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易风：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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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目前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在理论经济学教育领域，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迫切需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在新闻媒体、学术刊物和出版领域，编者、作者和读者也同样迫切需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

　　一、关于“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

　　一些学者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在他们当中，有的主张用“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有的主张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他们既有相同的理由，又有不同的理由。

　　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由：“西方”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如果说美欧经济学家是西方人，他们的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也是西方人，马克思经济学也应属于西方经济学。因此，他们断言，“西方经济学”这个用语是不正确的，应予废弃。

　　这种所谓理由，犯了混同概念的错误。它混同了政治性概念和地域性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西方”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政治性概念。与此类似的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西方”，如果不是政治性概念，而是地域性概念，那就不会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还可以与我们说的“西方经济学”相类比的是，美国的东方经济学学会中的“东方”，也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

　　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学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理由。

　　反对用“西方经济学”并主张用“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学，一类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指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指西方国家现代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然而，这种“理由”缺乏科学根据，无法成立。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或是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通常都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在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学手稿和其他论著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互用。因此，没有理由断言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专指西方经济学。

　　在许多西方经济学著作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通常也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二者的内涵和外延也都相同，同样可以互用。这里以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和《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为例，来看看西方学者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性解释。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合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一个条目中加以解释。该条目释文说：“通常‘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上是同义术语。”[1](P1182)西方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两个条目收入大辞典，而是将二者合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一个条目加以解释。该条目释文最后说：“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义语。”[2](P972)

　　由上可见，经济学指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如果说“经济学”，必须承认，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如果说“政治经济学”，也必须承认，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

　　反对用“西方经济学”这一术语并主张用“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现代经济问题，因而是“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百多年前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属于“现代经济学”。在他们那里，“现代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指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排挤出去。

　　与上述“理由”一样，这种“理由”同样缺乏科学根据，无法成立。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前进而不断发展和前进，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具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作为马克思主义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前进的理论体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产生和形成时期研究的主要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以后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研究的则是在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事实证明，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或当代西方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经济理论领域一直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这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观点和意愿为转移。既然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就应当用不同的概念来反映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我们国家，用全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的“政治经济学”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经济学”专指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国家主流派的理论经济学。西方国家的做法与我国的做法不同，但有一点认识实际上是相同的，这就是，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因而需要用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加以区分。

　　实际上，不只是经济理论这一领域存在着两大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而且哲学和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几乎全都存在着两大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等等。所以，如何用不同概念来反映它们各自本质特征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领域特有的问题，而是哲学社会科学整个领域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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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 经济学 方经济 吴易风 经济学 认识 吴易风

二、关于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主张

　　主张用“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决不只是为了学术用语之争，而是有其重大战略目标。他们说，“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具有“唯一性”。他们定义，“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是指最近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得到当今“国际公认”的主流经济学。显然，他们说的“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就是我们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或“当代西方经济学”。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被他们的定义从“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中完全排除出去。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根本变革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教育方向和研究方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实现“国际化”，与“国际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

　　关于理论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他们说：“经济学是经济和教育的交口，作为教育来讲，办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接轨成为非常自然的目标。”

　　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如何“国际化”？如何“和国际接轨”？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高等学校理论经济学教育从经济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基本原理到整个理论经济学学科体系，都要进行根本变革，实现与“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

　　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如何“国际化”？如何“和国际接轨”？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经济学研究中从选题、研究方法、假设、理论根据、分析框架，到建立数学模型、经济预测模型和实证研究，等等，也都应该进行根本变革，实现与“国际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要以能否在“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刊物发表为衡量标准。如果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真的把这些学者的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主张全面付诸实践，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学者主张的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国际化”以及“全面和国际接轨”，实质是要让我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全面西化，与西方全面接轨，尤其是全面美国化，与美国全面接轨。

　　最早敏锐地觉察出这类“国际化”主张的本质和危害的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西方哲学思潮、西方经济学思潮、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思潮对我国的严重影响和危害。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4-45)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了我们对待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化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P44)

三、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

　　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

　　研读西方经济学，不能只停留在表层上面，必须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着矛盾，处于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在一般场合，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但是，并不是每个西方经济学家都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例如，最有影响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直率地公开承认：“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4] (P244-245)

　　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

　　断，鲜有例外。而这一切必然会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对此，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是公开承认

　　的。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5](P11)

　　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不容许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经济关系进行科学研究，而只容许在不违反资产阶级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那些研究课题上，作为理论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可能取得某些有科学意义的成果。例如，在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数量分析方面，在对市场失灵进行考察方面，在对**经济职能进行研究方面，在对经济政策提供建议方面，西方经济学还能够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提出有实际价值的意见。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

四、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精确科学”和“预测科学”吗？

　　上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领域出现“数学爆炸”，经济学论著充满了连篇累牍的数学。有的西方学者称他们的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牛顿革命”，有的自诩他们的经济学已经成为类似物理学的“精确科学”。这类说法一时迷惑了不少读者。

　　其实，这类说法不仅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而且受到有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驳斥。还在上世纪前半期，凯恩斯就批评了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数学化。凯恩斯本是研读数学的，后来才改行研究经济学。他很熟悉自己的同行在经济学论著中滥用数学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通论》中，凯恩斯写道：“近来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者，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6](P253)

　　在上世纪后半期追求经济学数学形式的“时代浪潮”中，原来使用数学较少的西方宏观经济学论著，经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现在也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箱重了，可是科学形式并没有给宏观经济学增添多少科学内容。对此颇有研究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布林德说：“许多相当聪明的人在宏观葡萄园中一直进行着长时间的辛勤劳动，以期开发出更禁得住批评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新品系，许多新技术行装就必须比一二十年前的更加沉重。难道我们对宏观经济如何运行真的比过去知道得多了吗？我是不相信的。”[7(P10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对西方专业经济学界杂志上的论文滥用数学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然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导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8](P2)

　　有的西方学者慎言他们的经济学已经成为“精确科学”，甚至还承认经济学领域不可能进行物理试验，因而难以成为精确科学。但是，他们说，他们的经济学类似气象学，尤其是类似作为大气科学分支的气候学，他们的经济预测模型类似气候预测模型，可以做出成功的经济预测。与前一种说法相比，这种说法可能在一个时期内迷惑更多的读者。

　　实际上，就科学性而论，西方经济学无法与气象学相比，也无法与气候学相比。同样，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模型也无法与气候预测模型相比。这里，我们仅就两类预测模型是否可比说几句话。诚然，气候预测是一个世界性科技难题。影响气候预测的因子很多。气候预测的准确率还不高，还不能向公众发布，而只能提供给决策者参考。气候预测具有非线性系统内在的不确定性，预测者对气候系统的许多规律和内部相互作用尚未有清楚的认识，因而预测的准确率比专业学者理论上的75％到85％的准确率上限还相差很多。但是，随着气候学和气候预测研究、特别是有地域特色的气候基础研究的进步，随着气候系统模式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随着对气候系统观测和数据积累的加强，气候预测的准确率有望逐步提高。与气候预测相比，经济预测不仅像气候预测一样受很多因子影响，不仅像气候预测一样具有非线性系统内在的不确定性，不仅预测者对经济系统的许多规律和相互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与气候学的研究材料不同，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这决定了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可能在经济领域进行客观的、公正的、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假设的主观任意性，使据此建立的经济预测模型不可能符合于客观事实。更何况经济研究的内容并非全都可以定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建立的形式上似乎严密的金融和经济形势预测模型，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准确率竟然低到几乎等于零。事实有力地证明，西方这类预测模型的错误是系统性错误，而不是偶然的、随机的错误。

　　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曾使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形势预测模型的设计者和应用者蒙羞。在为数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中，除了克鲁格曼，“谁也没有对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做出成功的预测。”[9](P56)而克鲁格曼并没有使用这类预测模型中的任何一个模型。

　　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使设计和使用各种金融和经济形势预测模型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陷入极端难看的窘境。据报道，英国女皇在危机发生后到伦敦经济学院向著名经济学家们发问，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界没有人预测到这场危机。另据报道，美国有一万五千名经济学家，他们没有一个人通过模型预测到当前这场危机，只有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一人是例外。鲁比尼的数学不错，然而，他恰恰没有用数学模型进行预测，而是通过金融危机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预言了美国在几个月和几年内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并可能随之发生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由于鲁比尼没有用经济预测模型，以致美国有的深度迷恋经济预测模型的经济学家宣称鲁比尼的预测“不科学”，尽管鲁比尼的预测已经被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事实证明是基本正确的。

　　曾被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奉若神明的格林斯潘，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被迫走下神坛。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最多会出现一些地方性的“小泡泡”，而不会是全国性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他对根据金融形势预测模型得出美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测报告深信不疑。这类预测的假设是：金融家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有必要也最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股东和投资者。这种假设实质是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在金融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根据这一假设设计的形似精确的预测模型，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的结论。危机爆发后，格林斯潘接受美国国会一个专门委员会的质询。该委员会问及他对这类预测的看法，格林斯潘承认：“我信以为真。”该委员会主席说：“那说明你的世界观和理念是不正确的？”格林斯潘无可奈何地承认：“的确如此。”

　　由上述可见，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是“精确科学”，也不是“预测科学”。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数学研究的是纯粹的量的关系和形式，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任何事物都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也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经济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对经济关系的质的认识的深化。因此，数学方法是经济研究中的一种有用的方法。但是，量的分析决不能代替质的分析。尤其应该看到，经济研究的内容有的是不可量化的。数学方法只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方法，而不能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更不能成为经济研究的唯一方法。美国一位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与其说数学是重要工具，不如说它只是一系列根据中的一种。”[9](P117)

五、全面评析和借鉴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的理论表现。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做出诊断，并开出处方。

　　研究和评价西方经济学必须注意全面，力戒片面性。在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经历过两个认识阶段，出现过两种片面性。在一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认识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只看到它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在另一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认识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只看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对西方经

　　济学的全面否定。后一种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肯定。对西方经济学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错误的，因为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实际是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既然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就不应该对它采取“不是否定，就是肯定”的简单化的态度，而应该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鉴别，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考虑借鉴和吸收。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吸收不是囫囵吞枣，不是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而是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摄取有营养的成分。必须注意，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这里且不说异种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种器官移植，也还可能出现排异问题。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有用的东西，这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把可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 经济学百科全书[M].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凯恩斯.劝说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5] 索罗.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A].载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C].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

　　[6]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 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M].纽约：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9.

　　[8] 瓦西里·里昂惕夫.绪言[A].载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希望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朋友仔细研读！！！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xuejie/20090903/1190094.shtml

吴易风教授的学术历程和经济思想

韩玉玲

吴易风教授是我国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经济理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指导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十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吴易风生于1932年4月21日，江苏高邮人。因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半年小学。1947年和1949年先后就读于江苏省界首乡村师范学校简师部和扬州师范学校初师部，1950年毕业。1950~1955年，他先后在扬州苏北机关干部学校和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任语文和历史教员。在这期间，他自学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专业课程，并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学习俄语。在讲授“经济建设常识”课时，他开始接触经济理论。从那时起，他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1955年，他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一年级俄语考试后，经校长特批免修俄语。这时他开始学英语。当时人大只教俄语，找不到英语课堂，他就向一位英语老师学国际音标，然后自学。1959年，吴易风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自学专业英语时，他向高鸿业教授等归国学者请教。从那时起，他开始先后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学习和掌握数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吴易风感到在大学本科学的数学不够用，就开始向他的妻子、北京邮电大学数学教师刘天芬系统学习数学。从微积分开始，一门课一门课地学。自学完概念和例题后，便做习题，然后由他的妻子批阅。这在当时传为佳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数理经济学》。
1989~1990年，吴易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先后访问美国洛杉矶、波士顿和纽约等地的一些大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1995年9月，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学术交流。
在近50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中，吴易风一向学风严谨。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阵地。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他不断进行深入思考。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他思维敏锐，求真求实，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多年来，吴易风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思考和科学分析，对错误经济观点敢于进行批评，真正实践了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1995年9月，在俄罗斯的学术访问结束回国后，他根据访问记录写了一篇访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这篇报告最初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上，后来有几家内参和杂志转载过，也有报纸摘要刊载过。访俄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反对者说很坏，支持者说很好。一位反对者在一篇文章中莫须有地说：“(访俄报告)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等等，但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举出一个证据。还有两位反对者撰文说：“(访俄)报告这样结尾：我们唯有停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实际上，这些观点完全是反对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见妄加编造的。吴易风访俄报告不仅结尾处没有这样的话，而且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的话。这类大批判式的文章当时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历史是公正的，事实证明，吴易风的访俄报告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俄罗斯一家大报当时刊载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长篇报道说：“吴易风教授的详细而可靠的报告连载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剧烈的震憾”。
吴易风教授在教学工作中一丝不苟。他视教学为天职，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对学生极其负责。博士生的每个培养环节他都过细地安排，每次给博士生授课都认真准备。他谆谆教导他的学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一定要站稳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对历届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都首先要求认真攻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要求认真系统学习《资本论》，同时要求学生认真研读、深入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和各种思潮，注意有分析地吸收其中的有用成分。这样培养博士生，既大大提升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又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使他们能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和分析问题。
在为国家培养高级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人才的过程中，他甘为人梯，热心指导和具体帮助学生学会做理论研究工作。他现在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看博士论文有时累得眼睛充血，但仍然坚持逐字逐句地阅读和批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平时没有周末，一周七天都是工作日，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差不多都超过十小时 。这一点，连年轻人都自愧不如。老师的勤奋、扎实、严谨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他的学生受益良多，感触良多。
吴易风作风朴实、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他不为名利左右，认真做学问、做人。对学生，他不仅在学业上悉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十分珍视学生的学习时间，自己的事情很少找学生帮忙。在学生眼中，他学识渊博，却那么谦逊；治学严谨，却那么包容；对学生要求严格，却又那么慈祥。他那种永远乐观的心态，学贯中西的经济学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以及他的勤奋好学和人格魅力，给他的历届博士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们树立了人生学习的典范。
吴易风最爱的是书：爱读书，爱买书，爱藏书，爱写书。他的大厅里，除了钢琴和字画，主要是装满了十几个大书架的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西方经济学著作，经济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著作，等等。除了大量中文书，还有为数不少的英文书和俄文书。参观老师藏书的学生发现，老师不仅爱藏书，而且还爱收藏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在他的书架上，中文书前摆放的是中国的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英文书前摆放的是英语国家的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俄文书前摆放的则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小艺术品和小工艺品。
吴易风的研究范围较广，涉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三个学科。有人因此称他是“三通”经济学家——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通西方经济学，精通外国经济思想史。对此称号，吴易风颇不以为然。他说，这不过是“戏称”。做学问的都知道，对一门学科，粗通还勉强可以说，精通谈何容易，更不用说是三门学科了。
吴易风的论著较多。他独著和合著的著作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1964年)、《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1975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合著，1975年)、《空想社会主义》(1980年)、《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合著，1984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198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合著，上册1988年、下册1990年)、《凯恩斯学派》(合著，199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合著，1996年)、《市场经济和**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合著，199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合著，1998年)、《西方经济学》(合著，1999年)、《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200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200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006年)。他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有：《市场经济和**干预——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论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合著)、《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内生增长》(合著)。他主编和合作主编的著作、论文集和教材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总纂者，1988年)、《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合作主编，1997年)、《当前外国经济学的新动向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合作主编，1998年)、《经济全球化——兼论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合作主编，2001年)、《外国经济学的新进展》(合作主编，2002年)、《西方经济学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合作主编，2003年)、《当代西方经济学》(主编，2004年)、《开放下的宏观经济与企业理论研究》(2004年)、《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和思潮》(主编，2005年)、《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合作主编，2005年)。他的译著有艾伦《数理经济学》(上册1988年，下册1990年；修订本2005年)；校译有霍尔、泰勒《宏观经济学》(1988年)、凯斯、费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册，1994年)；合作校译有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1997年)。
吴易风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优秀高校教材一等奖、全国副部级城市报刊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等。

下面对吴易风教授的经济思想作简要介绍。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吴易风的教学领域并非是政治经济学，但他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有着浓厚兴趣。他曾有针对性地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等问题发表论文，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现在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以下仅就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被现有教科书所忽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三个问题介绍他的观点。
1.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吴易风将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定义归为两类：一类是来自西方经济学家的定义，一类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义。
持西方经济学定义的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也就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把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排斥在研究对象之外。他们主张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
持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经济学家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另一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吴易风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这一定义主要来自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一定义来自马克思。他在对马克思有关论著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为生产关系，就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狭窄化了。至于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定义为资源配置，就不仅把研究对象狭窄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逃避了对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研究，把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逐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通常做法。
吴易风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可以顺理成章引导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关于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吴易风指出：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相反，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
2.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当前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大分歧；一个是阶级分析法是否已经过时，一个是是否应当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吴易风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因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阶级性，并自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研究经济科学。很多西方学者则不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尽管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最合理的经济关系。然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阶级性总是客观存在的。吴易风指出，我国有的学者认为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阶级性，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劝说集》中就公开宣布自己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利益和所站的资产阶级立场。
吴易风认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应是肯定的。数学方法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一种有用的辅助方法。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对事物的质的认识是认识量的前提，由质进到量，则是对质的认识的深化。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同样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质的认识的深化。从这个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不少都有可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用数学模型来表示。当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绝不意味着能用数理政治经济学或数理经济学取代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正确的经济理论永远是在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出发点。
3. 关于被忽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若干原理
吴易风认为，由于现有教科书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狭窄化，只研究生产关系，而不是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包含的许多原理不是被忽视，就是没有得到充分论述。这些原理至少包括：供给—需求理论，分工理论，劳动理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成本理论，竞争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理论，国民收入理论，产权理论，企业与股份公司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虚拟资本与金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他主张对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阐述，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二、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成果的研究
吴易风十分注意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科研成果。他在认真研究后提出，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陈-云论综合平衡、邓-小-平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杰出的三大科学成果。
1. 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
吴易风对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和谈话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斯大林认为 “是生产关系”，毛泽东则认为“主要是生产关系”。毛泽东当时想从两方面来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对我国经济学界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探索起了先导作用。
第二，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他熟练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经济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两重性，要应用矛盾分析法；要用抽象法，通过现象找出本质；要研究客观经济规律；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量变和质变；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法。
第三，毛泽东全面评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对其中正确的观点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对其中错误的观点给予尖锐的、严厉的批评。
第四，毛泽东系统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分配，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社会主义管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毛泽东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十分深刻的独创性见解。

2. 陈-云论综合平衡

吴易风对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之后认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吴易风追溯了陈-云综合平衡理论的思想渊源，探索了陈-云综合平衡理论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梳理、探析并阐述了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体系，区分并评述了陈-云提出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国内经济综合平衡基本条件的“三大平衡”(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和同时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综合平衡基本条件的“四大平衡”(即 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研究了陈云对综合平衡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开创性探索。
吴易风提出，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综合平衡理论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根据。吴易风批评了综合平衡已经过时的错误说法，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的结果，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五大统筹是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吴易风建议：建立综合平衡模型和预警系统，预防经济大起大落；成立权威性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机构，负责适时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3.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吴易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是重大的理论难题。他全面研究了邓-小-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所有论述，发现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诠释，如“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社会主义本质不要求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一部分人先富一定会使所有人全富”，等等，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曲解。在论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量论文中，吴易风论文的特点是力求全面地、准确地、原原本本地阐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第一，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也就是说，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
第三，邓-小-平主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这样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四，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谈话，一方面讲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讲生产关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讲社会主义的目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一切，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
第五，邓-小-平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指出了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后来，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可以推知，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六，邓-小-平强调，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搞市场经济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明确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第七，邓-小-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前提。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最后，邓-小-平对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三、对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研究

1.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
现在，国内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学科名称上存在意见分歧。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不妥。理由之一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产生在西方国家，因而也应该属于西方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理由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理论体系，必须用不同的名称把二者区别开来。西方经济学的“西”， 不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用“西方”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的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主张也难以成立。因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或西方有关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都是同义语。例如，西方权威性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改名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后仍然认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
在提出异议的学者中，还有人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这一做法十分错误。他指出，在现代或当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现代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或当代西方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其进行革命中创立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或古典经济学。
2. 西方经济学决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在在国内某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人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吴易风认为，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确实作了一些研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于这些成果，可以而且应当借鉴。但是，西方经济学绝对不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
第一，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原始人使用的石块和木棒就是资本，而且人类社会将永远是资本主义。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特别是还考察了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且阐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它极力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否认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
第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看法不同。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毫无顾忌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科学探讨，作出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解剖、分析和说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只在不违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是统一的。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这类重大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则常常会发生冲突。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西方经济学，由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科学探讨，而是经常作出主观的、片面的、肤浅的解释。
吴易风指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把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作科学真理来叙述和传授，并且差不多都运用数学来论证和表述较为简单的经济现象。初学者往往被迷惑，误以为经过数学证明或表述的经济理论必定是科学的和有用的理论。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西方经济学家常常借助于没有现实意义的假设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结论，并由此引出政策建议。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构建的建筑物，看起来富丽堂皇，实际上是无法供人居住的空中楼阁。当然，西方经济学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性可言。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只能在不违反统治阶级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那些课题上，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还有可能取得有科学意义的成果。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而在事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等问题时，西方经济学不是有意回避，就是蓄意辩护，很少例外。
吴易风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即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国经济学界多年来未能认真分析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而是易犯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片面性会对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后一种片面性会对西方经济学全面肯定。他认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我们就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和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抄照搬；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摄取有营养的成分，而不是囫囵吞枣。
3. 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思潮
1983年，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这一著名讲话中严肃批评了国内理论界和文艺界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正确对待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几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第一、要坚持对外开放，要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但不能让资本主义文化中有害的东西在我国畅通无阻。第二，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哲学思潮、西方经济学思潮、西方社会政治思潮、西方文学艺术思潮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盲目推崇。第三，对理论界、文艺界和整个思想战线上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低估，不能让西方思潮自由泛滥，一定要采取坚定措施加以制止。这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吴易风认为，邓-小-平当时提出的这些原则，今天仍然是我们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导原则。
吴易风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中，今天的情况比邓-小-平当年指出的情况可能还要严重。例如，当时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还没有公开宣称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今天，则有人公开宣称西方经济学关于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这一“经济人”假设是科学的和有“生物学根据”的，说是生物学已经找到了“自私基因”；当时，他们还没有公开宣称生产资料私有制符合人的本性，今天，则公开宣称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当时，他们还没有公开宣称我们的市场经济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今天，则公开宣称我们的市场经济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断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上述这些观点不仅把经济理论搅乱，而且还把青年学生甚至把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搅乱。他们制造这些理论的实质是反对在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在中国实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如何全面、正确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吴易风极力倡扬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晚年的亲笔题词：“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吴易风根据陈岱老的论著谈了自己对这四句话、十六个字的理解。
弘扬马列——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
锐意求新——就是要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借鉴西学——对西方经济学要认识其本质，但不能简单地否定，而是要加以分析，借鉴其中有实用性的成分；
体察国情——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吴易风认为，陈岱老的题词全面地、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