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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傅高义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中国先生”。
|作者：张勉 田亮 崔隽
人民日报原驻美国首席记者 温宪
|编辑：咖喱
|编审：劳灵格
12月21日，环球人物记者从人民日报原驻美首席记者温宪处得到确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这位在哈佛同时有着“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的巨匠，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他倾10年之力、采访了近300人写就的《邓小平时代》，曾在国内国际引发广泛关注。
不仅满足于在学术上留下传世之作，晚年的傅高义也不断介入现实。
2019年7月初，傅高义作为5位执笔人之一，起草《中国不是敌人》联名信在《华盛顿邮报》发表。89岁的他，仍坚持每星期在哈佛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的系列讲座，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傅高义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是今年的12月1日。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时，他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在惊闻傅高义教授去世的消息时，国内众多领域学者对其表达了深深的怀念。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陈征，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傅高义教授。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她表示，由于研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话题相对敏感，傅高义教授是整个哈佛大学内唯一一个真心帮助她的人。“只要是关于中国的讲座，他都会来参加，而且喜欢在讲座结束后留下来参加冷餐会，跟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子聊聊天。”
·陈征与傅高义在哈佛大学的合影。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听到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感到很难过，也很意外。“他身体一向很好，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坚持写作，精力很旺盛。”李昕曾2015年和2016年见到傅高义，当时对方正在筹备胡耀邦的采访。李昕还透露，据哈佛大学那边的消息，傅高义的去世是由于手术后并发症引起的。
温宪曾多次对傅高义进行过专访，还曾拜访过傅高义在美国的居所。在得知傅高义去世消息后，他表示十分悲痛：“他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位头脑冷静、视野开阔、仗义直言、坚守节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环球人物记者田亮回忆起2013年对傅高义的采访时，依然记得当时傅高义脸上挂着的热情、和善的微笑，“他那一口流利的中文，让我有一种在与一位中国学者畅谈的错觉。”
“我不会只说中国好”
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傅高义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中国先生”。
1973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退休，傅高义接替他，成为这个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曾半开玩笑地解释过自己和这位前辈的不同：“费正清是历史学家，而我是研究社会学的；费正清是哈佛出身，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而我是小镇上长大的青年。”
1930年7月，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的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都想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纷纷招收和选拔年轻学者。
1961年，31岁的傅高义被费正清选中，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她在语音上要求很严格，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比别人教出来的水平应该更高一点。”傅高义笑着回忆说。
年轻的傅高义很快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是 Ezra Vogel，Vogel是个德国姓，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
他曾对记者解释说，“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那时的傅高义，已下定决心将中国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此后50多年里，他对中国的观察从未中断。
傅高义对中国的观察是从南大门广东开始的。
1963年，他在香港用一年时间做广东研究。那时，东西方冷战正酣，唯一可以近距离研究中国的地方是香港。在香港，他能读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政府工作报告，也能接触到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那些人给他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事实。
傅高义请了一名刚从广东到香港的年轻人做他的助手。
“我们一起看《南方日报》等报纸，我看了1949年到1963年几乎全部的《南方日报》。我看的时候他也跟着看，我有不明白的就问他。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
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描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省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的政治运动。作品抛弃了西方学者的偏见，描绘中国的本来面貌，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将成为社会学家们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费正清如此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和马萨诸塞州建立友好关系，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继续到广东做研究。“广东省的领导认为，自己宣传的东西外国人不一定相信，要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到中国做研究、写文章，外国人就会打消疑虑。”他说，自己不可能“只报道中国积极的一面”，必须自由地报道他所看到的。
最终，傅高义决定自费采访，以保证独立性。广东省的领导也同意不审查原稿。
·2012年1月，傅高义在美国韦伯斯特大学谈中国近代史、邓小平和中国经济未来。
从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义在广东实地调查了70多个县。1988年夏季，傅高义又调查了3周，1989年写就《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是外国学者研究、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部书。这部书和《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相隔了20年，共同构成了广东的一部当代史。
1987年的广东之行，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傅高义左右。艾秀慈任教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是一位人类学研究者，会讲广东话。
傅高义十分珍惜这份感情，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扉页上第一行就写道：“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以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在哈佛向朱镕基提问
如果仅仅将傅高义称为“汉学家”肯定有失偏颇，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事实上，他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
傅高义关于日本的两部著作《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写于上世纪60年代）和《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写于 1979 年）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
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率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阵大笑。朱镕基问大家为什么笑，有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有这样的研究背景及影响力，不难理解傅高义的另一个身份：受到政府重视并信任的亚洲问题专家。
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而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
·傅高义在中南大学演做主题为“邓小平与中国外交”的演讲。
在推动中美关系上，傅高义多年来更是投入了极大热情。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创建过一个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它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而傅高义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称，“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还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去华盛顿，找国务卿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很具体的建议。
1993年，傅高义应好朋友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的邀请，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情报官一职。傅高义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研究的帮助很大，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告我也能看到，我经常与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交换看法。”
在执掌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期间，傅高义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各国首脑和美国民间互动的平台。那段时间，对傅高义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哈佛之行。
“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一个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当时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来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事项。”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如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
此后，傅高义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每次江泽民都会提起：“哈佛那次，组织得很好！”
“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退休了。
但因为研究邓小平，他不仅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观察，反而在用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视角研究中国。他以一种犀利的笔调写道：中国改革有陷入“乱象丛生的社会”的危险，在法制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当前和未来都面临巨大挑战。
傅高义曾公开说：“了解亚洲的关键是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对此，他曾跟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中国的变化改变着世界，我相信，没有一个领导人（邓小平），对世界的发展有过如此的影响。
正如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所说：“傅高义告诉了西方读者，也包括中国读者，中国的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他帮助读者理解了我们所亲历的中国改革时代的昨天和今天。”
·2013年4月，傅高义在北京参加书博会读者大会。
2011 年，《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一问世，就为舆论广泛关注，入选众多图书奖项，《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国际权威媒体把它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
《纽约时报》两次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
·傅高义所著图书《邓小平时代》。
2012年，这本书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关于外国事务的非虚构类著作，基辛格的《论中国》也一同入围，但最终被《邓小平时代》击败。
出版方当时曾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邓小平时代》首批50万册已经被预订一空，现在正准备加印30万册。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傅高义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现在能够坚持做到的人不多。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这更显得傅高义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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