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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央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显著依托于外汇储备来发行，而外汇储备可以是任何方式导致的外汇增加，例如贸易顺差，增量融资外债，增量货币互换协议，FDI，海外友人赠与等等任何方式。
因为基础货币={M0，准备金}，而流通中的现金M0长期稳定。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等于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也等于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规模。
以上满足充分条件关系，可以进行逻辑传递和推导。
我国基于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商业银行货币体系，其运行规律满足公式
M2=准备金/准备金率+M0，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率。
在央行约束范围内的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准备金越大，那么M2就可以越大。
而M2怎么增大的呢？
1.央行发行有主基础货币导致银行各项存款增加，这个规模取决于前面的外汇储备转换而来的外汇占款规模。（这个规模相对较小）
2.银行信贷这种间接融资模式可以增加派生存款。而银行信贷或者信用创造等于社会债务规模。
基于前面的推理，可以推理得出，只要外汇储备增加，可以间接决定我国银行信贷释放的最大规模，即决定我国社会的债务总规模。（这个规模可以很大很大）
从经济层面，那就是社会出现巨大规模且广泛的消费信贷来承接生产产能，同时刺激生产信贷同步发展与繁荣，从而令社会信贷需求不断增长并最后导致社会总债务规模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搞懂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含义，在于要得出银行信贷并非无中生有可以只操作资产负债表改改数字就可以无穷创造的。
当银行的实际准备金率十分接近央行的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也就是超额准备金率越来越低的时候，就证明部分准备金制度已经极限化发展了。商行的超额准备金将制约银行的信贷释放了，为什么会形成制约？因为商行必须要用超额准备金替信贷派生增加的存款缴纳法定准备金。假如通过计算超额准备金无法覆盖央行约束的法定准备金率加超额准备金率，那么商行就无法释放信贷了，至于那种同业拆借，抵押融资向央行申请MLF等再贷款，等等都是非常规的货币操作工具，这些现象的出现都预示着商行的流动性紧张了，即超额准备金紧张不满足监管要求了。
到了这一个状态下，那么央行只有一个正常的操作，就是降准，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等于同等情况下增加超额准备金率，而超额准备金率约束不变，那么就又可以释放信贷并适当派生增加存款了。
但是将降准信号过于强烈，那么就只能变相降准。MLF，逆回购等再贷款这类无主货币释放，都是变相降准，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增加商行的超额准备金。然后扩充社会的信贷额度并对社会释放信贷，维持经济的适当发展或者维持债务经济体的资金链。
我们可以回顾以往数年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操作，看看是否频繁降准和结合MLF等再贷款交替操作，目前央行释放的对存款性公司债权即再贷款已经超过13万亿人民币规模了。
我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看懂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本质和运行规律，就是指要得出银行信贷总规模受到准备金的制约，而准备金受到外汇储备的制约。这才是要得出的核心货币理论。（基于稳定的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的前提，而准备金率的含义见附图中文字性的解释）
现在我们假设某种因素刺激资本出逃，就会导致央行的外汇占款（基础货币）与央行的外汇储备或者外汇流动性同时减少。
这可是个大危机，因为它会同时影响到商行的超额准备金，准备金，和央行的外汇流动性。
只要资本规模化集中外流，央行就会首鼠两端。印钞救商行吧，等于挤兑了自己央行的外汇流动性，假如不救商行吧，那么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都会同时爆发，肯定也会引发经济危机和经济灾难。
反正这种危机不好对付。
假如资本集中外流，那么前面的逻辑就会逆反过来，资本流入是社会债务增加，融资增加，信用创造增加，杠杆增加的基础，那么反之，假如资本流出，就应该令社会降杠杆来应对。
可关键是，社会上很多很多东西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逆的，例如生物的生长过程是不可逆的，逆转则亡。
乖了个乖乖的，社会的信用创造与社会加杠杆过程，它一旦超过了一定的规模，那么这个过程也是不看逆的，一旦逆转就是崩溃，就是债务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爆发。
假如我以上的推演逻辑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局，就根本没有办法破。但很糟糕的是，我上述的推演我自信有9成99的把握是正确的。社会上很多人，包括专业的货币学家，不一定真看懂了我国的这种基于电子货币及其交易支付的准货币体系。
我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因为有央行的货币数据，和各种货币现象来验证我上述的推演逻辑。
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真要是真的，那么下一步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刺激资本规模化流出中国。同时结合上一条微博看看，2020年，美联储1年扩表3.2万亿美元，却我国央行的货币数据显示资本仍是净流出的。其次，我国数年来的贸易顺差，增量融资外债与增量货币互换，为啥都没有体现在央行外汇资产数据中？
最后上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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