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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问题
accumulation 2015-3-20 14:46
(l)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将经济增长分为前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这两种增长有何异同?产生这两种不同增长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2)何谓“高水平均衡陷阱”?为什么“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能解释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 (3)何谓科学革命?为什么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人口规模大是否就能发生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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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accumulation 2015-3-20 14:38
1-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成就 1. 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 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西方从帝国到分崩离析，而中国大多数时间都是一统的大帝国；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分工越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越高；但是分工的规模又取决于市场规模大小；中国曾经在经济规模与技术上均领先于西方； 2. 领先的技术水平 培根指出，有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火药打破了封建贵族城堡，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市场规模大，分工更细，经济持续发展；指南针促进了“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殖民者可以掠夺殖民地，从而掠夺到粮食，扩大人口；纸张和印刷术让知识传播与积累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些发明说明了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的前沿位置；中国在钢和铁在生产上远远领先西方； 3. 活跃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市场活跃，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期货市场和投机行为，投机的原理已经被发现；在投机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判定商品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商品的贵贱由供求关系决定；生产是按照价格信号来进行；范蠡投机的范围大，代表市场的规模大；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是一个市场经济； 4. 繁华的城市 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最富有最城市化的国家； 奇波拉认为， 11 世纪至 18 世纪初的时间，西方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富有的、发达的工业经济；现在二者互换； 2- 逆转：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 中国在 13 世纪时期，已经具备英国在 18 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如纺织业的机械化等；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才突然发现已经落后于世界；中国的落后，不是中国下降，而是西方上升； 3- 李约瑟之谜的提出 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在科学技术上遥遥领先于其它文明？为什么中国现在不领先于世界其他部分？ 16 世纪以前，技术使中国传到西方的，后来即逆转；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做出的努力； 李约瑟之谜需要同时解释为何中国现在落后和中国过去强盛；需要一种同时解释二者的理论；这两个问题是一个理论框架的两个方面； 4-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现有理论 1. 文化决定论与李约瑟之谜 儒家文化、 Marx Webb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家文化不重视科学，强调中庸与保守；而西方强调新教文明，认为只有新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天主教文明不强调资本的积累，而新教强调勤劳、节约，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与投资，进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儒家文化是落后的文化；纪录片河殇：黄色文明、蓝色文明；文化难以改变，如果是这样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理论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它可以解释中现代的落后，但不能解释当年中国的强盛；第二是如果文化决定论正确，则中国的希望就很悲观，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很难，历史上可能存在文化被改变，但很困难，如埃及文明的改变； 2. 国家竞争假说和专利保护说 中国的大一统和欧洲国家的竞争； 中国大一统，不存在竞争；而西方是一个竞争的国家体系，竞争使得追求进步，因此西方追求科技发展；大一统国家变成稳态，而不进步； 但是，中国在秦朝以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大一统的，中国曾经有一千年时间领先于西方，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曾经强盛； 专利制度在当时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专利制度即使在现在非常重要，也并不代表它是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 3.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 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释问题。机制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剩余减少，没有足够的剩余购买新技术；机制二：廉价劳动力，抑制对劳动节约技术的需求； 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假说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 中国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早婚早育多育；因此人均耕地下降；人均剩余少；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英国著名学者 Elvin 认为，中国过去之所以兴盛，技术发明快，是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市场制度，就像欧洲的技术发达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等。他把当时的中国称为“高水平均衡”。 发展经济学在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均衡陷阱”理论，指的就是一些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情况。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 Rostow ，他提出过一个关于经济起飞的理论，指出欧洲国家进入现代社会都有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经济“起飞”的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只有经济的积累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经济才能起飞。一些非洲和南亚的落后国家，每年生产出的剩余达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所以无法跨越经济“起飞”的门槛，这种低生产能力、低发展水平的阶段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 本质上“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一样，都是指剩余的积累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太多，劳动力的价格太低。 “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存在内部逻辑不自洽的缺陷，同时也与真实的经济现象存在矛盾。中国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存在着波动。历史上，中国在 20 世纪的实际剩余率一直超过 11% ，因此中国并非具有投资机会而没有投资能力。 逻辑上的问题：对机制一：只有在技术不变时，劳动力增加才会导致剩余的不断减少；因此，机制一成立的前提是技术不进步或技术进步很慢，机制一将所需要解释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技术进步慢）做了假设；机制二中，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因此机制二也已经先假定技术不变化，以需要解释的现象作为前提假设；因此，这些假说内部逻辑不自洽，也存在经验问题；经验问题：中国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存在着波动，因此人均耕地也是存在波动变化的；如果上述理论正确，那么在人均耕地增加时，技术变革应该是比较快的； 8-12 世纪时，中国有一段时间技术变革比较快，之后中国技术变革的速度慢下来，这与人均耕地的变化规律不符； 5-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理论 1. 工业革命的本质 （1） 传统定义：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及钢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 （2） 《国富论》的研究方法：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决定因素、性质相同决定因素可以不断变化； （3） 林的定义：技术创新速度提高，并且不断加速； （4） 工业革命以后，不仅是使用了某种机器和技术，而是技术变迁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快；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缩短；工业革命之前的“马尔萨斯陷阱”及其往复循环；工业革命后的变化：种田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但是粮食产出却增加，其原因是技术的变化；工业革命其实不在于机器与技术的使用，而是以后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即技术变迁速度加快；工业革命使得劳动力水平与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而且不断加速； （5） 技术变迁方式的改变： 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机制：经验； 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机制：科学为基础的实验； 2. 一些概念 （1） 技术与“技术分布曲线” （2） 发明与“发明可能性曲线” （3） 发明的机制：“尝试错误” - 尝试错误的两种方式 尝试错误：随机尝试错误、有意实验、科学指导下的有意实验； 3. 三个假说 （1） 假说一：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分布曲线，就可以决定现有的技术发明可能曲线； （2） 假说二：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 （3） 假说三：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尝试错误的数量，技术分布曲线越往右移动，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 （4） 导致技术分布曲线移动的因素：个人天赋、进行发明的材料（可用的物质）、科学知识；技术分布曲线中现有技术右边的面积越大，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尝试错误落在右边的概率就越大； （5） 三个可检验的假说； 4. 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1）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中国的自然条件优于西方；中国人口多，前现代社会中尝试错误的次数就多，技术发明的概率就大； （2） 8-12 世纪中国的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导致经济重心南迁，人口大量南移；人口迁到南方以后，以高产的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生产技术改进，即是一个技术变迁的过程。交通工具由坐马车改进为乘船，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给技术变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动，所以不断有新技术涌现。 （3） 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使技术发明可能曲线不断右移，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空间。要解决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问题，关键在于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5.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与原始科学相比 , 现代科学最大的进步是方法论的进步 , 而其中主要体现为两点 : 一是使用数学语言 , 二是采用可控科学实验。中国科举制度的特殊考试内容设置 , 阻碍了有好奇心的人在数学和可控实验上积累人力资本 , 因而中国最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 因而也就无法发生工业革命。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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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3-20 13:43
中国在宋代以前,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都远远超过西方,但此后便逐渐落后于发生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这一“李约瑟之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数学和可控实验为主,而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结果科学革命无以发生,中国的前现代生产经验试错型技术进步方式,也就无法转为以科学实验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技术进步方式。技术进步的相对停滞,最终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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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3-20 13:38
1-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成就 1. 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 2. 领先的技术水平 3. 活跃的市场经济 4. 繁华的城市 2- 逆转：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 中国在 13 世纪时期，已经具备当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如纺织业的机械化等；中国的落后，不是中国下降，而是西方上升； 3- 李约瑟之谜的提出 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在科学技术上遥遥领先于其它文明？为什么中国现在不领先于世界其他部分？ 16 世纪以前，技术使中国传到西方的，后来即逆转；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做出的努力； 李约瑟之谜需要同时解释为何中国现在落后和中国过去强盛；需要一种同时解释二者的理论；这两个问题是一个理论框架的两个方面； 4-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现有理论 1. 文化决定论与李约瑟之谜 2. 国家竞争假说和专利保护说 3.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 5-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理论 1. 工业革命的本质— 技术变迁方式的改变： 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机制：经验； 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机制：科学为基础的实验； 2. 一些概念 （1） 技术与“技术分布曲线” （2） 发明与“发明可能性曲线” （3） 发明的机制：“尝试错误” - 尝试错误的两种方式 尝试错误：随机尝试错误、有意实验、科学指导下的有意实验； 3. 三个假说 （1） 假说一：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分布曲线，就可以决定现有的技术发明可能曲线； （2） 假说二：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 （3） 假说三：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尝试错误的数量，技术分布曲线越往右移动，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 （4） 导致技术分布曲线移动的因素：个人天赋、进行发明的材料（可用的物质）、科学知识；技术分布曲线中现有技术右边的面积越大，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尝试错误落在右边的概率就越大； （5） 三个可检验的假说； 4. 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1）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 （2） 8-12 世纪中国的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 （3） 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5.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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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3-20 13:31
5-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理论 1. 工业革命的本质 传统定义：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防止工业的机械化以及钢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国富论》的研究方法） 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决定因素、性质相同决定因素可以不断变化 林的定义：技术创新速度提高，并且不断加速； 工业革命以后，不仅是使用了某种机器和技术，而是技术变迁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快；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缩短；工业革命之前的“马尔萨斯陷阱”及其往复循环；工业革命后的变化：种田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但是粮食产出却增加，其原因是技术的变化；工业革命其实不在于机器与技术的使用，而是以后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即技术变迁速度加快；工业革命使得劳动力水平与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而且不断加速； 技术变迁方式的改变： 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机制：经验； 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机制：科学为基础的实验； 2. 一些概念 （1） 技术与“技术分布曲线” （2） 发明与“发明可能性曲线” （3） 发明的机制：“尝试错误” - 尝试错误的两种方式 尝试错误：随机尝试错误、有意实验、科学指导下的有意实验； 3. 三个假说 （1） 假说一：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分布曲线，就可以决定现有的技术发明可能曲线； （2） 假说二：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 （3） 假说三：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尝试错误的数量，技术分布曲线越往右移动，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 （4） 导致技术分布曲线移动的因素：个人天赋、进行发明的材料（可用的物质）、科学知识；技术分布曲线中现有技术右边的面积越大，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尝试错误落在右边的概率就越大； （5） 三个可检验的假说； 4. 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1）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 （2） 8-12 世纪中国的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 （3） 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5.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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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3-20 13:30
4- 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现有理论 1. 文化决定论与李约瑟之谜 儒家文化、 Marx Webb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儒家文化不重视科学，强调中庸与保守；而西方强调新教文明，认为只有新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天主教文明不强调资本的积累，而新教强调勤劳、节约，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与投资，进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儒家文化是落后的文化；纪录片河殇：黄色文明、蓝色文明；文化难以改变，如果是这样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理论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它可以解释中现代的落后，但不能解释当年中国的强盛；第二是如果文化决定论正确，则中国的希望就很悲观，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很难，历史上可能存在文化被改变，但很困难，如埃及； 2. 国家竞争假说和专利保护说 中国的大一统和欧洲国家的竞争； 中国大一统，不存在竞争；而西方是一个竞争的国家体系，竞争使得追求进步，因此西方追求科技发展；大一统国家变成稳态，而不进步； 但是，中国在秦朝以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大一统的，中国曾经有一千年时间领先于西方，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曾经强盛； 3.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 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释问题。机制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剩余减少，没有足够的剩余购买新技术；机制二：廉价劳动力，抑制对劳动节约技术的需求； 中国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早婚早育多育；因此人均耕地下降；人均剩余少； 逻辑上的问题：对机制一：只有在技术不变时，劳动力增加才会导致剩余的不断减少；因此，机制一成立的前提是技术不进步或技术进步很慢，机制一将所需要解释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技术进步慢）做了假设；机制二中，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因此机制二也已经先假定技术不变化，以需要解释的现象作为前提假设；因此，这些假说内部逻辑不自洽，也存在经验问题；经验问题：中国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存在着波动，因此人均耕地也是存在波动变化的；如果上述理论正确，那么在人均耕地增加时，技术变革应该是比较快的； 8-12 世纪时，中国有一段时间技术变革比较快，之后中国技术变革的速度慢下来，这与人均耕地的变化规律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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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兴衰
accumulation 2015-3-20 13:29
2- 逆转：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 中国在 13 世纪时期，已经具备当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如纺织业的机械化等；中国的落后，不是中国下降，而是西方上升； 3- 李约瑟之谜的提出 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在科学技术上遥遥领先于其它文明？为什么中国现在不领先于世界其他部分？ 16 世纪以前，技术使中国传到西方的，后来即逆转；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做出的努力； 李约瑟之谜需要同时解释为何中国现在落后和中国过去强盛；需要一种同时解释二者的理论；这两个问题是一个理论框架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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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accumulation 2015-3-20 13:28
1-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成就 1. 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 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西方从帝国到分崩离析，而中国大多数时间都是一统的大帝国；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分工越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越高；但是分工的规模又取决于市场规模大小；中国曾经在经济规模与技术上均领先于西方； 2. 领先的技术水平 培根指出，有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火药打破了封建贵族城堡，建立了统一的全国市场，市场规模大，分工更细，经济持续发展；指南针促进了“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殖民者可以掠夺殖民地，从而掠夺到粮食，扩大人口；纸张和印刷术让知识传播与积累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些发明说明了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的前沿位置；中国在钢和铁在生产上远远领先西方； 3. 活跃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市场活跃，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期货市场和投机行为，投机的原理已经被发现；在投机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判定商品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商品的贵贱由供求关系决定；生产是按照价格信号来进行；范蠡投机的范围大，代表市场的规模大；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是一个市场经济； 4. 繁华的城市 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最富有最城市化的国家； 奇波拉认为， 11 世纪至 18 世纪初的时间，西方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富有的、发达的工业经济；现在二者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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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
accumulation 2015-3-18 22:19
在2010年中国CPI高企的背景下，2011年控通胀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挑战。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在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稳健的货政策也是针对宽松货币政策而言的，稳健货币政策是目前中央银行执行的货币政策，核心内容包括： 一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 二是及时调整信贷政策，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是执行金融稳定计划，发挥货币政策保持金融稳定的作用； 四是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货币政策工具改革，实现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 从ZF投资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没有改变，国家仍然会适当的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的规模。从市场上来看，这并不会因为ZF的基础设施投资减少的原因导致公司的产值减少。二，从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从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这段期间，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会提高，从而使得银行可供贷款的金额减少，存贷款的利率也就会相应的提高，公司通过贷款融资的难度会相应的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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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上海市“自由撰稿人”熊丙奇侈谈中国12年以上义务教育
大庆商江 2015-3-17 04:57
上海市“自由撰稿人”熊丙奇侈谈中国 12 年以上义务教育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熊丙奇质疑国家教育部，脱离中国基本国情侈谈 12 年义务教育甚至 15 年义务教育。举证如下： 2009 年 4 月 1 日 ，《新京报》 ( 记者 郭少峰 ) 《教育部：国家无财力支持 12 年义务教育》：日前有媒体报道说，现在正在讨论普及 12 年义务教育，一是向上普及高中教育，另一个则是往下，多增加学前教育。教育部昨日表示，我国仍坚持九年义务教育，目前义务教育的重点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和两基攻坚计划 ( 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 ， 12 年义务教育的做法不符合我国目前国力。教育部同时表示，支持有些地方根据自身财力等状况所做出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做法。不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不等于普及 12 年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免费教育，目前国家尚没有这个财力。此前，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曾表示，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对教育实施水平的目标定得过高，我国的教育能力相对还比较低。 2009 年 4 月 2 日 ，荆楚网《熊丙奇：如何让 12 年义务教育符合中国国情》：在为期一周的第九届“中国青少年素质教育——成功计划”研讨会暨“少年儿童行为习惯培养”课题研讨会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透露，正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在今年 8 月公布，但“九年义务教育是否改 12 年”仍是未知数。针对这一报道，教育部昨日表示，我国仍坚持九年义务教育，目前义务教育的重点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和两基攻坚计划 ( 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 ， 12 年义务教育的做法不符合我国目前国力。这与去年一则关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新闻，几乎一模一样——在去年两会期间，先是有媒体报道，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政协小组审议间隙告诉记者，“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实现 13 年义务教育，正在作为一个政策进行研究。但紧接着，教育部部长周济随即表示，当前还是要把精力主要放在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上。“不能超过中国发展的阶段 , 估计过高。”关于实行 12 年（或 13 年）义务教育，其重要性不必多说，不但可以减少老百姓接受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大面积提高受教育者的受教育年限，从而提高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无论从民生角度，还是从国民素质角度，都有好处。观察国外基础教育，不少国家已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义务教育）或者 13 年义务教育（包含 1 年学年教育）。但是，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相对应，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经费投入问题，教育部的多次正式表态，都与教育经费投入有关。那么，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我国的财力是否可以支撑 12 年（或 13 年）义务教育。根据 2007 年教育事业发布统计公报，我国高中阶段学生总数为 4341.9 万人，其中，普通高中 2514.5 万人，成人高中 17.5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 1809.9 万人，以各地高中阶段公办学校学费标准看，平均在 800 元左右（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为 509 元，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为 718 元），以此计算，如果全免高中阶段学生学费，每年需要政府新增投入 350 亿元。假使每年约 1900 多万的初中毕业生，在新实行新义务教育制度后，全部上高中，那么，新增高中生规模每年为 500 万左右，根据《 2007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普通高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包括教育事业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和其他经费）为 2648.54 元，中等职业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 3124.01 元，那么，为新增教育规模，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每年将增加 150 亿元。也就是说，在目前基础上实行高中义务教育，每年将新增教育投入 500 亿元。那么，国家有无国力来解决这笔费用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0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 300670 亿元。而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发布的 2007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 2007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 3.32% ，离开 4% 的计划比例尚有 0.68% 的差距，以 300670 亿元计算，就是 2000 亿。而据此前有关人士对 2020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 GDP 的 5% 计算，在 GDP 数值不变的情况下， 1% 即为 3000 亿。这一两年来，随着农村和城市九年义务教育相继免缴学杂费，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 4% ，在 4% 的盘子中，实行 12 年义务教育，困难重重，但是如果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比如 5% ，那么，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并非不可能。事实上，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 5% 并不是一个高的比例，根据世界银行 2001 年的统计，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均值为 4.8% ，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均值为 5.6% 。印度 2003 年的教育投入达到了 5% ，而美国 2003 年教育经费占 GDP 的 7.5%, 其中政府投入 5.7%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即便政府投入增加到 5% ，由于需要钱的地方太多，比如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提高生均教育经费，解决基础教育欠债问题与不均衡发展问题；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质量，提高高等教育生均成本，解决高等学校的 2000 亿以上的欠债问题等等，也轮不到发展 12 年义务教育。那么，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思考政府发展教育的核心职责是什么，以及怎样通过改革打破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引入社会资源发展高等教育，从而让政府有更多精力投入办好基础教育，普遍提高受教育者的修学年限，提高国民素质。 总之，只要下定决心，在未来的 10 年中，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并非不能，而在于政府为不为。 对于“有效时间”长达 10 年以上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刚要的制订来说，这一牵涉到教育基本责任、培养怎样的劳动者的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 2011 年 10 月 30 日 ，《晶报》（熊丙奇）《 探索 15 年义务教育需分清概念和实质》 ： 10 月 26 日 ，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提请审议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创新促进条例 ( 草案 ) 》议案，其中提出，深圳将探索将学前教育及普通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从目前深圳教育数据分析，如实行 15 年义务教育，预计受惠人数将超过 40 万。虽然有关方面进一步作出的解释让很多人对这一草案的预期下降，但至少让公众看到了一种希望。在笔者看来，深圳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在财力上并不存在问题，此前，我国陕西宁陕就已经实行 15 年免费教育，深圳的财力相对于贫困县宁陕，不知雄厚多少。一种说法是，连贫困县都可实行 15 年免费教育，全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找不到不推进的理由。但要真正迈出探索的步伐，需处理好概念和实质的问题。首先，要避免概念纠缠。最近几年来，针对舆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呼吁，政府部门都有一个理由是，《义务教育法》规定学前教育年限是九年，因此，要延长就得修订《义务教育法》。同时，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如果一旦纳入，相应年龄段的学生（及家长）就得履行义务，包括 3 岁孩子必须送进幼儿园， 16 岁到 18 岁的孩子也不得辍学打工。因此，对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避免概念纠缠的最好方式，是将“义务”称为“免费”。事实上，在我国，义务教育提了多年，真正实行免学费是从 2008 年才开始。——可见，做到免费比义务更实在，也更难。而在实行 12 年、 15 年免费教育的地区，提法也是免费而非义务。其次，要避免名义的“义务”或者“免费”，而实质上老百姓负担沉重。目前的 9 年义务教育，就是免除学杂费之后，老百姓的负担也十分沉重，原因是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差异巨大，为进更好的小学、初中，家长不得不缴高额的择校费（或变相的捐资助学费）。如果均衡的问题不解决，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很有可能在 15 年免费教育中重演。从基础教育的整体发展来说，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应逐渐解决三方面问题，首先是 9 年义务教育的均衡，消除“择校热”，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其次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是目前教育的“短板”，要尽快解决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再次是将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相对来说，由于高中教育直接关系到高考升学，各自政府都很重视，在目前基础上实行免费，新增投入并不大。做到以上三方面，取决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加，以及投入模式的转变。如果不增加投入，义务教育即使延长，也可能只是名义上，学生们还会被各种乱收费折腾；而如果投入模式不变，公办校之间，或者公办校与民办校之间的办学差异很大，就会造成一边免费义务，一边家庭负担沉重的问题。从发展教育，提高整体国民素养，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出发，延长 义务教育（免费教育） 年限，是迟早的事，我们期待深圳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探索，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熊丙奇专栏 bqxiong@126.com 】 【注：熊丙奇把义务教育等同于免费教育，概念模糊不定。】 2013 年 7 月 22 日 ，《新快报》《 熊丙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究竟难在哪里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近日表示，目前，我国还没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考虑，也没有在局部地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打算。这不是教育部门第一次就此表态。社会舆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这问题提出来。这表明，社会对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有所期待，教育部门应积极对此进行深入调研。那么，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究竟难在哪里 ? 教育部把理由归为两点，一是《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 9 年义务教育 , 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必须修订法律，这不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国家立法的问题；二是我国不具备延长义务教育的条件，虽然我国已经普及 9 年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的质量还不高，义务教育不均衡情况还很严重，因此，应集中精力抓好 9 年义务教育。诚然，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不能由教育部一家决定，必须通过立法审议，但这不意味着就不能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启动义务教育法修订，如果社会有需求、教育部有打算，完全可以启动修订法律的程序，如果修法的程序不启动，从法律层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就遥遥无期。退一步讲，就是不能立法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也可绕过“义务”概念之争，尝试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 12 年或者 15 年免费教育，事实上，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延长了免费教育的年限，这并不违反义务教育法，同时也让当地老百姓享受到免费的实惠——义务教育强调免费、均衡、普惠、强制，而免费教育除了不强制、不追求均衡 ( 强制和均衡是法律对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 ) 外，有免费、普惠的特点，这完全适合当前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因此，教育部完全可以支持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延长免费教育年限，为未来的立法做准备。而从延长免费教育的年限分析，我国大多数地区其实已具备条件。之所以教育部认为条件不具备，与我国教育投入水平和教育投入结构有关。虽然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已达到 GDP 的 4% ，但这还是一个很低的投入水平，还不到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4.1% ，由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只提到在 2012 年教育投入达到 GDP 的 4% ，而没有谈到 2013 到 2020 年的投入水平，如果一直保持 4% 的比例（甚至有些年份不能达到） , 延长年限确实比较难。以笔者之见，如果要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财政性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例要持续提高，到 2020 年至少要达到 4.5% 。再就是，政府部门发展教育的主要责任，是保障基础公共教育，但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在基础教育领域，主要以县乡财政为主，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有相当比例投向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央财政，投向基础教育的份额偏小，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可由于高等教育以公办为主，导致不得不花大量经费在高等教育领域，而比较合理的格局是，让更多社会资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政府把更多精力投向基础公共教育，对基础教育实行省级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就需要推进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总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实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可以绕过义务概念之争，延长免费年限，而要扩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保障力度，减轻受教育者的负担，这需要加大我国教育投入，同时围绕政府发展教育的基本责任，深入推进我国教育管理制度改革。（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市“自由撰稿人”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套， 侈谈中国 12 年以上义务教育。 先谈中美教育经费差距，再谈中国教育欠债。 有资料说， 1999 年，美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 6468 亿美元。 2011 年 4 月 2 日 ，《南方周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美国“基本没有”教育部》： 2000/2001 年度，全国教育总经费为 6500 亿美元（约占美国 GDP 的 7.3 ％），其中 91 ％以上来自州、地方及私人捐赠，联邦政府拨款仅占 9 ％，大约 600 亿美元。 2001 年美国人口 2.85 亿。 2001 年美国人均教育总经费为 2280.7 美元 / 人 6500 亿美元÷ 2.85 亿人 =2280.7 美元 / 人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01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22 号）： 2001 年，全国教育经费为 4637.66 亿元，比上年的 3849.08 亿元增长 20.49% 。 《 2001 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1 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27627 万人。 2001 年中国人均教育经费为 4637.66 亿元÷ 127627 万人 =363.38 元 / 人 2001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分别为 1:8.20 和 1:8.30 。 你可以算出 2001 年中美两国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 2001 年美国人均教育经费大约是中国的 50 倍。 有资料说，美国 :2010 年，美国教育经费支出 10451 亿美元 ( 约合 65841 亿元人民币 ) ，占其 GDP 的 6% 左右，而其人口只有中国的 1/5 。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10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14 号）： 2010 年，全国教育经费为 19561.85 亿元，比上年的 16502.71 亿元增长 18.54 ％。 2010 年，美国总人口 3.1 亿，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 号）：我国以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登记的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 1339724852 人。 2010 年美国人均教育总经费为 3371.29 美元 / 人 10451 亿美元÷ 3.1 亿 =3371.29 美元 / 人 2010 年中国人均教育经费为 1460.66 元 / 人 19561.85 亿元÷ 1339724852 人 =1460.66 元 / 人 2010 年 6 月 18 日 ，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汇改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为 6.8275 。 你可以算出 2010 年中美两国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 2010 年美国人均教育经费大约是中国的 15 倍。 谈完中美教育经费差距，再谈几笔中国教育欠债。需要用新增教育经费预算化解。 第一、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欠债需要化解。 2011 年 2 月 19 日，《中国财经报》（李存才）《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 698 亿元 完成化债目标任务的 67%, 有 200 多万农村债权人受益》：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卫星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2007 至 2010 年，中央财政累计拨付地方补助资金 303.61 亿元，其中 2010 年当年拨付 123.12 亿元。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共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 698 亿元，完成化债目标任务的 67% ，有 200 多万农村债权人受益。王卫星表示， 2011 年，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清理化解工作要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制度办法，多渠道筹措偿债资金，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偿债销号制度，确保化债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继续开展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清理化解工作，选择公益性鲜明、与农村干部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债务底数相对清楚的乡村债务开展清理化解试点。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农村义务教育和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监管系统，严格防止新债产生。 第二、中国普通高校教育欠债需要化解。 2009 年 1 月 4 日，《新京报》（记者郭少峰）《全国高校贷款达 2500 亿 教育部力图化解债务风险》： 2007 年，不同部门或研究机构对于高校债务的额度有不同统计。《 2007 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披露，到 2006 年底，全国高校贷款规模在 4500 亿元到 5000 亿元。而当年全国政协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国高校贷款总额达 2500 亿。报告警示说，“部分高校已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第三、中国高中阶段教育欠债需要化解。 2014 年 4 月 18 日 ，半月谈网 （作者：刘敏 胡浩 郑天虹 王海鹰）《 1600 亿！高中巨额负债调查》：“全国高中负债 1600 亿！”今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关于尽快化解普通高中债务的提案》一出，语惊四座。大学巨额债务仍待消解，高中又“步其后尘”，高中巨额负债的背后还有哪些问题待破解，半月谈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这份提案指出，截至 2010 年底，我国普通高中债务总额达到 1600 亿元。“据我所知，这笔债务近几年并未减少多少，并且学校债务规模已远超过学校偿债能力。”这份提案的牵头人，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不无忧虑地说。要考虑建立普通高中债务化解机制。应当按照“防控新债、锁定旧债、分清责任、分类处理”的原则，尽快启动普通高中债务化解工作。积极尝试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解决学校建设资金问题。通过出让闲置校舍、社会捐资、转让股份等方式，拓宽经费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偿债资金。 可以说，在 2020 年以前，把各级各类教育欠债全部化解掉，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毋庸讳言， 2020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 7% 亦非易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存在隐忧。 熊丙奇所说 “总之，只要下定决心，在未来的 10 年中，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并非不能，而在于政府为不为。” 或者是无知，或者是无良，或者无知加上无良。 熊丙奇还提出学前教育免费、农村教师待遇高于城市教师、大学教师年薪制等等意见。需要真金白银支付。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以上内容约 7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参考资料： 2013 年 6 月 25 日 ，中国台湾网 ( 张迎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生 ) 《涉台学者：岛内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是大势所趋》： 自从台湾提出 2014 年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的计划，连月来不断遭到地方县市的反对，而反对的理由也如出一辙，就是“没钱”。毫无疑问，将之前的 9 年义务教育延长至 12 年，在这延长的 3 年期间，学生免交学费，这就意味着当局必须做出补贴，教育系统才能正常运作。然而岛内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尤以高雄市和台北市的债务最多。地方财政状况不佳，台湾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受国际经济气候和自身经济结构所限，台湾经济低迷，复苏缓慢。这就使推行 12 年义务教育这一有利于台湾长远发展的利好政策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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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3 10:40
中国民办教育学生信息网强调熊丙奇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2 月 9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内地高校建世界一流大学需积极“拿来主义”》：鼓励独立思考、 自由表达 ，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 2010 年 7 月 1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根叔”走红启示 做好校长其实很容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 从哈金斯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 。既然如此，我们与熊丙奇有不同的观点属于大学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使媒体“苦不堪言”。聪明 的媒体强调熊丙奇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24 日 ，中国民办教育学生信息网《民学百家熊丙奇：如何理解袁振国主动辞职》： 7 月 29 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工大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人员宣布，袁振国不再担任教科院院长等相关职务。纪检人员还在会上通报，有关部门已了解袁振国存在违反出国 ( 境 ) 团组规定、出差报销违规等行为，教育部同意其辞职。教科院有关领导证实，袁振国系主动辞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直属教育部的正厅级研究单位，其性质应该是学术研究机构，袁振国作为院长，有正厅的行政级别，但也有学者身份。在国外，学者涉嫌学术不端 ( 包括课题经费违规、学术造假等 ) ，一旦事发，有关机构尚未启动调查或者调查正在进行中就提出主动辞职者十分普遍。这是对学术规则的敬畏，也是给自己一点脸面的体面做法。比如， 2007 年麻省理工学院前招生部部长琼斯因学历造假 ( 只有高中学历，却伪造本科、博士学位 ) 丑闻曝光，虽然她本人的能力完全胜任其职位，而且还得过不少奖励，但事发之后她主动辞职。再比如， 2010 年哈佛大学知名心理学家 MarcHauser 因学术不端遭到校方调查，校方给其的处罚是“离职一年”， Marc Hauser 选择了辞职，而不是继续赖在哈佛。中国的官员学者们却很不同，过去几年中，先后有多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爆出学术抄袭、造假、违规丑闻，可是没有一个校长、副校长主动提出辞职，甚至在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实之后还百般狡辩。比如，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系抄袭，查实之后，学校对其的处理是，“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反思，深挖思想根源”，而他本人只是“请求上级组织给予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后有多名学者发公开信要求其引咎辞职，可陆杰荣不为所动。在用公款携妻出国旅游、出差违规住宾馆、报销的消息爆出后，袁振国进行过回应，他称，妻子同行出访经费非教科院出，同行为省翻译费，并否认豪华酒店的消费单，但回应均被舆论指责不诚恳。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违规事实确实存在，袁本人与其辩白，不如请辞，可为自己留住一丝脸面。相比那些丑闻曝光死不认错拒不辞职者来说，袁振国这一点值得肯定。而从 7 月中旬媒体报道袁振国涉嫌违规，到 7 月底教育部接受其主动辞职，教育部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也表现出了难得的高效率，如果教育部能以此态度对待教育系统内的教育腐败、学术不端，当前的教育风气、学术风气或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当然，主动辞职不意味着问题就不再追查，有关部门应继续追查问题，并根据违规性质给予当事人进一步处理。 2010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古德温副教授，因伪造数据而被判归还美国卫生部和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基金各 5 万美元，缓刑 2 年，外加象征性的罚款 500 美元。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提出主动辞职。主动辞职是对学术尊严、职业操守的救赎，却不能豁免其应当承担的罪责。（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注：袁振国主动辞职难道需要解释吗？】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中国民办教育学生信息网强调熊丙奇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中国民办教育学生信息网为什么转发熊丙奇的文章呢？ 熊丙奇的文章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吗？ 中国民办教育学生信息网为什么强调熊丙奇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熊丙奇不是国家教育部指定或委托的新闻发言人，有什么资格解释“ 袁振国主动辞职”呢？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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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3-12 21:20
1.技术进步速度,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个人天赋、所用材料、科学知识等因素。 2.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以科学实验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技术进步方式,取代了生产经验试错型的前现代技术进步方式,技术创新得以不断加速。 3.中国古代长期领先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规模大,因而同样是生产经验试错型的前现代技术进步方式,由于试错次数多、频率高,技术进步就快,经济和科技就领先。 4.因为现代与前现代技术进步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理论和实验为技术发明创造的基础,因此,发生科学革命,是发生工业革命的前提。 5.与原始科学相比,现代科学最大的进步是方法论的进步,而其中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使用数学语言,二是采用可控科学实验。 6.中国科举制度的特殊考试内容设置,阻碍了有好奇心的人在数学和可控实验上积累人力资本,因而中国最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因而也就无法发生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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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5 19:51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侈谈中国科研体制之弊 《百度百科》解释，犬儒主义学派是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犬儒主义学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新柏拉图学派）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公元前 404 －公元前 323 ）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似乎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目空一切，利用媒体发表似是而非的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甚至 侈谈中国科研体制之弊，举证如下： 2010 年 6 月 3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警惕科研举国体制加剧学术行政化 》：本周一公布了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其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据报道，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有助于中国集中优势资源攻克重大科研项目，无疑将加快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步伐。据报道，重提“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科研的重大突破。“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令国人引以为傲的项目都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二是有助于补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多个“软肋”。科技创新需要的巨额成本往往使中国企业望而却步。据统计， 2008 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企业销售总收入的 0.84% ，而发达国家至少在 3% 以上，差距十分明显。三是“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都是采取了“举国体制”，集中全国优势资源进行攻坚。客观上说，对于少数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确实有必要以国家计划的方式，集中优势资源，组织科研团队进行攻关，但是，如果期望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举国体制”则有可能导致欲速而不达的效果，甚至阻碍科研创新。首先，科研“举国体制”可能加剧学术行政化。当前，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行政力量主导科研资源的配置，重大科研立项由行政领导决策 , 项目开展由行政领导挂帅 , 成果也由行政评审。这导致的严重问题是，科学研究违背基本学术规律，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在科研中蔓延，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学术不端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重提强调科研“举国体制”，几乎可以肯定将加剧学术行政化。原因是，举国体制从根本上是计划体制，而计划体制需突出行政权威。如果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由行政领导说了算，专家、学者听命行政领导，即便短期获得某些成绩，从长远看，难以持续发展。有人列举美国和日本的例子，论证“举国体制”是“国际体制”，这显然无视美国和日本的科研管理并不是我国这样的学术权和行政权不分的行政管理模式，而是存有健全的学术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机制。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重点投入（政府购买）某项重大研究，但研究的组织是由科学家自主进行，行政部门和官员将尊重科学家的决策和管理。更重要的是，“举国体制”只适用于少数重大研究，科研机构、企业、大学的科研活动并不在“举国体制”之列。其次，科研“举国体制”可能挤压企业科技创新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主要应依托企业创造活力，以企业为主导推进科技创新（尤其在民生领域），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统计显示，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缺少核心技术，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蛰伏在最低端。出现这种现象，与我国科研脱离社会需要（高校与科研机构闭门做科研）、科研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有关，更与一直以来采取的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做科研的科研体制密切相关。而现在的思路却是，企业创新活力不足，要由举国体制来“补强”，这样的做法实则是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科学研究确实需要真正的“举国”——在国家而言，要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在科研活动管理而言，要实行学术本位管理，排除行政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与影响；在科研与企业发展及竞争能力方面，要给每个企业自主创新的空间，逐渐将企业作为科研创新的主导力量，这才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基本的土壤。我们注意到，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在谈到“举国体制”时，指出要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不知这“新型”，究竟是何含义，是否包括学术去行政化、建立学术管理新模式、发挥企业在科研创新中的作用？根据 2006 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纲要》中，较少涉及“改革”的内容，更多只谈“发展”。而众所周知，我国科研的核心问题不是“发展”，而是“改革”——革除科研管理的行政化弊端，进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从目前的报道看，“举国体制”似乎强调的只有重点投入、整合资源、快速提升，这样的科研思路在过去已经见得多了，可效果又如何呢？这值得好好思量。（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 9 月 8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科研体制之弊，不缺炮轰缺行动》：据《科学时报》报道，清华北大的两位教授施一公和饶毅联合于美国《科学》杂志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 20% 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对于他们的“炮轰”，有人叫好，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也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撰文。因为，按理，以施、饶两教授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他们当不会存在申请科研基金的困难，如果他们还对此有意见，可见就是地位如他们、学术关系如他们，也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另一种声音，则是这两位也不过是借炮轰而“沽名钓誉”，就如一些大学校长，本是有行政级别的高官，却炮轰行政化，而真到大学要取消行政级别时，却又以取消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地位等原因反对。这已经是中国学术界固有的思维逻辑，一切以利益为出发点。如果如此，我国教育与学术的改革，当进入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炮轰成为行为艺术，改革成为时髦话题，而改革时机却被贻误。那么，改革的切入口在哪里？谁会主动放弃利益原则而强调是非原则？在笔者看来，施、饶两教授，大可垂范——进一步用自己的行动来推进改革。一来，两教授对科研的弊端已经了如指掌；二来，两教授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已经确立，今年，施先生还参加温总理召开的座谈会；三是两位教授有条件在自己所在领域，推行“回到起点”的学术管理改革——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在这两校的这两个学院里，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院，学术资源的配置不受行政领导干预。果如是，“炮轰”之余，就变为从自己做起，以改变“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的状态。这正是我国高校目前所最缺乏的。可以说，我国教育界和学术圈，不缺认识，不缺炮轰，却缺真正有胆识的改革行动——目前有胆识的行为，大致有三，一是“炮轰”，但炮轰之后该干啥还是干啥；二是不去申请课题，与此同时，也就自我边缘化；三是辞职不玩，如陈丹青——在六年前，笔者出版《大学有问题》时，就有人说，说起大学的问题来，大学的领导更是鞭辟入里，而转过身，他们毫无心理障碍地做自己批评的事。现今，所有人都期待整体制度的改革，为教育、科研开创好的环境。但却不问自己的行为，怎样去推动制度的改革，反过来，却以“制度受害者”的面目，为自己的行为开托，犬儒主义由此盛行。而事实上，推进制度改革的力量，恰恰在于有良知的个体。当然，这一过程并非平坦，个体可能会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如果通过百折不饶地努力，撼动了顽固的体制，一己之私利又能算什么呢？更何况，这一己私利，在现实环境中，不过就是经费与课题，根本不可能有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的实现，而这，才是学人们的追求。（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1 月 1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改革我国科研管理体系刻不容缓 》：科技部 10 月 10 日 通报了有关国家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以及在性学界广有知名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等 5 所大学的 7 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 2500 多万元被通报。《通报》称，目前，共依法依纪查处了 8 人，其中陈英旭、宋茂强 2 人被依法判刑；李宁、李澎涛、王新月、王甫 ( 李澎涛的博士生 )4 人被依法批捕；邹华暂不起诉；潘绥铭被行政处分。项目，要对设立部门、评审专家进行公关；在获得课题之后，为建立与设立方的良好关系，有的还向设立方返还经费（所谓回扣），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科技部门，就出现科研腐败窝案。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为鼓励研究人员申请课题，除把课题、经费作为晋升、考核的指标外，还把课题经费和薪酬挂钩。这直接导致科研人员把申请课题作为提高待遇、致富的手段。近年来，国家科研项目加强了科研经费管理，可是，科研人员还是用各种手段腾挪经费，包括假借与企业合作，转移经费；利用纵向经费（政府项目）和横向经费（与企业、社会机构合作项目）的管理措施不同，挪用经费；以给学生发劳务费为名或者虚开发票，冒领经费等等。 要根治这些问题，行政部门的监管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我国科研管理体系。首先，应该将由行政部门主导科研经费配置，改革为由公益的科研基金会负责国家课题、项目资助，同时成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对申请者按学术原则、学术标准进行评价。防止各种行政、利益因素对课题评审的干扰。 其次，转变以前的事前管理（明确科研项目预算、严格按预算支出）为过程管理，尤其是公开科研收支细目，接受公众监督。严格按科研预算支出，貌似能管住科研经费，可这既不符合科研规律（有的开支很难在开始研究时就预计），又可能产生更大的浪费，为通过立项，申请者要列出本不需要的设备开支，而在具体研究时，必须按预算购买设备，结果导致设备闲置，而由于设备本不管用，因此在购置设备中会滋生出转移经费、以次充好等一系列问题。 给科研人员支配经费的权利，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公开所有财务信息，接受独立的审计，这才能让科研经费用到该用的地方，同时，防止跑冒滴漏。我国于 2009 年就施行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高校公开财务信息，但遗憾的是，这一办法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一情况必须改变。 再次，转变对研究人员的行政性考核，建立学术同行评价机制。一方面，应该由学者们共同制定学术能力、学术贡献评价标准，而不能采取目前的量化评价指标，把学术评价导向功利化国家有关部门对这 7 名套取国家科研经费的教授的处理，是及时的。虽然此前媒体已经报道过其中几人套取国家科研经费的情况，包括中国农大李宁、浙江大学陈英旭等，但这次通报所揭示的国家科研经费被套取问题，还是令人触目心惊。如何堵住科研经费的漏洞，需要引起我国科技部门、教育部门和高校的共同关注。其实，早在 2012 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两名承办多起科研经费腐败案的检察官就公开呼吁，传统科研经费结算制度已成滋生腐败的温床，亟待变革。而更早的 2005 年，科技部就曾针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提出了 8 条相关“禁令”，可是，科研经费被挪用、侵占、套取的案件，还是呈高发之势，这暴露出我国以行政为主导的科研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科研发展的需要。我国科研项目的立项、科研经费的管理、科研成果的评价，一路走来，都由行政部门主导。这带来的问题是，对于科研，普遍存在“重立项轻研究”的问题，甚至在教育界和科技界流传着“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的说法。原因是，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把获得项目、课题本身，就作为单位的重要业绩和学者的重要成果，也就是说，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研究者就已经名利双收。这种科研价值导向，鼓励学者花心思申请课题，而不是用心做学术研究。申请到课题、经费之后，接下来所想的就是怎样折腾经费，包装成果，再用包装的成果去申请新的课题。设立科研项目的目的，本来是为资助学者做出一流的研究，但当项目本身成为考核学者的指标之后，这发生变异。在申请课题时，有的学者为获得项目，要对设立部门、评审专家进行公关；在获得课题之后，为建立与设立方的良好关系，有的还向设立方返还经费（所谓回扣），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科技部门，就出现科研腐败窝案。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为鼓励研究人员申请课题，除把课题、经费作为晋升、考核的指标外，还把课题经费和薪酬挂钩。这直接导致科研人员把申请课题作为提高待遇、致富的手段。近年来，国家科研项目加强了科研经费管理，可是，科研人员还是用各种手段腾挪经费，包括假借与企业合作，转移经费；利用纵向经费（政府项目）和横向经费（与企业、社会机构合作项目）的管理措施不同，挪用经费；以给学生发劳务费为名或者虚开发票，冒领经费等等。要根治这些问题，行政部门的监管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我国科研管理体系。首先，应该将由行政部门主导科研经费配置，改革为由公益的科研基金会负责国家课题、项目资助，同时成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对申请者按学术原则、学术标准进行评价。防止各种行政、利益因素对课题评审的干扰。其次，转变以前的事前管理（明确科研项目预算、严格按预算支出）为过程管理，尤其是公开科研收支细目，接受公众监督。严格按科研预算支出，貌似能管住科研经费，可这既不符合科研规律（有的开支很难在开始研究时就预计），又可能产生更大的浪费，为通过立项，申请者要列出本不需要的设备开支，而在具体研究时，必须按预算购买设备，结果导致设备闲置，而由于设备本不管用，因此在购置设备中会滋生出转移经费、以次充好等一系列问题。给科研人员支配经费的权利，同时要求他们必须公开所有财务信息，接受独立的审计，这才能让科研经费用到该用的地方，同时，防止跑冒滴漏。我国于 2009 年就施行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高校公开财务信息，但遗憾的是，这一办法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一情况必须改变。再次，转变对研究人员的行政性考核，建立学术同行评价机制。一方面，应该由学者们共同制定学术能力、学术贡献评价标准，而不能采取目前的量化评价指标，把学术评价导向功利化，目前的学术评价，十分强调资源，却忽视学者的真实贡献，比如，一名学者如没有申请课题，却做出学术界公认的成果，按照我国的评价体系，这名学者是不合格的，因为其没有申请到国家课题。而反之，一名学者只要申请到国家课题，哪怕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也是“红人”。另一方面，应该取消科研提成制度，实行年薪制，科研提成制度，在一定时期可鼓励科研人员的激励性，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但发展到今天，这已成为制造科研经费黑洞的重要因素，结合我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情况，完全可以对科研人员，实行年薪制，科研人员的待遇，不与申请课题经费挂钩。在国外，年薪制和终身教授制度、学术自治，是保障学术自由，激发学者科研创造活力的最基本制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3 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 11847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2.08% ，科研经费的支出增加表明我国对科研的重视，但与之对应的是，有研究称，我国科研经费真正用到科研的只有四成，以此测算，我国的科研经费浪费高达几千亿。改革我国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侈谈中国科研体制之弊不伦不类。好比兽医侈谈医院一样，“ 犬儒主义由此盛行”。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手伸得很长很长，舌头伸的很长很长，形象是多么滑天下之大稽。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7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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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股权众筹，未来的发展
Air丶秋 2015-3-4 14:35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5年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众筹投资将达到960亿美元,中国有望达到460亿-500亿美元。股权众筹是众筹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盈利来源主要来自交易手续费、增值服务费、流量导入与营销费用。继2011年全球首家股权众筹平台Crowdcube在英国诞生后,股权众筹在欧美国家实现了快速的发展。2011年中国首家股权众筹网站天使汇上线,随后大家投、原始会、医健联股权众筹平台纷纷成立,市场掀起了一股股权众筹的投资热潮。但股权众筹在迅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触碰法律风险、专业性不够、信息披露不规范、缺乏征信体系等问题。 股权众筹未来的发展空间广阔。从融资端来看,截至2013年底小型微型企业数量超过5500万户,但获得的金融机构贷款仅13万亿元,仍有近50%的中小微企业无法获得及时融资。从投资端来看,截至2013年底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92万亿元,为股权众筹资金供给提供了良好条件。从年龄分布结构来看,18-35岁新兴崛起的富裕阶层将有望成为股权众筹的潜力投资者群体。随着“领投+跟投”逐步成熟,未来股权众筹的专业性会增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参与股权众筹服务。 中国首家医疗健康行业垂直众筹平台——医健联，自入市来到现在，不断成长，不断改进，通过这段时间对客户、项目的观察，了解及目前市场的发展趋势的要求，鼓励中小型项目参与众筹，使更多有意向投资的天使投资人收益。只要您有梦想，有想法，项目无谓大小，只要真实有信誉，医健联作为医疗行业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专业的第三方股权众筹平台，都会全力支持。如果您有项目，如果您需要众筹，那就快来“医健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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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在中国网侈谈民革中央关于修订婚姻法的提案疑似卖弄
大庆商江 2015-3-4 04:29
熊丙奇在 中国网 侈谈民革中央关于修订婚姻法的提案疑似卖弄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4 年 10 月 2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4 〕 46 号）：建议和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做好解读、回应和舆论引导工作。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政策和重大改革举措的，在公开办理复文的同时，可配发解读材料，做好解疑释惑工作，便于公众理解。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公开后，应及时了解舆情反映，认真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并积极采纳合理建议，切实回应公众关切，不断推动改进工作。（ 此件公开发布 ） 2011 年 Z2 期《当代学生·读写版》发表郭泳等的文章《熊丙奇 : 坚持使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年前， 2004 年的夏天，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 ( 以下简称“交大” ) 宣传部门岗位上做得游刃有余的“干部”，将“大学有问题”定为自己第一本学术专著的书名——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 17 年前， 1994 年的夏天，一个获得了“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称号的青年，将包括电力公司在内的“金饭碗”一一拒绝——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 27 年前， 1984 年的夏天，一个从乡间走向镇上的孩子，将十几里的土路来回走得熟稔，熟到连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不会搞错——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在熊丙奇三十余年的生命里，“坚持”是其人生的底色。正是在这样的底色上，他以执著、责任心与社会责任感将“教育评论家”的角色做得风生水起，成为教育时评领域的权威与领军人物。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经常在媒体上发表一些千字左右的评论文章。也炮制过几本几乎没有学术含量的著作。但是，他不该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他不该自封为“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到处招摇。至于他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破衣烂衫，利用媒体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甚至异想天开 在中国网侈谈民革中央关于修订婚姻法的提 案。或许使 民进中央副主席、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 朱永新蒙羞。 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2 日 ，中国网（作者：段留芳）《熊丙奇评限制离婚提案：限制父母离婚 不如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据媒体报道，民革中央将提案修订婚姻法，子女未满 10 岁父母不得协议离婚。记者获悉，民革将提交提案“有 10 周岁以下子女的当事人，不适用协议离婚；有 10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前须让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意愿。”提案建议修改完善婚姻登记程序，审慎办理离婚登记，设置离婚熟虑期。对此，中国网记者邀请 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 谈了对该提案的看法。以下为评论全文。 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据悉今年两会上，民革将提交一份关于修订完善婚姻法律制度的提案，提案建议有 10 周岁以下子的当事人，不适用协议离婚；有 10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前须让未成年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意愿。提案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能因父母离婚让孩子受到伤害，可是，这样的好意，在现实中很可能扭曲，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在笔者看来，与其为孩子成长限制父母离婚，还不如切实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代表委员在家庭教育立法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于情而言，父母明明已经感情破裂，水火不容，可还要生活在一起，孩子在“热暴力”或者“冷暴力”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成长，同样是很大的伤害。对于这种情况，又该如何是好呢？于法而言，《婚姻法》规定了成人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义务，离婚时，父母当然要考虑对孩子的责任，但把孩子作为一个前置条件，那么，这可能把孩子陷入不利的处境，会被准备离婚的父母，视为“包袱”和“拖累”，再者，提案指出不适用于协议离婚，那是不是要离婚，就得起诉、打官司，而打离婚官司和协议离婚，哪一个对孩子影响大呢？或许提案者，是受到了近年来有的父母，为了孩子学习、考大学，一直忍着不离婚，等孩子考完再离婚的“启发”，认为这样的父母，是对孩子成长负责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父母自主做出的选择，而不是法律或制度的规定，由于是自主决定，因此，夫妻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也是和外界强制要求其不能离婚，完全不同的。毋庸质疑，父母离婚、单亲家庭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问题学生的比例，要比健全家庭高。心理专家分析指出，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因由于缺少父爱或母爱而导致心理失衡、性格孤僻，会常常感到孤独、自卑、忧虑、失望。很显然，问题的关键在父爱、母爱是否缺失，如果父母没有离婚，可照样没有父爱或者母爱，那么，这与父母离婚有什么差别 ? 只不过有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家庭而已，而如果父母离婚，但同样履行作为监护人的责任，让孩子感受到完整的母爱和父爱，那么，离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所以，让每位父母，履行对孩子的责任，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方面，我国已经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以及“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但该法并没有得到有效、完整的实施。包括，对目前家庭存在的暴力现象，大多人认为还是家务事、私事，其他人不得干涉，而这实质是违法行为；对于离异之后，就不再履行监护责任的父亲或者母亲，没有强制措施。因此，作为代表、委员，应该监督法律的执行、落实情况。另外，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当务之急，需要的是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让父母懂得爱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当前，在家庭教育中，出现两个极端，一极是放手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而“隔代抚育”有很多问题；另一极是对孩子纵容、溺爱，包办代替孩子的一切，这都对孩子健全人格养成，有很大的危害。家庭教育指导，就是要让父母懂得如何给孩子营造爱的氛围，给孩子充满爱的教育。有了这种家庭教育指导，不但可改善家庭教育，而且，也可以增进夫妻感情——我国不少家庭的矛盾，是由亲子教育问题产生的，父母共同履行对孩子的抚育、教育责任，可以增加家庭的幸福指数。对于家庭教育指导，倒有有立法的必要，主要为解决如何对家庭教育提供保障，明确政府、社区、学校在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的责任，包括，在社区、学校开设家长学校，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义务家庭教育指导等等。用服务而不是禁止的思想，对待孩子的家庭教育，才更加有效，也符合情理、法理。去年，有消息称，我国有关方面正在推动家庭教育立法进程 , 相关立法建议稿预计年内出台。但现在还没有进一步消息，希望能加快家庭教育立法的进程。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中国网侈谈民革中央关于修订婚姻法的提案纯属卖弄。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不懂规矩，太无知了。 或许使 民进中央副主席、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 朱永新蒙羞。 第一、众所周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带有政治协商性质，是应当由国家有关部门答复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没有责任和义务回答 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 。 第二、众所周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带有专业特色。 民革中央关于修订婚姻法的提案涉及立法，主承办单位是民政部。熊丙奇 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破衣烂衫，不具备承办资格。也不宜随意解读。 第三、众所周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民革中央关于修订婚姻法的提案涉及立法，和家庭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牵强附会，把婚姻法与 家庭教育立法混同在一起。只有外行人才能想出这一蠢办法。 第四、众所周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民革中央关于修订婚姻法的提案涉及立法，与熊丙奇自称的“教育学者”没有直接联系，与熊丙奇冒充的“教授”没有学术关联。熊丙奇如果听见有人称他为“著名教育学者”，是否汗颜！？不得而知。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更不可能是什么“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云云。有媒体称熊丙奇为“著名教育学者”，就等于骂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欺世盗名厚颜无耻。 熊丙奇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写稿可以不必局限于教育领域范畴。 2011 年 Z2 期《当代学生·读写版》发表郭泳等的文章《熊丙奇 : 坚持使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年前， 2004 年的夏天，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门岗位上做得游刃有余的“干部”，将“大学有问题”定为自己第一本学术专著的书名——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 17 年前， 1994 年的夏天，一个获得了“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称号的青年，将包括电力公司在内的“金饭碗”一一拒绝——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 27 年前， 1984 年的夏天，一个从乡间走向镇上的孩子，将十几里的土路来回走得熟稔，熟到连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不会搞错——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在熊丙奇三十余年的生命里，“坚持”是其人生的底色。正是在这样的底色上，他以执著、责任心与社会责任感将“教育评论家”的角色做得风生水起，成为教育时评领域的权威与领军人物。 熊丙奇可以“坚持使我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必披着华而不实的各种外衣。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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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2 07:30
熊丙奇白日做梦设想中国公办大学破产处置方案留下笑谈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7 年 3 月 24 日 ，《济南日报》据《北京青年报》《吉林大学自曝“欠巨债”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方案》：日前吉林大学发布校内通知称，“ 2005 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 1.5 亿至 1.7 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吉大于前天召开了座谈会，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 22 日，吉大财务处综合科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透露，吉大目前共需偿还 30 亿元债务。而吉大宣传部长刘景辉称，自己不清楚欠款具体数额，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合并扩校拉平工资的人头费。： 2007 年 3 月 24 日 ，《济南日报》据《北京青年报》《吉林大学自曝“欠巨债”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方案》：日前吉林大学发布校内通知称，“ 2005 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 1.5 亿至 1.7 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吉大于前天召开了座谈会，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 22 日，吉大财务处综合科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透露，吉大目前共需偿还 30 亿元债务。而吉大宣传部长刘景辉称，自己不清楚欠款具体数额，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合并扩校拉平工资的人头费。： 2007 年，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职称编审，不是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熊丙奇听说吉林大学欠债 30 亿元，夜不能寐，白日做梦，设想 中国公办大学破产处置方案。 8 年以后，破产没有发生。熊丙奇虚惊一场，一枕黄粱，打错了算盘。熊丙奇“太年轻了”。举证如下。 2007 年 4 月 4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破产，学生怎么办 ? 》：吉林大学的校领导也许没有想到，学校主动曝光欠债 30 亿元，每年需支付利息 1.5 亿至 1.7 亿，并由此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得到网友们最多的建议却是让其破产——某网站的调查中， 15000 多人参加投票，有 80% 以上赞成大学破产。不清楚参与投票的网友，有多少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也不知道他们的投票，是出于对大学的极度失望，还是理性思维。破产显然可以为一个机构带来“死而复生”的机会，但是，破产本身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尤其是牵涉到人才培养的众多大学。政府机构可以破产，受直接冲击的是政府雇员，破产的政府解雇掉一批政府员工即可；企业可以破产，破产失业的员工可以到其他企业应聘求职，或者可以到资产重组的新企业重新上岗；但是，学校破产之后，已经上学的学生怎么办，他们中断的学业怎么办？对这个问题不思考，而单独将大学的破产与国外政府的破产以及国内企业的破产对应起来，这表明，即便众多一直关心教育发展的人士，潜意识中，也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意识。笔者注意到，日本近年来频频传出大学破产的消息，其原因并不在于学校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而是这些大学生源萎缩，以至招收不到学生，招收不到学生，学校倒闭，自然很少有学生中断学业的问题。姑且不论眼下的吉林大学是否已面临破产危机——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逻辑，其资产可以为债务拖底，就如浙江大学曾经将一个校区置换获得 20 多亿元收入一样，在长春市有 6 个校区、占地面积 611 万多平方米的吉林大学，也可靠土地置换，轻松搞定 30 亿贷款——也不谈如果吉林大学破产之后，引进社会资金，能否顺利实现大学的非国有化改造，并保证公共教育资源不会象国有企业改制那样白白流失——如果将吉林大学破产，作为 985 高校的吉林大学，副部长级的学校领导，肯定不会受到破产事件的多大冲击；教师和部处干部可能一时人心惶惶，为未来去向严重忧虑，但毕竟相当数量再就业不成问题；而最可怜的，则是那 7 万在校学生，缴了学费、付出青春，书却无法安静读下去。如果大学破产，首先必须思考学生的读书问题。包括三种状态：一是破产前的学生读书问题，破产前的大学，债务危机重重，为缓解债务压力，学校能做的，便是压缩办学成本，节省办学开支，学生该做的实验不做，该安排的教学实习不安排，好教师纷纷流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二是破产中的学生读书问题，破产中的大学，领导易位，教师人心惶惶，以前就很不受重视的教学，将有可能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三是破产后的学生读书问题，按照理想的设计，破产的大学，引进社会资金，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人员重组，获得新生，学校领导层全新改造、教师队伍进行全新改造，而学生全盘接受，这可以把对学生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引进的社会资金，会认为这些学生就是其“新大学”应该培养的学生吗（中国高校合并风潮时期，一些管理不善的学校被合并，政府要求合并方全盘接受被合并方学生，这是行政力量使然）？另外，引进的社会资金，又会不会将大学生作为其收回回报的“摇钱树”呢？如果是前面一种情况，有一些学生会扫地出门，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学生则是从一个苦海投进另一个苦海——中国高等教育的事实是，高职民办学校的学费远比“ 985 ”、“ 211 ”公立高校高。从学生读书角度来审视中国大学的破产问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必须打破高度垄断的中国高考制度。我国高考的升学录取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对大学的选择权，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如果第一志愿填报失误，考生便有可能在这次高考中落榜，考生无法在几所学校间作比较选择，无法通过选择对大学的教育质量、教育服务提出要求；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申请高校的自由，目前从一所高校退学的学生，要读大学，必须重新参加高考，才可能有被大学重新录取的机会。所以，如果这一制度不改革，从 A 大学到 B 大学，学生无论在大学破产前、破产中还是破产后，都无法顺利地实现学业转移，大学的破产，就将面对严重的制度障碍。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国家已经允许经营不善的公立大学破产，那么表明国家已经愿意改变教育资源垄断的局面，这其中对高考的垄断。二是扭转严重扭曲的教育产业化意识。纵观目前的大学破产言论，几乎都从企业角度，来分析如何对破产之后的大学进行资产改造，大家的心目中，大学还是一个赚钱的机构。钱从何赚？最直接的来源便是学生。如果坚持这样的理念，中国大学无论如何改造，都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看到，国外一些大学，确实比较有钱，但是这些钱并非来自学生的学费（他们的学费标准按占人均 GDP 的比例，远低于我国），而大部分是来自于政府的投入、 RD 经费，以及校友、企业（社会人士）的捐赠，基金会的运作收入。尤其是校友与企业（社会人士）的捐赠，直接建立在大学的社会声誉和人才培养质量上——因为大学社会声誉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所以社会人士和企业愿意向大学捐赠；因为人才培养质量高，所以校友有作为，并更愿意回报母校。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奖学金成为吸引生源的最有力武器。三是必须建立市场化的“破产”机制。中国高校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是中国高校打破国家垄断教育资源、剥除不良资产的一次“契机”，但是，如果这一过程，被行政力量主导，那么，可想而知，国有资产与公共教育资源的流失就在所难免。今天，出于对教育质量的不满、教育风气的不满，整个社会会急切地呼吁吉林大学破产，明天，大家会惊呼教育严重不公平、优质教育资源流失——我们可以想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也纷纷破产转制吗——前车之鉴，是我们的国有企业转制，以及中小学的“国有民办”。多谨慎地思考教育发展的理性道路，而不要一味意气用事满足于情绪发泄。老话重提：几年前，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多么深得人心啊，可今日又是多么地令人讨厌。我们必须从受教育者利益角度、教育健康发展角度，来思考大学的破产，如果大学真到破产的境地，那么就让大学的破产，成为大学死而复生的真正生机。可以说，如果能打破行政力量对教育发展的干预，中国教育离健康发展就为时不远。问题就在于，行政力量不甘于寂寞。这种情形下的大学破产，实在难以给大学带来生机。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 熊丙奇白日做梦设想中国公办大学破产处置方案留下笑谈。 第一、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 200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7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321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1908 所，比上年增加 41 所，成人高等学校 413 所，比上年减少 31 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740 所，高职（专科）院校 1168 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 795 个，其中高等学校 479 个，科研机构 316 个。 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 2007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 270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3% 。 第二、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欠外债的基本情况。 2007 年 8 月 15 日，《新京报》（记者 李静睿）《发改委：全国高校截至 05 年底贷款余额 2001 亿元》：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 8 月 14 日在上半年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策建议中透露：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 2005 年底，高校贷款余额达 2001 亿元，“个别高校由于债务问题已影响到学校正常运行”，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布全国高校负债的整体数据。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所完成的《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截至 2005 年底，央属的 76 所高校贷款总额已高达 336 亿元，校均贷款额 4.4 亿元，平均年度增幅达到 76% ，而这 76 所高校的总收入是 656.66 亿，校均收入达到 8.64 亿元，也就是说现有的贷款规模已经相当于这部分高校收入的 51.1% 。全国政协也在 7 月初发布报告称全国高校负债总额达 2500 亿，且有扩大趋势。 第三、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化解高校债务的态度。 2008 年 3 月 14 日，中国网（刘丽虹） 《周济谈高校债务：促进高教发展 2 千亿债务合力还》： 3 月 14 日，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周济，教育部政法司司长孙霄兵，姜沛民教育部基础司司长，全国人大代表王月娥，全国人大代表拜秀花，在两会新闻中心就“教育公平”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中国网进行现场直播。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周济表示，政府为人民教育发展借下了债，没有浪费，没有腐败，这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一个主流。周济明确的说，我们公办的高等学校账面上增加了 5000 个亿，但在这个期间政府投入 500 个亿，其他的钱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来实现了。周济说，既然我们 2000 多亿的债务是学校建设中的一个部分，这笔钱本来应该政府出的，但是现在已经有债务在了，所以今后一段时间，我们想大家一起共同克服这个困难，不要老是指责这件事。 第四、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化解高校债务的能力。 2010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财教 568 号）：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大决策，大规模增加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使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地方高校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积极落实国家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在校生规模快速增长。为满足扩招后改善办学条件的需要，一些高校进行了大规模建设。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高校建设资金都是通过银行贷款解决的。近年来，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一些高校债务风险日益显现，还本付息压力不断增大，严重制约着地方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从 2009 年起，财政部、教育部在中央高校实施了减轻债务负担、化解债务风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己先行启动化解地方高校债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经验，为化解地方高校债务提供了有益借鉴。各地要充分认识高校化债工作的重大意义。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做好高校化债工作，基本化解债务风险，建立控制高校财务风险的长效机制，促进地方高校持续健康发展。到 2012 年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本完成化解高校债务工作。 时至今日，中国公办高校没有破产。不存在破产安置问题。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都在增长。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07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20 号）：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情况为 6546.04 元，比上年的 5868.53 元增长 11.54 ％。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 2596.77 元，比上年的 2513.33 元增长 3.32 ％。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4 号）：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15591.72 元，比上年的 16367.21 元下降 4.74% 。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 7899.07 元，比上年的 9040.02 元下降 12.62% 。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15591.72 元，是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情况为 6546.04 元的 2.38 倍。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 7899.07 元，是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 2596.77 元的 3.04 倍。 最近几年，有的媒体似乎不约而同地开展了造神运动，把熊丙奇吹得神乎其神。但是，熊丙奇还算是有一点自知之明。他在博客文章里至少两次宣称“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事实说明，熊丙奇确实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绝对算不上什么“教育问题专家”。 以上内容约 4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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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 06:23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能成为中国教育界“大师”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1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根叔”走红启示 做好校长其实很容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 从哈金斯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 。既然如此，我们与熊丙奇有不同的观点属于大学精神。 《现代汉语词典》第 197 页解释，大师：①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②对和尚的尊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专业职称编审，不是教授，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比较肤浅的评论文章，自命不凡，欺世盗名，企图被社会承认教育界“大师”。举证如下：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 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 》： 7 月 11 日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令学界悲痛。这一次，似乎北京大学比媒体来得理智。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逝世发布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 2009 年 7 月 11 日 上午 9 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 301 医院辞世，享年 98 岁。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在这三行字里，季羡林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而没有诸如“国学大师”这样的字眼。而对于媒体而言，却不一样了，多家门户网站的标题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京病逝”。笔者之所以关注这种称谓，是因为 2007 年时，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掉头上的“三顶桂冠”。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看来，媒体并没有把季老的请辞当回事。相对于季羡林先生来说，任继愈先生的公众“知名度”似乎稍小，有网友就在任老逝世的消息后，跟帖“不知道这个人”，而笔者所见，平面媒体和网络之上，评论者多把视角对准了季先生。由此可见，媒体所具有的巨大传播效应。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而官方也不消停，据说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名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培育工程，旨在打造新时代的大师，还有一些技能赛事，获奖者直接被命名为“大师”。而说大师稀缺，则指真有大家风度，既有一流学识，又有平民情怀、强烈社会责任者，在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大师焦虑”，也促成了“大师”遍地的娱乐画面。季羡林先生当初的请辞“大师”，或出于自谦，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于虚夸的学风的提醒。如果靠授予封号、开展工程、举办赛事，就能诞生出一批批大师，那“大师”也实在太廉价了，其娱乐意义，要远胜于学术意义。当然，今天的学术，在媒体的包装下，在学者的自我炒作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学术丑闻中，本也已经娱乐化。一些回忆文章，谈到季先生的成长过程，比如他受胡适的影响、他生活生长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实在弥足珍贵。虽然季先生辞去了“国学大师”的桂冠，但不影响大家去解读怎样才能诞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这样的解读，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来说，还远远不够。 大师的成长需要有一种师承关系。 今天我们的导师和学生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师承关系呢？一个导师带 100 位弟子？导师一年最多见弟子一两次？导师把学生当做打工仔还是导师把学生当作家佣？这能培养出怎样的杰出人才来呢？大师的成长需要一种独立与自由氛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成为学人的根基，一名学术研究者不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怎可能成就一流学术，又怎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社会进步？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所谓精英，当有杰出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可是，我们当下的精英观，却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精英成为特权的代名词，学生们追求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就是努力成为特权阶层的过程。而离开平等的思想，大师的培养已是渐行渐远。北京大学的消息中，如季先生所愿，没有加上各种炫目的称号与头衔，不知这所培养过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大学，以及众多以其为楷模的其他大学，是否还有培养大师的梦想？能否解读大师的成才之路，来反思今日的教育与学术？是否为大师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2012 年 11 月 19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 18 日凌晨，有媒体人在微博爆料，曾著有《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一书的“文化超女”于丹，在北大一场昆曲演出结束后，准备上台分享心得时，遭观众呛声轰下台。这则微博在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明星与传统文化、道德建设与文化涵养的大讨论。同日中午，于丹澄清，回顾了前晚的经历，并作出回应，似乎没有受到现场观众“喝倒彩”的影响。 ( 武汉晨报 11 月 19 日 ) 我不清楚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国当前的大学生，还是很有“容忍度”的，一般情况下，平时接受惯了灌输教育的他们，是不太会与主办方请来的嘉宾过不去的，一个嘉宾被观众高呼“下去”，或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容忍底线了。有人评论观众缺乏尊重，没有涵养，但就喊嘉宾下去而言，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失尊重，在国外大学，政要人物、演讲嘉宾被观众踢馆，喊下去的很多，这不过是观众想法的自由表达而已。从这一角度说，北大的观众喊出自己的想法，才是一种“尊重”：尊重自己的想法，而非简单的迎合。而且，以为“忍受”，就是有“涵养”，这更误会了“涵养”，越来越多的人能懂得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任由他人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们，才会让社会公民得到成长，有更高的素养。而对于嘉宾来说，宽容这种貌似“不尊重”的表达，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有人说，北大嘘于丹，是耻辱，有本事就应该培养出像模像样的大师，不要让于丹独霸舞台。可问题是，大学培养大师，恰恰应该从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起，而观众能大喊，不是开始迈出这一步了么？——过去的嘘声实在太少，这某种程度成就了一些“学术明星”。还有人说，北大观众要嘘的、看不惯的不该是于丹，而应该是贪官，这就又在给观众“上课”了，每个观众有嘘谁的权利，今天他们嘘了于丹，明天或许就会嘘其他人了。可以说，我国大学和社会，正是缺乏这种表达，才使得本来十分正常的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发生变异。在一个多元的学术世界中，每个人的观念都可以自由表达，可是，我国的现实却是，缺乏正常的学术评价和学术交流空间， 一些被媒体吹捧的明星，俨然把自己当成“大师”招摇过市 ，但这不是学术评价的结果，而即便其学术得到认可，但不同意其观念的，也应该大有人在。因此，学术不应该存在“权威”，学者也不该有自己所谓的“粉丝”，对于学者，不是任何他说的观点，不能因为喜欢他就接受其观点，也不因为不喜欢他就反对其观点。具体到于丹，早些年已经传出她在保安严密保护下出席活动的消息，这发生在一名“学者”身上，是很怪异的。这种怪异景象的背后，是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导致“学术明星”高高在上，如果有平等的学术交流、对话，人们就不会以极端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弄出打骂学术和拳头学术来。从发达国家的大学看，为维护平等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对于大学教授，推行“学术自治”，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学者的水平和学术贡献，不像我国内地，对学者的评价，没有真正的学术评价，而只有行政评价（无论是ZF奖励还是职称评审，都是行政评价）以及媒体评价（时常见诸媒体的，被称为“学术红人”）；对于学生，推行学生自治，鼓励学生自己举办社团活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在校内，学校不能强迫学生参与校方组织的学术报告，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不审核学生活动的主题、邀请的嘉宾，这完全由学生自己自主进行；在学生活动中，学生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个鼻孔出气。在这样的校园中，一个普通的学生是可以和一个学术“权威”平等对话的，因为他们的观点没有高低之分。钱学森先生曾回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他说，在学校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沿着钱老的话，我在想，如果对于这天的昆剧专场，教师和学生有不买账的，同一天在学校里拉出一个大师搞讲座和现场表演，会是怎样有趣的局面？如果对于于丹，以前的观众都不那么客气，大家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会变为现在这样的局面吗？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12 年 7 月 29 日 ，网易公开课 从学校到社会如何让理想变成现实 master talks 师说 有一位学者，如此点评教育：“如果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学生说出的一个想法，不被周围轻易“否决”，而是可以成为某位 大师 做出伟大创新成果的某种基础，并且最大的功劳被 大师 归于这名年轻的学生身上，那么，天才的发明，就孕育在日常被舍弃的微光中，我们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力也会得到全面释放”。他，就是熊丙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熊丙奇大师 做客网易公开课，与大家畅聊理想！ 嘉宾简介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http://v.163.com/special/openclass/mastertalks002.html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能成为中国教育界大师吗？答案是：根本不可能。为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根本不具备当大师的资格和条件。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肉眼凡胎。够不够“合格公民”还不敢确定。 读完以上文字，我想提几个小问题，请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否知道什么叫大师？ 第二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想不想当大师？ 第三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够不够大师资格？ 第四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想当大师由哪个机构认可有效？ 第五个问题，网易把熊丙奇捧做“大师”级“著名教育学者”说明了什么？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4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大圣道：“他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宫胜境？”大圣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会驾筋斗云，一纵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主那大圣闻言，暗笑道：“这如来十分好呆！我老孙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发声道：“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佛祖道：“做得，做得！”伸开右手，却似个荷叶大小。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我将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我决不信，不信！等我再去来！” 熊丙奇能比孙悟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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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5 05:53
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诋毁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学府联合而成。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 10 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聚集了大批的学者，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精华，培养了大量人才。 《百度百科》介绍， 1937 年 7 月 11 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 112 次会议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词《满江红》 ( 词：罗庸、冯友兰，张清常曲 )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2007 年 11 月 6 日 ，《新京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 1937 年 11 月 1 日 上午，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而后九年，在炮火纷飞中，西南联大依旧笳吹弦诵。谈及“大学叙事”，我既重“史料”，也好“文章”。就说西南联大吧，前者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等。 后者则不妨举出三位著名小说家。吴讷孙（笔名“鹿桥”， 1919 － 2002 ），汪曾祺（ 1920 － 1997 ），冯钟璞（ 1928 －），他们三位在塑造“联大形象”、或曰制作“联大神话”方面，过去曾经、今后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8 年 9 月 1 日 ，《学习时报》（沈克琦） 《谈谈西南联大》：自 1937 年 11 月 1 日 至 1946 年 5 月 4 日 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 8000 余人，毕业 3807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3732 人，研究生毕业 75 人。 2009 年 4 月 27 日 ，《新世纪周刊》（记者 / 张雄）《追寻我们的西南联大》：《我的西南联大》是个现实主义话剧。编剧刘进元说，我认为当时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不是牛津不是哈佛不是剑桥，而是中国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的一所大学，就在那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站住了。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其间共有 1100 多人参军，占联大历届入学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学生如此大规模的投笔从戎，史无前例。 1943 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已经 88 岁高龄的沈克琦说：“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情结，西南联大的学风、还有那种刚毅艰卓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 2010 年 10 月 1 日 ，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巨流河》 ( 齐邦媛 著 ISBN 978-7-108-03473-1) 讲到了西南联大。 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精髓绝不是 “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16 个字所能概括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问题专家”，（不知是否读过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文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由头，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鼓吹“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不是无知就是无良。 举证如下： 2008 年 2 月 23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 如何把大学办在县里 》：我国民办教育界知名人士、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信力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 应允许县自办大学 , 中国有 2200 多个县 , 如果每个县有一间大学，中国就真正把教育搞上去了。这一言论随即遭来不少质疑。针对质疑，信力建先生在报上发表文章《我为何要提县办大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于县办大学是否有现实可行性以及是不是一种新时期的大跃进，这与论者对“大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信力建先生的言论中，这些“大学”多指职业教育性质的社区学院，与担负精英教育的大学是两回事。让每个县都办一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可能会有很多人支持；而要让每一个县都办起一所北大、清华分校之类的大学，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未来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把大学办在县里”。分析我国目前的 985 高校和 211 高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几乎没有一所是在小县城，更不可能是乡镇———当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一些高校，办学地点可能在大城市的郊区县，但严格说来，这与远离大城市的小县城、乡镇还有很大差别。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不少大学拓展校园、征地盖房，大学逐渐从大城市的市中心移向城市市郊。这种办学地点的变动，是大学出于不得已的选择———市区地皮贵，无法获得更多的征地，只能向郊区发展。可就是这种离开市区三五十公里办学的变化，对大学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学生来说，城郊的大学，没有人气，没有文化，老师上完课之后就坐班车回城；对于老师来说，去城郊大学不过是完成教学任务，很难住下来，与学生一起学习、工作与生活；对大学管理者来说，城郊办学不但增加了办学成本，要派班车运送老师，还有诸多对外交流合作上的不便。我国大学城郊办学的这种尴尬，正生动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办学的“套路”，即历来注重选择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作为大学的办学地，以便大学获得各种办学资源。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诞生于天津和上海；抗战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被迫迁到西南，在经济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小地方办学，抗战一胜利，这些学校纷纷回到原来办学的地点复校。近年来，国内高校因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办学实力出现明显变化，中西部一些高校的好教师纷纷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以至这样一些高校的发展出现困境。对比国外不少著名大学，办学地点常常选在人口稀少的小镇，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地方，我国大学这种办学地点的选择耐人寻味。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校的办学资源依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多于社会，资金渠道过于单一，使得大学必须依傍大城市才可能有更好的资源获取渠道，换句话说，大城市的财政才能支撑办大学。而在国外，大学更追求财政独立性，希望不断开拓政府拨款、投资之外的更多办学资源，因此办学地的选择是否在州府或经济繁华地区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这反映出我国大学普遍不甘于寂寞，学者教授也不希望一直呆在清净的小地方做枯燥的学术研究，更希望介入社会、广泛社交、通向主流。当年的 西南联大 ，被认为达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顶峰，在这所条件简陋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在田埂上漫步，思考学术问题，纵谈天下大事，是最常见的景象。这表明，办好一所大学，其实与资源、地点没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倒是反过来证明，大学必须远离社会的喧嚣，不受功利所驱动，坚持育人为本，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术自由，方可成就真正意义的“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办在大城市里的学校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如果有良好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如何办学应与地域无关。而从客观上说，小城镇上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 2009 年 7 月 15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今日大学能从西南联大找到灵感吗？ 》：据媒体报道，从今年起，曾经合组 西南联合大学 的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将通过校长圆桌会议的方式，定期会商学校发展情况，携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位校长说，三校要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优化合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这三所名列“ 985 ”工程的大学的共同追求，而在 70 年前曾经共同创办出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强的大学，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 西南联大 ”的经历中，寻找“灵感”，以尽快达到“目标”，也就顺理成章。但是，他们真能从西南联大的办学中，寻找到今日办学的“灵感”么？真能通过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就能携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么？有几点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为相关的“灵感”，今天的大学可能无法找到，也不想找到——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能说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真正实践起来，却难以达到梅先生等先贤们的境界。梅先生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而我们所能见的现实是，秘书给领导拿着包、撑着伞，教授搬好椅子站着等领导以及学校行政机构负责人入座。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 985 ”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长级高官，而且不少属于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管理的重要，并在各种论坛高谈阔论，可是，在大学校园里，学术管理几乎被行政管理全面包围并蚕食。不谈其他，仅作以下对比。西南联大期间，实行的是校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教授治校，校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委会之下只设三个处：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而且，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而反观今天的大学，北京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 13 名党委常委； 1 名校长， 3 名常务副校长， 4 名副校长，有管理机构 19 个，每个机构除正职外，有几名副职。清华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党委下属机构 11 个；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7 名副校长，行政下属机构 26 个。南开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3 名党委副书记；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6 名副校长（ 1 个党政兼职）。这样的管理机构设置，不但使办学成本高居不下，还影响办事的效率，并让一些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的功能极度萎缩，在学校决策中，教授根本没有多少发言权。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并鼓励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可是，却很少给教授们“自主创新”的空间。在西南联大，梅贻琦始终坚持“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因而，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由此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既有像闻一多、张奚若、陈序经、钱端升、杨振声、吴晗等那样直接批评政府的教授，也有国民党开明分子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先生。而对今天的大学教授来说，大多正在学校为他们设定的课题指标、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中折腾，并为了申请课题，填表格、做汇报、跑关系，哪有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人才培养的重要，并要求人才培养接轨国际，走向世界，可是，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在制度设计中，体现教学的重要，并引导教授们乐于为学生上课呢？作家张曼菱在《西南联大启示录》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上把书买下，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可以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今天相比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好多了吧？可笔者则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强烈反对教师用多媒体设备给大家上课，因为他们曾遭遇教室停电，有的老师居然不知道这节课该讲啥的“奇境”——不少课件是一个老师一次制作，多个老师多次反复使用，老师根本不备课，而是从其他老师那里借来 PPT 对着念，备课的环节、上课板书推导的环节都省了，停电自然让没有准备的老师们不知所讲了。去年 2 月，邹承鲁先生曾提出建议，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现在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按我的理解，老先生是希望，能有像 西南联大 那样办学的一所大学在，否则，即便有形似而没有神似，拷贝会大大走样。对于三校的圆桌会议来说，如果不去学习西南联大的管理制度，办学传统与精神，改变今日大学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就很难真正携起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009 年 10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知道分子之熊丙奇专栏）《 熊丙奇：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 》： 10 月 6 日 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 8 位。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分析家关注的重点。而分析这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或可对我国内地的教育改革产生某些触动。 8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只有一位，即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 1939 年出生于河南宝丰， 1951 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 1933 年出生于上海， 1944 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199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2008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95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 1976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 1986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概而言之，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们与中国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 1996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 西南联大 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 12 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 (1953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 、王选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 、王永志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 ) 、李振声 (1951 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 )4 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新中国教育发展 60 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达到 2907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23.3% ，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 西南联大 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 ( 也谓学术环境 ) 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 60 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 2006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09 年 11 月 3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新部长上任 能否扫除教育八大潜规则》：战场上，临阵换帅乃兵之大忌。教育虽然不是刀剑厮杀的战场，但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承平时代的教育竞争其实一点也不亚于真实的战场。因而，此间将任期未满，年龄也未到退休的教育部长中途换下，其所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客观地说，把教育的全部问题归结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部长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些问题也非教育独有，而是带有社会共性，即使教育部长及他领导下的团队努力去做，也难以克服。但这并不表明主管部门就可对此心安理得，“无为而治”。事实上，一个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与教育部长及主管部门大有关系。如果教育部长真想有所作为，即使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能够跳出优美舞蹈来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时，把其做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形成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贯穿于对大学的治理中，提出了“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彻底荡涤了上大学就是为做官的陈腐学风，使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以后的 西南联大 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范。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没变，但在蔡元培以及 西南联大 的校长们领导下，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最大程度的改革，留下了至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时代已经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如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也像蔡元培校长一样，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总应该给国人一个改革的信心。可过去的几年，教育给国人却是越来越失望。尽管每年 GDP 都在高速增长，但上不起学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博士群体，但论文抄袭丑闻越来越厉害。可以说，这与教育部的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中国教育不进则退的转折时期，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一种新气象，就成为人们的一丝期待。有高教观察人士日前发文列出了袁贵仁面临的七道坎，它们是，学前教育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多出杰出人才。细研这七道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于三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的评价体系问题、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接受一系列标准化考试，这种僵化的评价和选拔体制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发展，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高难度的知识训练，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而重点学校制度的推行，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和激烈竞争，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此外，各种教育资源都由行政系统掌控，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听命于各级教育主管官员，窒息了教育应有的自由。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的大解放、大发展。不过，鉴于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须找到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消除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指围绕教育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一个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以重点学校为载体，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其获益者主要是有钱、有权的资本阶层和官僚阶层，也包括学校老师自身。当然，这会触及到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既得群体利益，会有很大阻力，但新任部长要开创出教育的新局面，就必须拿出勇气同这个利益集团进行切割。以袁部长几十年的从教经历，应该清楚中国教育的弊端何在，所以，笔者希望袁部长能够大胆同时有策略地革除教育领域的积弊，不要让国人失望。 2010 年 10 月 12 日 ，《珠江晚报》《 熊丙奇：建一流大学真有“中国模式”么 》：新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了怎样的规划，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10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中国内地 9 所顶尖大学的校长齐聚一堂，结合各校在自身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和思考，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展开探讨。 ( 10 月 11 日 中新社 ) 什么是“一流大学”？什么是“中国模式？”看完报道，我所能找到的一点头绪是——倡导 西南联大 的文化精神。 西南联大 ，这是被公认的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创下奇迹的一流大学，然而，其文化精神，却不在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于其采取的是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办学规律的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的教育研究者，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时，得到的几条，恰是当下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普遍办学方法：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以及学生自治 。可以说，想绕过这几条探索所谓的中国模式，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性相当小。从发达国家建设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教育的市场机制竞争出来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当下的中国大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探索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要再寻觅“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称现代大学制度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 ) 。在研讨会上，有校长说中国大学处于“后发劣势”，此言差矣，对于中国大学来说，眼前摆着那么多活生生的一流大学例子，又获得国家不菲的资金，实可以少走弯路，缩短探索的过程，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不就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学校，在短短 10 多年时间中，步入一流行列？如果说处于“后发劣势”，那实在是中国大学自找的，放着可以通向一流大学的大桥不走，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1 年 5 月 28 日 ，腾讯网“ 熊丙奇的博客”《教育改革“国情论 ”》：“不要拿美国的哈佛、 MIT 说事，也不要总是拿美国教育说事，哈佛、 MIT 是顶尖学校，我们有差别是很正常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人均 GDP 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可比性。”针对我写的美国大学文章，有多位教育部门官员和学校领导这样提醒我。 这种观点，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近年来每年要听到多次。简而言之，就是教育改革“国情论”，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要结合具体国情，不要逾越国情，做不切实的幻想。我不认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借鉴，对发达国家教育经验的学习，有“国情”一说。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文化也有差异，教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是，对于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运作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不存在在我国难以借鉴，水土不服的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大学获得多少国家资金，校舍条件是否优越，没有关系。以 西南联大 为例，这所大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可是却建立起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现代学校制度，也由此成就了这所大学的办学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办学条件无关。其实，相比 西南联大 时期的艰苦办学条件，今天的大学办学条件可谓奢华。就是拿美国大学的硬件条件与我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也已经超越。——耶鲁大学的校长在中国参观之后，都对国内大学的办学条件十分羡慕——在这种情况下，还说我国的“国情”不适合借鉴国外大学的制度，所能表明的，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想放弃自身的利益。“国情论”的持有者还把改革难以推进的责任，推给社会诚信以及中国当前的官本位。社会诚信是我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大学自主招生，可能会因诚信问题带来不公平，可是，眼下的集中录取制度不是也有权势交易问题吗？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的自主招生，打破的不仅是集中录取，更在于逐渐消除权势交易的土壤。这一招生模式的本质是实现教招考的分离，将集中在政府部门手中的教育权、考试评价权、招生权分别赋予中学、社会机构和大学。当权力分离，彼此制衡，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还是更小呢？另外，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社会诚信是会进一步下降，还是会逐步恢复呢？很多教育官员担心学校管理一放就乱，而发达国家早已回答这一问题。这就是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治理机制，既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又实现政府对大学的有效管理。这种治理机制在其他国家的大学运行得很好，只是在这种治理机制中，政府部门将失去委派干部的权力，也难再对具体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指手画脚。我国大学一直不实行这种管理机制，政府官员是担心学校乱，还是担心失去手中的权力呢？官本位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教育系统的人普遍认为其他行业机构都有行政化问题，干嘛要大学去行政化？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去行政化吗？如果所有行业都这样想，那么，官本位的风气只会加重，而无法改变。大学为何要去行政化，而且应该先于其他行业去行政化，这是由大学使命决定的。对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与教育与学术的本质严重冲突，因此，大学如若不去行政化，很难成就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更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灯塔，如果大学甘愿堕落，那么，这个社会还需要这样的大学吗 ?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持有教育“国情论”观念的官员和学校领导，往往表现很不一致，每年，各级教育部门都要举行各种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很多学校都派干部去、国外大学考察。——既然都已经定调“国情论”了，那还召开这种论坛，搞这些出访干什么？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之后，加深对“国情论”的认识吗？另外，经常听到官员和大学领导们所说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世界第一，我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也进入强国行列。所以，能够解释这种“国情论”的，就是“利益论”了，一切以自身的利益出发，于是以各种理由来阻止改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012 年 8 月 29 日 ，《新闻晚报》（熊丙奇）《 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 2012 年下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工作的补充意见》，支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大学。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述这些高校从举办的学科门类看，确实已具备称为“大学”的条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大学先后出现合并潮、更名潮。据统计，仅 2009 年一年，就有 40 多所学校更名。大学更名的原因不一而足。总体看来，高校都有一个认识，叫学院比叫学校更牛，叫大学比叫学院更带劲。因此，不少学校领导把在自己任期内，让学校升格、更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围绕更名的任务办学，让大学更名是容易的，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背离办学定位，为符合命名要求，不顾条件一味追求举办新学科，却没有办出特色，也分散办学精力。二是丧失原有校名品牌，有的高校在上世纪末更名，可直到今天还必须在新校名后加括号注明旧校名，还有的高校在更名为大学名后，遭到校友的集体反对。出现这两方面问题，与我国高校的办学追求和决策有关。在当前功利的办学环境中，不少高校都追逐学校的外在发展，具体包括发展学校的规模，增设学校的学科，等等，以尽快体现自己的办学政绩。大学办学精力用到追求身份高低上，而忽视了内涵的建设，同时在追求外在发展目标时，出现“千校一面”，而不是在各个层次、各个类型都办出一流的有特色的学校。往往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就可决定更名方案，再把方案提交主管部门审批，这样的更名体现的只是行政的意图，而并不能反映师生的想法。其实，一所高校的办学空间、办学质量、办学声誉，与校名是什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英文名为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其英文名为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这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总计超过 100 位，可至今没有叫 University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还将其翻译为“麻省技工学校”。要是换在我国，麻省理工学院，怎么也要改名为麻省科学与技术大学了。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迄今为止可以称得上一流大学的学府是抗战期间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校名按照今天的“校名观”，就是一所民办大学的校名。假如当时的办学者，反复在校名这类事情上做文章，也就没有 西南联大 的辉煌办学成就了。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如果只追逐表面的校名，大学将在争名逐利中失去自我，失去大学精神，再有好听的校名，又能如何呢？（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熊丙奇：“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纯属谬说 》：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要有教育理想。请看国外办在小镇的名校 , 请看当年中国的 西南联大 “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 , 这是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时所提的口号。其涵义有二 : 一是一流城市 , 需要建设一流大学 , 如果没有一流大学 , 很难成就为一流城市；二是一流大学 , 要依托一流城市建设 , 离开了一流城市 , 大学要建成一流很难。这个口号很具迷惑性 , 从教育和文化角度说 , 大学确实可以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 同时也可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注入活力；而从大学办学角度分析 , 城市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 , 包括为学生提供实习等实践机会。可是 , 如果就此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 , 却极有可能陷入功利办学的误区。一方面 , 城市在建设大学时 , 希望大学能对城市有现实回报 , 比如在本地招收更多的学生 ,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此一来 , 一流大学就不是为全国、全世界服务 , 而变成了为当地服务按照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的思路 , 大学要是不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 城市要大学来干什么 ? 另一方面 , 大学在发展过程中 , 总是希望从政府处获得资源 , 或者在当地寻找办学资源 , 这导致大学寻求办学资源的渠道极为狭窄 , 也造成大学对地方和政府的严重依赖。这带来两方面后果 , 其一 , 大学会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 因为城市资源丰富；其二 , 由于政府掌控着学校的主要办学资源 , 大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严重缺乏 , 进而很难办出特色 , 也难以成为一流。我国的大学建设就出现了上述问题。过去 10 年间 , 国家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建原有的全国重点大学 , 地方政府为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一定的办学经费 , 在这一过程中 , 很多全国重点大学都出现一个现象 , 即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急剧上升 , 有的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甚至超过 50%, 全国重点大学俨然成了地方大学 , 这显然与一流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严重背离。在城市的发展中 , 政府部门还有一个战略是“产学研一体化” , 把大学作为推进这一战略的中心。大学有服务社会的功能 , 可是 , 却必须以育人为根本目标 , 在“产学研”战略的推进过程中 , 不少大学迷失了方向 , 产、研变为了重要任务 , 而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才培养。另外 , 我国大学的办学资金来源十分单一 , 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 , 社会募捐极少 , 这就决定了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 , 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几年前 , 我国内地省份在地级市兴办了一批本科院校 , 现在这些学校都想搬迁到省会城市办学 , 原因就在于学校在中小城市 , 吸引不了生源 , 而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也不多 , 加之地方小 , 学生实习机会少 , 所以 , 大学还是想办在大城市里。这和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 , 很是不同。在美国 , 有不少一流大学 , 并不在大城市 , 而就在小镇上。比如 , 前些年位列福布斯排行第一的威廉姆斯学院 , 就在一个小镇上。笔者曾去参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 , 也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之所以学校办在小镇上 , 也能办出一流 , 主要原因是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很广 , 不局限于向地方政府伸手 ( 政府的拨款在学校的收入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 。其次 , 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 教师和学生专注于学问 , 而不是陷入浮躁的社会之中。很多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书呆子 , 没有动手能力 , 可实际情况却相反 , 由于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中 , 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 , 比如上一门课 , 要阅读近 10 本书 , 撰写若干篇课程论文 , 参与很多讨论课。完成了学校的学业 , 学生就培养起很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 , 学生才会逃离课堂 , 跑到校外去实习。这才让学校所处的环境 , 对学生们很重要如果学校学不到东西 , 还关在那里出不去 , 恐怕要憋出毛病。所以 , 应该摆脱功利思维 , 重新审视城市和大学的关系。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有教育理想 , 有办学自主权 , 有现代学校制度。当年 西南联大 办在云南 , 固有历史原因 , 可其取得的办学成就表明 , 成就学校的基本办学制度 , 在形成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办学制度之后 , 再获得外界的更多支持 , 学校就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但当地受益 , 全国、全世界都会从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受益。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兜售“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陈词滥调。偷换“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的现代学校制度特征。包藏祸心。 2015 年 2 月 13 日 ，新浪网“历史那些事”《民国大学生失业调查： 13% 的人毕业即失业》：上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高等学校飞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吊诡的是，大学教育的突飞猛进，往往带来大学生谋求生计的不堪经历。截至 1936 年 6 月，全国 108 所高校中，已向教育部报告学生失业的学校达 80 多所。依据已报结果，平均每百名大学毕业生中失业人数约为 13 人。按此比例计算，每年有 1000 多名大学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截至 1937 年 8 月 5 日 ，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 1467 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就充分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承诺，便成为了无法实现的空言。 2015 年 2 月 17 日 ，《环球时报》《 社评：走出西方和民国情结看北大 》：原浙大校长林建华 2 月 15 日 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已是北大 2008 年至今迎来的第 4 位校长。用林建华就职演说的话说，北京大学从来不只是一所学校，而是人们心中的图腾。中国全社会对北大寄予极高期望，它们既包括现实要求，也有大量理想主义的寄托。北大不易，做北大校长是份极具挑战的工作。近年来互联网舆论对北大的负面议论不绝于耳。看北大以及看今天中国的大学，一些人有很重的两个情结，一个是西方情结，一个是民国情结。中国学生大量赴西方留学支持了前一个情结，后一个情结则像是纯粹的价值评价，是表达不满的借题发挥。中国一流大学综合水平仍低于西方顶级名校，这应是一个事实。西方发达社会的科技水平仍高于中国，那里的人文学科积累了现代社会的更多经验，大学的历史也更悠久，因而西方一流大学必有值得中国大学参照学习之所长。中国大学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围绕大学的民国情结则有些半真半假。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和在校生人数都很少， 1936 年全中国大学的在校生总数只有 41922 人，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它们与今天的中国大学是不可比的，用赞民国的大学来否定今天的大学，有点像吵架中的市井之徒只顾宣泄情绪，不顾事实。 社会需要跳出西方和民国情结，今天的北大及所有中国大学，也需要在西方和民国这两个坐标系之外，找准自己的时空位置，在此基础上确定发展方向，不要陷入身份迷失或时空错位。在坚持“中国特色”的问题上，大学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标杆。大学师生特别是校长，应该对大学的时代使命有清醒而坚定的认识。当下中国大学首先要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要培养爱国的一流人才，要提供可推动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以及先进积极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一味标榜独立性和思想自由，传播、生产怨气甚至戾气。从知识界出口的意见已经很多了，但建设性的有质量的建议太少了。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大学教育改革与知识体系的重构是关键。中国大学可以说清楚西方理论，却讲不清中国是怎么崛起的，讲不清中国应当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中国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从西方经验中已找不到答案，中国大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当年中国民穷国弱，四处受辱，以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共产党随之诞生，新中国亦由此建立。如今中国俨然世界大国，方向已定，复兴在望，不少大学校园却盛行强调“小我”的阴柔之风，报效祖国的阳刚之气不振。这令人遗憾。大学汇聚的都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有学识有见地，但往往比较自负。如果没有一个大目标将大家拢在一起，一群知识精英在一起，相互拆台多，形成合力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大学校长的工作怎么做，要看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今天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北大？这是需要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之前，先请不要再拿哈佛和北大比，拿蔡元培和林建华比。 我想说，请不要拿昔日的西南联大比今日的北京大学。原因是，政权更迭了。所有制改变了。时代进步了。事业发展了。“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并非仙丹妙药。 “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才是正本清源。 1954 年夏，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以上内容约 1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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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4 04:45
熊丙奇炒作大学校长任期长短挑战中国公办大学领导权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02 月 18 日，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沪 ICP 备 020861 ） 《我校召开 2009 年第一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2 月 17 日 上午，我校召开 2009 年第一次宣传思想工作例会，部署 2009 年学校宣传思想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舆论动员。党委副书记徐飞，宣传部部长刘玉祥，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分管书记、宣传干事等 60 多人出席。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文明办副主任李心刚出席，李心刚主持会议。 此信息说明， 2009 年 2 月 17 日上午，熊丙奇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 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的熊丙奇对大学校长任期很感兴趣。举证如下： 2007 年 12 月 7 日 ，新华网《 熊丙奇：大学校长的任期为何短？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 12.2 年。对于这项调查结果，不少专家认为过短的任期，将导致校长不思进取，或者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难以按照办学规律办学，形成学校的特色与文化。专家们把中国大学校长的短任期现象，归结为当前实行的校长任期制。笔者也曾一度认为， 由政府部门任命大学校长的任期制制约了校长大展拳脚 ，而最近与多位大学校长的接触才发现，专家的归因，并不符合实际。校长们说，如果一个人在校长岗位上真干上 10 年、 20 年，他肯定会被认为没多大出息。他们的想法是，干完第一个任期，在第二个任期内，如果有可能的话，实现新的发展。这种想法，道出了我国大学校长岗位的实质。在政府部门看来，大学校长岗位首先是官员岗位，其次才是教育管理岗位。我国大学校领导按不同的学校层次，分别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在校长本人看来，大学校长岗位对自己的意义，首先是成为高官，其次才是管理大学。由于学校领导已然属于高级干部，因此，他们与政府其他部门同等级别或者更高级别官员岗位的流动、升迁，基本上实现了无缝衔接。在这样的环境中，今天无论是教育界内部，还是社会舆论，在一所大学新任命校长时，议论最多的是人事安排而非办学理念。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不管具不具备担任大学领导的教育背景、管理经验，可以很方便地走向大学领导岗位，官升一级。而对这所学校校长的未来预测更多的是，是否会发展到某个政府部门当上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院长、副院长———如果一名校长，在某大学当校长两三年，就顺利当上部长、副部长、副市长等等，那么，这是最有出息、最得到赏识的表现，也是这所学校的最大荣光。 很显然，很少有校长能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为这种评价体系所诱惑，反过来，更多的校领导，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仕途发展而积极谋划。这就不难理解，我国大学校长在黄金年龄段离开校长岗位，大多不是回到学校普通教授岗位，去重新做学术研究、搞教育教学，而是升迁到了各个与教育有关无关的官员岗位上。 大学校长的这种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这种价值取向，已经深入大学的各个层面。为什么一名教授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应聘一个正处、副处，甚至正科岗位，并努力去走行政发展之路？为什么一个教授担任某个研究所的所长，总觉得没有发展、没有出息，总是想着能当上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就是这种价值取向所致。 当然，对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有很多的无奈，对于行政权力的追逐，成为他们不得已的现实选择。社会所期待的大师、教育家，均在这样的现实选择中，远离众人的视野。从整个教育发展看，这无疑是最大的人才错位与人才浪费。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曾在中国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我认为，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 10 年。”这句话赢得中国校长的热烈掌声。为这样的声音鼓掌，看得出校长们在某些时候进行的内心挣扎。减少大学领导、教授们的内心挣扎，需要让大学脱离官僚体系，否则，在大学里，难以存有教育理想、学术理想生长的空间，而只留下官场规则、行政话语。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就遥遥无期。 2009 年 7 月 6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何川洋事件提示改革高考录取制度》。 此信息说明， 2009 年 7 月 6 日，熊丙奇已经披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迷彩服。 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迷彩服的熊丙奇依然对大学校长任期有独特的感受。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16 日 ，凤凰网“ 熊丙奇的博客”《大学校长任期为何越来越短？ 》： 25 日上午，北京大学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宣布，林建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免去王恩哥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王恩哥透露，将到中科院任职。对于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舆论普遍关注两点，一是林不是院士，此前 4 任北大校长都是院士；二是王恩哥成为蔡元培后，任职最短的一届北大校长，自 2013 年 3 月接替周其凤后，他在任时间不足两年。这两点放在一起，让人确实有些看不懂，前者传递出校长职业化的信息——按管理学校的能力选拔校长，而非按学术能力选拔校长；后者却有些背离校长职业化、专业化——一名校长只在校长岗位上干 2 年就离职，校长任期也太短了，林建华此前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甚至比王恩哥还短。这表明，我国正在努力推进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可是，在推进过程中，还没摆脱校长行政化，因此，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并不彻底，有关部门在选拔校长时，还受到行政思维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任命 985 高校校长，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须是院士，坊间流传“院士出校长，校长出院士”，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但这种选拔校长的规定，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对于大学校长来说，选任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把只懂学术研究，不懂教育管理的院士，选拔到校长岗位，这既是对院士本人的浪费，也是对学校管理的不负责。有意思的是，由于有的院士并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去从事行政管理，有关部门为了说服院士出任校长，一边赞其为担任行政职务做出“牺牲”，一边为其创造条件，允许其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做学术研究，这带来的问题是，行政和学术不分，影响整体的学术风气，在普通师生看来，这是行政权力通吃。院士是最高学术荣誉，还有人曾经把学校校长是不是院士，与学校的地位联系起来——如果校长不是院士，就感觉校长缺乏话语权，学校的地位也低不少。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态，一来说明我国的管理和学术管理体系，还看等级和头衔；二来说明大学关注的是校长有何身份，而不是他的治校能力。这种情况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有所改变，该纲要明确提到，我国要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制度。 2011 年年底，教育部开始推进公选校长改革的试点，公选校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和专业化； 2012 年 2 月，没有院士头衔的陈吉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这被认为是破除了清华、北大校长必须是院士这一不成文的“惯例”，朝校长职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院士的职业化还不彻底。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大学校长的级别并没有取消，北大、清华等 31 所 985 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长级行政级别，因此，有关部门还是按管理干部来管理校长。具体有两个做法，一是对校长实行任期制，明确要求一名校长在校长岗位上不得连续干 2 个以上的任期，并提出明确的年龄限制；二是对校长进行轮换，校长从一个学校校长岗位转任另一所大学。从管理干部角度，这并无不妥，这可防止校长在一个岗位呆得过久，形成自己的势力，滥用权力，但是从校长职业化角度来说，却有诸多问题，包括，如果校长任期过短，这会让校长只关注任期政绩，而不思考学校的长远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曾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 , 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 , 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 12.2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甚至把校长长任期制视为学校成为一流大学的经验；另外，一个人适合当人一所大学校长，却不一定适合担任另一所大学的校长，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风格不同，对校长的要求也不同。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校长职业化的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在担任校长不到 3 年后，调任环保部；王恩哥和林建华，不断刷新校长任期的最低年限。很显然，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受制于行政化，如果不取消校长行政级别，不改革校长选任机制，职业化和专业化，在行政化面前不堪一击。只有坚定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推进校长公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才会首先按教育家，而不是官员选拔校长，也才会真正做到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炒作大学校长任期长短挑战中国公办大学领导权。毋庸讳言，中国公办大学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执政党手中。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都是官员，当然要按官员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别拿教育家当挡箭牌，谁也不是天生教育家，实践中磨练嘛）。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有没有行政级别，都是国家的栋梁。（国家重点大学校长即使啥级别没有，也按高级干部管理）。中国公办大学 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服从服务于革命化。 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必须自觉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绝对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政治底线，绝对不可动摇。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09 年 3 月 19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香水女生”为何可以炒作起来》：放言批评之后，批评者的结局往往不妙，尤其是直接批评所在学校的批评者，大多没有好果子吃。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认识到公办大学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染指 公办大学领导班子建设的胡言乱语应当提高警惕，不要同流合污。更不要沆瀣一气。 以上内容约 4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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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4 04:58
上海公民熊丙奇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凌驾于中国党和ZF之上， 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举证如下： 2014 年 3 月 6 日 ，财经网“熊丙奇的个人空间”《“教育部大学”还要办多久？》： " 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 ( 北京 ) 副校长姜耀东在这次两会上道出高校行政化的尴尬现状，直言： " 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 " 对此，参加全国政协大会的袁贵仁回应称，关于教育去行政化，目前中央正按照程序调研和起草意见，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中国新闻网 3 月 4 日 ） 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大学去行政化、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这样的话题，可以说，已经老掉牙了，在笔者看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要消除两大幻想，一是教育系统官员、行政领导的幻想，不能等待社会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消除 " 官本位 " 后，教育才去行政化，二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幻想，不能再对行政部门主动推进去行政化抱有幻想，因为由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本就是一个悖论。这两大幻想的存在，导致去行政化知易行难。我国于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 " 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 可纲要颁布至今已经三年多，没有一所公办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就是新建的大学，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包括宣称 " 去官化 " 、 " 去行政化 " 的南科大，也逐渐有了行政级别。去年 11 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到 " 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 " 。可以说，对于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整个社会早已达成共识，不但导致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千校一面，难以培养有个性、创造力的学生，而且让整个大学陷入急功近利之中，由于权力不受制约，权学不分，近年来高校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严重伤害大学的形象。我国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了。可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比如，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仅官员反对，一些在任的校领导也反对，共同的理由是，如果学校取消级别，教育的地位会更低——没有级别的学校领导怎样和ZF官员打交道，获得办学资源，另外，行政化的问题不独教育系统有，其他行业、系统的行政化也很严重，其他行业不去行政化，能让教育单独去行政化吗？换句话说，教育的行政化是官本位的缩影。对此，简单地讲道理，比如去行政化不能观望，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公民的学校理性独立等，是不管用的，消除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等待整个社会去行政化之后再去行政化的幻想，最好的办法是明确时间节点，要求该去行政化的行业、系统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没有例外和特殊。这将打消继续保留级别的幻想。由于没有时间节点，总是把 " 逐步 " 挂在嘴边，也就没人相信会动真格。据报道，针对媒体 " 那具体有什么时间表呢？ " 的提问，袁贵仁部长表情也有些无奈，为此，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而且必须 " 一刀切 " 。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当然，教育部门会说，就是自己想取消学校级别，但权限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是实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仅仅是去行政化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只取消行政级别，而不改变目前的教育拨款方式、学校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改变教育管理模式，没有级别的学校，确实可能地位更低，另外，ZF部门还可能套用级别对学校进行管理——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实行的校长职级制，就是这种情况。而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 改变拨款方式、实行新的校长任命机制 ，则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的事。这 比取消行政级别还重要 。这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包括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ZF拨款，如此，学校就不必再 " 跑部钱进 " ，看ZF官员的眼神行事，只有有财政独立权，才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公办大学理事会，由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办学战略决策，改变ZF发文件、通知办学的方式；实行大学校长公开遴选，遴选校长不再按官员标准，而是按教育管理者、教育家标准；在校内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权。做到以上这些，根本不会存在取消级别降低学校地位的担忧，也不会担心学校拥有自主权之后滥用权力，而这只需行政部门坚定推进放权，完全可以做到，但 遗憾的是，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放权，而依旧把财权、人事权这两大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过去三年中，教育放权也做了一些，但大多并不涉及核心的权力，而且，在有的权力下放之后，行政部门又会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制造新的权力。可以说，去行政化最大的障碍在行政部门。就这样，去行政化就只有表面的共识，而无实质的行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等待行政部门自觉放权是一方面，但这很难，更现实的路径是，要建立让行政部门必须放权的机制，目前，教育改革就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于是遭遇行政化的悖论，要走出这一改革困境，就应该改革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教育改革方案，将教改方案变为教改法案，通过立法明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并依法监督ZF部门放权，这才能让改革顺利推进，而不是无奈的情绪、无谓的折腾。去行政化改革，必须抛弃幻想，不能再 " 逐步 " 了。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取消中国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迫不及待。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逐步取消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这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任免方式，搞所谓公开遴选。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坚定不移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分工负责制。这更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经费供给方式，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ZF拨款。 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办学者负责公办高等学校经费供给。这仍然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 毋庸讳言，党和ZF绝不会放弃对 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党和ZF绝不会把中国 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交给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 毋庸讳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与党和ZF争夺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按“ 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接管中国 公办高等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在和平演变不成的情况下，迫不及待是预料之中的。难道你们能跳高墙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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