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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教化从来不重视匠人的社会作用。实际上直到现在，在社会中、在科学领域中，在大学的理工科教育中从来传承的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惯性思维”。从戊戌七君子变革到五四时期兴起的“科学救国”，在中国人的心里仍然不把工匠的技艺当回事——雕虫小技而已。“工匠”、“手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匠”始终是个带有贬义的词。
手艺是什么？，手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先人智慧的生动体现。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手艺》（央视科教频道明晚播出纪录片《手艺》第四季 ．人民网．2014年6月13日）聚焦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制作与传承，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与手工艺人的现状。
《手艺》的开场白有如下之说：
心手相连，每一门手工技艺的背后，都闪现着手工艺人的心血与智慧，每一个精美绝伦的瞬间，都凝聚着岁月与人生的坎坷沧桑。无论是传统还是创新，十指灵动之间，都流淌着最精美的工艺、最真挚的坚持与最美丽的梦想。一种手艺，既是技艺的传承，也是灵感的闪耀，更是生命的悸动与精彩。在这个日新月异、推陈出新的世界里，传统手工技艺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它们的存在，要么已成往事，要么举步维艰。那些手艺人，以“心”倾于指尖，以“情”注于传承，他们将“人生”投入对传统手艺的坚守与创新。他们是谁，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无奈？
尽管《手艺》的开场白只是从一个相对狭窄的范畴解读了“手艺”的内涵，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手艺”实际上早已是一门工程科学技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倪志富一整套钻加工技术——“群钻”震动了世界机加工领域，部分中国人才有所醒悟。在现代工程科学中，制造工艺学早已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道门槛很高的“大门”。从工程控制论的角度来讲，制造工艺水平是一个关键节点。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回避不了这个门槛。工匠们所有的经验或者手艺实际上都在告诉我们这里面都存在我们已知或者未知的科学道理。从“集中力量办大事”到“大国重器”，其中无一没有“手艺”的功劳。
以制造业为例。 鼎革以来，由于严重的短缺经济，中国的工业体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坚持“重设计，轻工艺；重产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水平”的发展思路。从整个体系上来讲，就是现在仍然存在的“大而不强，小而不精”。从人才制度上讲，只有工人8级工资制和干部23级工资制。从技术成果来讲，专利归企业，专有技术没有分配权。83年改革以来，知识分子有了工程师的职称但技术工人没有实行技师制度。实际上我国的技师制度倒是抗战前后日本在华企业设立了技师制度（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国内企业中的技师基本是这样一批人定岗主要是机械师和电气师和化学工艺师这3类）。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国内企业中就有这样的口头语：“工程师画个圈，技师来点个点，这‘眼睛’有没有神就靠技师的的造化了。”技师干什么活，管什么事？就是管生产过程中的制造缺陷和工艺质量问题（技师作为整个质量保证体系中的关键角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设计和工艺是制造业的“俩兄弟”——离了谁都不行。科学完善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管理是企业的禀赋，是创新发展的的内生动力。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里讲到：“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 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 。 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可供选择， 然而 ，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 ， 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并不一定是必然而来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易地模仿，一下就能将经济快速发展上去，所以，后发展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进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忽视软件 体系（ 法律法规体系 、 文化价值系统以及制度体系和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出现新的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如产能过剩、产业失衡、人力资源配置短板、科技规划不合理等）。其结果是经济发展环境变差，可持续性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反而成了“劣势”。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扶贫攻坚”中，如果我们把一项先进制造专利交给没有起码的工业生产禀赋的村企其结果会怎样。我们有些半途而废的项目就是软性要素禀赋不足被迫放弃的。
我们的产业结构长期存在的“大而不强，小而不精”问题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表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问题从外部讲，一个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另一个教育（例如，招不到人和找不到人的现象）问题；从内部讲，一个是管理问题，另一个是人才岗位层次结构以及分配问题。压减钢铁产能和技术密集产业上不去都是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对此，林毅夫有三点总结：
第一、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 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 （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
第二 、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 “富”或 （“发展中”与 “工业化” ） 这种两分的情况 ，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 。 因此 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 ? 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
第三 、 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 。 然而 ， 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 硬件” 和 “ 软件”（有形的和无形的） 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 。 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 ， 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 这样 ， 在市场机制外 ，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
现在的问题是，产业升级紧靠创新设计我们的创新成果能不能快速有效的转化成商品（或服务），从市场从信息到实现创新供给这一产业链条如果没有生产制造的工艺技术的保证能不能实现成果转化。
发达国家可能会提供一个设计给我们，其工艺要求也可能告诉我们，但关键的工艺技术是绝不会提供的。荷兰ASML公司和日本小林研业掌握着世界顶尖研磨技术，它们都拥有一批世界顶级研磨大师。它们的产品不是仅靠设计就可以风靡天下的，他们拥有的那些世界顶级大师（总共不到300人）才是企业的财富创造者。因为就机电制造业而言，现有的数控技术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国内出现的“大国工匠”不再是在像过去那样的劳动模范单靠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现的“大国工匠”大多已经是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程实践大师”（这也就是林毅夫所言的不同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问题是，现阶段我们怎样培养发现这样的大师级人才。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技师制度实际上是人才制度建设的一个漏洞（只有部队设有类似的技师队伍）。而随着“单边世界”格局的躁动，中国期望的“国际分工合作”在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发展越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前路遇到的掣肘就越多，从国际合作得到的技术就越困难。我们的规划部门和企业有个通病就是重视设计人才忽视工艺技术人才的教育培养。而产业升级需要量最大的确是熟练工人和工艺技师（这个比例至少应是1:50-100）。工艺学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一直是个冷门——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是古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的。设计提出设置一个支点，而工艺无法落实的说辞虽是一种调侃，但恰恰说明设计的虚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一个设计专业实际上需要数倍以上的工艺专业门类来支撑（比如一台机器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设计，但需要有焊接、钣金、机加工、热处理、钳工、涂装等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落实加工，每个工序还可能需要多个工艺专业协调完成）。
就机械制造而言，从校门到校门的理工类教师有多少工艺素养？有多少高校能培养出企业所希望的工艺专业人才（大概也没哪个高校敢说自己的机电类学科可以设置工艺学二级学科）？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硕士和博士，还没听说哪个高校培养了机电工艺学博士硕士。最近广东再次出现招工难的问题，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企业很难找到懂工艺的大学生。笔者退休前也替单位去人才中心招聘，想来的人很多，能用的人很少，懂工艺的人即使有也都是退休“补差”的人。最近人社部新增了一些新的职业岗位，我看了一下岗位名称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业内人士听了也摇头。这说明对于制造业的岗位需求，决策者似乎并不了解多少企业的需求。过去高校曾出现过“机电一体化专业”风潮（不过是把机械和电气“拼凑在一起而已”）。其实企业对“机电一体化”认知比较清楚，根本就不是学校搞的那个样。“机”和“电”各有各的优缺点，各有各的用处。你不懂设备的用途和外部条件限制，你不懂“机”和“电”的“1+1>2”的集成效应和“费效比”、“冗余度”，谈什么“机电一体化”？我那单位好不容易选了几个学生进厂后让他们先到车间锻炼写一个设计方案预研方案，结果是机电一体化”拧反了——不适用“电”的用“电”，适用液压的用螺杆“电传”。可见在校就没搞明白，以为“CAD制图”就能“包打天下”。当然，社会问题和社会观念也有关——比如，家长盼子成龙不做“匠”，老师教诲都做“士”。其实“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李玫瑾先生也强调，每个孩子都有优劣势关键是家长要看清自己的孩子能干什么，喜欢做什么。
其实，对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在现阶段产业要素禀赋结构中最缺的人才是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大师级工匠人才（这是现阶段制造企业最受欢迎的人才）。我国芯片产业突围中，设计人才缺口不是很大，但“流片工艺”人才严重不足。另外机械特种焊接人才也紧缺。实际上，培养一个优秀的工艺专业人才要比设计人才难得多。
所以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鼓励工艺专业技术人才是中国新的远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既然有个“工学博士”学位，为什么不能建立技师职称序列？一心“出亚入欧”的日本和德国从那过来就没有轻看技师的作用。既然几千年的文化基因演化不乐观，我们就没有必要老是用旧词说今天的事。其实，那些大国工匠无论从哪说称其为大师不为过。别看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那么多，有南仁东那样的“设计制造两头精”的科学工程大师还真不多——从FAST射电望远镜设计施工，到天眼反射镜悬吊钢索的研制，没几个人能接这样的活。
文化的沉淀（柏杨用语为“酱缸”）如果不利于人才培养，那就不必拘泥于它——大国工匠就是大师级技师。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前进的道路中，人才要素是产业链中最核心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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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三八妇女最伟大，五一劳动者最光荣，六一小朋友最幸福”一样——流星般的光辉瞬间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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