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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真的想为反复打扮过的历史卸妆，要说清楚中国的事也很难。要在不到40万字里说清楚中国，就更难。这就是吕思勉版《中国通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想做的事。
关于中国历史的浩瀚丛书一般分两种版本，一种是几千年中国的帝王将相史，这个长期居于正统；一种是反帝王将相的平民暴力史，这个一度也居正统。吕版《中国通史》作于民国，既未赶上后一种版本的风行，但也没打算承续前一种版本的正朔。他只是把中国发生的种种，分为文化和政治两卷，条列排行。虽然囿于当时著作时的学术氛围，多为应世用命而发，也囿于不可能有个安静的书桌，但是，吕版对中国历史的这种拆分法，天然地具有了某种优势，即脱离风云人物的机缘际会决定中国历史走向这一浅层思维方式，而直抵中国社会运转的核心秘密层——制度。这特别表现在文化卷里。
吕版将文化卷细致地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十八篇。尽管其中可以有一些合并同类项，但是，这种分法至少不致使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转的各个主要轴承有大的遗漏。我们知道，一个共同体的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基本上由以下条件决定：技术——是否具有保证进步的必要条件、地理——内陆和海洋哪个更有营养或威胁、传统——包括主要传统和次要传统、文化精神——包括普遍文化和局部文化，统治者至多是在上述几个主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决定侧重点。
吕版的十八篇分项，暗合了这一观察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使用如果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就是这位与陈寅恪、钱穆和陈垣并驾齐驱的史学大师在60多年前就具有某种惊人的学术直觉。这使得他在书中对于解读对象的种种忍不住的议论，至今仍然具有不过时的价值。
其中尤为新鲜的是关于中国传统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梳理。从严格意义上说，至民国初期中国的历朝历代的经济打理，是否够得上命名为“制度”，是很可怀疑或至少是让人踌躇的。一方面，在君权神授而不是君权民授的数千年里，在自然经济占经济总量主要份额之下，并不需要讨论设立制度加以规范管辖；另一方面，从公元初的王莽至公元20世纪初的清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断过创设经济制度的努力。比如，王莽之改天下田为王田，立司市、泉府平衡物价，考虑的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同治中兴后的清后期的洋务运动，则出自深切的外部危机。尽管这些改革都终告失败，但不能否认都是创设经济制度的尝试。
再从赋税说，《礼记·王制》中所记载的“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按《周官》的说法，这还是丰年，如果是无收之年，岁赋不过一日。即使在清，康熙50年之后出生的人，也是“永不加赋”，这个直至清亡未变。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除战乱时期，轻税薄赋是基本贯穿始终的。所变化的，不过是从简单的“岁不过三日”，逐渐增加了关、盐等税。多数情况下，税种的增加，与其说是剥削手段的丰富，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因之，从统治者有意的经济制度创设到税赋的基本思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经济形态极为单一和自然的中国社会里，也不是没有制度经济学的，只是这种“学”并没有提高到逻辑思维的层面，而只是一直为历代下意识地所遵守——或许只是被纳入传统道德的逻辑体系中，以一个道德规则的形式存在。
那么，从这些规则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平铺直陈的吕版《中国通史》没有提供这些结论，但是提供了素材。
其一，以官方为主导者的经济制度创设基本不能成功，从王莽、王安石到李鸿章都是如此。而原因大约与这些改革推动者的个人智慧和政治品德没有太大关联，而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是尽管他们组建了改革的高级团队，但是无法凝聚社会共同的改革意识。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经济制度改革，全是官方主导而且在所有环节都是官方意志替代社会共识，最终无一不遭遇社会歧见的反吞而致终结，其结果是，改革原旨固然不能实现，原有的经济秩序因为冲击反遭破坏，最终损伤了生产力。王莽的改革力度为历代最为彻底最为浩大，但失败也最彻底。之后，中国再无同等规模的经济改革。因为之后的改革者无法找到改革的正确切入点、掌握改革的力度火候。
其二，局部成功的改革，原因在于私人的而非官方的介入。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李鸿章。李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多项中国第一纪录的创造者，原因在于他用了一些非官方或半官半商的人，如盛世材的加入。他们具有非官方的、更贴近社会的观察视野，因此更容易找到官方意志与社会诉求之间的平衡点，可以做成一些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真正推动改革的人，多出自中国次要传统占主导的近海地区，而非主要传统占主导的内陆地区。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以来，近海地区一直得中国风气之先。这种情况持续到现在。
其三，税赋基本上在中国历史上处于高度敏感和被重视的地位。其原因大约在于税赋不是在经济体系内，而被纳入了王者的道德系统，而道德系统在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传统上税赋并没有藏富于民的理念引导，但却得到了某种道德保护而在承平时代不会被侵犯。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劳力者的利益。实际上，完全可以说，这种税赋观是中国传统制度经济学中最为闪亮的一点。即使在今天也应该有所传承。相对而言，今天对待税赋的态度，并不比传统更慎重，反而因为缺乏适当的制度制约而在有些时候过于表现出急功近利。
在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观照中，中国的资本精神为什么不能发芽，至少领先欧洲大航海时代百年的航海技术为什么没有带动中国进入殖民发展的光辉时代，始终是两个最大的谜。吕版《中国通史》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思考问题，但是在其经济和政治卷的星散记录中，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启发。资本精神和航海技术的发育，如同中国科技的大发展时期，都集中在宋代。而宋代因为北方民族的挤压，一半以上的时间只能布政于中国南方。在北方威胁无法抗拒、北方资源不能利用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发展和对海域的开拓以获取新的经济资源就是必然选择。而到郑和下西洋时创造的光辉，实际上萌荫于宋代的生产和航海技术，而非明朝的发展。明朝因为蒙古的仍然强大而不能再集中于经济、科技和航海的发展。按费正清的话说：“中蒙关系的紧张中断了明朝在其他方面的努力。”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郑和之后，中国的科技和航海时代突然中止——不仅与锁国政策有关。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中国的巨大影响。由此，我们也应该为“地球是平的”而感到庆幸——这一变化中止了地理对中国的负面作用，并足以加深我们对经济一体化重要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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