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均衡论的质疑
在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均衡是一个重要概念。乔治•绍罗什在当前危机中对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均衡论提出质疑。在《重新认识金融危机》一文中,绍罗什说:“引起金融危机的是来自金融体系本身的一些弊病或者漏洞导致了经济衰退。我们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永远处于一个扭曲的状态,这是一个事实。”他指出,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们把物理学的均衡概念硬搬来解释金融市场,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非常愚蠢地忽视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区别。他还指出,价格围绕一个均衡点波动,这种均衡理论是来自于物理学。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们不知道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绍罗什指出:“人们以为这是自然科学,把社会的参与因素抛开,因此得出一些错误的理论。……所以说,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的基础是一个曲解的、一个错误的基础。金融市场经常是被曲解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25日)
(4)对斯密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反思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斯密经济学不断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追捧”。 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那样:这些经济学家为了“支持自由市场理论”,“不断地搬出斯密”。 森说:实际上,他们是“‘误读’斯密”。森批评这些经济学家“过高估计市场过程的智慧,盲信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斯密本人并非是这些经济学家所“误读”的斯密。森从几个方面反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斯密的“误读”。首先,斯密知道市场经济和利润动机的局限性。森说:“一切依赖市场经济和利润动机的巨大局限,除马克思等一批社会主义批评家外,斯密本人也同样知晓。”其次,斯密重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关注弱势人群的命运,关注不平等和贫穷问题。森说:“斯密在不同著作中对穷人即弱势人群命运的关注非常突出。他不仅是国家扮演着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及贫穷救济等角色作用的捍卫者,还非常关心市场经济中也许一直存在的不平等与贫穷问题。”第三,斯密懂得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离开**的作用。森说:与“误读”者的评价不同,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需要来自其他公共制度层面,包括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等领域,以及除开纯粹追逐利润动机之外观念方面的支持;还需要来自其他制度的限约与纠偏——例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国家对穷人的援助制度——以防止不公平以及非正义现象。”(《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9日)
(5)对凯恩斯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
在当前危机中,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复兴的势头引起许多人的注意。阿玛蒂亚•森提出,不能简单地返回凯恩斯,而应当超越凯恩斯。他说:“凯恩斯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能当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务必要越过凯恩斯来理解目前的危机。”关于凯恩斯的局限,森说:“凯恩斯更加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而相对不太关注分析财富及社会福利不平等分配问题。……人们需要更多地认识到凯恩斯经济学解决此类问题的局限性。”森还指出:“凯恩斯的复兴对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会有较大助益,但许多关于非市场制度及非利润价值观的深刻洞见来自斯密和庇古,而不是凯恩斯。”(《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9日)
(6)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反思
保罗•克鲁格曼在当前危机中批评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指出一些代表人物对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宣称“防止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美国前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认为美国经济多年“稳定发展”是“经济政策改善”的结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在2008年《宏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中说“宏观经济状况良好”,展现在面前的是“广阔而明了的前景”。克鲁格曼针对这些错误判断指出:现在在危机中,“这一切都破碎了”。可怕的不只是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到经济危机的到来,“更可怕的是经济学家们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他指出,直到现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还在反对**干预。克鲁格曼赞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雷德福•德朗对芝加哥学派的评论,他说:“德朗撰文写到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理智大厦的倒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是宏观经济黑暗时期的产物,那时候来之不易的知识都被人们遗忘了。”关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克鲁格曼说:“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并未给我们正经受的此类危机留有余地,因为那些模型通常也都接受了有效市场的观点。”克鲁格曼一方面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历史上解释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最好理论框架”,一方面也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存在局限:“机能失调经济学的影响即便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也不占优势。显然,这需要一些改变。”(新华网2009年10月20日)
(7)对GDP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指标的反思
西方国民收入账户中的关键概念,原来是GNP,即国民生产总值。后来改为GDP,即国内生产总值。GNP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加上本国国民从国外获得的工资、利润、利息等收入,减去本国对外国的同类支付。GDP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1991年以前,美国**用GNP作为衡量本国产出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统计指标;1991年以后,改用GDP作为衡量指标。
在当前这场危机发生以前,有的西方学者就认识到以GDP作为衡量全国经济活动指标存在局限性,指出这一指标以牺牲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为代价,不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危机发生后,在萨科齐的推动下,2008年2月在法国成立由22位专家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任委员会主席,阿玛蒂亚•森任主要顾问。该机构的任务是研究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指标的局限,提出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指标。2009年9月14日,该委员会向萨科齐提交关于以“国民幸福总值(GNH)”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报告。斯蒂格利茨在一些场合反思了GDP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指标的弊端。他用“充满穷人的富裕”来形容GDP与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多数美国人的境况就已经不如2000年,但是,美国2008年的GDP却明显高于2000年。斯蒂格利茨说,危机显示,美国的GDP数据完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他认为,GDP不考虑财富分配,实际上连市场经济活动也测量不好。统计通常用市值来衡量产出和劳务的价值。但危机发生后,即使是市场经济最积极的倡导者也对所谓市值表示怀疑,反对以市场为基准的估值体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看似强劲的经济表现不可持续,是建立在夸大了的“泡沫”价格基础上的。GDP统计数据带来了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