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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是手头一项工作的副产品，由本人编译，供大家鉴赏。）
宏观经济政策评价问题：一个例证
1、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常常单纯以经验证据——尤其是宏观经济总量——为基础进行评价。比如，合意的通货膨胀率常常根据它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估计。这种方法是和弗里德曼所倡导的经济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相一致的。但是这种方法真的是充分立基于一般经济理论吗？本文的结论是否定的。
一般经济理论衡量经济当事人的福利变化是以其主观效用为基础的。关键问题在于：可观察的变量（例如，宏观经济总量）总是和当事人的效用充分相关的吗？这从没有被任何理论所证实。本文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2、社会福利函数
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方法是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福利的一种测度。当且仅当一个人的效用增加时其状况改善了，当且仅当一个社会的社会福利增加时这个社会的状况改善了。
很多人都尝试从个人效用来推导社会福利函数（比如加总），但都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效用是序数形式的——即，个人效用既不能相互比较也不能加总。当一个人的效用增加而另一个人的效用减少时不能认为整个社会的状况改善了，因为没有这样的评价标准认为第一个人的福利比第二个人的福利更重要。
唯一经得起合理推导的标准是帕累托效率。当且仅当某人的状况改善而没有人的状况恶化时整个社会的状况才能被认作是改善了。但是这个标准非常严格：它排斥了所有的经济政策，因为任何经济政策都有某种程度的“再分配”效应，从而不是帕累托有效的。我们要建立另一个更弱的标准。假定社会中所有经济当事人都是完全相同的，即，具有相同的偏好，相同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相同的占有物等等。称这样的当事人为代表性当事人。于是任何使一位当事人受益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使每一位当事人受益。在此种情形下任何使代表性当事人受益的政策是帕累托有效的，因而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好的。
在所有当事人相同的假定下可以来评价每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再分配效应为零。在这个标准下不能证明任何政策是好的（因为这个标准太弱了），但是每一项使代表性当事人状况恶化的政策都是坏的——在此标准和任何更强标准的意义下。这个标准使得我们能排除明显是坏的政策；使得我们能比较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化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变化。
3、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
在宏观经济层面，宏观经济政策常常基于以下变量进行评价：当期的总产出，当期的失业率，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和当期的总产出增长率。需要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充分相关。
微观理论认为，当事人的效用来自其当期和未来各期的消费和其当期和未来各期的闲暇。当期消费水平可以直接测度（但是其测度量——总消费——并非总是受到重视）。未来的消费水平只能通过经济增长的期望值来间接甚至近似测度。这个估计只是近似的，因为GDP的变化并非总是和消费的变化完全相关（即，消费的边际倾向在长期中不是常数，并且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相等）。当期和未来的闲暇水平则是完全无法观察的。
必须认识到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并不仅仅来自直接可观察的消费，也来自消费的未来水平和不可观察的当期和未来闲暇。这意味着消费和闲暇间的收益分布是重要的，消费和闲暇的时机选择也是重要的。在当期的消费和闲暇水平之间，在当期和未来消费之间，等等，存在着可能的对换关系。没有任何一种这样的可能对换是包含在可观察的宏观经济总量中。
标准微观理论认为，当事人选择一定的消费和闲暇组合以最大化决策期内的效用。宏观经济政策只能通过改变当事人的机会集来影响其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机会集定义为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所有机会的集合。
政府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改变当事人的机会集：1、缩小（如，将某些垄断权力赋予某人）；2、扩大（如，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以提高私人企业的生产力，从而使代表性当事人变得更富裕）；3、排除某些项目而加入另一些项目（如，通过税收使可用于私人消费的资源减少，同时提供一些公共服务）；4、欺骗当事人，使之误认为机会集变化，而实际上并未变化，这种情况将在第4部分给予例证。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对当事人效用的影响取决于机会集中哪些项目被减去，哪些项目被增加。如果被排除的项目正是被选择的项目，当事人就会受到损失。如果增加的项目对当事人而言比之前被选择的项目要好，那么他的状况就可能改善。这不可能从可观察的变量中得知，因为当事人可以选择（往往是不完全地）替代损失了的收益——减少某一些项目（可能是不可观察的），增加另一些项目（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例如，一个偏好闲暇的人可能只选择从事适量的工作。现在政府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于是这个人就开始更刻苦地工作（他用更多的消费来替代损失了的闲暇）。他的产出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效用却下降了。
因此可观察的变量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认识政策好坏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公理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当事人做出如此的选择，以及他的效用是如何变化的。
4、一个例证
让我们通过货币经济周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货币政策可以改变价格水平和总产出，但是其中的机制并不清楚。至少有四种假说和可观察的数据吻合：1、粘性价格假说；2、货币幻觉假说；3、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假说；4、实际经济周期假说。
一般认为，货币扩张首先增加总产出，然后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减少产出，回到自然率水平。如果第一个效应是好的，而第二个效应是不好的，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就可以以此进行“时机选择”。
我们将指出这种解释可能具有误导性——宏观经济总量是否与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相关取决于上面提到的哪一种假说是对的。货币幻觉假说和奥地利学派假说意味着在经济周期中，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和宏观经济总量负相关。实际经济周期假说认为实际变量和货币政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粘性价格假说认为货币政策以影响实际变量的相同方式来影响当事人的效用。每一种假说都暗含着对代表性当事人效用的不同影响。
我们将采用货币幻觉假说的简化形式。假设经济由厂商和家庭组成。每个厂商生产同质产品（称为“总产出”），短期中物质资本保持不变，产出是劳动的函数，劳动的边际产出是正的但递减。每个厂商最大化利润，即，劳动边际产出的市场价值等于名义工资，于是每个厂商的劳动需求是实际工资率的减函数。
一个家庭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家庭最大化其效用，使消费和闲暇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实际工资率。假设家庭的偏好是正则的，即无差异曲线是凸的。实际工资率的增加将激励家庭更多地工作，于是每个家庭的劳动供给是实际工资率的增函数。
劳动供给和需求的交点决定实际工资率和劳动数量，从而决定厂商的产出。假设价格水平在长期中一直不变，然后突然因为中央银行扩大货币存量而上升。再假设厂商比工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厂商注意到了价格水平的上涨，而家庭没有注意到。厂商就提供更高的名义工资率使实际工资率保持不变。
家庭没有意识到价格水平的上涨，因此把名义工资率的上涨误认为实际工资率的上涨。家庭会增加劳动供给，因为劳动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这将使名义工资率稍微回调。最终就业和总产出都增加了。
但是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同时也增加了吗？不。我们回忆一下，边际替代率是一个家庭在保持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换取一单位闲暇的消费品数量。每个家庭增加了劳动供给是因为他认为他每工作一小时能获得更多单位的消费品（即，消费比闲暇更便宜了）。家庭认为每小时劳动换取的消费品数量是他感知到的实际工资率，但实际获得的数量比感知到的数量要低！根据边际替代率的定义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家庭的效用降低了——他损失一小时闲暇所换取的消费比他愿意换取的要少。原因就在于家庭错误地感知了价格水平。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很难想象一个错误能系统性地增加一个人的效用。
之后，家庭减少了劳动供给：就业和总产出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但这种下降是非负作用的——它只是对先前错误的纠正而已。
我们可以拓展这个理论。可以在模型中更明确地处理价格水平以观察价格水平变动的时机；可以假设厂商和家庭一样错误地感知了价格的变动；但结果总是相同的：在这种假说下，宏观经济总量是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负相关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数据（宏观经济总量），也要研究相关的理论。我们不能解释任何宏观经济变量变动的含义，除非我们知道哪种理论是正确的。
5、结论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当事人的效用而非某些可观测值的基础上。
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被作为一种弱标准来排除那些不能使“平均”当事人受益的政策。
存在宏观经济总量（或其他可观测变量）和代表性当事人的效用不相关的情形，因此不能仅仅根据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来评价宏观经济政策。解释宏观经济总量为什么会上升或下降的理论是评价过程所必需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纯粹经验评价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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