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罗宾逊夫人在阅读《资本论》后,指出了新古典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同时,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理论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
Piero Sraffa(斯拉法)指出,在把收入分配模型应用到资本上时,存在一个内在的测量问题。资本家收入是利润率乘以资本量,但是资本量的测量意味着加总完全不同的实物,比如加总飞机和坦克。正不能把苹果和梨这样的异质品相加一样,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资本品相加。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这里并不存在真正的问题,把这些不同资本品的货币价值相加得到一个总量即可。
而罗宾逊夫人又进一步指出,即便抛开异质物加总含义上的悖论,都还面临着无数的悖论,如但要得到到一个货币尺度来统一测量的资本,异质的资本品的数量必须乘以它们的货币量,然后再把这些乘积相加得到一个总量。但要想求出资本的货币量须先假定利息率为已知,根据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利息率(或利润率)由资本的边际产品决定;为获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需要预知资本数量,而实物资本的货币量在新古典理论中则被认为等同于预期收益现值的总和。由此,要想求出资本的货币价值须先假定利息率为已知,在这就出现了循环推论,这对新古典的微观基础致命的。双方的交锋以1966年萨缪尔森诚认悖论的前题下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经济学派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而低于一般利润率,资本是会移出这个行业的,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到适合解释计划经济。并且采用一般均衡理论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生产函数。
Sraffa建议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手段来测量资本的数量(部分源于Marxian经济学,但微观基础与Marxian经济学不一样,Marxian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完全转向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即:把所有机器都还原为以时间计算的技术关系上的劳动。一台制造于2000年的机器可以被认为是1999年用劳动和商品生产出来的,其价值等于1999年的投入再乘以利润率;1999年的商品投入可以被认为是1998年的劳动投入加上商品投入再乘以利润率;如此而后推,直到非劳动投入被还原为一个可以忽略不计(但非0)的量。这样,你就可以把卡车的劳动和激光的劳动加总。
但是萨缪尔森指出,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
新剑桥学派试图复兴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题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重建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萨缪尔森在1983年总结双重争论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新古典与新剑桥学派重建经济学的共同悖论都出自于技术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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