78%、22. 23%、-1.06%和14.90%,4月以后增长幅度趋于稳定。与前几年相比,水产品贸易月度增速变化相对平缓。   (二)对美国、东盟 欧盟贸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对日、韩市场出口下滑,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贸易增长迅速   据海关统计,2013年我国向18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水产品。其中,日本仍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但受日本内需疲弱、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我国对日出口量、出口额同比下滑,降幅分别达到6.21%和7.26%。外贸企业普遍认为,日本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有利于日本的市场复苏,但难以抵消人民币兑日元大幅度升值带来的影响,对日出口回升难度较大。我国对韩出口量、出口额分别较上年下滑6.290和5.08%。我国对美国、东盟、欧盟贸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其中对东盟出口额增幅达到11.83%。受过境中转增多、跨国公司向中国香港转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拨中心等因素影响,对中国香港出口增长迅速,对中国香港出口量、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7.25%和15.72%,对中国台湾出口也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出口量、出口额增幅分别达到3. 91%和16.75%。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市场,我国对多个新兴市场出口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在出口市场前五十位的国家(地区)中,我国对新加坡、朝鲜、斯里兰卡、哥伦比亚、赞比亚等国的出口额增幅超过了50%。   (三)自美国、秘鲁进口下滑,自东盟进口大幅增长   2013年我国水产品进口量、进口额增速由负转正。其中,俄罗斯、美国和秘鲁为进口前三大市场,我国自三大市场的进口量、进口额为215.64万吨和37.97亿美元,占我国水产品进口贸易总量和总额的51.71%和43.94%。其中,自东盟进口增长迅速,进口量52.93万吨,进口额9.58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28.54%和28.93%。自美国进口下滑,进口量、进口额分别为57.09吨和12.92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5.90%和6.49%。受鱼粉供应下降的影口向,2013年我国自秘鲁进口水产品数量58.43万吨,进口额10.18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31.08%和13.29%。   (四)从出口结构看,鲜、冷冻鱼片、冻鱼和制作保藏的鱼是主要出口大类   海关统计的九大类出口水产品中,鲜、冷冻鱼片、冻鱼和制作保藏的鱼是主要大类,三者出口量占我国水产品2013年出口总量的鹹。64.46%与上年同期相比,冻鱼出口量下降,其他产品的出口量、出口额均同比提高。其中,软体动物的出口增幅最大,出口量、出口额分别为47.05力-吨和25.40亿美元,同比增加13.64%和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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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5 18:13
熊丙奇在《中国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受益匪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中国科学报》,前身为创办于 1959 年的《科学报》,后经停刊并于 1979 年复刊, 1989 年更名《中国科学报》, 1999 年更名《科学时报》, 2012 年恢复《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10 月后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中国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受益匪浅。仅举几例。有兴致的人可以继续搜索阅读。 2012 年 11 月 29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解决异地高考须突破现有高考制度框架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日前透露,最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要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国务院已同意,将适时发布。意见将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连续就学的年限来确定具体方案。(《河南商报》 7 月 7 日 )由于异地高考方案并没有发布,因此,杜副部长透露的信息,让公众再一次展开对异地高考方案的“猜想”。一些舆论甚至高调地认为,国务院关于异地高考的意见,将开启破除高考户籍报考限制的“破冰之旅”,并反复提到山东今年年初公布的异地高考方案,期待我国其他省市也能复制山东取消高考报名户籍限制的做法。舆论对异地高考方案有上述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依据杜副部长透露的信息,期待很难成为现实。在异地高考问题矛盾比较突出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区,取消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些人质疑,山东可以做到的,北京、上海为何做不到,这把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想得太简单。山东之所以能取消户籍限制,是因为山东高考竞争十分激烈,而且流入人口并不多;而北京和上海等地,流入人口众多,高考竞争并不激烈,取消户籍限制,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包括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高考移民等等。笔者一直认为,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之下,以放宽高考报名条件限制为基本思路,推进高考移民,空间其实很小。北京和上海,最多可能把报考条件放宽到人才居住证持有者,或者按进城务工人员工作年限、子女学籍年限,设置报考门槛,如果设置的门槛很高,那么,量大面广的进城务工人员还是排除在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之外。所以,如果国务院通过的异地高考意见,就是按照放宽高考报名条件的思路,那么,这一意见,将难以根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要根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在笔者看来,必须结合高考改革,来推进异地高考。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了高考改革方向是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如果我国高考制度改革坚持按照这一方向推进,那么,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将随着考试社会化的推进而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了。我国高考报名之所以存在户籍限制,是因为高考实行按计划集中录取——高校招生计划分到各省,各高校在各省依照学生的分数、志愿进行集中录取,推进高校的自主招生,也就打破了集中录取制度,而如果集中录取制度被打破,按户籍报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我国高校从 2003 年开始推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目前已经有 80 所学校获得试点资格。从这些高校自主招生的程序设计看,他们所进行的自主招生,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要求参加高考、填报志愿,这就把“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制度嫁接在一起,让自主招生产生严重的变异,公众也由此怀疑推进自主招生改革的价值。真正的自主招生,是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同时申请若干所大学,大学独立进行录取,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依照自主招生的实质,在我国推进自主招生,完全可以举行全国统一的测试,在测试成绩公布之后,考生自主地拿成绩去申请大学。这种方式,通过统一测试,保障基本的公平;通过学生选择大学,转变当前学校和学生的关系,让受教育者拥有监督权和评价权。按照这种方式,全国各地的学生,不论在何处,都可以报名参加统一测试,这不就实行了考生的自由报考吗?当前,我国已经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只需将 80 所学校的自主招生程度进行调整,即不再要求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参加集中录取即可。以北大为例,目前北大的自主招生,笔试采用的是 11 校联考,全国考生参加北大的自主招生都参加这一测试,北大再根据考生的联考成绩、面试表现,进行自主招生。如果获得北大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不再要求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不就实现了异地高考吗?针对各地教育情况的差异,北大在录取中,完全可以设置地方教育因素指标,由此校正高考的地区差异。总之,要推进异地高考,必须有改革的思路。不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却只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做文章,异地高考方案将难以承载公众的期待。结合高考制度改革,推进异地高考,则既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考试格局,也很大程度上推进高考公平。 2013 年 1 月 10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科研项目应取消“纵向”“横向”分类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纠正了横向科研经费属于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的观念。这位负责人强调,不管是纵向科研经费,还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中国青年报 1 月 2 日 )对于普通公众,何为“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往往搞不明白。在他们看来,科研经费就是科研经费,都是用来作科学研究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常识性问题,却被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异化,“纵向”、“横向”不仅体现科研经费来源的不同,更体现科研项目的“级别”、“层次”的差别,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比纳入财务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取消这种区分。所谓“纵向”经费,是指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的课题经费;所谓“横向”经费,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社科基金项目,而横向课题,即便经费多,含金量也通常被认为不高。这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直接后果。纵向项目、经费之所以被高校、科研机构高度重视,是因为项目、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业绩。于是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学者就被宣传,而学校也将其列为办学成果。比较突出的就是长江学者,本来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安心学术研究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所在机构,都把“长江学者”作为了重要的学术头衔,该做什么倒忘记了。而横向经费来自民间,难以纳入学校的成果范畴。如此一来,大家争相申报“纵向”课题、经费,并将获得课题、经费作为“学术成就”;对于“横向”经费,其价值就在于搞到一笔钱。如此界定纵向、横向课题的“价值”,也导致高校、科研机构管理纵横向的课题的方式不同,对待科研经费的态度也不同。在大多高校,纵向课题的提成比例(也称劳务费用开支)比较低,经费管理比较严;而横向课题的提成比例则相当高,甚至有的就被认为是项目负责人的经费。这种“双轨制”管理,直接造成经费管理的混乱。有的负责人既有纵向课题,又有横向课题,于是在纵向课题中报销横向课题的设备购买费用,在横向课题中列支纵向课题的劳务费。总之,用到学术研究的实际费用少之又少,最终有相当部分都想办法进了研究人员的腰包。其实,科研经费都应该用于学术研究,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学术水平,应以其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而不是以获得的课题项目、经费进行评价。获得课题、经费,还没有作出任何成果,就被认为是学术成就,这使我国学者普遍关心课题的申报,而并不关心具体的学术研究。因此,我国有必要取消对课题项目“纵向”、“横向”的分类,对于所有科研项目都一视同仁。而根据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纲要》,政府部门必须转变管理方式,退出行政评价,让位于学术评价,这就要求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计划、项目、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纵向课题,也不应该再继续存在。首先,不应该把项目、课题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指标。把项目、课题作为学术成就的指标,就好比种田不比收成,而比谁的肥料多。按照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一个人不断去弄肥料,不精耕细作,没有任何收成,会评为种田能手;而一个人不去向国家要肥料,靠自己的双手,种出好的庄稼,有不错的收成,反而被淘汰,原因是没有用国家化肥。这种评价体系,导致大量学术经费被浪费,学术氛围极为功利、浮躁,学术变为“课题学术”、“经费学术”。教育部在《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中要求高校优化考核与监督机制,其中包括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和奖励制度。在笔者看来,取消“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的划分,取消将获得项目作为学术成就,关注学者的学术价值,而不是其学术头衔、身份,就是最好的“创新”。其次,通过完善年薪制,切割研究人员薪酬与课题经费的关系。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之所以把横向课题作为自己的经费,是因为“工资 + 津贴”的薪酬制度,让他们自己去挣津贴那一部分。于是谁的课题多、经费多,赚得就多,科研经费由此成为福利的来源,也制造大学里的贫富差距。这一薪酬制度,应该由年薪制取代。大学支付教授事先约定的年薪,教授不能再从课题中提成,科研经费完全用于学术研究(包括支付研究生资助费、访问学者费用等),这有助于科研经费回归本质,学术研究回归本质。 2013 年 2 月 7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公选校长应摆脱传统“体制思维” 》:“谈谈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对学校党政议事决策机制有何建议,当校长与书记在某些事情上不一致时,你该如何处理?根据北科大的特点,今后如何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战略需要?最近几位大学校长作出不申报课题、不带研究生、不申报新的科研奖项、不申报院士的承诺,你如何看待这个承诺?”以上几个问题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公选校长的现场。据媒体报道,这些问题“旨在考察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能力以及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说实在的,笔者觉得这几个问题问的水平很一般,很难考察出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难以考察其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这些“问题”表明,我国高校试点公选校长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公选委员会的委员构成以及素质上需要下力气,提高公选委员会选才的能力。在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往往由学校理事会主导,组成专门的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的办学定位,遴选符合本校要求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将着重考察候选人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这就要求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专业,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同时也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国大学校长的公选,虽然以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为出发点,但目前还是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公选委员会的委员由行政部门委派。这就让公选依旧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也导致公选委员会的选才还局限在“体制内”的“老套”标准上。虽然公选委员会也被称为“行家委员会”——据教育部门介绍,其多由卸任和现任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组成。表面上看,党委书记和校长确实是行家,但他们毕竟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产物”,思维无法摆脱现行体制思维,他们必然按照体制对大学校长的要求遴选适合的人选。不妨来看看这 3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谈谈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这显然考察的不是校长的开拓意识,而是对这一制度的把握。试问,如果一个校长称自己在任上将推进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争取推进大学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公选委员会会作怎样的评价?其实,这个问题向校长发问的意义并不大。一来,校长对这一制度的改革空间很小,需要推进整体的教育改革,才能构建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新管理模式;二来,校长完全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回答得很原则。比如对于党委做出的决策全力执行,对于与书记个人的不同意见,则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第二个问题“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战略需要”。这完全是老的话语体系。目前高教界普遍流行着大学有 3 个核心功能的说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但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学只有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人才培养服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也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离开了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功能,大学再怎么打造核心竞争力也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多年来,国内大学在重视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中越来越迷失,社会形象也越来越低。如果公选委员会要考察校长是否懂教育,问其对当前大学生质量下降,研究生培养水平不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可能更好,也更具挑战性。至于第三个问题,这更可以说是“套话”一箩筐,套用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去行政化的概念,再发表一通“如果我当选,也将承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招收研究生的”的“竞选”演讲,就回答圆满了。但问题是,教育部公选校长的要求明确提到,公选的校长要全身心投入校长岗位——这是做出制度要求的。学校校长就是想进行学术研究,也是公选所不允许的。因此,从某种程度看,公选委员会所提的问题只具“象征意义”,很难给校长真正的“考验”,也难以遴选出“新人”来。大家看见的是,第一次校长公选选出的都是在大学校级领导岗位上干了多年的人——没有公选,校长岗位可能还是他的,公选不过走了一个形式。这样的公选难以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因此,要让公选起到实际效果,有必要由行政主导改为学校(理事会)自己操作。公选委员则由行政委派,改为由政府官员代表、专家代表、师生代表组成,其中师生代表由选举产生。如果换为由教师、学生提问,所提的问题水平可能远超现在的“行家”,而这些来自教师和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家最关切的。推进教改,不就是要回应大家的关切,提高办学质量吗? 2014 年 8 月 29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高考改革方案为何“难产” 》:教育部牵头起草的高考改革方案已在 2013 年 11 月完成,但迟迟难以通过,目前又数易其稿。十多个省份已完成地方方案,表示“等教育部发布后,我们再发布”。 2014 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初步意见,将力争在今年 7 月底之前出台。 7 月已过,仍无消息。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再次没能在既定的时间内出台。这不是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爽约”。 2011 年之后,教育部每年都表示“年内出台”,到了今年有点骑虎难下。(《南方周末》, 8 月 7 日 )高考改革方案“难产”究竟难在何处?按照通常的说法,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出台改革方案必须谨慎。可是问题是,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中,高考改革方案基本上都只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讨论,只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向公众透露方案的零星设想,却没有一次征求意见的过程(在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时,曾征求过有关高考改革话题的意见,但那是制定纲要,并非制定具体方案)。另外,在四年中,教育部研究制定、发布高考改革方案一再爽约,但制定高考改革方案依然由教育部牵头,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高考改革的制定主导权从教育部转向全国人大,这是对高考改革负责的态度吗?高考改革“难产”,就难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利益难以被突破。如果改革方案由教育部门主导制定,就是出台,也难寄予厚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关于高考改革的具体要求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落实纲要精神,必须在招生考试相对分离上有实质突破,而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放权。但教育考试部门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权力——包括两大权力,一是招生计划审批权,二是招生投档权,前者掌握在教育部门,后者掌握在考试部门。如果真按国家教育规划的要求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教育考试部门必须放弃这两大权力,由高校自主决定招收计划,由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如此一来,教育考试部门以前拥有的核心权力也就不再拥有。难怪针对自主招生改革,考试部门发出感慨:“这样改,还要我们干什么?”如果高考录取变为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确实不需要教育部门、考试部门再像现在这般深度参与考试、招生,把学校招生变为了行政部门招生——考试只是高校评价学生的一方面依据,大学独立进行录取,而不再根据教育考试院的投档情况进行录取,学生自主申请大学,而不再在教育考试院的部署下填报志愿。随后,教育部门和考试部门必须转变原有的权力和管理思维,变为如何构建公平的考试招生环境以及为学生选择大学、大学选择学生提供服务。然而,教育考试部门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们还希望高校按计划招生,招生计划要经过自己的审批,如此高校就必须听命行政部门;他们还希望学生投档要由教育考试院投出,以确保学校在行政部门控制下按招生流程招生,每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教育考试部门的理由是: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会制造不公平,目前的考试录取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理由冠冕堂皇,但根本站不住脚。按照《高等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办学自主权归还高校,是大势所趋,在归还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应该贪恋权力,而应该坚定放权,同时建立确保高校能用好权力的制约机制。其中,具体制约机制有三:其一,监管机制,明确高校自主招生的操作规范,比如要求高校必须公开招生信息;其二,学校内部治理机制,教育部门应依法、依据《纲要》,督促学校进行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建立现代治理结构;其三,选择机制,通过给学生选择权,促进大学办学理念转变。尤其是选择机制,这是监督权力、促进公平最有效的机制,我国集中高考中的加分造假丑闻、以及自主招生试点中的潜规则,都因学生没有选择权所导致,集中高考的加分由行政主导不说,自主招生试点名为自主招生,但实际上学生的选择权丝毫没有增加。通过自主招生,学生还是要填报志愿参加集中录取,这类自主招生其实只是高考加分优惠。冒名的自主招生败坏了自主招生的形象,让公众对这一改革也充满疑虑。从目前传出的高考改革信息看,教育部设计的高考改革方案对考生招考分离很少涉及,基本的逻辑是维持集中录取制度不变,仅做考试改革,即科目改革(调整科目)、分值改革(调整科目分值,计分方式),但录取方式不变。这摆明就是不放弃任何权力进行“改革”。这也在人们意料之中。权力部门能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真正向自己的利益开刀吗?如此改革,只会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众所周知,我国高考改革,已经至少经历了 20 年这样的科目调整折腾——高考从考 7 门,到考 6 门,再到 3+X , 3+2 之类,科目一直在变,分值也在调整,可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问题有所好转吗?再延续科目改革的思路推进高考改革,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原则,着力打破集中录取制度,以教育部门放权为核心。为此,不能再由教育部门作为改革的主导,而必须建立新的改革机制,国家应鼓励各机构起草高考改革方案,包括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再由全国和各地人大,讨论、审议高考改革方案,以此把高考改革纳入正常的轨道。 2014 年 12 月 4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联考叫停,大学联盟当继续存在 》: 11 月 28 日 ,卓越大学联盟第五次校长联席会议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同济大学等九所高校联合发表了《卓越大学联盟 2014 年北京宣言》,致力于创新合作的方式和机制,力争推动联盟高校互利共赢,并为创新国内高校间合作模式提供优秀范例。一些舆论对此感到很奇怪,既然自主招生联考已经明确要求取消,为什么“卓越联盟”还继续保留?这是对联考和学校联盟的误会,学校之间自主结盟是学校校际合作的探索,其中招生合作是一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应鼓励学校间的民间合作、交流。“卓越联盟”是在 2010 年成立的,同时九校联合推出了自主招生联考,和“北约”联考、“华约”联考并称为三大联考。由于“北约”“华约”基本上只有联考合作,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三大联盟都是自招联盟。随着联考解体,很自然的,如果联盟之间只有联考合作,联盟也就解体。笔者其实并不赞成联考和学校联盟绑定。联考应该是社会化考试,由学校自主认可、学生自由选择参加,不能由学校结盟搞对抗。三大联考之所以饱受舆论质疑,就因为和学校绑定,其根源则在于没有做到真正的社会化。事实上,如果联考能转向社会化,由社会中介机构组织,自主招生高校自主认可,学生以参加联考自主成绩申请大学,其完全可以在深化招考分离的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笔者一直建议,联盟之外的高校也可认可这一联考成绩。比如,北大也可认可华约联考,清华也可认可北约联考,三大联盟之外的华师大可认可北约联考成绩,也可认可华约联考成绩,各联考之间互相竞争,最终认可学校多的联考就成为更具社会公信力的联考,美国的 SAT 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但遗憾的是,我国联考之路走偏了。从中可见,联盟不是为了搞联考而存在,联考也不应该专门为联盟招生服务,取消与联盟绑定的联考是大势所趋。而同一办学类型、办学定位的学校进行民间合作,发展联盟,则是办学的需要。美国的常青藤学校其实就属于校际合作。由于该联盟中的学校都具有很高的办学水平和声誉,因此进入盟校成为学校的一大品牌。但我国社会对盟校的认识却有很大偏差。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常青藤盟校就是我国的“ 985 工程”“ 211 工程”院校。最近舆论在讨论两大工程的存废问题,一些人就对此十分忧虑:如果取消“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怎么判断学校的水平?受教育者又怎么选择大学?这纯属多虑,两大工程是行政性质的计划,并不是国外大学的自主结盟,入选院校体现的是行政对学校的重点投入,而并非反映一所学校真实的办学水平和质量。事实上,在取消两大工程之后,学校获得平等竞争环境,各校更有条件办出自己的特色,受教育者会根据学校的办学质量、特色选择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代替行政性质的评价。与此同时,学校为办出更高的质量,就会寻求广泛的社会合作,包括校际合作。当民间性质的学校联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时,这也就成为学校新的品牌。要注意的是,这是民间自主结盟、自主合作的结果,不是政府行政计划的结果。随着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现存的行政性质计划都应全部取消。在取消行政计划过程中,社会舆论应该用新的教育观去观察、评价大学,而不能还用过时的行政思维分析大学。( 熊丙奇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2 月 18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大学生休学创业为何争议不休 》: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不久前,教育部正式公布《关于做好 201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鼓励扶持开设网店等多种创业形态。 其实早在 15 年前,清华大学曾推出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的政策,当时就引来社会舆论争议。与 15 年前一样,教育部的这一规定也引来了同样的争议。赞成者认为,这可为大学生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比例,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而反对者则认为,大学生的首要任务还是学习,不能本末倒置,再说创业不必非要赶在求学期间去进行,除非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时过 15 年,社会舆论对大学生休学创业的争议丝毫未变?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大学生创业这个话题在中国大学热炒 15 年之后,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还低得可怜。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 2014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2013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 2.3% 。其中,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 3.3% ,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为 1.3% 。虽然近年来创业比例逐渐走高,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选择创业的大学生还非常少,尤其是本科毕业生,创业梦想很强烈,但现实却很骨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教育部门、高校推出的鼓励创业措施没有见到多大实效。再推出 10 多年前就曾尝试过的政策,还会起到助推作用吗?之所以休学创业的话题一直被争议,是因为在过去 10 多年中,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弹性学制,即完全学分制。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高校就提出实行完全学分制,推行弹性学制的概念,学生修完学分即可毕业,既可缩短年限,也可延长年限。可在实际办学中,几乎所有学校都对学生实行了传统的学年制管理,即所谓的“学年学分制”。学校的必修课程过多、选修课比例很低,使所有学生的课程大同小异;学校的教育教学以及就业服务没有进行调整,因此,学生的求学也就只能按部就班。如果切实实行弹性学制,休学创业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学生可自主选时(确定上学时间)、选科(选择学习科目)、选课(选择课程)、选师(选择老师)。如果想在求学中途做其他事,包括打工挣钱、修学旅行等,完全可自主调整。很自然地,如果学生有很好的创业机会,或者想体验创业,就可选择这一两年暂时不读书,之后再回学校读书。此次教育部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创业成果和学分转化教学管理制度,实行弹性学制,支持大学生休学创业。可问题是,高校能真正建立起完全学分制吗?这需要给高校自主设置专业的权力,同时高校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全面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如果不能增加选修课比例,让学生有更大选课空间,不能重视教育教学,引导教师投入教学,并改革学校服务体系,建立弹性学制就会停留在概念层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也是如此。多年来,教育部门一直要求高校重视创业教育,但在实际学校教育中,创业教育在很多高校都是噱头,大多只是进行一两次大型讲座,鼓励学生有创业梦想,或宣讲国家激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有的学校开设了创业学院、创业专业或创业必修课,可是教育的内容主要为创业的理论知识,教育形式也基本停留在知识灌输的层面上,如此下来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此前媒体曾报道,某校开设了创业学院,可毕业的学生竟无一人选择创业。事实上,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梦想早就被激励出来了。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想创业的比例高达 80% ,可真正选择创业的却很少,这与学生的创业准备、创业能力和国家整体经济环境有关。从学生创业能力、素质角度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知识灌输教育方式已经严重落后,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创新创造能力,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进行全面调整,从过去的灌输教育转变为交互、探讨式教育,要在教育中重视学生的质疑、批判精神。然而在这方面,大中学校的作为有限。极为强调学生的创造意识、动手能力的创业教育,也是关起门来纸上谈兵。这不仅是创业教育的问题,也是我国教育系统的共同性问题,这才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所在。不致力于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却指望通过鼓励大学生创业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是很难有效果的。要知道,创业对学生的要求远比就业高,学生就业都找不到工作,怎么指望他们能自主创业?这样的自主创业会成功吗?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是,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成功率(约 2%~3% )远低于社会创业成功率(约 30% ),也远低于国外大学毕业生创业成功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盲目鼓励学生创业,而必须做好踏踏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动真格进行教改,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改善学生创业环境,打破行业垄断,给民企平等的竞争空间等。(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2 月 25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新自招应有更好方式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 12 月 17 日 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自主招生合理确定考核内容和形式,规范并公开自主招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严格控制自主招生规模, 2015 年起自主招生考核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根据教育部的要求, 2015 年 2 月底前,试点高校发布年度自主招生简章。 3 月底前,考生完成报名申请。 4 月底前,试点高校完成考生材料审核,确定参加学校考核考生名单并进行公示。 6 月 7 日 、 8 日,考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6 月 10 日 至 22 日,试点高校完成考核,确定入选资格考生名单、专业及优惠分值。从目前的方案看,高考后的自主招生和以前操作的自主招生程序完全一样,只是把笔试、面试时间挪到高考之后,学生参加自主招生获得的依然是学校录取优惠(达一本线即可录取或者低于本校在当地的录取分多少分录取)。因此,此前存在于自主招生中的问题,依旧会继续存在,包括没有打破分数一元标准,增加学生的负担,学生没有选择权,进而学校在招生、办学时并不会充分尊重学生的权益等。而且由于时间紧张,学校的自主招生空间被压缩,学生选择参加学校自主招生的机会也不多。其实,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至少存在三种:一是学生在高考后参加学校的测试(笔试、面试),学校给学生测试成绩,再要求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把本校填报在提前批次,学校在录取时结合高考成绩、学校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水平测试进行综合评价录取,类似于南科大、上海交大的 6 : 3 : 1 评价(高考成绩 60% ,大学面试成绩 30% ,中学学业水平测试 10% )方式。这种方式不是简单地给予学生录取优惠,而是进行加权综合评价。而不足之处是,学生还要填报志愿,并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选择空间有限。二是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学校进行自主招生,在提前批录取之前完成。这里主要借鉴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方式,学校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可同时申请若干所学校,学校独立结合高考成绩、大学考核成绩、中学综合表现进行评价、录取。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进行确认,确认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之后的提前批、第一批录取。这一方式实现了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迈出了自主招生改革的一大步,是真正的自主招生。但由于时间短,只有十来天时间,学校的考察时间有限,学生的选择也有限。在笔者看来,最好的一种选择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用一个月时间进行自主招生,操作方式与第二种方式相同,不同的是时间拉长,学校可以更充分地考察,学生可以有更多选择。这样的自主招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时间可放在 6 月底公布高考成绩到 7 月底进行(以前我国高考是 7 月的 7 、 8 、 9 三天考试, 7 月底公布成绩,之后再开始录取), 7 月底自主招生结束后,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再填报志愿参加集中录取,这既给自主招生高校充分时间,也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同步推进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在最初几年中,新自主招生可选择目前的 90 所自主招生高校试点,控制名额,探索多元评价体系和自主招生规范建设(包括信息公开制度、录取报告制度、招生委员会制度等)。等探索成熟后,再进一步增加学校和扩大自主招生名额,减少集中录取名额,逐渐实现从集中录取制度向完全自主招生过渡。如果能实行这样的自主招生改革,我国高考改革就能实现重大突破。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问题以及大学无法自主招生的问题,也都能找到破解之道。要让高考后的自主招生改革产生积极的改革成效,必须加大招考分离的程度,创造条件实现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的自主招生。希望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用招考分离、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思路,推行高考后的自主招生,至少可以有部分高校尝试借鉴香港地区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方式,实行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方式。如果能在高考后的自主招生中,推进招考分离,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将是高考改革的最大亮点。否则,高考后的自主招生在推行中还会因各种问题而遭遇质疑,进而难以推行下去。(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我感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中国科学报》发表评论文章受益匪浅。 第一、《中国科学报》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走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这个企业,进入事业单位领域。 第二、《中国科学报》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走出上海交通大学这个校园,进入各级各类教育领域。 第三、《中国科学报》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走出上海市,进入首都北京市。 第四、《中国科学报》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从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披上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自我感觉良好。 在网上可以搜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按惯例,这至少是一个处级干部岗位。谁能想到,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熊丙奇不再担任这一职务。熊丙奇没有主动辞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的副产品“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是企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总裁曾由副厅级干部担任。出乎意料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招聘的。没有行政级别。按一般员工管理。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网上可以查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没有行政级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甚至连科级股级都不是。 熊丙奇是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他靠什么赢得尊重。恐怕只有一条路。靠“学术”。 2012 年 3 月 26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22 岁的正教授,但愿不是行政推动“炒作”的结果》: 在国际上,可以找到很多年纪轻轻,就被名校聘为教授的例子。因此,年龄问题从来就不是当教授的障碍,只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论资排辈、按部就班,造成了“老教授”形象。也由此导致年龄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话题。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熊丙奇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期间,“近水楼台先得月”弄了一个专业技术职称,叫做编审,相当于教授。但是,就是这个职称,使熊丙奇陷入苦恼之中,难以自拔。茄子不是辣椒。编审不是教授。他没有教师资格证书,上不了课堂。不能给本科生讲课。不是教师,就不能称作教育家。这个鸿沟不好跨越。 2012 年 05 月 14 日 ,《南方都市报》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熊丙奇:教授应该是职务而不是职称》:也许有人担心,教授成了职务之后,教授变得泛滥,问题在于,现在教授是“职称”,不已经泛滥了? 熊丙奇自有妙计。他要通过媒体给自己“验明正身”。先是以教师(大学教师)的名分发表文章。然后以学者的身份登台,再以“教育学者”的姿态讲话,接着再以“著名教育学者”的旗帜向“教育家”靠拢。 但是,世界上的假话总是不能自圆其说。纸里包不住火。沙滩上难以建高楼。 一旦人们知道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而不是教授,那就意味着春风吹拂下的冰消雪化。既然不是教授,没有教师资格证书,也就谈不上“学者”,也谈不上“教育学者”,更谈不上“著名教育学者”,暗度陈仓就会大白于天下。 目前,熊丙奇已经没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就剩下一个可以“混世”的虚名“教育学者”了。 人们一旦不再相信熊丙奇是“学者”“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八年苦心经营岂非前功尽弃?竹篮打水一场空。 建议熊丙奇把人事关系调入《中国科学报》。不知道《中国科学报》是否愿意接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以上内容约 1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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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y6631 2014-12-31 15:58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达 118 个 2014-12-31 10:19:16 来源 : 国际在线专稿作者 : 进入论坛 经过几年的摸索,中国正在全球 50 个国家建设 118 个经贸合作区,其中涉及 “ 一带一路 ” 国家共达 77 个。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重要承接点。 29 日下午,一年一度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提出,商务部 2015 年将推进 “ 境外经贸合作区创新工程 ” 。记者从会上获悉,经过几年的摸索,中国正在全球 50 个国家建设 118 个经贸合作区,其中涉及 “ 一带一路 ” 国家共达 77 个。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重要承接点。 “ 一带一路 ” 是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的简称,旨在借用古代 “ 丝绸之路 ” 的历史符号,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9 日,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在会议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目前,中国正在全球 50 个国家建立 118 个经贸合作区,其中有 77 个处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的 23 个国家。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平台,也是产业集聚的平台。 方蔚表示: “ 现在初步统计,已经在 50 个国家建设 118 个合作区,有 77 个处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 23 个国家,它为 ‘ 一带一路 ’ 承接点已现端倪。这 77 个怎么分布? 35 个合作区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 42 个处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 “ 一带一路 ” 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以及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一起,覆盖 40 多个国家。方蔚介绍说,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 35 个合作区,分别位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等国。而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经贸合作区更是遍布沿线, “ 东南亚,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有我们的园区,在南亚巴基斯坦、印度和斯里兰卡也有园区。在非洲,在埃及、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都有我们的园区。这些是一带一路重要承接点,说明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济存在做支撑。 ” 据了解,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分为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农业加工型以及商贸物流型四类园区,园区多为企业自主建设,投资金额接近 100 亿美元。目前已经入区的中国企业达到 2790 多个,入园企业投资额达 120 多亿美元,累计产生 480 多亿美元的产值。这位官员指出,下一步境外经贸合作区将坚持ZF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ZF将在国别指导、产业指导方面给予企业帮助,以便将境外经贸合作区办好。 值得注意的是,从单个企业到经贸合作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 “ 走出去 ” 。与此同时,海外人员和资产的安全问题也逐渐凸显。据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的海外企业大概有 2.5 万家,境外资产约 3 万亿美元,约有 100 万中国员工在海外工作。方蔚表示,建立合作区也是规避海外安全风险的一种举措,而未来要重点推进ZF保障机制建设,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边合作区协定等。 方蔚表示: “ 对海外资产投资保护,尽管我们有 100 多个投保协定,还有 90 多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我们正和美国、欧盟正在谈高水平的投资保护协定,就是我们常讲的 BIT 。另外我们通过双边的协定确保我们在所在国的投资权益,包括我们的境外合作区建立ZF间的两国的协定,明确我们企业在那投资的法律地位、投资权益。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陈凤英认为,今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风险将会更大,未来国家应把海外利益上升为战略目标加以保护, “ 现在来讲应该看到一个问题,以后各种各样的案例都会出现。因为我们现在是集中在出去。你想每年一千亿的投资量十年下来要多少钱,何况我们还有增量。可以看到以后的风险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想作为国家来讲,必须把海外利益作为战略目标来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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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9 12:50
熊丙奇说“中国没有创新人才”遭到反驳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愚以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以“著名教育学者”“著名教育专家”等权威人士角色谈教育问题一定会鸦雀无声。万万没想到,熊丙奇谈“ 创新人才 ”却发生了意外。跨越不等于穿越。穿越可能穿帮。 2008 年 6 月,网易博客《熊丙奇 高校培养 创新人才 必须走出概念化误区》: 近年来,高校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均相当重视。但是,何谓创新人才,无论是高校办学者还是教师,都没有科学的认识。表面上,大家无处不提培养创新人才,时刻重视创新人才培养,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把创新的标签贴在原有的培养措施上,或者“创新”出一些形式上十分体现“创新”的做法。创新人才培养存在“概念化”的误区。一是把创新人才培养概念化为论文指标。有的高校提出,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若干篇 SCI 、 EI 论文,硕士生在读期间必须撰写并投递 1~2 篇核心期刊论文。为什么要求博士生、硕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的同时,还必须在求学期间发表期刊论文?很多学校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可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但是,这样的举措本身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发表了几篇论文,就意味着人才具有创新性?而且论文越多,创新性就越强?二是博士、硕士,在课程学习和做学位论文之外,哪有那么多时间撰写论文、为论文找发表的地方?三是哪有那么多学术期刊来发表这么多论文?这种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最终导致研究生们为了完成论文量要求,不作深入调查、研究,就凭空构思论文题目,炮制论文,然后四处托人找杂志发表,把撰写论文与学术研究视为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其结果是:学生们普遍急功近利,学术作风不踏实;为发表论文不择手段,学术道德和诚信问题严重;论文数量大幅增加,而论文质量严重下降,学术风气被大量垃圾论文所污染。而在国外学术界,考察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很少看论文发表数量,而重在论文质量。因此,很多学者开始撰写一篇论文,往往要用两年多时间来分析其他学者的研究情况,看自己是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论文的数量上是十分“低产”的。二是把创新人才培养概念化为创新课程。有的高校专门开设出“创新课程”,设立“创新学分”,规定学生必须获得多少创新学分,方可顺利毕业。认为开设一门名为“创新”的课,就能培养创新人才,这显然是教育者把创新知识等同于了创新能力与创新素质。一个学生了解了创新人才所应该具备的能力与素质,并不等于他就拥有了创新能力与素质。而这种简单等同,反映出教育者对创新人才培养理解的偏差。三是把创新人才培养概念化为创业人才培养。还有些高校,把学生毕业创业作为“创新”教育的最典型成果加以展示。用大学生毕业即创业的情况,来展示创新人才培养的成果,这是把创新人才培养理解为了“创业人才”培养,忽视了创新能力与素质并非仅仅体现在创业上,而是更广泛地体现在各个岗位的创造性工作中。对人才培养做出发表论文的规定,用创新课程来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与素质,用大学生创业来展示创新教育的成果,都是因为对创新人才培养进行概念化的理解,没有把创新教育融进整个人才培养体系所致。除此之外,创新人才培养还存在竞技化的趋向。所谓竞技化,即通过举办相关竞赛活动,以赛促教。去年 10 月,教育部表示,要重点资助 5~10 种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学生竞赛活动,以此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创新精神,推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教育部的用意当然是好的。但据调查,对于大学生竞赛,有的高校认为参与竞赛获得的成绩,是展示自身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学校在竞赛开始前一两年时间,就在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尖子”,进行针对竞赛的强化训练,把学生培养为竞赛高手,以便能获得竞赛的好名次。另外,有的高校把学生参与竞赛活动获奖情况,与教师评优、职称晋升等紧密挂钩,这势必促使学科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将教学内容“竞赛化”。而这些,都背离了教育部门的期望。无论是论文指标、还是创新课程、创业案例、创新竞赛,都体现了当前大学办学的功利化。相对来说,这些“创新”教育所取得的效果,比起课堂改革,比起学生能力与素质的真正提高,效果更为明显,见效更快。要改变以上情况,关键在于高校要明确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功能,并围绕这一核心功能,确立高校科研与教学、社会服务与教学的关系——教师进行科研,应该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学校服务社会,应该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途径实现——并保障高校对教学的投入。只有构建了这样的关系,才可能在具体的办学中,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引导教师投入教学、研究教学、发展教学,才可能使得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进入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而要让高校确立人才培养在办学中的中心地位,必须改变高校的办学理念和行政化的办学思维,不要急功近利,追逐短期的政绩。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不在于教育主管部门至上而下的“创新计划”,而在于教育主管部门能给大学自主办学的空间以及市场竞争的机制,从而让大学真正重视人才培养。 【相关链接:•胡说一道 --- 悟道 --- 原创•胡说二道 ----- 问道•胡说三道 ----- 答道•胡说四道 ----- 文中有道•胡说五道 ----- 笑中有道•胡说六道 ----- 书中有道•胡说七道 ----- 图中有道•大道 -- 当且仅当人类进化为创类•胡说九道 ----- 影中有道•胡说十道 ----- 反其道而行之】 2010 年 11 月 11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原春琳)《李政道率名教授试答钱学森之问 创新泡沫淹没创新》: 近日,在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带领下,一批来自教育界、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创新话题聚首北京,参加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并各抒己见,希望破解“钱学森之问”,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道路。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思考。目前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都有创新班,大学里有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人才计划、优才计划等等。在熊丙奇看来,这种班跟基础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没有差别,无非是集中老师的优势资源,而这些学生的结果是:第一,很多学生可能选择出国,到国外留学;第二,选择到外资企业。有的保研了,以后还是出国或到外企,真正留下来研究学术的并不多。同样,现在中国的科研已经实现第一了,为什么还感受不到创新呢?熊丙奇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学生的论文特别多,硕士、博士论文也特别多,每个老师拿出简历里面都有很长的文章。“但是其中大家知道有多少的垃圾论文?博士生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发表论文,很多学校要求本科学生写论文。但是这些垃圾论文是以创新为名义推进的。”他说,“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泡沫,现在却没有创新人才。” 2010 年 11 月 18 日 ,新浪网“李放(李保华)的 BLOG ”《驳熊丙奇的中国没有创新人才论》:去年岁末的时候,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提出了目前中国不需要太多钱学森式人才的惊人之论,他认为产生钱学森式大师级人才的环境目前还不具备,等具备了条件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笔者当时对这位北大前副校长的观点实在是难以苟同,发表文章驳斥他的中国不需要拔尖创新人才的错误观点。从王校长的话里不难总结出以下两点:一是他此言明显地是在为自己的教育失败推托责任,笔者指出,作为曾经的常务副校长,王校长任内北大究竟培养出了几个杰出创新人才呢?!二是说这种话充分表明王校长似乎并不太懂得创新人才产生的科学规律,因为环境的好坏并非“创新人才”产生的关键因素,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具有勇于挑战权威、探索真理的勇气和敢为天下先的科学奉献精神。试想当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理论的时候,欧洲社会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社会环境条件比我们今天肯定要差得多,而哥白尼不是照样脱颖而出,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科学巨匠了吗?!再说我们如今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亟需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我们需要激励创新人才自我涌现,而非给希望自己成为杰出人才的人们浇盆温水说:别着急,慢慢来,中国现在还不太急需创新人才!事实上倘若中国能拥有十个钱学森式的大师级人才的话,相信我们中国人或许早就该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了。从上述分析观之,目前中国大学校长们的素质实在是不容乐观。无独有偶,就在数日前,又是《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位教育专家的宏世高论,该专家是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熊丙奇提出的观点是: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创新泡沫,却没有创新人才。熊丙奇认为,目前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都有各种的创新班,大学里也有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人才计划、优才计划等等。在熊丙奇看来,这种班跟基础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几乎没有差别,完全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无非是集中老师的优势资源强化教学,而这些学生的毕业去向是:第一,很多学生可能选择出国,到国外留学;第二,选择到外资企业。有的保研了,以后还是出国或到外企,真正留下来研究学术的并不多。同样,现在中国的科研已经实现第一了,为什么还感受不到创新呢?熊丙奇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学生的论文特别多,硕士、博士论文也特别多,每个老师拿出简历里面都有很长的文章。“但是其中大家知道有多少的垃圾论文?博士生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发表论文,很多学校要求本科学生写论文。但是这些垃圾论文是以创新为名义推进的。”他指出,“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泡沫,现在却没有创新人才。”应当说,熊丙奇指出的中国目前有很多的创新泡沫的现象是真实可信的。远的不谈,就从前不久发生的方舟子揭露肖传国科技造假事件中即可一窥端倪。肖传国提出的所谓“肖氏反射弧”理论,根本不是什么医学创新成果,而是一起科技造假事件。但是,他不仅当上了科技部重点课题的首席科学家之职,而且差一点就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如果不是方舟子的科学打假使之露了馅,相信肖传国的学术造假成果还会被有关部门大肆宣传为科技创新的典范呢!类似肖传国的伪创新例子在时下可谓俯拾即是。前不久,浙江大学学报 ( 英文版 ) 执行总编张月红在《自然》发表文章称,“中国某期刊检测出 31% 的投稿中有抄袭现象”。张月红指出,“中国学术论文单篇引用率在 50 个国家中排名第 42 位,我们的科研经费年年递增,论文产出量高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目前中国科研跟随(模仿)远远大于创新”。张月红用确凿的事实挞伐了中国伪创新泡沫泛滥的严峻现实,这与熊丙奇的判断是不谋而合的。换句话来讲,眼下中国式创新多为伪创新已是一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事实。笔者对熊丙奇和张月红等人对中国式创新多为伪创新泡沫的观点没有异议,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因为中国的社会土壤和学术生态离真正的创新氛围来讲的确是相差甚远,因此,除了刻意制造创新泡沫之外,是决不可能出现大批量的真正的创新成果的。究其根源,时下创新氛围不利于涌现大批的真正的创新人才是其根本。但是,创新泡沫多创新人才匮乏的尴尬现实并不能必然得出如熊丙奇所言的另一个观点,即中国目前没有创新人才的结论。中国目前究竟没有创新人才?这首先需要我们明确创新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中国“创新教育之父”钱学森指出,创新人才就是指发明创造人才。具体来讲,创新人才是指发明科学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产品的创造型人才。按照笔者提出的按照笔者提出的创商 (CQ) 教育模式的人才衡量标准,所谓人才由低到高可以划分为六个层次或六个不同的人才成长阶段:“知识型人才”是最低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一阶段。“知识型人才”属于封闭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记忆型”和“学以致用型”。“应试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基本上都属于“知识型人才”。“知识型人才”在社会实践中一般只满足于使用所学会的现有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没有任何创新能力。高考状元就是“知识型人才”的典型代表。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和硕士乃至博士都属于此列。“模仿型人才”是第五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二阶段。“模仿型人才”属于半封闭半开放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除了会“学以致用”外,还具备一定的知识迁移能力,即学习模仿能力,能够将他人的知识成果灵活地掌握以为己所用。“模仿型人才”是“知识型人才”中的佼佼者,在社会实践中不仅能用所学会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具有一定的模仿创新能力。像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等都是“模仿型人才”的典型代表。中国的企业家和学者教授大都处于“模仿型人才”阶段。而“山寨现象”和“学术剽窃”现象的流行则是其典型病症。“批判型人才”是第四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三阶段。“批判型人才”属于开放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卓越的判断力,善于对已有事物进行质疑和批判。“批判型人才”的问题意识很强,善于理性地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但是其解决问题能力有限,能够破旧但却难以立新,难于提出有创见的事务解决方案。像鲁迅、柏杨、黎鸣和方舟子等就是“批判型人才”的典型代表。可惜的是这种人才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属于少数派。“创新型人才”是第三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四阶段。“创新型人才”是在“批判型人才”基础上自我成长起来的,属于开放型人才和智慧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仅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且还具有创新思维能力,不仅善于分析问题而且更善于解决问题,能够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提出具有独创性的事务解决方案,成为某一领域的前沿领军人物。例如: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创新型人才”的典型代表,而袁隆平院士和饶子和院士等是当代中国“创新型人才”的典型代表。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杰出人才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为数寥寥。“创造型人才”是第二层次,处于人才成长第五阶段。“创造型人才”是在“创新型人才”基础上自我成长起来的,属于开放型人才和智慧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仅具有创新思维能力,而且还具有创造思维能力,不仅善于分析问题而且更善于解决问题,提出不仅具独创而且首创性的事务解决方案,成为某一重大领域的前沿领袖人物。例如:老子就是中国历史上“创造型人才”的典型代表,而钱学森院士和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以及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们都是当今“创造型人才”的典型代表。只可惜这种大师级人才在目前中国社会中还寥若晨星。“天才型人才”是第一层次,处于人才成长最高阶段。“天才型人才”是在“创造型人才”基础上自我成长起来的,属于开放型人才和智慧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不仅具有创新思维能力,而且还具有创造思维能力,不仅善于分析问题而且更善于解决问题,提出不仅独创而且是首创的事务解决方案,成为某一重大领域的前沿领袖人物。“天才型人才”是智慧高度发达的卓越人才,是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智慧灯塔。像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爱迪生和霍金等都是“天才型人才”的典型代表。了解了创新人才的标准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去判断中国当今有没有创新人才,以及有什么样的创新人才的问题了。由于熊丙奇先生本人只称得上是一位“批判型人才”,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辨别中国当今有没有创新人才。即便是将肖传国拉下马的“反伪斗士”方舟子也是属于“批判型人才”,他能将肖传国之流的假创新人才掀翻在地,但是对于真正的创新人才来讲,是绝对不会惧怕方舟子先生来打假的。前不久,由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组织编撰的国内首部大型史册《创新中国》已出版。《创新中国》立足于颂扬当代创新精神,树立时代榜样人物。入选者皆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总计三百余人。著名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院士,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有成院士,创新型中国网首席执行官、创商 (CQ) 教育模式创始人李放,著名航空航天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袁修干和当代中医名家王学贵等六人以其卓越的社会创新贡献荣膺《创新中国》封面人物。笔者认为,若按照创新人才的标准来衡量,入选《创新中国》的三百人中,或许有一些人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人才,但是笔者相信袁隆平院士、陈可冀院士、刘有成院士以及笔者本人(李放)毫无疑问属于当代中国的杰出创新人才之列。以笔者本人为例,近年来,笔者经过潜心研究后提出了创商( CQ )和“二”理论 (2=1) 等创新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首创意义,甚至于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具有开拓创新价值。否则,笔者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中唯一一位荣膺《创新中国》封面人物者。“创商”理论是笔者提出的一种人类智力新理论。究竟什么是“创商”呢?所谓“创商”是创造力商数或创造力智商的简称,也称作“CQ”,即英语 Creativity Quotient 或 Creative Intiligence Quotient 的简称。创商指一个人的能力智商,具体讲就是指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开放能力、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创商是人的智商和情商的一种深化和外化,是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和情感智力在发现未知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应用转化程度的标准。它是衡量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和成功能力的砝码。创商是目前人类智力发展的最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创商 (CQ) 与智商(IQ)和情商(EQ)一起构成了人类的三大商数。在此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与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和“素质教育模式”具有本质不同的“创商教育模式”。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型人才”和“模仿型人才”占据了人才的主流,整个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真正的创新人才不仅缺乏认知判断力,甚至于有意无意地拒绝和排斥创新人才,因此,真正的创新人才虽然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脱颖而出,但是却无用武之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中。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不幸现实,一方面天天高喊培养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创新人才看作异类。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 【作者简介:李放,本名李保华,创新型中国网 CEO ,著名国学创新专家,创商 (CQ) 教育模式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创新教育第一人”。 1987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本科毕业, 1994 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近年来,李放经过潜心研究后提出了创商( CQ )和“二”理论 (2=1) 等创新理论。 2005 年,他因“文化维权”起诉作家周国平侵犯名誉权而广受社会关注。 2006 年,他主编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读本》。 2007 年,他撰写了《批判于丹:正说〈论语〉智慧》一书,被誉为是“一部引领百家争鸣的文化力作”。 2008 年,李放作为中国创新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编撰的大型史册《创新中国》。 2010 年,李放作为中国杰出创新人才的优秀代表者,再度入选中国科学院编撰的大型史册《创新中国》,与著名科学家袁隆平院士和中医名家陈可冀院士等共同荣膺“封面人物”。】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好像没有看到(也许看到了并不理会)李放(李保华)的驳斥,依旧大谈特谈创新人才。也许,“著名教育学者”“著名教育专家”搞不懂“创新人才”的定义并不妨碍借助“创新人才”的话题达到某种目的。(比如,不影响拿媒体付给的稿酬) 2010 年 6 月 8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创新人才 观有助于解放教育的活力》: 6 月 6 日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下称《纲要》)全文发布,提出 2020 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在改进人才管理方式方面,提出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与《纲要》发布几乎同时,本年度高考开考。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今年高考报名数 957 万,比去年减少约 65 万人,录取计划为 657 万,虽然录取率提高 7 %,但高考压力依然巨大。将高考的消息与《纲要》所提到的具体总目标——包括人才资源总量增加到 1.8 亿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20 %等对比,就不免产生一个疑问:“人才”是不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从人才的培养、管理和发展看,正是以学历评价人才的传统人才观,造成了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表现在教育方面,重视受教育者的学历,远超过受教育者的能力,这导致教育“空心化”和学历的迅速贬值。表现在就业上,就业制度与教育制度紧密对接,我国《劳动法》明确提出要促进公平就业,但是在就业中,明显具有学历歧视的政策层出不穷。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对学历的虚热。除此之外,按行政级别评价人才,也是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对于ZF部门以及一些事业单位来说,发展人才,主要职责应该是给每个人发挥才能的空间,提供多元成才模式,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打破人才流动的各种障碍。这就要打破人才评价的“学历论”、“级别论”、“资历论”,建立每个人都是人才、每个人都有自己发挥才能的舞台的新人才观。有这样的人才观,也才能促进教育观的改变。我国的高考之所以被认为是“性命攸关”的大考,“一考定终身”,就是因为高考所获得的学校身份和学历身份,很大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如果有多元的成才路径,高中毕业不选择高考不会被认为不正常,工作几年后再视个体发展需要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会成为常态,而从一所大学转到另外的大学求学,也不会有现在的壁垒,这样,教育的活力被解放出来,我国发展成为人才强国,也就有了基本的土壤。 2011 年 12 月 19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训导”式教育难出 创新人才 》:在由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清华大学时代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说,中国学生的基础比较好,大一时就较为成熟,而至少 1/3 的美国学生到大一时还没开窍。“但中国教育太偏重训导,这让中国学生有个很大的缺点:太专一,不管闲事”。就在同一天,笔者参加了在江苏举行的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在论坛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创新离不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包容百家”的氛围,试问,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氛围?他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次,他应邀出席以色列驻华大使举行的晚宴,席间谈起了教育的话题。大使告诉他,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母亲,在佩雷斯小时候,每天在他放学回家后总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你是否在课堂上问过一个你的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二是“你在学校里是否做过一件让你的老师印象很深的有创意的事情”。他听后,十分感慨,“每天我上清华附小的孩子回家后,我问的问题常常是‘今天你在学校是否听老师的话?’”施一公教授说他接受中西教育,他在课堂上也鼓励学生质疑,挑战他的讲课内容,但是,回到家里,他却不自觉地要求孩子听老师的话。施教授将这归于文化的问题。这其中可能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问题,认为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希望孩子不要调皮捣蛋。但更大的问题则是当前的教育制度和环境,并不允许孩子们可以大胆提问、挑战老师,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在努力训导学生们听话。但就是“训导”,也出了问题。一个事实是,从我国基础教育走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强烈的法律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基本的社会规则,比如,有调查显示,超过 90% 的大学生承认自己闯红灯,超过 80% 的学生认为自己曾有过做作业、考试抄袭的经历,同时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意味着,在“训导”教育中成长的学生们并没有“听话”,并没有形成基本的规则意识。说到底,我国教育的总体特点有二,一是“灌输教育”,二是“等级教育”。“灌输教育”就是要求学生照单接受老师上课所讲,也于是,老师成为课堂教学的权威,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从平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变为类似“上下级”的服从关系。从教育的角度看,灌输方式,是适合知识的传授以及学生的牢固掌握的,但却不适合引导学生发展自身个性、兴趣,进行独立思考。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们的知识基础或许比较扎实,但却没有健全的人格,也就失去了创新创造的基本能力。另外,除了知识的灌输,我国教育中还处处充满等级意识的灌输。比如,中小学组织学生列队欢迎领导,这就是学校教育在向学生灌输权力意识。而从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上,也是通过“等级”安排,把学生们的精力引导到争取获得更高的等级、待遇中。在义务教育阶段,有重点小学、重点初中(义务教育法限制之后,又出现示范、实验小学、初中),在非义务的高中阶段,有示范性高中、名牌高中;在大学,有 985 高校、 211 院校、一般院校等;在求职中,有户籍、学历等歧视,如此等等。在现有教育体系中,一个优秀学生的成长路径是,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副部级的 985 高校,而在这之外,成长就将十分坎坷。在这种教育体系中,一个不愿意接受老师灌输、时常挑战老师的学生,会被冠以“坏学生”称谓。事实上,包括老师,也被这样的教育体系“训导”,不按照灌输模式,要求学生考出高的分数,进入好的学校,就不是一个“好老师”。时下,创新人才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到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笔者看来,如果教育不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兴趣,不鼓励学生有求异思维和大胆质疑,就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为此,必须改变我国只关注学生知识教育,采取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学生的教育培养模式,应该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为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读完以上文字,你会发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宰相肚里能撑船”。原来,专家学者都是读过《厚黑学》的。外行绝对不和内行斤斤计较。 主流媒体一定知道,在“创新人才”话题背后,存在舆论引导和情绪疏导问题。 以上内容约 10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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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5 18:48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自取其辱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4 年 02 月 22 日 新浪新闻专栏(熊丙奇)《大学校长谁来当?如何当?》:重点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任期多长?对其社会活动如何监督?怎样避免“学术权威”搞“一言堂”、“家长制”? 2 月 19 日 ,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 10 年,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 ( 北京晨报 2 月 20 日 ) 这被舆论解读为建立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措施,比如,针对“任期制”,教育部人事司有关负责人就说,这是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和任期届数进行严格界定的一种制度,是现代管理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只是在目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从官员管理角度,对高校领导班子建设进行优化,而不是真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按照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重新思考高校领导的选拔、任命、管理。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大学校长是没有行政级别的,不是官员,而是教育家、教育管理者,因此,对校长的选拔、任命,通常由大学理事会公开进行,由此选拔的校长不是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对学校师生负责。按照这样的选拔、任命机制,如果一个人合适做校长,是不必有严格的任期限制的。在美国,担任大学校长长达 20 年的大有人在,耶鲁大学去年刚卸任的前校长列文就在校长岗位干了 20 年,而历任哈佛大学校长中最长任期达 40 年之久,实行校长长期任期制甚至被认为是哈佛大学成为世界最优秀大学的经验之一,校长平均任期达 13.9 年。但在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只有 4 年多,去年教育部轮换的几名大学校长,在轮换之前平均任期为 6 年,而有意思的,教育部门对校领导实行“任期制”,还得到舆论的普遍认可,原因在于,我国大学校长有副部或正厅的行政级别,校长是高官,如果让他们长期担任同一职位的高官,长期拿高官的好处不说,还可能培育自己的势力,因此,要限制任期,要进行岗位轮换——从党委书记岗位转到校长岗位,或从一校转到另一校。 这种做法,适合官员管理,但其实并不适合对大学领导岗位的管理。首先,由于任期短,很多大学领导上任后,都指望在任期内尽快出政绩,以便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因此急功近利,目前高校内部实行的行政考核指标,大多因此而来;其次,对校领导的岗位进行轮换,出发点不是适合某一岗位工作,而是任期到了,必须转岗、轮换,因此有干了 10 年校长转党委书记的,有干了 10 年书记再转校长的,还有的则从一个部属高校校长转任另一所部属高校校长。问题是,适合在一所学校当校长,就适合在另一所学校当校长吗?每个学校的办学定位和风格是不同。一个当了多年的校长再任党委书记,他的角色能转换过来吗?书记和校长的职责如何界定?而且,这种岗位轮换,从形式符合了任期的要求,可作为官员的校领导们上了就下不来。我国于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具体包括管办分离政校分开,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制度,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从 2011 年年底起,教育部也开始试点对直属高校校长进行公开选拔,但从过去三多年的具体改革实践看,改革尚未触及核心利益,包括:没有取消一所直属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公选校长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概念上。这次出台的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提到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这被认为是推进高校内部行政权、学术权分离,实现职业化、专业化的积极尝试。笔者很赞成党委书记和校长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做到这一点,他们担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的职务并不是什么问题——他们不能利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利益,国外有的国家明确规定学者担任校长职务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就是没有明确规定,也从利益回避出发,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再从事研究,而是一心做好学校管理工作。但这一点,在现实中,恐怕很难做到,意见并没有一刀切禁止担任,而只是提出“一般”,众所周知,这个“一般”最后很可能会变为很不一般。据报道,有关负责人解释做出这一规定,是考虑到有院士担任校长,总不能禁止院士也从事学术研究,这恰恰是需要转变的思路,如果院士愿意出任校长,其必须做出是做校长,还是继续做学术的选择,不能既占行政的好处,又占学术的好处,利益回避,权责清晰,这是现代治理的要义。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现在的行政治理思维和行政管理框架,而必须按现代大学制度框架,设计政府放权之后如何治理大学,以及学校内部如何做到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探索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对校长实行公开遴选、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才能建立起大学的现代治理结构。 看完以上文字,我不得不说上海交通大学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自取其辱。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先说大学的管理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发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条 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第十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法律授权的不可不为,不可胡作非为;法无授权的不可为。 第二、再说大学校长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发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十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第四十一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一)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二)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三)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入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四)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六)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高等学校的校长主持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前款规定的有关事项。 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办发〔 2014 〕 55 号):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实施学校党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 1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基本管理制度、重要行政规章制度、重大教学科研改革措施、重要办学资源配置方案。组织制定和实施具体规章制度、年度工作计划。 ( 2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按照国家法律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 3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人才发展规划、重要人才政策和重大人才工程计划。负责教师队伍建设,依据有关规定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 ( 4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重大基本建设、年度经费预算等方案。加强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管理和保护学校资产。 ( 5 )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学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 6 )组织开展思想品德教育,负责学生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处分,开展招生和就业工作。 ( 7 )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和后勤保障工作。 ( 8 )组织开展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依法代表学校与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境外机构等签署合作协议,接受社会捐赠。 ( 9 )向党委报告重大决议执行情况,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组织处理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团员代表大会有关行政工作的提案。支持学校各级党组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群众组织和学术组织开展工作。 ( 10 )履行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再说大学校长怎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发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十九条 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按照国家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确定。校长依法履行职责,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发 10 号):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014 年 10 月 17 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认真 学习贯彻《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教党 39 号):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办发〔 2014 〕 55 号),各地区、有关部门(单位)党委组织、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党委,要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实施意见》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学习贯彻《实施意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落实。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或许是对 中国的法律体系学习不够,知之甚少。或者目无法律。 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挂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招牌。行政权力有限,不能以言代法。不能越权管理国家教育行政事务。熊丙奇没当过公办大学校长,恐怕也不知道怎么当公办大学校长,也当不上公办大学校长,也当不好公办大学校长。“以及昏昏使人昭昭”只能是自取其辱。汗颜啊。 熊丙奇无权(没资格)管理中国公办大学。 熊丙奇无权(没资格)操纵中国公办大学校长。 熊丙奇无权(没资格)教导中国公办大学校长如何履职。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门槛上挂笊篱,多余这一劳(捞)。 古语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熊丙奇,你 1972 年出生, 2014 年已经四十二岁了,也该懂点事了。请多多保重,别操那么多心了。好吗?行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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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4-12-25 16:39
http://rdi.cass.cn/show_News.asp?id=32747 中国到底消费多少粮 廖永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摘要: 中国官方公布了粮食产量和进出口数,没有公布粮食消费和库存数,影响了对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状况的客观评估。本文研究发现, 2010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均口粮消费量比实际低 20-30% , 农村居民年均口粮消费量比实际低 10-20% ;城镇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比实际低 40-50% ,农村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比实际低 30-40% 。即使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各上浮 50% 和 40% ,统计的肉类产量比消费量也要多出近 20% 。调整各项粮食消费数据后,估计 2010 年中国用粮 5.2 亿吨,国内粮食库存净增 2500-3500 万吨。考虑到粮食“ 8 连增”的大背景,当前中国应有可观的粮食库存。可从近年来粮食市场运行情况观察,粮食库存又没有想象的那样多。这会让人担忧中国粮食产量数据的真实性,因此建议国家公布粮食消费和库存量,以利于正确认识中国的粮食问题。 关键词:粮食消费 口粮 饲料粮 工业用粮种子用粮 在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是至高无上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研究制定粮食政策最为基本的消费和库存数据缺乏。多少年来不乏学者估计和猜测( 谢扬 2004 , 王明华 2006 , 苗齐和钟甫宁 2007 ,骆建忠 2008 ,胡小平和郭晓慧 2010 , 吴乐和邹文涛 2011 ) ,可至今粮食消费和库存量仍是 扑朔迷离,众说一词, 莫衷一是 。即使是官方不同的部门,统计的粮食消费数据差异也甚大 。 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粮食消费的研究常按口粮消费、饲料粮消费、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五大用粮类型逐一推算 , 其中关于口粮和饲料用粮计算较为详细,对工业、种子和损耗三类用粮计算相对粗略。本文利用相关统计资料并根据自己的调查,先对粮食无效损耗 、种子用粮和工业用粮有一个很好的分析,然后再评估饲料和口粮消费,最后是结论和讨论。 一、粮食无效损耗 粮食在播种、收割、运输、储存、加工、食用等环节存在一定比例的无效损耗。学者估计较低的粮食损耗率在粮食产量的 3.5% 左右(王川和李志强等 2007 ),较高的达到 6% (骆建忠 2008 )。根据我们对农户在小麦、水稻、玉米等三大谷物储存和加工环节的调查,近年来农户存粮减少,存粮设备有较大改善,并且机械在粮食生产和加工环节广泛使用,粮食无效损耗率比前几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据有关部门估计, 2010 年我国农户存粮占全社会存粮的比例已下降到 50% 以下,其中农户年初存粮小麦 3500 万吨、稻谷 9000 万吨、玉米 8500 万吨、大豆 1300 万吨、其他粮食 2500 万吨,以小麦 1% 、稻谷 1.5% 、玉米 1% 、大豆 1% 、其他粮食 2% 的存粮损耗率计算,全国农户存粮损耗 300 万吨。如果将国有和其他社会存粮以 1% 损耗计(从储备方式来说,损耗率要低于农户存粮), 2010 年全国其他社会存粮损耗 250 万吨。两项合计,在粮食存储环节, 2010 年粮食无效损耗 550 万吨左右 。 在粮食运输和加工环节也存在一定的无效损耗。全国 2010 年加工稻谷 1.5 亿吨、小麦 8000 万吨、玉米 1.5 亿吨、大豆 0.55 亿吨,这个环节无效粮食损耗量以 1% 计,分别为 150 、 80 、 150 和 55 亿吨。因在计算口粮用粮、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时,各类粮食消费量折算成原粮,这部份损耗已计算在各类原粮消费中,不能重复计算。根据 2011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10 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商品率分别为 70.16% 、 70.43% 、 93.24% 和 95.39% ,意味着全国有 1.37 亿吨稻谷、 8100 万吨小麦、 1.65 亿吨玉米和 1400 万吨大豆从粮食生产者手中进入流通环节。按 0.8% 的无效损耗计, 2010 年,流通环节全国无效损耗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分别为 110 、 65 、 130 和 11 万吨,加上其他粮食无效损耗, 2010 年流通环节无效损耗粮食 400 万吨左右。 此外,城乡居民在外就餐浪费的粮食,因大部分没有统计到城乡居民的口粮消费中,这部分应作为粮食无效损耗。城乡居民在外就餐消费的肉、蛋、鱼、奶类食品有浪费的,因已涵盖在城乡居民同类食品年人均消费量中,这部分食品浪费所引起的饲料粮增加不能包括在粮食无效损耗中。中国人在逢年过节有大吃大喝的习惯,特别是公款消费,食品浪费较为严重。据估计, 2010 年城镇居民约有 20%-30% 、农村居民有 10%-15% 家庭外就餐用粮没有纳入到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口粮用粮的统计范围。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2010 年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 25% 和 15% 来估计城乡居民的家庭外粮食消费,以 5% 的无效损耗率计算, 2010 年全国在餐饮环节无效损耗粮食 200 万吨左右。 表 1 2010 年全国粮食无效损耗量(万吨) 项目 存粮环节 流通环节 餐饮环节 合计 粮食 555 406 200 1161 稻谷 210 110 120 440 小麦 80 65 60 205 玉米 180 130 8 318 大豆 25 11 4 40 其他 60 90 8 158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注: 餐饮环节 粮食浪费量根据城乡居民口粮消费占粮食消费的比重折算。 将各个环节无效损耗粮食加总在一起, 2010 年,全国无效损耗粮食 1160 万吨左右,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12% 。 二、种子用粮 种子用粮作为粮食消费的重要方面,是保证粮食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前提。由于育种技术的变化,传统上农民自留粮食种子的方式正被高度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用种方式所取代,在粮食换种率提高的同时,单位用种量随着良种良法和机械化程度提高而逐年下降。根据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资料,稻谷亩均用种从 2000 年的 3.9 公斤下降到 2010 年的 2.72 公斤;小麦亩均用种从 2000 年的 17.8 公斤下降到 2010 年的 14.66 公斤;玉米亩均用种从 2000 年的 3 公斤下降到 2010 年的 2.45 公斤;大豆种子从 2000 年的亩均用种 6.7 公斤下降到 2010 年的 5.01 公斤(表 2 )。 2010 年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播种面积分别为 4.48 亿亩、 3.64 亿亩、 4.88 亿亩和 1.28 亿亩,根据亩均用种量计算 2010 年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用种量分别为 122 万吨、 534 万吨、 120 万吨和 64 万吨。以其它粮食类作物用种量 150 万吨计, 2010 年全国粮食用种量 989 万吨。考虑到在播种、收割、存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无效损耗, 2010 年全国种子用粮在 1000-1050 万吨间 。 表 2 2000-2010 年中国种子用粮 年份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亩均用种量 播种面积 总用种量 亩均用种量 播种面积 总用种量 亩均用种量 播种面积 总用种量 亩均用种量 播种面积 总用种量 ( 公斤) ( 亿亩) (百万吨 ) ( 公斤) ( 亿亩) (百万吨) ( 公斤) ( 亿亩) (百万吨) ( 公斤) ( 亿亩) (百万吨) 2000 3.90 4.49 1.75 17.80 4.00 7.12 3.00 3.46 1.04 6.70   1.39 0.93 2001 3.70 4.32 1.60 15.60 3.70 5.77 2.90 3.64 1.06 6.20   1.42 0.88 2002 3.50 4.23 1.48 15.70 3.59 5.63 3.00 3.70 1.11 6.10   1.31 0.80 2003 3.50 3.98 1.39 15.60 3.30 5.15 2.90 3.61 1.05 6.40 1.40 0.90 2004 2.78 4.26 1.18 14.24 3.24 4.62 2.99 3.82 1.14 5.67 1.42 0.80 2005 2.68 4.33 1.16 13.88 3.42 4.75 2.84 3.95 1.12 5.58 1.43 0.80 2006 2.62 4.34 1.14 14.02 3.54 4.97 2.73 4.27 1.17 5.46 1.18 0.65 2007 2.60 4.34 1.13 14.07 3.56 5.01 2.78 4.42 1.23 5.26 1.21 0.64 2008 2.72 4.39 1.19 14.09 3.54 4.99 2.64 4.48 1.18 5.05 1.26 0.64 2009 2.62 4.44 1.16 14.56 3.64 5.31 2.63 4.68 1.23 5.12 1.30 0.66 2010 2.72 4.48 1.22 14.66 3.64 5.34 2.45 4.88 1.20 5.01 1.28 0.6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和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 三、工业用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用粮不断增加。 王明华( 2006 )分析, 1995 年我国工业用粮 3800 万吨,到 2005 年增长到 5335 万吨。十年间增长了 40% ,其中:“九五”期间累计工业用粮 20911 万吨,“十五”期间累计工业用粮 25277 万吨。胡小平和郭晓慧( 2010 )认为 2005-2008 年间工业用粮年均增速达到 11.3% , 2008 年工业用粮 7350 万吨。 工业用粮作为粮食消费的重要方面,已有很多研究,但几乎没有看到已有文献对工业用粮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 4754 - 2002 ),工业中有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以及化工业部分产品以粮食作为原料。农副食品加工业中包括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加工、其他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中包括焙烤食品制造、方便食品制造、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及其他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中包括酒精制造、酒的制造、软饮料制造业;化工业中有工业淀粉生产等。居民食品消费方式随经济发展而变化,一些快捷、方便的加工食品需求量增加很快,但这部份“工业”用粮增加,并没有改变粮食作为食品的最终用途。就保障粮食安全而言,这部份工业用粮应从粮食消费中按一定比例扣除,避免重复计算。工业用粮应关注改变粮食食品用途的“工业用粮”,比如工业淀粉和燃料乙醇的生产等。 从粮食品种方面看工业用粮,稻谷主要用于酿造、米粉、味精、食品添加剂、大米蛋白、米糠营养素等的生产原料;小麦工业用粮主要涉及酿酒、酒精、调味品、淀粉等;大豆工业消费主要有用豆油来生产生物柴油;工业用粮用途最广泛的是玉米,包括淀粉、淀粉糖、变性淀粉、酒精、酶制剂、调味品、药用、化工等诸多行业。稻谷和小麦用作工业原料,是机器与人争粮,玉米用作工业原料,是机器与动物争粮,两者对食物消费系统的影响不同。 有学者估算工业用粮,比如王川和李志强等按白酒耗粮系数 1 ∶ 2.3 、啤酒 1 ∶ 0.15 、淀粉 1 ∶ 1.5 、酒精 1 ∶ 3 ;副食品 0.8 ∶ 1 计算全国各地区工业用粮 ( 王川和李志强, 2007) 。骆建忠( 2008 )利用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的部份资料对各粮食品种工业用粮进行了估算和预测。 2006 年全国工业用粮 4550 万,按“十一五”期间工业用粮 5.0% 的年均增长率, 2011 ~ 2015 年间 4.0% , 2016 ~ 2020 年 3.0% ,预计 2010 年工业用粮 5530.55 万吨, 2015 年 6278.76 万吨, 2020 年 7800.48 万吨。但据粮食主管部门资料, 2006 年全国工业用粮就达到 6800 万吨, 2010 年 9300 吨,比骆建忠( 2008 )的预测高出了近 4000 万吨。这中间,存在工业用粮的统计口径差别,也存在基础数据利用方面的差别。 据粮食主管部门统计数, 2010 年工业用粮 9300 万吨,其中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工业用粮分别为 910 万吨、 1070 万吨、 5010 万吨、 1340 万吨。如果将一些没有改变粮食食品用途的加工业用粮扣除,估计 2010 年工业用粮在 8200 万吨左右。 四、饲料用粮 估计饲料用粮,需要对中国的畜牧鱼产量、养殖方式进行评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促进了肉类消费的大幅度上升,带动了畜牧业的大发展,从而大幅度提高了饲料粮需求。如表 3 所示,改革开放的前 20 年,城乡居民年人均肉类消费增长了近 1 倍,但是自 2005 年以后,统计上的城乡居民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基本没有变化。 表 3 1981 年以来城乡居民肉类消费变化(公斤) 农 村 城 镇 年份 猪肉 牛肉 羊肉 家禽 猪肉 牛肉 羊肉 家禽 1981 8.04 0.44 0.22 0.71 10.1 1.12 0.57 2.5 1990 10.43 0.57 0.29 1.83 18.46 2.17 1.11 3.42 2000 13.30 0.73 0.37 2.80 16.70 2.18 1.12 5.40 2005 15.60 0.93 0.57 3.70 20.20 2.30 1.40 9.00 2010 15.00 1.06 0.64 4.50 20.70 2.36 1.44 10.20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1981\2010 , 2011 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1990 年和 1981 年农村和城镇人均猪肉、牛肉和羊肉消费数据按 2000 年统计权重计, 2000 年以后的城镇牛、养肉按产量为权重计算。 在统计的城乡居民年均肉类消费量缓慢增加的同时,中国肉类产量却在高速增长 ( 表 4) 。利用各年的城乡居民人口数计算 2000-2010 年的肉类消费量。 10 年间统计的猪肉、牛肉、羊肉和家禽肉消费量分别增长了 550 万吨、 67 万吨、 56 万吨和 497 万吨。同期的猪肉、牛肉、羊肉和家禽肉产量分别增长了 1040 万吨、 120 万吨、 125 万吨和 361 万吨,大大高于同期的肉类消费增长量,加大了消费量和产量之间的差异。统计上 2010 年中国猪肉消费量只有 2391 万吨,比产量少了一半还多;牛肉消费量 225.7 万吨,比产量低了 400 万吨;羊肉消费量 137.8 万吨,比产量低了 261.1 万吨;家禽肉消费量 971 万吨,比产量低 290.7 万吨。 肉类消费量与产量之间的巨大差异在 10 多年前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讨论(钟甫宁 1997 ;卢峰 1998 ;马恒运 2000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没能解决,肉类消费和产量数据差异越来越大。 表 4 按城乡人口计算肉类消费量与统计的肉类产量比较(万吨)   猪 肉  牛 肉  羊 肉  家 禽 年份 消费量 产量 产消差 消费量 产量 产消差 消费量 产量 产消差 消费量 产量 产消差 2000 1841.8 4031.4 2189.6 158.8 532.8 374 81.6 274 192.4 474.2 901 426.8 2005 2298.4 5010.6 2712.2 198.4 711.5 513.1 121.4 435.5 314.1 781.7 1109.8 328.1 2010 2391.6 5071.2 2679.6 225.7 653.1 427.4 137.8 398.9 261.1 971.2 1261.9 290.7 资料来源:消费量为各年中国 统计年鉴 、 2011 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城乡居民年人均肉类消费与城乡居民数计算而得,肉类产量为中国统计年鉴数。 造成统计上肉类消费量和产量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有: 1 )统计抽样误差; 2 )漏计城乡居民在外就餐的肉类消费; 3 )人为夸大肉类产量; 4 )肉类产量与消费量间还有 5-10% 的损失以及储备量的正常差异。据 2008 年陈琼(陈琼 2010 )在全国 11 个省第二季度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的调查, 2008 年城镇居民家庭外肉类消费占家庭内肉类消费比重的 46% ,农村居民家庭外肉类消费占家庭内肉类消费比重的 31% ,这个调查结果与实际的情况应是相吻合的。 表 5 城乡居民家庭内外肉类消费结构 种类 城镇居民平均家庭外消费比重 农村居民平均家庭外消费比重 肉 类 46 31 猪 肉 48 33 牛 肉 56 51 羊 肉 56 54 禽 肉 46 27 资料来源:陈琼,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研究, 2010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论文, P28 。 参考陈琼的调查结果,对 2010 年全国城乡居民肉类消费数据进行修正。 2010 年全国猪肉估算产量 4054 万吨,比统计产量低 1017.4 万吨,牛肉估算产量 418 万吨,比统计产量低 235 万吨;羊肉估算产量 257 万吨,比统计产量低 142 万吨。综合来看, 2010 年全国肉类统计产量 7928 万吨,高于实际产量 18% 左右, 2010 年实际的肉产量估计为 6500 万吨。 表 6 调整后的 2010 年城乡居民肉类消费量和产量 肉类 城镇居民年 人均消费量 (公斤) 农村居民年 人均消费量 (公斤) 调整后的消费量 (万吨) 统计产量 (万吨) 估算产量 (万吨) 猪肉 30.64 19.95 3378.20 5071.24 4053.84 牛肉 3.68 1.59 348.26 653.06 417.91 羊肉 2.25 0.99 214.09 398.86 256.91 禽肉 14.89 5.72 1356.62 1261.88 1356.62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调整后的肉类消费量加上产量损耗和存储量(以 17% )计为估算产量。 根据调整后的肉类产量来估计饲料用粮,还需要考虑畜产品的养殖方式。不同的养殖方式单位畜产品用粮不同。 2011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提供了不同养殖规模单位畜产品饲料用粮数,初步整理于表 7 。 表 7 2010 年不同养殖规模单位畜产品用粮 畜产品 饲养规模 产量(公斤) 用粮(公斤) 单位产量用粮(公斤) 蛋   小规模 1692.36 2770.38 1.637 中规模 1685.33 2805.69 1.665 大规模 1701.69 2777.37 1.632 散养 5266.23 2061.90 0.392 奶牛 小规模 5257.32 1915.84 0.364 中规模 5387.87 2049.15 0.380 大规模 6274.68 2778.13 0.443   散养 111.56 197.38 1.769 猪肉类 小规模 110.91 205.95 1.857 中规模 112.45 211.02 1.877 大规模 107.68 199.34 1.851 肉牛 散养 390.25 322.91 0.827 肉羊 散养 41.39 42.62 1.030 小规模 231.49 418.59 1.808 肉鸡 中规模 223.66 374.82 1.676   大规模 205.92 370.80 1.801 资料来源: 2011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整理 利用 2010 年 单位产品耗粮和 调整后的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数据计算饲料用粮(表 8 )。 2010 年全国 饲料用粮约 19400 万吨 。我国的蛋、奶和淡水水产品的产量也偏高,没有调整这部分饲料用粮,计算的饲料用粮可能比实际数要偏高。 表 8 2010 年我国饲料用粮   蛋 奶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淡水水产品 其它 肉类 大牲畜 (万头) 产量(万吨) 2763 3748 4054 418 257 1357 2600 400 12358 单位产量用粮(公斤) 1.64 0.37 1.81 0.85 1.03 1.7 0.95 1.3 15 饲料用粮(万吨) 4531 1387 7337 355 265 2306 2470 520 185 资料来源:单位产量用粮数来自于 2011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整理,饲料用粮为计算数,肉类产量为调整后数。 五、口粮用粮 将口粮用粮放到最后来讨论,正是“ The last is not the least” ,最后的并不是不重要的。保障居民的粮食安全,更多地是在说口粮(食物营养)安全。只是从中国粮食生产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的稻谷、小麦和其他一些用于口粮消费的主食品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从满足中国居民口粮消费角度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已不是一个产能或是供给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区域、一定时间和一定人群(低收入群体)的粮食安全问题。当前中国国内进口天量的大豆,讨论粮食安全的另一重点是粮食产业安全问题,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出的粮食安全的本意已大不相同。 粮食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 2010 年中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 2.68 亿吨粮食,其中,城镇居民消费 9400 万吨,农村居民消费 17370 万吨。分粮食品种看,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其他粮食口粮消费分别为 1.84 亿吨、 1.1 亿吨、 1.65 亿吨、 5435 万吨和 4345 万吨。 表 9 2010 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情况   消费 全国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口粮消费 口粮消费 口粮消费 人均口粮消费 人均口粮消费 粮食品种 (万吨) (万吨) (万吨) (公斤) (公斤) 粮食 26770 9400 17370 147.8 241.9 小麦 8445 2880 5565 45.3 77.5 稻谷 15710 5950 9760 93.6 135.9 早籼稻 1800 635 1165 10 16.2 中晚籼稻 8315 2440 5875 38.4 81.8 粳稻 5595 2875 2720 45.2 37.9 玉米 1145 155 990 2.4 13.8 大豆 440 180 260 2.8 3.6 其他 1030 235 795 3.7 11.1 资料来源:城镇和农村居民口粮消费总量来自于粮食主管部门。人均口粮是作者根据 2011 年国家统计局城乡人口数( 2010 年全国城镇人口 6.36 亿,农村人口 7.18 亿)的计算结果。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 2010 年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181.44 公斤,其中稻谷 101.91 公斤、小麦 57.52 公斤,大豆 1.61 公斤,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粮食 81.53 公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口粮消费量比粮食主管部门的统计数分别低了 60.27 和 60.46 公斤,差异分别达到了 81% 和 33% 。 表 10 末经调整的中国口粮用粮 农 村 城 镇 全 国 年 份 人口 (万人) 人均 口粮 (公斤) 口粮 消费 (百万吨) 人口 (万人) 人均 口粮 (公斤) 口粮 消费 (百万吨) 人口 (万人) 人均 口粮 (公斤) 口粮 消费 (百万吨) 1990 84138 262 221 30195 131 39 114333 227 260 1995 85947 256 220 35174 97 34 121121 210 254 2000 80837 250 202 45906 85 39 126743 190 241 2005 74544 209 156 56212 82 46 130756 154 202 2006 73742 206 152 57706 76 44 131448 149 195 2007 72750 199 145 59379 78 46 132129 145 191 2008 72135 199 144 60667 78 47 132802 144 191 2009 71288 189 135 62186 81 51 133474 139 185 2010 67113 181 121 66978 82 55 134091 131 176 资料来源:农村人口、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城镇人均购买量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余为计算数。 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乡人口和人均口粮消费量计算我国口粮用粮,以 2010 年为例,粮食主管部门统计的口粮消费为 2.68 亿吨,而按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口粮消费只有 1.76 亿吨,两者相差近 9 千多万吨,差异达 50%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 )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差别大; 2 )城镇化加快,城镇居民占人口中的比重加大 。 借助于我们的调查,我们认为粮食主管部门统计的人均口粮消费数据偏高,而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城乡居民口粮消费数据特别是城镇居民口粮消费数据严重偏低。据估计,城镇居民有 20%-30% 、农村居民有 10%-15% 在家庭外就餐的口粮消费没有纳入到统计范围。那么可以考虑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基础上上浮 25% 、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上浮 15% 或是粮食主管部门城镇居民粮食口粮消费量下调 20% 、农村居民口粮消费量下调 15% ,以此作为 2010 年的中国口粮用粮。照此计算, 2010 年中国城镇居民口粮用粮 7140 万吨,农村居民口粮用粮 13970 万吨, 2010 年全国口粮用粮为 2.11 亿吨左右。 表 11 2010 年口粮用粮(百万吨) 项目 城镇居民口粮 农村居民口粮 口粮用粮 粮食 7140 13970 21110 小麦 2188 4476 6663 稻谷 4519 7850 12369 玉米 118 796 914 大豆 137 209 346 其他 179 639 817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六、结论和讨论 综合前面各项粮食消费量的评估, 2010 年,全国共计消费粮食 5.09 亿吨,其中,口粮用粮 2.11 亿吨,饲料用粮 1.94 亿吨,工业用粮 8200 万吨,种子用粮 1100 万吨,无效损耗 1160 万吨。即使不下调工业用粮, 2010 年全国消费粮食在 5.2 亿吨左右。调整后的 2010 年粮食消费数据与粮食主管部门 统计数据 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在具体的粮食消费项目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从目前国家正式公布的粮食消费数据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口粮消费数据比实际的口粮消费量要低很多。初步估计城镇居民实际口粮消费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口粮消费量要高 25% ,农村居民实际口粮消费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高 15% 。城镇居民人均实际肉类消费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高 50% ,农村居民要高 40% 。即使将统计的城乡居民肉类消费数据大幅度上调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肉类产量数据比实际产量还高近 20% 。因工业用粮统计口径差异,扣除没有转变粮食食品用粮的工业用粮,工业用粮比粮食主管部门统计的量估计最少低 1000 万吨。种子用粮逐步下降,而近年来我国粮食无损损耗也下降到粮食产量的 2.1% 左右。 粮食消费数据的重新调整,还会影响到对中国粮食产量和库存数据的再评估。根据调整后的粮食消费量, 2010 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5.46 亿吨,意味着 2010 年中国国内粮食(主要为谷物)库存净增 2500-3500 万吨。中国粮食产量已“ 8 连增”,如果谷物消费没有粮食主管部门统计的那样高,就会意味着谷物的库存会逐年增加。但从近年来中国谷物市场的运行情况看,中国的谷物库存应没有想象的那样多。 2011 年中国国内进口玉米 300 万吨,国内谷物价格持续上涨,粮食市场运行情况势必让人们对中国粮食产量数据的真实性忧心忡忡。 参考文献: 1. 谢扬, 我国粮食产需平衡点被高估了,新视野, 2004 年第 5 期 2. 王明华,“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需求总量预测,调研世界, 2006 年第 4 期 3. 苗齐和钟甫宁,我国粮食储备规模的变动及其对供应和价格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 2006 年第 11 期 4. 骆建忠,基于营养目标的粮食消费需求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2008 年提交 5. 胡小平和郭晓慧, 2020 年中国粮食需求结构分析及预测——基于营养标准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 2010 年第 6 期 6. 吴乐和邹文涛,我国粮食消费的现状和趋势及对策,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1 年 3 月,第 32 卷第 2 期 7. 王川和李志强,不同区域粮食消费需求现状与预测,中国食物与营养, 2007 年第 6 期 8. 钟甫宁,关于肉类生产统计数字中的水分及其原因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 1997 年第 10 期 9. 卢峰,我国若干农产品产消量数据不一致及产量统计失真问题,中国农村经济, 1998 年第 10 期 10. 马恒运,在外饮食、畜产品需求和食品消费方式变化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1 年 6 月提交 陈琼,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 2010 年 6 月提交, P28 11. 陈琼,城乡居民肉类消费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 2010 年 6 月提交, P28 作者信息: 廖永松,男,四川省富顺县人, 1970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电话: 13911903291 ,邮编: liaoys@cass.org.cn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把粮食消费、库存数作为机密,只供内部使用。 本文用粮食无效损耗的概念,是基于部分损耗的粮食被“可回收再利用”,比如,传统农户在做饭时,常将很多剩菜剩饭用于家畜、家禽的饲料。这部分粮食损耗,是可重复利用的,为有效损耗。 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以粮食购买金额和数量计,这部份损耗用粮已计入到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中,所以在计算粮食无效损耗量时,不能重复计算。 据笔者了解,国家粮食局没有将粮食无效损耗纳入粮食需求统计中。 这个数字比有关部门统计的数要低,但差异不大。 国家粮食局对工业用粮的统计口径各年也不相同。 据有粮食部门统计资料, 2010 年我国饲料用粮约 1.84 亿吨。其中,饲料用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薯类等粮食分别为 1550 万吨、 980 万吨、 10090 万吨、 3570 万吨和 2150 万吨。大豆中的豆粕用量 3500 万吨。饲料用粮中,稻谷占 8.4% ,小麦 5.4% ,玉米 55.0% ,大豆占 19.5% ,其它占 11.7% 。由于统计的肉类产量可能大大高于实际产量,我国饲料用粮也可能高于实际的饲料用粮。 2010 年我国饲料用粮比粮食部门统计的数据高 1000-1500 万吨。 从中国粮食消费量来看,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也有人为上升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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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4-12-25 16:37
粮食安全背后的焦虑:中国正面临一场资源保卫战 2014-05-20 19:19:02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倪思洁 点击: 8545评论: 7 (查看) 分享到: 28   张福锁认为,要解决科学施肥和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政策引导非常重要,不能不顾生态环境引导农民过量施肥;同时要提高农民的认识,改进施肥技术,逐渐转变小农户粗放的经营方式。   春分刚过,农事繁忙,沉寂了一冬的小麦正在集结力量等待爆发。与华中地区的大部分村镇一样,曲周县的土地已经铺上了浓浓的绿意。这个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东北部区位中心的县城,72%的土地是耕地,83%的人口是农民。   3月22日,曲周县种田大户徐洪刚正在给自己的庄稼追肥。化肥是用手直接撒向田里,量多少全凭经验控制。“宁愿施多点,保证长得好。”徐洪刚说。   对于像他这样的种粮大户来说,每亩田多施1斤化肥,总量就会多达上千斤。不过因为有国家对种粮大户的补贴,徐洪刚对此并不是特别在意。   在中国,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0%以上。同时,也有40%以上的农民在过量施肥。为了增产增收,肥料被寄予厚望。   农业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冬小麦面积比上年增加109万亩。如何用有限的矿产资源滋养更多粮食作物,成为地质学者、农业专家关心的迫切问题。   “作为粮食的‘食粮’,磷、钾、硫资源看似不会‘掉链子’,但它们并非想象中那么充沛、安全。”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局长尚红林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如今,中国作为产粮大国正在面临一场粮食“食粮”的保卫战。    种粮大户的“心思”   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这个季节,走在田埂边,随处可见麦田里正在追肥和浇水的农民。徐洪刚就是其中之一。   徐洪刚今年30来岁,是这里少有的戴着眼镜的农民,从他黝黑泛红的面色和粗糙的双手上,已经看不出他曾是当地一家农业院校的毕业生。自2011年10月起,徐洪刚开始以每年800元一亩的价格流转土地,目前拥有了1014.59亩耕地。   “你看我的手,这边都裂了口子,撒肥弄的。”见到记者,徐洪刚礼节性地与记者握了握手,这是一双粗糙的手,手背上黑黑地皴起一层鱼鳞般的皮,手心也皲裂着一道道血红的伤口。   眼下正值小麦追肥浇水期。通常,小麦播种前,农民会在土壤里施以钾和磷为主、氮肥为辅的肥料,到春分后小麦进入拔节期,他们再在土壤表层撒上碳酸氢铵等氮肥或包含氮磷钾的复合肥,称为“追肥”。为了保证肥料施得均匀,农民大多选择徒手撒肥。在徐洪刚的地里,追肥工作从3月10日左右就开始了。   不过,尽管双手被肥料“蹂躏”至此,徐洪刚仍丝毫没有减少施肥量。今年是他种这些流转地的第3年,由于流转来的土地肥力不均,徐洪刚在施肥量上选择了“宁滥勿缺”。   其实,这样“宁滥勿缺”的想法,并非徐洪刚独有。   “不少农民存在过量施肥的问题,越是想高产的农户施的肥料就越多。”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张宏彦告诉记者。   张宏彦长期扎根曲周,带着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经营着一个名为“科技小院”的组织,主要是帮助农民解决种地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其中,测土配方施肥是他们的重点工作之一。   “一亩田施多少气儿肥(当地人对碳酸氢铵肥的称呼)呀?”看到一位正在施肥的农民,张宏彦上前寒暄。   “5亩地,6包。”农民回应。   “可以少一点,减少到5包。”张宏彦琢磨了一会儿后回答。由于张宏彦和研究生们与这里的农民已经很熟,他们的意见通常会被农民接受。   这几天,张宏彦和他的学生时常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合理施肥。今年已经是他们在这里工作的第5个年头。由于长期和农民待在一起,张宏彦能够理解农民对化肥增产的依赖。而这也是张宏彦等人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小县城一直待下去的原因。    “被丰富”的资源   与张宏彦不同,逐渐增加的化肥用量,让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有些不安。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有多少资源可以持续支撑起粮食安全的重任。   去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王安建立刻联合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的领导和研究人员,筹划研究我国在肥料生产中必需的磷、钾、硫矿产资源的家底。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一系列咨询研究报告:《中国磷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国钾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和《中国硫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   “关于化肥,有一种假象。看起来目前我国化肥资源的问题不大,但事实上从我们的研讨结果来看,并不容乐观。”王安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中国磷矿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67%的磷矿石用于生产磷肥,磷矿资源基础储量位居世界第二。   截至2012年底,我国查明磷矿资源储量200.66亿吨。不过这些看似丰富的磷矿资源,实际上可采储量静态只能维持17年左右。我国磷矿资源的特点是贫矿多、富矿少,难采选的多、易采选的少,分布不平衡。按现有经济技术条件可供开发利用的磷矿基础储量约21亿吨。   “2012年,我国磷矿石产量9529.5万吨,加上开采过程中的损失,每年消耗磷矿储量高达1.2亿吨左右。”尚红林说。   另一方面,我国对于磷矿的消费量却逐年攀升。“目前中国人均磷肥消费量约10千克,消费量还处在上升阶段,预计2020到2025年会达到一个峰值,峰值期磷肥需求将达到1776万吨。”王安建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是世界磷肥最大的出口国。2000年至2011年,我国磷肥出口量由28.9万吨增加到432.8万吨,而进口量则从221.15万吨减少到26.6万吨。    令人焦虑的钾矿   在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钾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元素。而钾肥的生产依赖于自然界的矿物资源——钾盐。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已满头白发,他用了近半生的时间从事找钾工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感慨道:“我们的资源有6亿吨,可开采储量是1.8亿吨。以进口50%来估计,或许可以维持30年。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当下的强度开采利用,连30年都很难维持。”   “如果说磷矿是‘被丰富’了,那么无论从现有的资源状况和找矿前景看,钾盐连‘被丰富’的基础都没有,十分短缺。”尚红林说。据了解,作为三大基础肥料之一,2012年我国钾肥(氧化钾,下同)表观消费量为752.6万吨。   “近60年来,我们在找钾上严格说没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固体钾矿上尤为如此,没有找到一个上规模、可供开发利用的大型固体钾盐矿床。”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副局长姜树叶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中国钾盐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钾盐资源约占世界总量的1.8%,且以卤水钾矿为主。我国固体钾盐矿很少,且品位不高,规模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江城勐野井。我国周边国家分布有多个大型固体钾盐矿床,但我国目前一直尚未发现与之相当的大型固体钾盐矿。   与资源匮乏相应的是极大的需求和快速增长的产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11年中国钾肥消费量为790.6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3036万吨的26.04%,位居世界第一。而据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钾盐(肥)分会数据,中国2003年钾肥产量仅为62.4万吨,到2012年已攀升至377万吨,成为世界第四大钾肥生产国。   根据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预计,到2020至2025年,钾肥的需求量可能会达到1100万~1150万吨的峰值。而资源的保障程度成为最令人焦虑的问题。    被忽视的硫资源   硫,是磷肥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据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统计,2012年我国硫资源约90%用于制造硫酸,而这些硫酸中58%用于生产磷肥。   “硫资源也是为粮食服务的重要资源,与磷和钾盐资源一样涉及到粮食安全问题,要给予高度重视,但目前我国对硫铁矿找矿和矿山建设重视还不够。”尚红林说。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回收硫已经取代硫铁矿成为硫资源生产的主流,90%的硫可以通过石油和天然气回收。   “但由于国情不一样,尽管我国在回收硫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却仍然满足不了对硫资源的需求,还是要利用一部分硫铁矿资源。”姜树叶说。   据了解,硫铁矿和伴生硫是我国硫资源的主要来源,全世界以硫铁矿为原料生产的硫酸产量中,我国约占89%。   “回收硫之所以难,是因为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中本身含硫量较低,煤炭大部分还是中硫或低硫煤,因此回收量有限。”王安建介绍,目前我国50%的硫从国外进口,30%左右的硫通过石油、天然气回收得来,剩余20%的硫要依赖硫铁矿。   《中国硫资源战略研究报告》显示,与磷肥消费轨迹类似,中国硫消费目前还处在上升阶段,预计2020至2025年,当磷肥需求量到达峰值时,需要耗硫总量预计会达到3300万至3400万吨。   如今,一些硫酸工厂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两套制酸装置,一套用硫铁矿制酸,另一套用硫磺制酸。   “为了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动,硫酸企业不得不如此运作。当硫磺进口价格过高时,硫酸企业就转用硫铁矿制硫酸。”尚红林说,由于国内自给率有限,硫磺进口规模大,导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不足,市场风险高。    两个“主战场”   磷、钾、硫需求量大、生产量大,但资源有限,在化肥矿物原料生产、流通、使用的整个链条上,打响了粮食的“食粮”保卫战,其中,生产和使用成为两个主“战场”。   “加大找矿力度”,“走出去”……在专家看来,“安内攘外”是较为合理的战术。   对于磷来说,“要加大磷矿找矿投入,一是在南方富磷省份寻找富矿;二是加大在北方缺磷地区的找矿勘查;三是提高已有资源勘查级别,以解决中国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总量不足和‘南磷北运’的问题。”王安建建议,不仅如此,还要限制磷矿石出口,呼吁国家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利用摩洛哥等国的磷矿资源。   对于钾来说,“在中国还有一定盐井的情况下,要加强力度和投入,不能掉以轻心。只要肯下功夫,中国还有盐井,还有希望做得更好,还是有可能做到钾矿资源立足国内的。”郑绵平呼吁。   同时,“国家也要继续加大对企事业单位‘走出去’的政策扶持力度,充分利用经济、外交等策略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发世界的钾盐资源,形成稳定的供应基地。”王安建说。   对于硫来说,“就我国的硫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我们的主张是跟上世界潮流,充分利用回收硫,尽可能做到‘吃干榨净’。”尚红林表示,鉴于我国硫资源的实际情况,不能放弃从硫铁矿中获取硫资源,加强寻找富矿,适当地储备硫铁矿资源,以平衡国际市场价格,改变硫铁矿找矿一概不予立项的政策导向。   在化肥使用领域,农户正在想办法。“我们正在逐渐从撒肥改成填肥。”曲周县今科富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成向记者介绍。   这个合作社是曲周县众多农业合作社之一。2010年是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为吸引更多农户、提高粮食产量,合作社开始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新技术应用的第二年,小麦亩产量从1000斤增加到1360斤,每亩地施肥量降低20%。”王志成说。   2005年国家启动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任项目专家组组长。“国家出钱给农民测土,测了土以后,专家来做配方,分析地里种了什么作物,土壤养分供应如何,作物全生育期需要多少,该用什么比例,再由企业按照配方比生产肥料,ZF、企业和科技人员共同指导农民用好配方肥。通过这个办法,农民在施肥中就不至于用量太多或太少,造成浪费或欠缺。”张福锁说。   化肥企业也在想办法。“目前我国磷肥的利用率仅为15%~20%,钾肥的利用率仅为35%~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金正大集团副总裁颜明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企业正在推动缓控释肥、水溶肥等新型肥料的推广与应用,希望能够根据作物整个生长周期对养分的需要,提高肥料利用率。   不过,这似乎是一场持久战。“目前过量施肥的农户仍在40%以上。”张福锁认为,要解决科学施肥和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政策引导非常重要,不能不顾生态环境引导农民过量施肥;同时要提高农民的认识,改进施肥技术,逐渐转变小农户粗放的经营方式。   《中国科学报》 (2014-03-28第4版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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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为什么主张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大庆商江 2014-12-25 13:19
熊丙奇为什么主张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最近几年,有几个人极力鼓吹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上海交通大学编审(冒充教授)熊丙奇就是急先锋。 2010 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编审(冒充教授)熊丙奇在个别媒体的“抬举”下,发表了关于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体系。 2010 年 03 月 03 日 ,《中国新闻周刊》(王全宝)《高校教育 去行政化 进展不利 被指背后利益难割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2010 年 06 月 08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正视事业单位去 行政化 改革的障碍》:怎样建立取消行政级别之后的新的管理模式。取消行政级别,只是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去“官本位”改革的一步。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核心在于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其中,有两个环节的改革,关系到最终的成败。为此,我们建议,在推进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时,首先要有新的改革模式。当前事业单位的改革,是以行政部门牵头推动。以教育改革来说,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各高校行政执行。这种让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自身权力的改革模式本就存在悖论。因此,事业单位的改革,不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和行政机构主导。在外,应由各级人大推动;在内,应建立职工委员会管理、决策新机制。 2010 年 06 月 11 日 ,来源:《现代教育报》(教育评论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大学去 行政化 改革,何时动真格》: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去行政化改革,要动真格,必须从以上两方面着手。首先,要改革“改革模式”,从推动教育行政部门放权出发,应该将教育改革推动、协调机构从教育行政部门转设到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这样才能排除行政部门的既得利益,破除过去陈旧的管理思维和工作方式。对于其他事业单位的改革来说,也应如此。 2010 年 10 月 02 日 ,南方网《熊丙奇:大学 去行政化 从南科大招聘开始》:当然,笔者也有一点担忧,这次南科大招聘学科人才,谁最终拍板?是行政领导,还是教授委员会?笔者所希望的是,南科大在人才招聘中,也应建立“去行政化”的模式——就如校长的聘任,也按现代大学的校长公开遴选机制进行——即对应聘人才的评价,不适合由校长作出,而应该由相关学科、部门的专业委员会进行 ( 在筹备阶段,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也是重要内容 ) ,合适的候选人由学校行政聘任 ( 校长只是努力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 。这也启迪我国的整体教改不能还采取传统的“上级部署,教师执行”的模式——这种模式之下,是难以诞生“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而应该以改革的思维去推进改革的实践,把改革主导权给教育者。 2010 年 12 月 21 日 , 《新民晚报》《南科大志在“ 去行政化 ” 前方道路不平坦》: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认为,只有全面破除行政化思维,才能真正开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只有学校自主授予学位、文凭,让社会来评价文凭的含金量,才能确立学校办学的主体地位,真正对受教育者负责。 2011 年 5 月 31 日 ,《东方早报》《大学去 行政化 ,不能貌合神离》:大学去行政化,基本概念并不复杂。那就是建立国家或地区拨款委员会,保障学校财政独立性;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理清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实行校长职业化和公开遴选;推行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从深圳有关部门的解释中,我们看到的是,以上清晰的概念全部被弄混,权力机构在对其“自由解释”。 2012 年 01 月 31 日 ,人民网(熊丙奇)《人民财评:教育“ 去行政化 ”亟待实质性突破》: 2010 年 7 月《纲要》颁布时,教育 " 去行政化 " 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被舆论认为是《纲要》的亮点之一。《纲要》规定,要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要进一步减少行政管理、行政审批,实行管评办分离。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中,能在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方面,解决困扰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2 年 03 月 05 日 ,新浪评论《熊丙奇专栏:大学 去行政化 在中国真不可能吗》: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弊端,已经有目共睹,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已经刻不容缓,这不但关系到我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还关系到一大批大学的生存。在推进去行政化过程中,哪怕再有阻力,都必须面对,而不能以“不可能”、“不现实”来回避现实矛盾。这些现实矛盾是无法回避的,早一点面对,才会更主动。 2012 年 03 月 27 日 ,《中国青年报》(叶铁桥)《大学校长公选走完第一步 专家称难做到 去行政化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公示环节确保了师生对校长选拔的知情权。而在公选学校师生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体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熊丙奇一直对过去任命校长的方式很反对:“如果师生对校长的遴选都不知情,无法参与、决策,校长从天而降,这个校长会对师生负责吗?会接受师生的监督吗?他就难免只能对委派他的上级负责,只关注自己能否尽快取得政绩,甚至盼望着被上级赏识,尽快再升官离开校园。” 2012 年 04 月 26 日 ,《时代周报》《熊丙奇:高教改革的核心是“ 去行政化 ”》:要推进高等教育的质量改革,核心要面对的是去行政化的问题。意见参照了去行政化的一些概念和理念,但是如何让这些理念落地,是最根本的问题。从后续的实践来讲,尚未看到有学校落实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所以,意见的核心精神能否真正落地,还有待观察。 2012 年 05 月 03 日 ,《中国青年报》《高校“ 去行政化 ”有多难:不能承受的无行政级别之“轻”》:在熊丙奇看来,目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遭遇“行政化”困境。“去行政化,一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二是学校内部行政向师生放权。然而,‘去行政化’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由他们来主导,可以做到放权吗?会向自己革命吗?所以,‘去行政化’就变成口号了。”熊丙奇的建议是,“高校‘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不应该由行政部门来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同时,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的内容”。 2013 年 08 月 09 日 ,人民网 ( 记者林露 ) 《教育学者熊丙奇:高校腐败的根子在教育 行政化 》: 熊丙奇认为,要推进大学去行政化,一方面要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要建立防止自主权被滥用的学校管理机制,这就要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只落实自主权,不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或者只调整学校内部管理,不落实自主权,都难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2013 年 11 月 12 日 ,《齐鲁晚报》(记者 郑雷 ) 《高校改革试行 3 年未触及核心 去行政化 阻力依旧》:在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目前高校行政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政府部门拥有办学权力,学校没有自主权,人事权和财权都在政府部门手里;第二是学校行政权把控了教育权和学术权。 2010 年 7 月底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其中包括试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建立学术委员会等。“过去 3 年了,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学校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在熊丙奇看来,这些年,教育部做的改革试点都没触及到核心。比如 2011 年推行校长公开选拔试点,但公选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公选的校长也有行政级别。“像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是要去行政化,结果深圳组织部门为学校招聘了正局级的副校长。”熊丙奇对记者说。 2013 年 11 月 30 日 ,《河南商报》(记者 吴静)《高校去 行政化 ,不光取消行政级别》:大学去行政化喊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最近,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随后,教育部公布了首批通过审核的大学章程,并给出了高校制定章程的时间表,此举被认为是去行政化的破冰之举。大学章程是否能改变现状?去行政化有哪些阻力?改革如何推进?河南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熊丙奇:去行政化必须取消行政级别,但又不单是取消行政级别。简单来说,去行政化就是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财权、人事权,学校内部能按照现代大学制度的规律来办学。熊丙奇:去行政化是个系统化的事,还包括转变政府部门拨款方式,建立国家或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监督政府部门依法拨款,而不是行政部门主导拨款,把财权交给学校,让学校有财权的独立性。 2013 年 12 月 01 日 ,《深圳特区报》《 去行政化 改革注定成“障碍赛”》:“过去这么多年,去行政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熊丙奇认为,事业单位和主管部门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有级别的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级别管理事业单位、任命领导;事业单位领导也有了向上升迁的通道。 2014 年 03 月 06 日 ,人民网(记者 贺迎春)《高校如何去 行政化 ?》: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的问题。”在熊丙奇看来,如果国家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 2014 年 09 月 24 日 ,中国广播网《熊丙奇:高校 去行政化 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块重要内容就是高校的章程建设。按照上海市对试点大学的要求,章程要明确学校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建立自主发展、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稳步推进学校“去行政化”改革。而关于高校到底该如何进行去行政化、包括像上海这样选择几所高校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到底有多大意义一直存在争论。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曾尖锐的指出,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对此,熊丙奇表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都是有意义的,这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感到,上海交通大学编审(冒充教授)熊丙奇急于推广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的理论,已经急不可耐。 我困惑: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与熊丙奇有什么相干相关?熊丙奇为什么主张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不是吃饱了撑的吧。不是闲极难忍吧。 我想说,上海交通大学编审(冒充教授)熊丙奇鼓吹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不够真诚。 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公室主任,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行政官员(至少算正处级干部),不属于教授系列。 如果熊丙奇真的想实现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那么,熊丙奇可以主动辞去行政职务。(熊丙奇的职称是编审,辞去行政职务基本不降低工资福利待遇) 熊丙奇端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铁饭碗”,你挂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标签“花环”,可以把人事关系从上海交通大学迁出嘛。 熊丙奇甚至不愿意舍弃“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虚荣标签,官迷心窍还是财迷心窍? 熊丙奇如果辞去上海交通大学的公职,那也许表明一点诚意和决心。你愿意让大家拭目以待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坐在办公室里侈谈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有谁信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改革只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只能按照党和政府的意志进行。不可能让社会上的散乱杂人随心所欲。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改革也许由不得你指手画脚,说三到四。 个别媒体把党和政府的官方文件放在脑后,视若虚无,却把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看做中国教育改革的“既定方针”和“万能钥匙”,其结果会损害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许毁掉(断送)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前程。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意见很重要吗?未必! 在我看来:有时候,熊丙奇的话,说了等于没说;有时候,熊丙奇的话,说了也是白说;有时候,熊丙奇的话,说了不如没说。你以为呢?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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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或许不承认自己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
大庆商江 2014-12-24 06:12
熊丙奇或许不承认自己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2 年 10 月 9 日 , BWCHINESE 中文网(作者:熊丙奇)《中国校长为何没有了信心 ?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认为:中国“办学目标”的变化,导致教育的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越来越窄,失败感充斥在整个教育体系。 最近,笔者到一所高中给学生讲座,校长谈到现在的高中办学,十分苦恼。他说,他已在高中教学 30 多年,觉得教书越来越难,也越来越没有信心。按照校长讲的“办学目标”,其实,任何学校都会越来越难。不仅校长没信心,老师和学生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以前,对于重点高中来说,就是 80 年代,上线率也会达到 50% ,现在以能上几个北大、清华作为“指标”,就好比是奥运赛场比金牌,而且是不拿金牌就失败。这种“办学目标”的变化,导致教育的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越来越窄,失败感充斥在整个教育体系。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网站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目的在于传递信息。 作者介绍: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实习编辑: Judy Wang 读完以上文字,我觉得“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缺少最基本的逻辑常识,不懂得最简单的统计学原理。用一所高中样本代表中国所有的学校。明显失于偏颇。 专家学者言论应该是严谨的。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应当是言之有据的。 熊丙奇如果相当“中国著名教育学者”,就应该论点鲜明,论据充足,论证合理。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是否知道中国有多少学校? 您可以考考他,他未必知道。 《 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1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16.68 万所,全国共有小学 24.12 万所,全国共有初中学校 5.41 万所(其中职业初中 54 所),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1767 所,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共有学校 27638 所,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762 所,比上年增加 39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409 所(含独立学院 309 所);成人高等学校。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1129 所;高职(专科)院校 1280 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 755 个,其中高等学校 481 个,科研机构 274 个。 《 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18.13 万所,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8.2 万所,全国共有小学 22.86 万所,全国共有初中学校 5.32 万所(其中职业初中 49 所),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1853 所,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共有学校 26868 所,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790 所,比上年增加 28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442 所(含独立学院 303 所);成人高等学校 348 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1145 所;高职(专科)院校 1297 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 811 个,其中高等学校 534 个,科研机构 277 个。 《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19.86 万所,全国共有小学 21.35 万所,全国共有初中学校 5.28 万所(其中职业初中 40 所),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1933 所,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 2.62 万所,(全国普通高中 1.34 万所,全国成人高中 611 所,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共有学校 1.23 万所),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788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491 所(含独立学院 292 所),;成人高等学校 297 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1170 所,高职(专科)院校 1321 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 830 个,其中普通高校 548 个,科研机构 282 个。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是否知道中国有多少普通高中学校? 《 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1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中 13688 所。 《 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全国 共有普通高中 13509 所。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或许以为中国只有一所 普通高中学校。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或许以为中国只有一位 普通高中学校校长。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或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至少应当采取抽样调查,才可以下结论。(对一万多所 普通高中校长全面调查更好 )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文章标题《中国校长为何没有了信心 ? 》,没有界定为普通高中校长,容易使读者产生错觉,似乎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都“没有了信心”。疑似是对中国教育界广大校长的贬斥污蔑。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或许“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自己抑郁,却说别人都抑郁。典型的歇斯底里。 人生态度主旋律应当是积极的正面的阳光的,不应当是消极的负面的阴暗的。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妄称“失败感充斥在整个教育体系”,与“信口开河”无异;与“胡说八道”同轨。熊丙奇有多少“失败感”?一条胡同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把四面八方的“墙”都撞了也未必醒悟。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肆意散布传播负面的消极的言论,影响极其恶劣。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如果都像熊丙奇这样,中国的教育前景会是什么模样? 人们怀疑,熊丙奇不配“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的称谓,是有道理的。 如果熊丙奇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那么,中国公民都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了。 熊丙奇的老家四川省的媒体没说熊丙奇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天府早报》(记者吕澜希)熊丙奇《“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我们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他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 【注:中国只有一个韩寒,不可能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也不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这是基本常识。如果你不懂,可以向中学生咨询。】 熊丙奇本人是否承认自己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戴上“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的标牌,形象或许不如小说《金瓶梅》作者笔下卖烧饼的武植,如何面对江东父老,汗颜啊。 个别媒体廉价赠与熊丙奇“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的称谓,史无前例,破天荒,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话柄千年不朽。 建议主流媒体记住,熊丙奇就是熊丙奇。不需要挂着“中国著名教育学者”这个不伦不类的商标。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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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4-12-19 18:26
钱颖一:为什么中国的“杰出人才”少? 2014年12月18日 12:22 !-- 饶毅 /div-- 分类: 人文 阅读: 2,226 评论: 5 编者按: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研究至今尚未能获得诺贝尔奖?“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在哪儿?为何中国的教育培养出不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日前的公开演讲中,带来了他对当前中国教育现状的犀利观察。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加州、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 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看出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ZF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本文系作者12月14日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的演讲,原标题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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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被网易评为“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
大庆商江 2014-12-19 07:56
熊丙奇被网易评为“ 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 有什么意义? 2010 年 11 月 21 日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作者:李红颖)《熊丙奇: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核心提示:作为教育时评专栏出镜率最高的时评作家,熊丙奇关注的教育问题上至教育改革,下至局长作弊,他像一名握笔的大侠,敢于说出中国教育的弊病。不管是大学校长还是普通老师,他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的时评,督促着中国教育的进步。 由此,我想弄清楚,时评是什么?时评家是什么?什么是教育时评家?中国有多少教育时评家?“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 一、时评是什么? 《百度百科》解释,时评文章,顾名思义,就是时事评论性的文章。新闻时评,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新闻文体。它的出现,乃至当前的中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相对的历史根源,也有当代许许多多自由时评人推波助澜的原因。时评就是对当前发生的新闻及其新闻中的事实或者新闻中表现出的乃至隐藏的问题,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或者归纳、整理出新的结论或者观点。简单地说,就是评说一件事情、一个问题或者是针对几件事情、几个问题进行评说。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南方周末》(叶匡政)《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不知猴年马月,报纸不约而同地开始青睐上了时评。不论芝麻点大的新闻,还是荒诞不经的话题,只要被时评盯上了,立马起了蝴蝶效应,一传十,十传百,下个时辰可能就成了所谓的社会热点。比如前些日子关于老师送礼、宋丹丹上不上春晚等这些争论,都属于这类不靠谱的时评惹出的风流韵事,把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愣是给拔高到某个无聊的境界,弄得媒体上到处都在唠叨,似乎不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它们绝不善罢甘休。这类时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你勉为其难刚想瞅它两眼时,它们却像海潮般退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日子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除了留给读者满头的雾水,和一两声百无聊赖的叹息,其实啥也未曾剩下。只是浪费了那些印新闻的好纸,白白地被这类面目可憎的文字糟蹋了一回。好在读者们对这类文字都选择性失明,根本没心思瞧它,所以人们也就任它自生自灭去了。这类时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味如嚼蜡,不仅语言枯燥,观点亦是人云亦云,只不过张嘴说了点能放在台面上的瞎话。时评,如今不仅成为了一种脑残文体,而且塑造着一种脑残逻辑。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二、时评家是什么? 2008 年 11 月 19 日 ,《南方周末》(叶匡政)《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他们似乎学了点屠龙术,拿的却是一把水果刀,逮了几只蜥蜴就以为是真龙了,脸上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文字中的媚骨却处处可见。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者或请命者,其实神经比很多网民都要脆弱得多,喉咙也早已丧失了呐喊的功能。他们有点像红颜薄命的林黛玉,腹中明明只有点花谢花飞的忧怨情怀,摆出的却是心系社稷苍生的道学家的谱儿。明明是能够载舟的大江大水,时评家只学会了用它来煮粥。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叭儿狗。他们把鲁迅常常挂在嘴边,却连一点讽刺、夸张、反讽、幽默的劲儿也没学会,倒成了鲁迅笔下那只“比主人更厉害的狗”,或“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装出了一副爱憎分明样子,其实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他们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民众忽略那些利益攸关的大事,领着人们忘记那些主流话语中被省略掉的内容。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可惜的是这两样气他们全没沾上。于是,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时评家,一笔好字被电脑废了,一手好文章给时评废了。 2008 年 11 月 27 日 ,红网(廖保平)《时评家与妓女》(《腾讯博客《时评家与妓女没什么区别》):叶匡政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的文章后,很快遭到时评作者、时评家的集体讨伐,这是我意料的,也是我所意外。我所意料的是,这个年头,时评锋芒毕露,时评家们吃香得很,看看全国的报纸,有几家不开时评版的,不开那叫一落后,全国的时评作者更是一大排。有人讲,这年头,惹谁也别惹时评家,叶匡正不戴面具去捅这个马蜂窝,挨蜇是必然的。如此,时评家们已经变成了时评的奴隶,被时评抽干了才华,枯萎了大脑,让人的思维中只剩下干巴巴的文字,就像一个天天接客的妓女,形空憔悴。都这样了,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神气的。 三、什么是教育时评家? 网上没有搜索到关于“教育时评家”的定义。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认定“ 教育时评家 ”的资格。 2009 年腾讯网《年度致敬之教育时评家》: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笔为工具、以文字为武器,为中国教育的前行奔走呼号,对中国教育中的丑恶现象嬉笑怒骂。他们之中,有商人,有学者,有官员,有媒体人,也有位卑不敢忘忧国忧民的“草根”。他们的声音也许不能改变一项不合理的政策,但他们能够让社会听到自己看到的真实;他们的文字或许不能让某一种阴暗消失,但他们至少能让社会看到一丝希望。有时他们显得偏激,但这种偏激来源于真诚;有时他们的言论会引起争议,但没有争论怎么会有越辩越明的真理?不敢说这些人在用自己的血写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用心呐喊。 四、中国有多少教育时评家? 目前,没有搜集到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也没有发现哪个部门或机构负责管理教育时评家,其中,不知道哪个团体负责统计教育时评家的数量。谁能提供教育时评家名单?也许是个谜。 中国人善于猜谜,谁设的谜底?扑朔迷离。 五、“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 既然没有发现哪个权威机构认定教育时评家的资格,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统计教育时评家的数量,也不知道哪个团体负责教育时评家的业绩评定,当然也就我从知晓哪个衙门负责评选“最勤奋教育时评家”“最懒惰教育时评家”。“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或许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游戏项目。叫做儿戏都有点蹩脚。“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有什么意义?当事人或许能解释清楚。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看来,对于熊丙奇来说,“中国教育界最勤奋的时评家”或许无关紧要。 如果上海交通大学不承认熊丙奇的教授身份(熊丙奇辞去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身份),或许是最致命的。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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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4-12-12 20:30
教育与就业:阶级再生产——穷孩子能否逆袭? 作者:右边的基路伯 发布时间:2014-12-12 来源:少年中国学会 点击: 100 字体: 大 | 中 | 小 !--   “再生产”通俗地说就是自我复制,“阶级再生产”就是屌丝和高富帅分别自我复制。这句话的重点是“分别”这个词,意思是说,屌丝只能再生产出屌丝,而高富帅永远是高富帅。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这种观念正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瓦解,这种瓦解的表现就是 /div--   “再生产”通俗地说就是自我复制,“阶级再生产”就是屌丝和高富帅分别自我复制。这句话的重点是“分别”这个词,意思是说,屌丝只能再生产出屌丝,而高富帅永远是高富帅。   这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这种观念正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瓦解,这种瓦解的表现就是屌丝文化和 “负能量” 。让我们先来读几个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段子:   “1、又一天过去了。今天过得怎么样,梦想是不是更远了?”   “2、只要是石头,到哪里都不会发光的”   “3、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别人的收获是成功与快乐,你的收获是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与快乐”   “4、社会精英阶层一边啃着心灵鸡腿和心灵鸡胸,一边为我们送上了心灵鸡汤,说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你挣了多少钱和外在是否美”   “5、我追逐自己的梦想,别人说我幼稚可笑,但我坚持了下来。最后发现,原来还真是我以前幼稚可笑”   “6、女生们宁肯做高帅富的备胎,也不肯接受屌丝的行为,从基因上保证了人类的进步。”   “7、老师您好,请问像我这样的,没有背景的北大毕业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 “社会底层群众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   这一类负能量段子,普遍有两个特点:1、对梦想和个人奋斗信念的破灭;2、对心灵鸡汤式的“励志”的反感和嘲讽。   “励志”总是要告诉你你是有可能成功的,只要你足够努力。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这个社会至少有最起码的公平、个人奋斗上升的空间是的的确确存在的。   “屌丝们”对于负能量段子的推崇反映了中下层已经意识到了上升通道的堵塞,但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很多负能量段子把问题归结为基因。    义务教育的空心化:教育产业化的隐蔽形态   今天我们是从教育和就业两个方面谈阶级再生产。对于教育问题的批评,很多对社会现实不敏感的、迟钝的左派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办)学校高收费、乱收费;二是教育资源在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不均衡。前者很符合90年代大陆的情况,当时公立中小学择校费、赞助费明码标价,差多少分就捐多少钱“买分”,但现在已经整顿得差不多了。而后者其实都不算个问题,教育资源本身不能在短期直接提供社会产出,当教育资源有限的时候,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将优秀的资源分配给优秀学生,较差的资源分配给成绩较差的学生理所当然,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这两年真正的问题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在大城市中,公办学校的空心化。具体表现,在素质教育和减负的旗号下,公立小学、初中少教、不教很多知识,学生只能通过私立学校、补习班、家教等来学东西。   我们可以看下面几个报道:   凤凰网:内地拟废除小学书面家庭作业 四年级前取消统一考试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8/23/28923736_0.shtml   家长联名要求中学恢复寒假补课 称学校不负责任   http://news.163.com/14/0101/04/9HFPBE2600011229.html#f=dlist   英语退出统考难降温 家长称减课就报辅导班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3-12-10/0819403580.shtml   一方面学校要减负,一方面家长进行抵制。如果实在不行怎么办,就自己掏钱补教育。公立学校的减负/教育缩水直接促进了课外辅导产业的繁荣。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补习需求的不断增长也使得补习价格节节攀升。根据京华时报09年的报道,类似于少儿英语口语的小班化培训课程,平均价格超过一万五千元每年。广州日报2009年的报道中,少儿英语的平均培训价格达到了1.6元每分钟。   这还是09年的数据,实际上本人也长期做家教挣钱,不仅大学期间做,大学毕业后干脆开起了私人辅导班。各种收入层次的人都见过,并不局限于富人。可以说,大城市中,只要你不是破罐子破摔,你还是会在课外给孩子搞搞补习。其实道理很简单,减负在现有条件下是彻头彻尾的伪善。社会的竞争不会因为学校减负而弱化或者消失。我们这一辈那么努力读书拼死拼活学那么多硬功夫也才勉强混口饭吃,我们的孩子辈轻轻松松玩儿几年就能过上好日子?根本没人信嘛!   所以,公立学校的减负,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新的、隐蔽的形式。   理论上来说,政府只需要对“基本公共服务”免费或少收费,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但教育领域政府提供了多少“基本公共服务”,并不仅仅看义务教育有几年,更要看具体教了什么。有的国家搞12年义务教育,但高中教的东西跟中国初中一样,我不觉得他们在教育上提供了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   通过课内教学的缩水,教育领域原先的“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市场上去。比如,在我开补习班之后,我发现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学生们任课老师开的双休日补习班,到底有多少老师把原先的课堂内容转移到了私人补习班上,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阶级再生产:富人的孩子注定比穷孩子优秀   这种通过公立学校空心化迂回进行教育产业化,日本、美国比我们先行一步,而所造成的后果也比我们更严重。   网上上有一篇文章《教育“减负”梦已在西方碎了一地》里面有很多数据触目惊心。比如,东京大学2009级新生来源前十位的中学中只有一所是公立高中,而进入私立高中就意味着支付昂贵的费用。   东京大学2006 年调查了入学率和家庭收入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关性非常高。年收入400 万日元以下家庭的学生升入四年制大学升学率为31.4%,而在超过1000 万日元的家庭中,该比例为62.4%。   在1984 年,东京大学入学学生的家庭中,年收入为750 万日元以下的家庭较多,这些中下阶层的比例约50%,但1995 年就降低为19.9%。到2003 年,来自950 万日元以上的年收入富裕家庭的学生占的比例约50%,450 万日元以下的家庭的比例仅仅是13.9%。现在,东京大学入学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935 万日元(2005 年的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年收入为436 万日元,就是说,现在三分之二的东京大学入学者的家庭属于上层阶层,而属于下层阶层的家庭仅仅占全体的七分之一)。   这里,大学资格被富人垄断并不是因为走后门,而恰恰是在“公平”的考试下出现的,甚至可以说,最有利于富人排挤穷人入学资格的,就是公平的考试。教育的实质产业化决定了,有钱就能够买到优质教育资源,从小打好基础,在每一轮升学考试中都占有优势,进入更好的大学,培养起更优质的社交网络,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有更多的钱投入下一代的培养,成为一个良性循环。而没钱的就只能获得劣质教育资源,可能从小就培养了不好的习惯和较差的基础,每次都考不过别人,进入较差的大学,结交狐朋狗友,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收入低,最后在培养下一代时没有足够的钱,只要让下一代也重复这个循环。   总结下来就是屌丝文化中“毅种循环”。   上面我举的是日本的数据,实际上日本是个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相应地,即使教育产业化,国民教育水平、国民素质的差距也会小一些,毕竟大部分人都有点钱能上补习班。而像美国这种贫富差距极端分化的国家,教育产业化就造成了惊人的愚民效果。   很多交流或留学美国的同学都会反映美国人很蠢,但是具体有多蠢呢?   经合组织(OECD)有一个“成人能力测试”,综合考察一国国民数学、技术、读写等能力,美国不仅常年在测试国家中倒数,最有趣的是别的国家都是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美国人则是反过来,“美国年纪最大的一批测试者们比较接近国际水准,但到了年轻人这辈儿,就堪称是一个比一个差了”。   http://voiceofrussia.com/news/2013_10_08/US-Adult-Skill-Test-Results-Bad-news-for-Americans-7672/   这就是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美国人反而变蠢了。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材料,译言网《2025年,大学教什么?》里面提到:约有36%的(美国)学生在就读大学的四年时间里,知识上一无所获。另据《高等教育纪事报》及美国公共媒体市场的数据显示,过半的雇主称他们近年招聘不到合格的应届毕业生。   如此低劣的基础教育水平严重影响了美国劳动力的素质,所以美国这两年也开始反思教育,出现重新回归应试教育的倾向。比如这份材料,《美国10年来最重大公共教育改革进入课堂》“大多数州不仅开始贯彻更严格的数学和阅读标准,其中包括被称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标准,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将教师评估与学生考试分数或其它衡量学生成就的指标相挂钩。”   就是说,当我们在搞减负、所谓“素质教育”的时候,美国在搞加负、“应试教育”。   于是就有人写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   《凯瑟琳·兰佩尔:为什么富家子弟反而有奖学金?》   奖学金和成绩挂钩,成绩和家庭收入水平高度一致。当富人的孩子注定比穷孩子优秀,那么阶级再生产的循环就完成了。   这就告诉我们,“公平”和“奋斗上升的空间”是两回事,两者不一定一致。   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科举。科举是不是公平?至少发展到弥录滕封以后,科举本身还是比较公平的。问题是,农业社会识字率一般不超过10%,建国初期大规模扫盲前,文盲率也有80%,这还是在清末、民国兴办了一些现代教育的情况下。在一个只有10%人口识字的社会,科举这个所谓的“上升通道”必然是跟剩下的90%绝缘的。   那么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90%的人不识字?   供一个人读书识字就意味着占用他本可以投入劳动的时间,如果是有志考科举就必须“寒窗十年”。其实十年也算少了,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考进士五十岁能考中也是不错的了。读书的时间如此长,读书的质量上则要求是全脱产,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其他人从生产剩余中匀一部分来供养他。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大多数家庭仅能维持温饱,长期供养一个全脱产的人,实在不可行。   这样一看我们就能够理解,科举为什么必然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游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工具,因为读书在当时成了检验一个人阶级的门槛。同样在今天,教育产业化就意味着,进入顶尖大学可能就是一个人的阶级门槛。    越穷越读,越读越穷:学历贬值比深造更快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教育不是穷人翻身的渠道,相反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机制,但就算如此,普通中等收入群体也只能投资于教育,现代社会相比农业社会,大多数人普遍有点闲钱,但又不是特别多,投资别的都不够,就只能投资教育。   比如说你在大城市读私立中学,学费是一学期一万多,但贷款买房,还款一个月一万很常见,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你可能很早就知道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充满了商机,但是你没有资本,最后只能做马云手下的程序猿。   甚至你可能是红极一时的大黄蜂打车的创始人,但是你没傍上大资本,所以很快被拥有巨额补贴的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干翻了。   所以没办法,最后你还是只能投资于教育。中等收入者热衷于投资教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的观念,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刚才我们说过,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只有地主阶级能供养子弟读书,反过来说只要是读书人几乎必然成为下一代统治阶级,必然是统治阶级预备队。几千年来,脑体分工和阶级分化确确实实就是保持一致的。所以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投资教育,也是旧观念的延续,这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一样的思路。   这件事情其实很要命,大多数人有点闲钱但又不太多,只能投资教育,同时社会的进步又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这就造成了教育的大扩张、大爆炸。比如这份报道《699万大学生900万个岗位 2013史上最难就业季来临》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数据,2003年全年新增就业岗位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4倍,而2013年这个数字只有1.29倍。      这个比例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决定了大学生毕业第一份工作的起点,照03年这个比例关系,大学生毕业后绝对是按照统治阶级预备队来使用,但2013年这个比例关系,大学生去端盘子也不会有什么奇怪了。   从2003年到2013年正好十年,在大陆一个人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一般也是十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03年一个入学的大学生,按照当年的就业形势,必然觉得自己一毕业至少就是统治阶级预备队,起点不同凡响。四年后毕业,忽然发现差了一截,遂发奋读硕士,三年后发现差两截;遂发奋读博士,三年后发现差三截。学历贬值比深造还快,大学生就此“民工化”。   但大学生民工化也不能阻挡中等收入群体追加教育投资,形成了一个“越读越穷,越穷阅读”的死循环。   《美国MBA泡沫是否离破灭更进一步?》   “这篇报道指出,本世纪经济衰退以来,拥有MBA学位的毕业生收入减少4.6%,可过去三年的学费增长了24%。” 价格提高意味着供不应求,间接说明读MBA的变多了。   经济一旦不景气,大家就幻想用更高的学历让自己脱颖而出,每个人都这么做,便意味着依靠学历“鹤立鸡群”的门槛进一步提高。于是在教育市场上,MBA的供给逻辑显得非常特别:文凭越贬值,对MBA需求越是上窜。众人明知是泡沫,也无可奈何,因为(在现有的生产关系内)似乎没有其他出路。    知识分子无产化:阶级不按行业分   这十年来,大部分人都预见不到学历贬值比深造快,首先这就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民工。现在我们浏览社交网站,会发现很多反映研究生文化、抒发读博士苦恼的各类恶搞短文、图片,研究生文化逐渐出现。比如这篇《读博士和大便的相同点》:   1. 都是憋出来的   2. 肚子里有货才爽   3. 即便肚子里面有货 也得有paper(论文)才行   4. paper越多心里越踏实   5. paper上的都是屎   6. paper不能是别人用过的   7. paper虽然是别人用过的,但是只要看不出来也可将就   8. 运气够好的话可以接到paper   9. 没有paper的话 如果你很有钱也能解决问题   10. 实在没有paper,拍拍屁股直接走人是很需要勇气的   研究生够多了,才有研究生文化,侧面反映了研究生多到什么程度。博士这么多,而学术界的坑就这么少,导师我就是把你当民工使又怎么样呢?爱干干不干滚。而且学术界是绝对的学霸专制的体制,学术权威占有一切审判、决定和分配权,所以学霸高度剥削你们,科研民工也必须一个劲儿地抱住导师的大腿,以求传得衣钵(学术地位)。   教育大扩张、学历快速贬值,第二个结果是热门职业从业人口快速过剩。过去十年,收入增长最慢的就是外资企业和传统高薪行业。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德勤,03年给应届生开出的工资是5000一个月,现在是6000一个月。这十年正是收入高速增长、通胀也较大的十年,结果你只增长了20%的收入,相当于实质降薪。为什么会这样?人才多了,不稀罕。   08年入学时很多专业的学生还在羡慕软件学院的学生毕业起薪高,但是这批人还没毕业,IT民工这个词就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没日没夜的加班,收入也不特别高,往往工作所在的城市房价也不低。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希望。   软件这个行业知识更新太快,新毕业的学生反而会比毕业一两年的要吃香,我有位同学在华为工作,他就承认在华为新招进来应届生的会比早一两年招进来的工资高。   软件行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天然的自动化倾向,比如华为内部大力推广工具化,就是自己写软件来代替自己的工作,反正自己的工人写软件也不需要额外付钱,按照这种趋势,有些工作重复度高的码农干两年就把自己的工作干没了。研发员工如果不能升职或成为管理层,未来的前途其实黑暗得不敢想象。      知识贬值,白领工作流水线化,脑力劳动者的可替代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一份脑力工作,换你来做也行,换他来做也行,利用产业后备军来强化剥削的这套办法对付白领甚至比对付蓝领还管用。   这两年公务员热、师范生热部分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既然干本职工作没有前途,何不找份稳定的体制内差事?可惜体制内差事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避风港。工作量越来越大、收入低、分配制度死板是通病。   对于公务员来说,社会管理日趋复杂,业务量不断增加,而不干活的老油条还不能赶走,任务都压在新人头上,薪酬制度又极端死板,收入和级别挂钩,但基层单位总级别就低,一个大学生可能到退休都不能提拔级别。   人民满意是公务员的最高荣誉 李克强对公务员提四点希望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17/c_118596327.htm   “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义无反顾,勇挑重担,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列”   北京公务员:租房花了工资一半纠结要不要回老家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4_03_20_215550.shtml   当年国企改制时也曾大谈“壮士断腕”,然后就是国企工人“被断腕”。包括公务员,任何行业的中下层都远非统治阶级,最多是统治集团的走卒,更没有参与分蛋糕的权力。当统治集团需要他们推动自身利益发展,或者打手与走卒妨碍到统治集团利益时,他们会被毫不犹豫的挑选出作为炮灰。   学历贬值(比深造)快,不仅是造成大家收入低,如果在学费昂贵的美国,还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例如《有价值的文凭:让大学上得物有所值》   里面的一张图片:      现在,阶级不按行业分、不按学历分,必然就是其他的东西决定了你的前途和发展空间。比如我们看《中国“海归”一半为一年期硕士》这个报道   英美的学历定位,本科通识教育,博士搞科研,硕士则是本科和博士的过渡阶段,为正式进入科研学习做一年的准备,单独学一个硕士回国是很成问题的,而且其中很大比例是商科。商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国外好的商科硕士都要求几年工作经验作为入学条件,但往往对中国留学生网开一面。大量的中国大学生一毕业就进入欧美的商科学个一年回国,谁都知道这本质上就是我们镀金、人家赚钱,镀金的要求也很简单,至少三十万一年嘛。而且别人还嫌中国留学生不够多,请看:   《卡梅伦盛赞英国华人贡献 对中国留学生人数不设限》   当然一年制硕士三十万的花销一般中产也负担得起,但是海归的贬值也是不容置疑的。   《去年“海归”增幅是留学增幅的八倍 国外就业难催生回国潮》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3_13_213530.shtml   花了三十万却没有收益,对中产的确是打击,但对于出去镀金的上层阶级这就不是问题了。归根到底,镀金的关键是有人把你这个镀金的当作真金来用。   正所谓“二代学金融,操纵牛与熊;屌丝学金融,体会啥叫穷;二代学新闻,政府发言人;屌丝学新闻,熬夜累死人;二代学金工,回家当股东;屌丝学金工,阀门拧到疯;二代学经济,入股分暴利;屌丝学经济,敲门卖安利;二代学会计,操纵GDP;屌丝学会计,按烂计算器;二代学土木,买地盖别墅;屌丝学土木,搬砖打地铺。”。重要的不是学历,而是阶级, 阶级可以改变你的学历,但学历不能改变你的阶级。    知识分子无产化的后果      现在,在每个行业的底层都汇聚着大量无产化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比父辈、领导更好的教育,经历了信息化的整个过程,拥有新思维、更开阔的视野,但就是没有未来。这就是知识分子无产化。无产阶级知识化就是知识分子无产化。   知识分子无产化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不稳定,二是啃老。   知识分子无产化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东西,其实中共和国民党早期也存在一个知识分子无产化的情况,因此两党党员的成分初期也都是小知识分子。清末新政的确办了不少教育,但是殖民地经济容纳不了这么多小知识分子,当时大学生造反的来自两类学校,一类是复旦这样当时的野鸡大学,二是交大这样的的确确提供人才的学校,问题是没有对口的重工业。你学了船舶中国有多少造船业给你就业?你学了炼钢当时中国有多少钢铁业给你提供岗位?这批人没有奔头,就跟着国共两党搞北伐闹革命了,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到“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说明中共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这还另说。   在中国早十年、二十年,其实是年轻人很有希望的时代,关键在于中国资本在国际上的大扩张,为当时的青壮年提供了大量的中层岗位,大城市的土著三十岁挣到二三十万一年很常见。现在这轮扩张已经停滞,中国的工业已经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都消灭光了,再扩张也没有空间,但是他们的坑不可能让给你,而教育扩张大大降低了知识的稀缺性,年轻人知识水平确实比老一辈、比领导高,但是跟同龄人比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年轻人不断流动,却总是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知识分子无产化某种角度就表现为年轻人无产化,他们是一个单位中剥削最为残酷的群体,企业里最大的利润来源,但是收入最低。出于维稳的角度,政府必须撒钱,但是怎么撒呢?发养老金,发福利的最高形式就是直接发钱,发钱给老人也不只是冲着他一个人,而是发给全家的。养老金年年发年年涨,在职工人的收入可能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停止增长甚至下滑,但是政府发的养老金却是雷打不动地年年增长,这些钱哪里来?就是年轻人工作创造的,所以有工作的年轻人啃老其实算不得什么,无非是你自己创造的财富兜一圈通过你父母发还给你了。可是父母寿命的长短并不一致,子女干不干活也都可以啃老,收入再分配讲究公平性,大力度撒钱发养老金并不是收入再分配最好的方式。    补充阅读:   父亲反对女儿上大学 称浪费钱   http://news.163.com/13/0901/19/97N7SVS800011229.html   “捡垃圾比读书强”考验大学回报率   http://edu.people.com.cn/n/2013/0904/c1053-22808568.html   42岁农民工读研究生轰动全国 毕业重回原点   http://www.cnky.net/kaoyanxinxi/kaoyanxinwen/0730883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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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欧陆上物流通道助推中国打造经济板块新格局
wwy6631 2014-12-9 09:24
2014 年 12 月 07 日 16:19 新华网 我有话说 收藏本文   新华网郑州 12 月 7 日 电 ( 记者双瑞 )“ 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对外开放的区位弱势是重要原因。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中欧贸易枢纽,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日前在郑州召开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欧物流枢纽建设国际交流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韩康表示,未来中国经济板块有望海陆并行、比翼齐飞。   韩康认为,对中国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欧物流枢纽和物流体系的建设,将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战略格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利用对外口岸和海洋贸易的优势,直接和全球经济对接,充分利用当时国际大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获得了发展空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而中欧物流枢纽的打造,将激发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潜力,可能会使中国呈现对外开放新格局。    “ 中国西部需要一个大的物流通道,才能与欧洲经济衔接起来,中欧之间的贸易才能实现快速增长,中欧班列应运而生。 ”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钟成介绍,中欧物流通道的建设源于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转移。   自 2011 年起,从重庆、武汉、长沙、成都、郑州等城市开往欧洲的快速货运班列相继开通,分别经由西部阿拉山口、北部二连浩特等出境。目前,开行的中欧班列达 240 列,已成为连通中欧大陆的铁路大动脉和新丝绸之路物流通道的重要载体。    “ 古代丝绸之路帮助中国和沿线国家间经济往来,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再次帮助沿线国家发展。 ” 德国汉宏全球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克劳斯 · 海尔曼表示,中国的中欧物流枢纽建设将使亚欧大陆间的运输更为可靠、便捷。   位于亚洲、欧洲两个市场之间的哈萨克斯坦,把自己定位为东西双方的转运枢纽。哈萨克斯坦铁路快运股份公司总裁叶留巴耶夫 · 参让尔表示,将投入 450 亿美元建设转运的基础设施,希望有效提升交通运输系统,达到 3600 万吨的转运量。   此次国际交流会,约有 500 名来自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铁路、邮政等机构、企业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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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资本如何切中拉美脉搏?
wwy6631 2014-12-8 12:28
2014-12-08 09:30:50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11 月末,太平洋联盟四国第三次在中国联合召开投资论坛,希望吸引中国投资者参与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基建、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投资。 为什么四国迫切地期待投资?为什么是现在爆发了如此密集的针对中国投资者的招商引资?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十年来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经济观察报带着问题专访了太平洋联盟四国的驻华大使 —— 智利驻华大使贺乔治( JorgeHeine )、秘鲁驻华大使胡安 · 卡洛斯 · 卡普纳伊 · 查韦斯 (JuanCarlosCapunayChavez) 、墨西哥驻华大使温立安 (JulianVentura)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尔门萨 · 哈拉米略 (CarmenzaJaramillo) ,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对中国投资者来说,现在是投资贵国的好时机? 智利驻华大使: 智利成为开放的经济体已经 25 年,在许多领域提供了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安全、可盈利的环境。中国建设银行 将在圣地亚哥开展业务,这对中国投资者的融资会提供很多便利。目前,智中两国之间有很大的贸易往来,但仍需要深化两国的经贸关系,其中一种方式是在投资项目上展开更多合作,建立合资公司。我们希望吸引来自全世界的投资,而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中国来智利投资是水到渠成的。 秘鲁驻华大使: 秘鲁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缔结了双边自贸协定。中国是首个对秘鲁矿产资源进行投资的国家,也是对秘鲁矿产资源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工商银行 在南美有两家分行,一个在巴西,一个就在秘鲁。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也很多,和巴西一样,秘鲁和中国也有关于修建两洋铁路的计划。中国也开始关注秘鲁的食品行业,因为食品行业在秘鲁非常重要,我们也正在推广秘鲁的食品行业,希望能吸引到更多投资。我认为,中国和秘鲁的关系可能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墨西哥驻华大使: 很多正在同时发生的事情,使得现在成为中国投资者进入墨西哥的好时机。首先,包括物流、人力成本、市场规模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让投资墨西哥极具吸引力;第二,墨西哥与亚洲、北美、南美和欧洲的自由贸易协定让墨西哥成为一处得天独厚的连接点,可以抵达全球各大市场;另外,中国和墨西哥在各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很多。 在墨西哥,你可以看到汽车业的中国投资者比如敏实集团 ,涉足制造业投资,包括华为、联想、金龙铜管都在墨西哥继续扩张,而新的企业还在不断进入墨西哥。此外,能源改革也让墨西哥变得更具魅力,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同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一样,墨西哥也正处于改革进程中,这些改革将为中国在墨西哥投资提供巨大的机遇。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双方应该为中国资本 在像墨西哥如此重要的经济体中拥有更广阔的作为而继续共同努力。我们必须致力于让墨西哥成为一个对中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目的地,而且这正在发生。 根据墨西哥官方数据,截至今年 6 月,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共计 3.097 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估计在 6 亿美元至 7 亿美元,这其中包含了中国公司的子公司从第三国向墨西哥的投资。双方在投资方面的利益和潜力也体现在双方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设立了中国 - 墨西哥投资基金,涉及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墨西哥开发银行,共计 24 亿美元,基金将由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之一的国际金融公司( IFC )进行管理。这将给墨中双方企业的合作提供更多便利。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 首先,目前哥伦比亚正在创造的投资机会很重要;其次,中国投资者日渐认识到哥伦比亚可以提供的机会。有很多方式可以让我们更亲近。哥伦比亚需要基础设施、港口的投资,哥伦比亚的农产品也很不错。哥伦比亚的地理位置在南美洲的中心,环境也很好。我们正在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中国投资者了解哥伦比亚。 不仅仅是中国,我们和欧盟的合作也很紧密,美国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大投资国。不过,现在正是中国投资者将目光望向世界的时刻,中国和哥伦比亚需要彼此了解。以往中国投资者主要关注巴西、秘鲁、墨西哥、智利,现在他们也开始关注哥伦比亚的投资机会。 经济观察报:中国和贵国在铁路项目上的合作有哪些进展?今年 7 月,中国、巴西、秘鲁三国有意就建设两洋铁路一事成立联合工作组,以铁路连接大西洋 、太平洋。 智利驻华大使: 铁路最近在智利发展得很快,但大多是短途线路,而非长途。在智利已经有很多铁路项目,未来几个月也会有新项目出现,中国公司在参与这些项目上很有竞争力。第二点,有许多项目用以促进智利和阿根廷之间的货物运输,这是一条跨智利和阿根廷的走廊,需要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在一些地区,由于冬天冰雪的影响,从阿根廷前往智利的货物要停运好几个星期。这是我们目前要解决的,使安第斯山成为一个永久的基地。把智利和阿根廷联系起来,这非常雄心勃勃,这个项目正在酝酿的过程中,有包括阿根廷、日本等国的许多投资商感兴趣,我很期待有中国的投资商出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铁路建设公司。 秘鲁驻华大使: 我们太平洋联盟的国家正在进行从南到北的纵向整合,两洋铁路是从东到西的,这对南美来说将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两洋铁路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合作,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希望有进一步的调研。这条铁路是从巴西东部到秘鲁中部,通过安第斯山,再到秘鲁的北部。沿途铁路会经过秘鲁的城市,秘鲁有很多矿产资源,而中国企业对秘鲁的矿产投资非常多。希望能够通过这条铁路线,增进双方的认识。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铁路公司也在积极参与竞标与合作。 墨西哥驻华大使: 双边投资日程不单单局限于一个项目。墨西哥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在墨西哥参与能源、工业、科技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在金融领域,中国工商银行已获授权在墨西哥设立一家分行,这将会为中国投资者及两国公司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便利。我确信,未来会有更多中国投资者参与到墨西哥物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经济观察报:从 2005 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到现在,中国和智利的贸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最早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智利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智利驻华大使: 数据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在 2005 年,中国和智利总贸易额是 80 亿美元,其中智利在其中的份额不到 50 亿美元。 2014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330 亿美元,是之前的 4 倍多。 自贸协定现在已经变得和当初不一样了。现在的自贸协定是非常雄心勃勃的,据我所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把服务纳入其中了。 智利是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签订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我们和全球超过 60 个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同时,智利在独立自由贸易区战略里起主导作用。 在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智利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国际贸易政策中前行。有的人说要等 WTO 到来,有的人说要融入拉美一体化的进程,有的人说要把关税降到零来和世界其他国家一体化。智利不希望单方面在关税方面做一些举动,而等待各个国家达成一致需要很多时间,我们又需要进入国际市场。因此,我们单独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因为我们不能等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同意降低关税。所以,智利用了 25 年时间和 60 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 经济学家对智利的政策批评非常严厉,认为如果像智利那样,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以及地区都两两之间签订协定,这实在太麻烦了。而未来这些国家签订的协议会不会变成国际贸易协定?可能性非常小。但对于智利来说,政策运行得非常好,智利的出口从 1990 年的 90 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 800 亿美元。同时,如果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话,比如澳大利亚,他们其实也在走智利的路线。所以我认为,独立的自由贸易区是可行的。可能未来,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关税都会降到零,但这很难在短期内发生。 2005 年 5 月 28 日 ,智利和文莱、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协议发起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P4 ,签订并生效经贸协议,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智利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最初想法产生的地方。 2008 年,美国先加入 P4 ,随后发起了 TPP 。总之,独立的自由贸易区是有效的,智利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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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尼泊尔力推吸纳中国进南盟:中国也是南亚国家
wwy6631 2014-11-28 22:49
从地理位置、历史、贸易、文化来看,中国 “ 都不是一个区外大国 ” 。他表示,中国已是世界大国,而南盟还是 “ 穷国俱乐部 ” ,一旦中国加入南盟,南盟的影响力、形象和地位将会自动得到提升。 第 18 次南盟峰会 26 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作为观察员国已近 10 个年头的中国是否应在该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本次峰会的一大焦点。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力推中国成为南盟成员国,而印度则担心中国会夺走其对 “ 后院 ” 的影响力。与代表全球经济领导力量的 G20 和拥有广泛区域影响力的 APEC 相比,南盟到目前为止只能算是一个 “ 穷国俱乐部 ” ,用彭博社的话说: “ 拥有世界人口的 1/4 ,但只占全球贸易的 5% 。 ”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此次南盟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减少贫困、消除文盲、加强铁路公路和电网连接。不难理解,这个还在把 “ 每个村庄晚上都能亮灯 ” 作为发展目标的区域,对中国 “ 一路一带 ” 计划的真诚渴望和欢迎。实际上,不论南盟将给予中国什么地位,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已经毋庸置疑。 东道主: “ 尽快吸纳中国 ” 南盟现有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阿富汗 8 个成员国,同时接纳澳大利亚、中国、伊朗、日本、韩国、毛里求斯、缅甸、美国及欧盟作为观察员国。观察员国在峰会中不参与会谈,只出席开闭幕式。当前,一些南盟国家力推中国以某种 “ 升级 ” 姿态更积极地参与该组织的活动。巴基斯坦ZF 25 日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在南盟发挥更大作用。 尼泊尔《共和国报》 26 日刊登社论称,南盟 “ 常因其缺乏成就而招人耻笑 ” ,表明成员国对于地区合作并未严肃对待或合作障碍很大。而中国等严肃对待南亚地区合作的国家却 “ 因为个别国家的原因 ” 而被拒之门外,文章呼吁 “ 尽快吸纳中国入盟 ” 以推进地区合作。 尼泊尔《崛起的尼泊尔报》前总编拉姆萨尔近期在媒体撰文称,中国 “ 也是南亚国家 ” ,因为南盟 8 个成员国中 5 个与中国有陆路边界,而与印度有共同边界的只有 4 个,中国领土的相当一部分位于南亚,而且中国还是多数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地理位置、历史、贸易、文化来看,中国 “ 都不是一个区外大国 ” 。他表示,中国已是世界大国,而南盟还是 “ 穷国俱乐部 ” ,一旦中国加入南盟,南盟的影响力、形象和地位将会自动得到提升。 尼中友协主席潘特女士 26 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吸纳中国入盟将会使南盟 “ 更耀眼 ” 。她说,基础设施落后是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最大的障碍,南亚基建的资金缺口高达 2.5 万亿美元,中国的加入能弥补这一缺口。她告诉记者,尼、巴等国曾多次提出吸纳中国,但接纳新成员需要全体一致同意,估计此次峰会上会见到围绕该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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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宏图大略
大庆商江 2014-11-21 07:20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宏图大略 2014 年 11 月 18 日 ,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文章。 一篇的题目是: 评论: "985 211" 争议的背后是高校改革之问 另一篇的题目是: 科研经费拨款相差超 20 倍 "211 985" 的 " 金帽子 " 有多重? 读完这两篇文章,我似乎看到了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宏图大略。 之所以说是 宏图大略,是因为他们说出了连国务委员刘延东也不敢轻易放言的中国教育的大政方针。新华社根本不把教育部放在眼里。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说: 近日,中南大学校长透露教育部将取消“211”“985”工程建设。这一消息后虽被教育部否认,但引发了全社会对“211”“985”工程的再次关注。教育部否认了,新华社还要“穷追不舍”。凸显了新华社的崇高和伟大。 第一、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敢于指出“985”“211”工程的弊端。 经过了近20年的历程,“985”“211”工程这种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产生了很多弊端。原来一些很强势的学校专业学科,不少被削弱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 高等教育 发展的生态。 第二、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敢于定论“985”“211”工程的罪过 在“211”“985”工程的影响下,高等教育体系内还是国家主导科研设置,在高校内部具体实施,与产业、社会、经济大部门横向联系不够,与十八大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精神已不相符合。 第三、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敢于定论“985”“211”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使命 需要取消按工程、计划配置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等传统高等教育模式,还必须建立新的教育管理和拨款体系。比如,可以尝试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结合公办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模、实际办学水平(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制定高校拨款预算,并进行有效监督。 第四、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设想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 政府管理公办学校,要建立由官员、人大代表和校领导、师生及社会人士代表等共同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制定大学发展战略、预算,监督学校行政公开、透明使用经费。这就从管办评一体、行政 治校 ,过渡、改革到管办评分离、教育家治校。 第五、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袁汝婷设想建立大学理事会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已经基本完成使命的“985”“211”,未来如何更契合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之路,如何调整和改革,不至于沦为“沉睡的规定”,值得人们期待。 新华社记者郑天虹袁汝婷的豪言壮语,使我对新华社刮目相看。 我不知道新华社是否有比党中央国务院还要大的口气。自叹不如而已。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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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4年中国外贸500强排行榜出炉 中石油和华为分居综合与民营排名榜首
wwy6631 2014-11-20 18:09
2014-11-17 10:02:27 来源 : 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俱乐部 作者 : 进入论坛 11 月16 日 ,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海口市人民ZF和中国对外贸易500 强企业俱乐部共同举办了 “ 第五届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论坛 ” ,并在会议上分别发布了 2014 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和中国民营外贸 500 强企业的排名榜单。榜单结果显示中石油、深圳富士康、郑州鸿富锦精密电子公司分别以 71104237850 美元、 48490469500 美元、 35215827483 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位居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综合实力前三强。深圳华为、江苏沙钢、山东晨曦集团分别以 12057229693 美元、 5713248661 美元、 5629637827 美元的进出口额名列民营外贸 500 强企业前三甲。 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排名工作始自于上世纪 90 年代,由原外经贸部排序中国企业进出口前 500 家。为彰显中国民营外贸企业发展情况,自 2011 年开始,该榜单增加了中国民营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的排名, 此项工作展现了中国历年来进出口最强的企业及其业绩,为宣传中国进出口企业并支持中国进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20 年来此项工作已经形成了密切的工作方法,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受到普遍认可,成为宣传和展示最具实力的外贸企业平台。 在论坛的 “ 海上丝绸之路海口的作为 ” 专题研讨会上,众多知名专家指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重要战略。海口具有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在积极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服务好 “ 海洋强国 ” 战略过程中,理应有所担当、发挥重要作用。 赵言执行理事长在会议上指出,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俱乐部是以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及中国对外贸易民营 500 强企业为核心,以规模以上外经贸企业为主体,以专业服务机构为补充的服务平台。 ” 目的是有效帮助 “ 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 ” ,支持和鼓励相关联的产业或者一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合作,避免企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弥补企业社会资源的缺位、自身资源转换能力的不足,高效整合政策、外交、金融、专家资源,帮助企业建立强大的战略服务支撑体系,从而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得到更多的扶持。 会议当天发布的 2013 中国外贸 500 强企业和民营外贸 500 强企业排名榜单请下载: 2014 年中国外贸500 强综合排名名单 .xls 2014 年中国民营外贸500 强排名名单 .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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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产钢巅峰将至 矿业巨头1200亿美元投资前途未卜
wwy6631 2014-11-20 09:59
2014 年 11 月 19 日 13:02 华尔街见闻 我有话说 收藏本文   必和必拓、力拓等矿业巨头原本预计,中国到 2030 年年末才会达到钢产量巅峰。可最近业内预测,中国产量巅峰提前到来,速度远超预期。这意味着,矿业巨头 1200 亿美元的铁矿石相关投资命悬一线,前途未卜。    Metal Bulletin 数据显示,本年度至今,基准铁矿石价格累计下跌 47% ,在大宗商品之中今年表现最差。昨日价格继本月 5 日后再创五年新低。铁矿石跌跌不休之时,全球最大钢铁和铁矿石消费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今年第三季度中国 GDP 增长率降至 7.3% ,创近六年新低。一些业内分析师和钢铁生产商由此认为,中国的钢铁生产巅峰期即将到来。   国际钢铁协会会长、奥地利最大钢铁生产商奥钢联 (Voestalpine) 的 CEO Wolfgang Eder 预计,中国的钢产量将在三年内达到巅峰,这将迫使相关工厂停止拓展业务、关门大吉。 Eder 认为:    “ 中国钢铁行业将不得不重组。铁矿石生产商越来越清楚,他们必须修改企业增长预期。产能过剩太多,即将投产的项目还在增多。压力会更大。 ”   高盛本月 6 日发布的报告预计,到 2017 年,铁矿石市场过剩的产量将增至将近 3 亿吨。报告统计, 2011 年以来,共有 24 个铁矿石项目启动或者获批。必和必拓和力拓为首的矿业生产商为这些新项目投入 1200 亿美元。   投行 Liberum Capital Ltd 。的矿业分析师 Richard Knights 评论称: “ 我一直觉得矿商这方面很高明,因为重大的投资决策都要以 ( 产量 ) 预期为依据。可如果这些企业弄错了,哪怕只错了一点点,就会对今后几年的企业盈利和股价产生很大影响。 ”   俄罗斯金融服务公司 BCS Financial Group 的股票研究负责人 Kirill Chuyko 称,铁矿石生产商最大的弱点是,他们通常 “ 过于看好行情 ” 。 Chuyko 认为,中国钢产量已达巅峰, “ 中国的需求会下滑 ” 。   上月必和必拓已下调对中国钢产量增长的预期幅度,但仍预计,到 2020-2025 年,中国的增长幅度可达到 25% ,由 10 亿吨增至 11 亿吨。力拓则预计,到 2030 年左右,中国的产量将达到 10 亿吨。   国际钢铁协会上月公布,今年 9 月,全球 65 个纳入该协会统计的国家粗钢总产量达到 1.34 亿吨,同比略降 0.1% ,其中中国粗钢产量为 6750 万吨,同比持平。 文章关键词: 铁矿石 , 矿业巨头 ,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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