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勇：吴敬琏等专家的空想市场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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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闲言 加贴在 中间地带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高小勇：中国坐标图------兼谈吴敬琏等专家的空想市场主义（上） 当今中国，似乎进入了“可以共患难却难共富贵”的时期。改革之初，贫穷的约束，使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无需花费多大的成本就形成了发展改革的共识。现在约束条件变了，上上下下，左右前后都有了更多的选择。选择的增多显然也增加了选择冲突的可能。这种可能将考验我们民族学习妥协知识的耐心，同时也需要中国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 高小勇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吴敬琏等一些专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批评几乎成了社会共识。这一点，查查网上一些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媒体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议论就不难看出。而这一点是最令人担心的。 我认为，财政包干和现在本质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如果整个社会对此抱着吴敬琏先生的不满，想去浪漫的改变这种制度，中国可能付出极高的代价（以我个人愚见，中国今天的发展主要依靠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第二个是容纳众多密集劳动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前者派生了后者。因为没有前者，尽管我们始终愿望市场经济，但由于没有实现机制，说不定我们可能还在一厢情愿地搞没有什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我担心，在人们浪漫地批评地方政府的“GDP崇拜”，真正把地方政府和经济分开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一个信息费用不高的、比GDP便宜的、更有效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标准；如果没有，或者制度安排得却象计划经济那样费用极高，地方政府转移了发展经济的激情和动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在一个为了给市场发育提供稳定交易环境而权力相对集中的大国，弄清楚稳定和发展，跟相对拥有更多信息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十分紧要。 什么是“...加产权”？ 许多年前，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盛洪，听诺奖得主科斯评论中国改革“...加产权”。盛洪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科斯的话太简单了，不大好理解。 现在想来，盛洪对科斯这句话坦率表示出谦卑，我在《五常之谤》那篇文章里缺乏足够的尊重。事实上，中国更多的学者对大师这看似简单实际湛深的假设连谦卑的困惑都没有。意识形态粗暴我们在此不论。 科斯指出的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两个约束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尊重这两个约束条件，在它们规定的空间里行为，中国市场化道路将是代价最低的。从科斯、张五常等人创立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主要是由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交易环境，一个是交易主体。这两个东西的质量如何，决定着代价大小，交易费用高低，当然也决定着市场的质量和经济成长的质量。这两个东西，交易费用更强调交易环境，也就是制度安排。这跟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和行为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不过是问题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变得具体可分析了。它是如何变得可分析的呢，它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展开，把交易环境处理为价格的变量，约束条件，把交易主体处理为需求；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交易环境的“刻画”（田国强语），也就是约束条件的洞察、发现和指定，来解释和推论代价变化，以及代价变化后交易主体的需求变化（行为选择）。交易费用经济学就是这样来生产科学所要求的可证伪可观察的预言知识的。很遗憾，事实是不少学者，并不理解这种更能准确反映真实世界的“价格”和“成本”。于是，中国经济学界就有了那么多精通数学的技术员和以事实解释事实的算命先生。汪丁丁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前些年写文章问“什么是价格”？估计许多学者可能觉得他问得肤浅 ，其实湛深。但从他跟张五常后来的争论看，可能是由于大多知识来自书本而不知现实局限，他并没有通透把握和拿捏住“价格”的重心，而是把问题又搞得复杂无比。 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感觉是令人惊讶的。因为直至现在，不少学者也不明白“...”，为什么是交易环境和中国市场化价格和成本的约束条件，究竟什么是产权。其实，这反过来说明这位对本国妥协演进历史深有感受的英国绅士的深刻洞察力。 我在1994年在芝加哥访问过他，他详细问起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情况。根据回忆的一些细节，对他“...加产权”的简括假说做一个猜想性的解释。我恭敬等待高人的批评提点。 市场经济从交易主体方面看，是由无数个为剩余索取权所激励和约束的人，分散决策又为需求所紧密联系的经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一卷里描述了纽约的情形。在那种经济里，人们互相需要相互满足，不需要政府有多大的劳神费力。其实，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看成是市场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还应该把它看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横向的需求关系如何，决定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管理制度和不同的管理交易费用。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国家。这种经济，虽然许多时候像市场经济那样由交易主体分散决策，但却没有多少市场经济的彼此相互需求。农民经济对相互需要的社会关系没有多大需求和意识，准确些说，农民经济对人与人关系的自然需求，半径就在亲情和血缘的圈子里。在这样的经济中，稍稍让农民眼光看得远些广些，为血缘和亲情之外的公共事务尽点力，都会让他们感到没有收益全是成本。从这种经济缺少细致的法律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也可以见出它的互不需要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海瑞一个人既主持行政又负责司法，这种情形就说明在人与人没有多大相互需求的经济里，相应的也不会有分工的需求。这种相互没有需要的经济，人与人矛盾纠纷也少；矛盾少，自然没有多少对处理矛盾的机构的需求，因为没有人选择只是成本没有收益的事。于是，与这种经济的相匹配的社会管理，就纯粹是国家和政府强制，也就是专制。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就是专制的麻袋罩着彼此间没有多少需要的土豆的关系。如果麻袋和土豆缺少交流，如通过科举实现麻袋与土豆的交流等等；或者，农民经济支撑那个的官僚市场半径有限，官员一多，政府贵，压力大，麻袋就破了，“土豆”就滚滚而出，汹涌且凶猛；农民起义，就是这种互不需要的“土豆”经济，几乎定期支付巨大的交易费用。 中国市场化改革起步时，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改革起步时，各个经济主体的联系并不是彼此由于市场的分工而形成的相互需求关系，而是政府计划强制形成的联系。比如用统购统销和户籍管理制度形成农村农民低价卖粮给城市，工厂之间靠计划指标任务。但正如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的那样，计划经济的失败，是由于政府这样协调经济的信息费用太高，代价太大。它无法处理众多的需求信息，只能用一小部分官僚所愿望的需求来强加于人。市场化改革就是要让这经济主体分散决策。但是，各经济主体，人与人关系，除了在家庭里，向来都是由政府来强制协调的，一旦实行分散决策，人们的相互需求的信号如何发送，人们就会马上建立相互需求联系吗等等。显然，在我们一个彼此长期缺乏相互需求联系又各地差异极大的的国家，走分散决策的市场化道路有着不言而喻的风险。如何重新塑造市场所需要的交易主体，并让他们逐渐建立相互需求的联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发育。1993年弗里德曼在成都接受我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问题仿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一个当时财政极度困难的国家说来，不搞市场发展经济就会有崩溃的危险；而市场的分散决策可能导致的社会政治不稳定，又可能使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需求和市场发育成本极高，高得来除了贩毒外而没人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干什么都可能是白干。 科斯的天才，在于他准确地指出了，在中国只有...才能提供一个让市场稳定发育的交易环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权威，...就是交易环境中最重要的约束条件。 中国农村的改革奇迹，应证了科斯“...加产权”的假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让农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制度安排中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激励，让农民爆发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他们创造出的剩余，最终取消了粮票，使他们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自由决定和谁发生联系。但是，人们在总结农村改革的伟大经验时，却很少思考制度安排里“交够国家的”这个前提规定。其实，正是这一条，保证了在农村没有足够剩余时，城里人还能靠计划得到基本的粮食，维持住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如果当时贸然让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许多城里人根本就买不起粮食饿肚子，由此引发的混乱只会导致对农村更严厉的计划和管制，而不是现在的市场化。没有一个...，谁也无法在市场发育之初强制农民“交够国家的”，维系住市场发育所需要的稳定交易环境，也不会有现在的农村市场化。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反面的例子也可见出科斯的伟大。当时，在一些主张价格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鼓吹下，在市场还没有足够的产权清楚的交易主体，也没有足够剩余产品的情况下，中国进行了所谓“闯关”的价格改革。结果给中国脆弱的市场带来严重的混乱，让中国支付了惨重的经济和政治代价。直至1982年，小平南训，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重新起步。 科斯假说告诉人们的是：在历史和现实约束下的中国，...是大大降低中国市场化成本的一个约束条件。稳定，并不仅仅满足一个政党统治的要求，重要的是它会大大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的交易费用。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上粗暴地对待科斯。但我以为他们恐怕并不明白，这个今年已经90多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究竟对中国讲了些什么。 我们讲，只有...才能救中国；科斯的话稍长些：只有搞市场经济的...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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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改革的教训究竟是什么？

科斯的睿智不仅为中国的奇迹所验证。事实上，前苏联的改革和今天俄罗斯的困难，也显示出他假说的一般化力量。
计划向市场转型，转型国家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制度繁琐官员多；最大成本是政府贵、制度贵。计划经济国家为了保证计划实现，为了防止国有产权制度下的租金耗散，它有体制所需的实现机制。一是靠臃肿的政府部们和众多官员，二是靠国有企业等繁琐制度。而这与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是格格不入的，交易费用极高。所谓办一件事要盖若干个公章的案例，它本质反映的就是政府贵、制度贵。这就是转型国家起步时都面临的交易环境。制度繁琐，官员多，按需求定律，我将问题处理成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假设，政府、国有企业等交易环境是价格，人与人自然的相互需求，即市场发育是需求。做这样一个简单假设，可以观察政府等交易环境的“价格”的变化，从而解释和推论人和人、以及相同利害人群的行为选择。但是，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政府这类交易环境价格是不同的，对市场发育的成本也不同。这种不同并不为许多经济学家所注意。前苏联改革就是这种忽视的例子，并为此付出了极高代价。
“物理科学思维发达”的前苏联（布坎南语，参见本人编辑的最近再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访谈录》），把过去的政府完全看成是市场发育的成本，他们降低政府等交易环境的方法简单直接。在西方经济家的指导下的前苏联改革，应该说也看清了转型国家的问题本质是政府和市场的问题。但他们对其进行的改革却很教条。
计划经济的重要实现机制有两个，一是国有企业，二是等级繁琐的官僚制度。前苏联用休克疗法来折磨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用政治民主来摧毁官僚制度。一句话，他们并不是用交易、用改革、用英国式的办法，而是用本质上与法国大革命相同的方法来剥夺过去的权力和权利（尽管，这些权力和权利在现在看来不尽合理，比如事事需它审批，能上不能下的官僚权力；国有企业垄断和享受优惠的的权力；工人可以出工不出力，但不可解雇，有稳定收入保障的权利。但它们毕竟是制度给予的，谈不上人或集体的选择不道德不合法，需要交易来改革而不应该是革命的剥夺）。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节约市场发育的成本，他们面对的尽管已不是苏共党员，但要贪污和拖沓还是一样的；市场主体不同了，但可能比以前更坏：黑帮、寡头和国有垄断的经济。他们能在国际上卖的东西还是信息要求不多、没有一点市场创新痕迹的石油等初级产品，还有就是计划经济留下的技术遗产――军火。他们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拜托恐怖主义带来的中东石油供给的不确定性，石油换回的美元和欧元给了他们一定的喘息时间。
最近在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据学者田源说，他最近去俄罗斯海参威出差，跟他10年前在那里看到的情形没多大变化。湖南朱锡庆教授前不久国外出差回来，一篇《事无定数》的文章，就准确勾画了一个事事出错、麻烦，由于信息不确定而交易成本极高，发展前景黯然的俄罗斯。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权力和权利，如果改革缺少理性态度，不明白其中好些东西需要广义的交易，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会发现人人都在制造不确定性，新的交易费用比原来苏联...的成本还高，市场发育和运行的成本当然也难低下来。俄罗斯的现在情形依然如一首流行歌曲所言：“快乐的人没几个，痛苦的人那么多”。
当然，俄罗斯至此，也可能有我们不清楚的约束条件导致了现在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初，樊纲帮助我，在海口采访了叶利钦的经济顾问、休克疗法的倡导者、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据他说，市场经济需要人来干，但在农场都是国有的情形下，就缺少人来干，因为固定工资与不确定的市场相比，干市场的成本显然过高，只有让国有企业休克，才能把人逼到市场上去。而中国却不会缺少干的人，农民从地里山里出来，搞市场搞得再差也不会比以前坏到哪去，至多是个泥鳅变黄鳝，代价成本几乎为零。也许，俄罗斯还有远比中国悠久的计划经济历史的约束。
但无论如何，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相互需要的市场联系之前，破坏以前的秩序都是成本无穷大的。

科斯“悖论”与张五常的消解

但是，科斯关于“...加产权”这个假说，虽然满足了在我们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大国搞市场经济的条件――就是说，既满足了交易环境的稳定，又能满足市场交易主体的发育发展。但是，即使像他这样厉害的思想大师，尽管石破天惊地指出了解释和推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线索，然而，他毕竟没有多少中国的具体信息和经验，即对中国更具体的约束条件的了解，他的假说也似乎有这样的悖论需要消解：第一，“...加产权”是不是等于可用计划的办法搞改革呢？计划经济的失败是由于信息费用过高（田国强等），那么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看，用计划的方法搞改革和用计划方法搞经济一样，成本代价都低不了，这样的改革有什么意义呢？第二是，经济学是解释和推论人的行为选择的，人是趋利避害的，作为交易环境的政府和和官员，他们一直通过许多繁琐的制度来管制着经济，而搞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无论从面貌上和本质上都不难看出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他们如何有动机来降低自己的“价格”，搞市场经济呢？
若干年前，在中南海跟当时还在中办调研室做研究经济的钟朋容先生聊天，他有一个悲观的却很生动的比喻：“地主如何搞土改”？
这是科斯“...加产权”假说遇到的主要问题。
无独有偶，在我见过科斯十年后，也就是刚刚过去的2004年上半年，在中国，科斯的朋友张五常教授，在《现在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文章里做出了另外一个假说：财政包干和分成制度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选择，这些选择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我记得张五常教授把这篇文章交给我时很兴奋。当时在他家里，他感叹连连，很深很深。说自己如果一直在美国，是不会有这个发现的，他以后再写的文章是超不过这篇了。他还更正我把他这篇文章称作假设的说法：“是假说，不是假设”。他很珍惜这篇文章。他在听完我对他文章的看法后，同意我写评论，后来我写了那篇《张五常是如何解释中国的》文章。
在张五常假说里，科斯“...加产权”这两个约束条件，有一个被改造的更具体，...明确为地方...。张五常教授指定的约束条件更加具体，更加方便验证，但本质上都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一个逻辑。大概由于跟科斯当年的“...加产权”的观点一样简括，张五常的假说也没有展开详尽推论，或许也是因为国内学者一直忙于跟国际模型接轨，以及迎合和应付公众激烈的感情，我感觉几乎没有人听懂他们两人在说什么。
张五常的假说，解释了科斯假说中的信息问题。对中国这个大国说来，各地差异那么大，对中央而言一个政策难以覆盖，多个政策所需信息又太多。就对各个地方的了解而言，地方政府的信息相对充分，了解信息的费用自然也相对的低；因此干起事情至少边际上比中央更有效率；第二，对一个曾经无所不包的政府而言，无论从传统和现实看都显然比其他社会力量更有社会政治权威。地方政府毕竟也是...的政府，由它来搞市场经济，既可以解决交易环境的大致稳定问题，又由于因为地方政府信息相对充分费用低，而解决了发展问题。
就既要满足市场发育要求，又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交易环境较低的“价格”而言，地方政府相对信息充分。但科斯的假说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地方政府的动力又来自那里呢，是哪种约束条件会使他们觉得如此行为合算、成本低、便宜，才会做那样的选择呢？张五常指定的约束条件是，地方财政包干和分成这种制度安排。财政包和与它相匹配“GDP”政绩考核制度，由于信息简单明确好操作，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改变，以及彼此间的竞争。你要升迁，你必须通过发展经济，通过GDP来发送政绩信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改善了交易环境，给了科斯所说的“产权”――新的交易主体――发育成长从未有过的空间。财政包干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年均9％的波澜壮阔的增长，证明这种制度安排是中国成本较低的市场化道路。
科斯的“...加产权”假说，指定了在一个情况千差万别的农业大国，如何使发展和稳定均衡的约束条件。中央政府为何选择财政包干分成制度，以往解释这种制度安排，大多学者说是在中国财政几近崩溃的约束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种回答是事实，但不是理论。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国家财政也几近崩溃的前苏联和好些东欧国家，却是选择了另外的市场化道路。中国市场化道路选择从地方财政包干分成的制度安排起步，可以用科斯假说来解释，...的稳定会大大节约市场发育的代价；张五常教授顺流而下，以财政包干为约束条件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种竞争对交易环境和交易主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简要假说了相对信息充分的地方...，才是稳定与发展均衡的实现机制。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科斯和张五常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两人却在无意之间共同勾画了一张较完整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知识坐标图。
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一直有着许多批评。比如官僚解放带来的贪污问题，愚蠢决策的问题、地方封锁割据问题（甚至有人危言耸听中国可能邦联化）、经济发展的粗放化问题、经济过热问题等等。但是，这些学者却难得仅仅做一个边际上的比较：在人和人相互需求的市场关系没有足够发育时，政府那张“麻袋”的束缚，交易环境的稳定，究竟是成本还是收益，究竟代价是高是低。事实上，好些问题并不完全是财政包干分成制度带来的成本。由于各地差异极大，约束条件不同，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发育也反映出不同的成本。尤其是在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后，在新的约束下各地政府又有新的不同选择，这无疑让只怀有一腔道德正气的学者更加难以甄别和梳理。如果研究者没有掌握的是一张科学的坐标图，仅凭教条和空想去观察去思考，地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成本收益是很甄别，评价分析也会是不明就里的。
经济学的重要问题总是从人的行为选择着手的。有一些人夸夸其谈地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以为经济学就研究那些见事不见人的经济问题。看来，只有大师才知道什么问题重要。毛泽东也是一位无师自通的政治和军事的价格理论大师。他很早就找到了夺取政权的一个最重要问题：“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即在当时中国，谁会觉得革命便宜谁会选择革命的问题。毛泽东的许多伙伴都教条地认为是“工人阶级”，坚持在大城市夺政权。毛泽东却知道，与每月毕竟多少有些薪水的城市工人比，农村里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贫苦农民的革命成本最低。革命与否，对农民讲来只是一件泥鳅变黄鳝的事，对城市工人讲来却是一件代价不小的的事。于是，毛泽东我行我素地选择了农民、农村根据地、选择了上井冈山，还选择了长征（长征说得简单些，就是毛泽东不断地选择蒋介石统治成本高的地方的一段过程）。最终，政权选择了毛泽东。今天中国走市场化道路，在要满足稳定与发展均衡的约束条件下，我们让谁做更多的选择代价最低呢？地方政府，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这里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据地。任何改变地方政府激励和约束的想法都是教条和空想，都会让中国的改革付出极高的代价

林毅夫、吴敬琏的市场观

另外一些国内外的华人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也有不少解释和看法。
从完整系统的角度看，如果说国内有一张完整得可以叫做的坐标图的东西，那么，它就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绘制的那张。这张图论述详尽，理论比较系统，出了专著。尽管毅夫的的基本工具与科斯张五常两一样，仗恃都是价格理论，但在分析中国问题的逻辑起点上却把两人明显的区分开了。事实上，大多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论述，大都忽略中国约束条件的刻画和指定，以及置身其中的人的最大化选择。因此，他们对交易环境和交易主体所做的描述显得模糊不清，有些解释和推论很难自圆其说。
林毅夫分析问题的起点是，中国过去的赶超战略扭曲了资源配置，改革就是让市场按比较优势的自然逻辑配置资源。林毅夫所讲的市场和吴敬琏教授所讲的近似.。就交易环境与交易主体这块市场的硬币而言，他们强调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交易环境方面，也就是改革的“价格”方面。
林和吴是有差异的。林毅夫强调的政府要减除国有企业在赶超战略时背上的政策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在同样价格和成本的起跑线上竞争，以此来改变交易环境，让市场配置资源。吴敬琏等一些经济学家80年代就主张政府进行价税财联动的改革，在商品流通上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这一点从他向来对财政包干分成制度的反对，以及对地方封锁割据的批评就可以看出。
但两人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改革都要政府做出选择或改变选择。然而，他们并没有告诉人们在哪种约束条件下，政府才会坐如此选择；如果是中央政府选择，它又如何解决信息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企业改革，政府并没有选择减轻或取消国有企业负担和优惠的改革，而是普遍选择了承包制，这样一来节约了甄别企业负担和优惠的信息费用，二来也在保证过去收入的基础上给企业以激励。
吴敬琏主张的价税财联动的改革更是浪漫空想，他根本就不考虑有什么样的激励，会让价格、财政、税务管理的政府部门做这种选择。他所讲的价格仅仅是流通市场的价格，并不是指定有约束条件的、能概括真实世界里重要利害的，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价格”。而没有约束条件，是不能谈利害大小和价格高低的，当然也不能准确解释和推论人的行为选择。吴敬琏因强调市场而有“吴市场”美誉，但是他那个市场，是离开了约束条件而缺少人选择的、缺少合格交易主体相互需要的空洞空想市场。80年代末期，吴敬琏教授满腔道德正义地批评改革需要平稳过渡所选择的价格“双轨制”，以及为此支付的腐败代价，浪漫的主张社会的经济联系应该完全由市场价格来替代行政计划。结果，让当时交易主体还没有较多市场联系的中国，供求关系产生剧烈混乱，遭遇了改革一来第一次最猛烈的通货膨胀，以及为此支付了惨重的社会政治代价。
事后，吴敬琏教授却谴责前中央领导，把改革遭受的挫折归咎于价格双轨制和腐败，归咎于财政包干。然而事实却是，错误的价格改革主张和选择导致了供求关系混乱，而大众是混乱的受损者，他们当然反对在混乱中受益的少数人。然而，正确的总结，究竟是应该看到混乱的原因还是结果呢？而且原因跟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呢？从当时吴敬琏教授的批评和谴责看，却让人感觉他完全是个世外高人。
事实上，中国迄今为止市场的正常发育，恰恰是在吴敬琏教授一直批评的财政包干的制度安排下获得激励和动力的。在财政包干和分成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为做大自己的GDP，一般都选择代价较低的民营企业予以支持。今年我又到浙江调查，意外的发现那里的企业密度是全国的两倍，有些地方竟然是全国的几十倍。有了这么多的交易主体，他们自然地在不断扩展市场半径，这一点可以看看他们的许多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我另有文章专门分析企业密度与市场发育，以及人和人市场关系）；而有了企业密度，不仅是扩大了市场半径，而且也促使市场向高级化演进，浙江民间金融的发达高效与守规矩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事实说明，吴敬琏教授所计划的市场并不可行，市场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自然演进的。当然，要在充分尊重约束条件的制度安排下。
我并不想完全否认在财政包干下地方政府搞了些封锁割据。这是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逻辑必然，题中应有之意。但这并不重要，给市场发育带来的成本远没有吴敬琏等一些经济学家讲得那么大。一来新的市场发育初期，新的中小交易主体由于实力有限并不需要多大的市场半径，这就是所谓的“千里不运草”；二来中国较高的人口密度，也意味企业生意并不需要多大物理空间市场。我的看法是，地方竞争给市场发育的好处，比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所想的要大的多。仅仅就说各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各地纷纷降低“政府价格”，从而降低的市场发育的交易费用就难以估计。很难理解，如果作为交易环境的政府价格昂贵，我国年均9％的经济增长是从哪里来的。有的学者说，地方竞争只是导致交易主体到处搬家，是零和博弈。这种说法似乎是说企业的投资转移没有成本。而且，我们也并没有看到各地经济此消彼长的情形；相反，看到的是都在增长，只是速度有别罢了。
事实上，在财政包干分成的制度安排下，还有一种巨大的收益很少人提及。那就是信息相对充分、对约束条件更有把握的地方政府对上面一些浪漫想法和做法的抑制。上届政府推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浪漫地要把粮食的买卖封闭起来进行。我想，如果不是更了解情况的地方政府柔软的懈怠和延宕，中国国库里损失的肯定不止几千亿元（我大概记得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一篇文章里算过帐，这场“改革”让国库至少损失5000亿元）。我想，在一个需要权力相对集中以市场发育的交易费用的大国，地方财政包干分成可能是较好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制度安排。
林吴两位教授还有一点是一致的，对交易主体没有什么要求，认为产权不重要，市场会调教。吴敬琏在上世纪80年代就批评地方政府没有给国有企业足够的自主权，其实他很少考虑过这类企业是不是合格的交易主体。他们较少考虑为了防止租金耗散，这类企业相当多是需要管制的。樊纲最近的一项研究就说明，那些以以石油、电讯频道等国家自然资源获利，主要是资源性收入为主的国有企业，主要是要研究如何管制，而不是拿这些资源去上市，让全民的资源让一小部分人和外国人获益。赶超战略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不是仅仅通过观念，通过赶超战略的价格扭曲交易流通的，更重要的是，还通过大量国有企业来实现这种扭曲。我们至今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对价格的扭曲，以及对交易环境的扰乱。如电信电力煤炭金融石油等国企的垄断。吴敬琏批评股市严重缺乏秩序，但股市里活动的恰恰大都是国有企业和国有基金公司。这些企业不是缺乏自主权问题而是自行其是的垄断问题。由于中央财政直接从这些企业拿钱的交易费用低，暂时又让中央财政看不到收入替代，而让垄断得以保持，因此也缺少管制。
毅夫的坐标图里，对国有企业的产权不以为然。我猜，跟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经历有关。他在那里作为负责人之一，看到了中国农村的改革奇迹。见到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力。可能他认为如果通过减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让他们象农民有个大致公平的土地承包那样，同样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线，奇迹也会在国有企业发生。然而，“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制度安排，在农村家庭不难，但在国有企业这样安排剩余索取权，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但更有可能的是，毅夫也看清了将国有企业改革成合格的交易主体的成本过高，故意忽略国企改革，而着重在市场环境下新的交易主体的成长。这当然是一种有很高智慧的深谋远虑。但他强调市场，认为国有企业没有产权不清问题，却导致了不少人对他深刻的误解。国有企业产权问题在一定约束下无解，与国有企业存在产权不清问题是两回事。产权清晰与否并不仅仅是资产属于国家还是私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剩余索取权是否清晰。张维迎等经济学家指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主要是指剩余索取权不清晰。事实上，国有企业改革代价极大就在于无休止的纠缠在这个剩余索取权上。从国企领导的签单权、到年薪制、地方政府年终奖励到MBO收购等等，都是从小到大来解决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清晰问题。国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明晰，并不像私人企业那样定价简单，无法完全让市场来定价，它成了一个价值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企业家剩余索取不多时，大家相安无事，从国企看来激励也是正面的；然而一旦到了众人（包括企业家本人）对索取有分歧时，社会就会支付巨大代价，一是褚时健等国企领导的下马，二是我们至今也还不难见到这方面成本很高的政策变化和意见纷争。2004年，郎咸平就是通过国企在剩余索取权安排上的矛盾，挑逗社会情绪，用诉诸感情的方式来否定剩余索取权这条经济科学的。
林毅夫与吴敬琏强调交易环境，然而并没有指出谁会选择市场发育所需要的交易环境，也没有说明什么是中国市场化最需要的交易主体，以及谁对发育这种交易主体有激励。吴敬琏教授更浪漫地反对财政包干分成，更把中国的改革置于空想之中。

其他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市场化道路

也有的经济学家是把交易环境，即“政府价格”作为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的。杨小凯就非常注意转型国家市场发育所面临的政府成本和价格问题。这一点，从他不久前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的争论中可以集中看出。但由于也没有更多考虑约束下人的选择，强调中央政府的宪政改革，把...更多看成是市场发育的成本，而不是收益。在这个框架里，中国发展的“奇迹”（林毅夫语）这个事实就很难理解。而且，没有约束条件说明当事人会做这样损害自己的选择，即使有另外的人做这样的选择，就很难避免社会冲突，冲突的成本多大谁也难以意料。我们这方面的信息除了西方的一些书本外，根本没有在这样一个市场亟待发育的大国做这种选择的知识。
厉以宁教授重点考虑的交易主体的塑造方面，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而不是政府。其实国有企业应该当作交易环境处理。我前面讲了，抑制市场发育的成本方面，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体系外，还有国有企业制度保证，他们都是计划经济的实现机制。从改革以来到现在，厉以宁与吴敬琏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初期，吴敬琏领导的价格改革课题组，厉以宁领导企业改革课题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对改革重点有着截然不同的强调。厉以宁强调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后来发展的股份制改革，因而人称“厉股份”。但前面我说过，这也是一条代价极高的改革。现在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应该说是吴敬琏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了，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精锐。但他们依然解决剩余索取权问题，他们的行为表现同样让国人失望巨大。但这一点也不证明吴敬琏正确，它只是说明应说明我们不能希望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的交易主体，说明合格的交易主体对中国多么重要，没有它们，我们是得不到吴敬琏所希望的市场的，有的只是他自己批评的“赌场”。中国股市作为国企改革的实验场，换来教训有两条：一是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市场交易主体的代价太高；二是说明没有合格的交易主体就不要指望想当然的市场。另外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权力集中的国家，发育市场所需要的交易主体谁最有激励、这种激励何来？二是在一个缺少合格交易主体、没有频繁交易形成的信用条件下，低级市场和高级市场的代价谁高谁低？第一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后面一个问题，看看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如无人之境，以及股市低糜也创世界之最的事实，我想也无需回答了。
谈到吴敬琏和厉以宁两位前辈，就中国市场化过程中交易主体发育这个重点的拿捏上，厉以宁离科学比吴敬琏要近，尽管他过多地强调的是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同时，也说明对真实世界的感觉，厉先生比吴先生要好些。
坦率讲，我个人认为，张五常和张维迎对中国的理解，相比是最深刻的。我说张维迎深刻并不仅仅在于他强调合格新的交易主体发育对市场经济的重要，还在于他对权力集中国家的政府作用的理解。这一点，从他80年代对吴敬琏教授的批评文章就可见出。遗憾的是，张维迎这方面讲得不多。但话虽少，可一叶知秋。樊纲给我的也是类似感觉，他所领导的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在做着的中国地方市场发育的跟踪研究，其重要性却并不为人注意。
张五常、张维迎、杨小凯、林毅夫、樊纲、杨培新（杨承包）厉以宁（厉股份）、吴敬琏（吴市场）等经济学家，都是主张市场化为中国改革目标的。从要求中国必须变革的社会动员角度看，他们过去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但从增加人们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解――即从知识的角度讲，他们的差别极大。差异主要在于指定的约束条件不同，拿田国强的话来说，对“经济环境的刻画”有所不同。实际上，由于知识的原因，年纪大一些的经济学家与人不同的“刻画”是基本上缺少刻画，坦率些讲就是空想市场主义。要么是以国家利益的角度做些批评，要么就是从爱人民的角度出发，要人民警惕，替公众发泄下他们对市场正面和负面作用的不满。其实，科学和知识，跟政府或公众喜欢与否没什么关系。中年经济学家都知道经济环境的刻画和约束条件的指定，但是由于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一楼的世界观与更上层楼的视角和世界观不同），约束条件指定的不同，他们理论假设演绎和推论出的中国市场化道路又不同。其中有些假设和理论，除了可能无法首尾一贯地容纳更多事实外，更重要的是，可能并不是约束条件下成本最低的中国市场化道路。
经济学家们的假说和理论存在的冲突，说明在不同的知识坐标和框架里，对事件也好，对制度安排也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评论；同样一件事情，代价究竟是大是小评价有较大不同。如果说，这些差异和相互冲突的理论仅仅是学术象牙塔里的家常便饭，对整个社会而言问题似乎并不重要。但事实上并如此，经济学家的意见多多少少影响着舆论，影响着政策，影响着社会。去年郎咸平风波就是证明。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不同的意见、以及他们选择的不同表达方式，对社会是有不同代价的。也正由于此，我才反对吴敬琏等一些经济学家对地方政府观点，因为我认为这种观点有着政策化的危险，结果会让中国改革和发展失去根据地和出发点。也正由于此，我认为亟需一个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知识框架，对各种事件和事实的代价观有一个准确的梳理。否则，一些意见和观点可能大大增加中国市场化道路的成本。

结束语 去年对地方政府新的一轮批评，说在我国经济过热的背景下兴起的。有些朋友问我，那你如何解释这论过热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其实，我的看法已经发表在年初出版的《新民周刊》上的那篇名为“需求浩荡迁徙”的文章里。我认为这次过热与以往绝然不同，是外需汹涌而至引起的。我认为，2001年的两件事大大降低了中国的“价格”。一是加入世贸，减少了中国在世界眼中的不确定性，而是恐怖主义使美国变贵，中国相对变的更加便宜，导致了世界更多的消费和投资到中国。2004年，由于美国变贵而产生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美元汇率暴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暴跌这一新出现的约束条件出现，更现中国不仅商品便宜而且货币也便宜，于是导致更多的外需涌入中国，从而也引起了国内供求关系的紧张和过热。问题复杂的是，由于我国电力能源等价格管制过于僵硬，尤其重要的是美元过低利率制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空间，升息导致会导致更多的资金涌入中国而大大增加处理的成本，于是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动用了更多的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在当时的价格情况下，在外需增加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并没有多大错，难道他们在价格有利可图的约束下热情满足外需有什么错吗？在宏观调控政策都为汇率制约得动弹不得时，我们还指望地方政府像中央政府那样形式吗？ 吴敬琏教授批评地方政府选择重要重化工业，但是他并没注意他所批评的地方恰恰是外需和外资最多的地方，市场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的信息难道没有吴敬琏充分吗？吴敬琏教授批评重化工业解决不了多少就业，加大贫富差距，更是教条主义的想当然。外需对制造业的汹涌，势必拉动对重化工业的需求；重化工业本身是解决不了多说就业，但地方政府像建设公共设施那样发展私人投资风险过高的重化工业，使之与能容纳更多密集劳动的制造业相匹配，究竟是减少就业还是增加就业呢？至于其它什么资源耗费的批评我觉得没有什么评论必要，想想资源贫瘠的日本和我国浙江省，就会明白这种批评的似是而非。 事实上，吴敬琏先生对重化工业的批评也不完全是他的观点。在去年8月，同样是在国务院发展中心供职的一位姓李的研究人员，早就发表了理由相同的批评文章。只不过吴敬琏教授影响大，这个批评被人当成了他的发现。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汇率不变情况下，如何抑制凶猛的外需，因为世界经济的长期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的攻城掠地的同时也需要给为选票所支配的国家调整经济结构以时间；而在这同时，中国也不能调整汇率，避免需求下降过猛。中国如何避免在两个方面可能的硬着陆，事实上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根据现在的约束条件可以大致推断的是，中国只能通过谨慎的升息来使自己变贵些，以抑制凶猛的外需。但这取决于2005年美联储会不会加息，以及加息会给中国货币政策留出多少空间。 去年末，我发表《贞洁旗帜孤独飘》那篇评论吴敬琏教授的文章后，被许多网站铺天盖地转载粘贴，引发了许多反对意见。意见基本上是反对我的，但反对的是我的判断，而没有讨论我的论据。坦率说，我并不特别在意对我的反对和不赞成，因为这些意见要么是感情道德的，要么就是政治的。现在很多人爱谈研究的独立性，事实上却又在把科学的因果关系研究与政治和感情的价值死命绑在一起。有个叫梁小民的老师，把研究者与政府是否合作，是否代表民意，作为衡量学者的独立人格和研究的独立性之标准。他就是根据那样的标准来推崇吴敬琏，鄙视林毅夫、张维迎等的，认为林的看法迎合政府，张的看法讨好企业家。但我看来，林毅夫、张维迎指出的因果关系在很多时候却是真的。尤其是张维迎，真的时候更多。我的科学观恰恰让我认为吴敬琏的因果关系有问题。我认为独立人格和独立性，是捍卫你认为是真的因果关系，以及反对你认为是假的因果关系。至于你所坚持的因果关系，跟政府或民众是否喜欢没什么关系，你非要这样联系，那我认为你讲的恰恰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性。你主张的那一套说到底完全是一场自我反驳。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当时就很伤害大众的感情，因为他的主张是说，在宇宙中，地球上的人并没有以前自许的那种中心和尊贵，事实上你们只是在宇宙的边缘，也很普通。这种判断是忤逆大众情感的，但不幸它是事实。西方人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分开，经历了漫长的跋涉，我们或许才开始。因为许多所谓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如此在主张所谓的“独立人格”、“独立性”。 我不同意吴敬琏先生关于地方政府的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都是他自己理想和西方教条相掺和的简单演绎，他都是根据这些逻辑和忧国忧民情怀来褒贬现实的。他更多时候象一个富有高尚情操的诗人。但科学并不存心要谴责批评什么，它的职责和所谓的独立性，就是用一个假设给出可能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首尾一贯而不自相矛盾，能容纳下已知的事实和推论预言将出现的可观察事实。但吴敬琏的观点不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至少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观点不是。也许这种学问很高深、道德政治上很神圣，但我看不出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与要求解释过去推论将来的科学有什么关系，知识生产程序有什么关系。 波普尔欣赏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由是，他们的假设和理论满足科学和知识的要求，原则上有若干条能用可观察事实证伪的路线。我认为的科学和知识，就是假设能否演绎出可观察事实，能演绎出多少，其中有多少是以前并没有观察到而是理论提点出来的。张五常无疑是把科学认识论与一门具体科学结合得最好的华人经济学家。他的假说，给出了比其他理论更多的可以用可观察事实证伪的验证道路。也正由于此，被他简化和改造过的经济学工具才那样有力量。思考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判定一个假设是否科学，是否可能是真的知识，我是从波普尔可证伪性强弱看的，而不是看一个假设有没有数学形式。不少人面貌上看来有知识，但那些知识要么是乱七八糟存放着的经验和书本，要么就仅仅是有很整齐的堆放，象字典那样秩序井然但彼此没什么关系。我以为的科学知识是一条条彼此勾连的还未被事实反驳的因果关系，加上约束条件就可以解释和推论世界的假设。 从知识的角度看，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是：一直没有一张较完整的改革发展的知识坐标图。有这样一张图，既能满足科学理性要求的，逻辑清晰的首尾一贯解释和推论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时还能以某种形式形成最大的社会共识。没有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它可能让我们政策的举手投足缺少章法，或偏离市场化目标；一些主张市场化的经济学家，可能逻辑自我矛盾，在感情用事及意识形态用事的人们面前难以自圆其说。吴敬琏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被一些没有一点科学和理性的满脑子都是意识形态教条的人所猛烈抨击。我深感了他们的悲壮。因为耽误中国市场化追求的，可能并不是粗暴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他们自己根据空想市场主义对地方政府进行的批评。如果这种批评政策化，悲剧真是几近荒诞。 当今中国，似乎进入了“可以共患难却难共富贵”的时期。改革之初，贫穷的约束，使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无需花费多大的成本就形成了发展改革的共识。现在约束条件变了，上上下下，左右前后都有了更多的选择。选择的增多显然也增加了选择冲突的可能。这种可能将考验我们民族学习妥协知识的耐心，同时也需要中国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 我的假设很简单，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约束条件下成本最低的市场化道路；我的直觉也很简单，中国政治文明市场也可能由此发育。 eh@mail.sc.cninfo.net经济学消息报

*.*.*.* 2005-1-24 2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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