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我们主要是通过大量投资基建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到目前为止通过投资基建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有效的，但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最大的问题在于投资回报低，债务风险明显上升。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城投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持续下降，
笔者用财政部公布的国有企业财务数据减去统计局公布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
计算以城投企业为主的国有非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得到相似的结果。
总资产报酬率
2007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国企 4.9 2.55 2.01 1.84 2.02 1.98
工业 6.8 4.1 2.9 3.0 4.0 4.3 3.6 3.1 4.6
非工业 3.3 1.7 1.6 1.3 1.2 1.2
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随经济波动而不断变化，总体上看大致能够覆盖融资成本，相对比较健康；但国有非工业企业的数据一路下滑，难以覆盖融资成本（财政部从2019年7月开始停止公布国企的具体资产负债数据，只公布了资产负债率。后期的总资产报酬率无法计算，从各种迹象推测并无明显改善）。有迹象显示国有非工业企业要按期偿债十分困难，需要政府帮助。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国企的权益数据为519958亿，到2018年底国企的权益数据增加到631008亿，增加了111050亿。而2018年国企的利润只有33878亿，就算国企不分红，也还是有77172亿是股东注入的权益资产。进一步把国企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2017年底央企的权益为240071亿，到2018年底央企的权益数据为25948亿，2018年央企利润为20399亿，如果央企不分红央企的权益应为260470，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可能没有向央企注入权益资产；2017年底地方国企的权益为279888亿，到2018年底地方国企的权益数据为371525亿，2018年地方国企的利润为13479亿，也就是说即便地方国企没有分红，地方国企的股东（地方政府）也向地方国企注入了78161亿权益资产。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8年地方总财力为265702亿（含中央转移支付和政府基金收入）。78161亿等于地方政府当年总收入的29.4%，占比非常大，不利于民生改善。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数据来看每年的权益增长都低于当年的利润总额，地方政府注入的权益资产估计集中在国有非工业企业（城投公司）。从历史数据来看注入金额逐年加大
中央企业 地方国企
2015 5193.9 17527.4
2016 -2785.8 25047
2017 4050.6 40124.3
2018 -986.5 78161
2019年7月后财政部停止公布权益数据，但估计注入金额还可能在扩大。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注入巨额权益，理由可能有两条：一、每年15万亿的基建投资需要资本金，按20%计算就是3万亿。二、前期项目贷款到期难以按期偿还，不增加抵押物银行不续贷。国有非工业企业的债务从2007年的11.3万亿，大幅膨胀到2019年6月的 99.3 万亿（此后的数据财政部未公布，估计还有明显增加）。如此巨量的低回报债务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源， 如果城投企业不能按时还债，引发连锁反应，后果相当严重。近期地产低迷，房地产开发企业减少拿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特朗普打贸易战就是想让中国经济下跌，税收下降，政府无法支持城投公司致使城投公司资金链断裂，让中国陷入金融危机。（据金灿荣教授在文章中透露：特朗普在贸易战期间要求中国停止补贴国企，还想向中国财政系统派出官员实施全过程监督。）我国以城投企业为主的国有非工业企业效益低，债务负担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从宏观上看我国广义基建（含电力）占GDP 的比例非常高，2017年时达到20.4%。2017年7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定调国企定向去杠杆，基建增速开始下降，2021年基建占GDP的比例下降到16.4%。但日韩等国在城市化的高峰期基建占GDP的比例也不超过10%。如果现在再用大规模的基建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完全可能会使大量城投企业无法按时还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如果不能用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的方式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又该怎么办？下面讲三点意见。
一、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根据相关统计2020年一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两次经济增长最低迷的时期，市场对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都大于供给。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从实际情况看，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仍比较突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岗位空缺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加快技能人才培养，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于解决好新成长劳动者的就业问题、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另有研究表明，到2049年，中国有2.78亿人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占就业人口总数35.8%。其中，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受影响最大。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最后，当前贫富差距过大是让各国政府都十分头疼的问题，我国虽在努力扶贫，但疫情让贫富差距再度扩大。从国际上看缩小贫富差距有叁个方法：一是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教育；二是对富人征税，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给穷人；最后就是像旧中国一样闹革命。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教育是最能增进全社会福祉同时也是代价最小的法。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不过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投入仍不足。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政府也没有统筹使用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或建立与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办学成本、教学质量相适应的地方财政资金投入机制。这一直是影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瓶颈。
数据显示，我国高职高专院校数量占全国高校总数的近一半，但前者教育经费仅占高等教育经费总量的1/5左右。在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背景下，普通高中经费投入约占高中阶段经费总额的2/3，中等职业教育仅占约1/3。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支出在公共教育支出中的比重，也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
如果我国在经济低迷时由政府出钱加大培训力度，不仅能够积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而且多培训一百万人/年，市场上就会减少一百万求职者；多培训贰百万人/年，市场上就会减少贰百万求职者...；这样做能够促使劳动力市场尽早达成平衡，避免出现经济低迷，失业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下降导致消费下降，造成经济进一步下滑的恶性循环。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下更大力气抓好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教育，促进经济快速回升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积极鼓励创新投资。创新是少数能使经济从大萧条中脱离的方法，而且与大规模战争带来的去产能相比，创新对人类带来的是进步而不是灾难。当前随着5G的到来，普遍预期5G、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将相关技术应用到汽车、飞机、造船等高端行业，我们需要积极增加相关投资，如果我们抢在了前面，市场就是我们的，相关企业就会不断发展壮大，如果落在了后面就有丢失市场的风险。从历史上看，美国在90年代早期率先启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应用首先在美国成型，美国企业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全球扩张，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在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各国取得了垄断优势，欧洲的互联网也是美国企业一统天下，欧洲政府最多只能收一点数字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一度以美国企业为主。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后来居上把美国的互联网企业都赶跑了，全世界只有中国做到了这一点。TIKTOK为什么能够横扫美国？？扎克伯格创立的脸书想同TIKTOK竞争，2018年底推出短视频产品LASSO。但与2019年上半年TIKTOK每月5-6百万的下载量相比，截止 2019 年 6 月底，脸书类似短视频软件 Lasso 平均每月下载量为 1.5 万次，最终脸书不得不关闭LASSO。脸书可以算是美国最好的企业之一，扎克伯格在美国也是一流的企业家，但在中国新兴企业面前显得毫无竞争力，原因之一就在于TIKTOK在算法推荐等新技术的应用上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围绕高端产业的新技术应用将会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近代以来，中国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三次工业革命，1949年建国时，我国连一辆自行车都不能造，经过70年几代人的接力奋斗，今天我们终于在面对新的技术浪潮时能够和领先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的机遇十分难得，不容错过，需要下大力气在全国普及推广相关技术。如果后期危机爆发需要出台措施鼓励国有工业企业利用经济低迷的有利时机，发挥国有企业敢于进行反周期投资的优势，积极开展新技术投资促进产业升级。
三、补贴生育。美国政府的债务非常大，通胀化债，已是不可避免。我们大量持有美债必然遭受严重损失。而我们持有美债的原因在于外贸有大量顺差，外贸有大量顺差的原因在于储蓄率极高，这一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创始人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同中国学者合著的论文显示导致中国储蓄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
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002205104773558074
为什么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会影响储蓄率，简单讲如果正常人寿命是80岁，工作时间是从20岁到60岁，他退休后有20年时间是不工作的，不工作就没有收入，不工作期间他的消费是靠储蓄来维持的，他在工作期间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储蓄）。假设一个国家正常的抚养比为50%，某国实行计划生育后，抚养比降到30%，工作年龄人口就会从50%上升到70%，这些人都会为将来储蓄，同时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劳动力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增加，企业和政府（税收）的储蓄都会增加。反之，亦然。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见底后，从2011年开始连续回升，
而储蓄率从2011年开始连续下降，
除2020年因疫情影响下降外，最终消费率也从2011年开始连续回升。
最终消费率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61.9 63.7 65.4 66.6 66.4 67.3 65.7 65.0 64.8 62.7 62.0 64.0 63.3 61.9 59.8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58.5 58.5 59.3 60.3 59.9 60.7 62.9 63.9 62.2 61.2 58.1 55.4 54.3 52.5 50.9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50.0 50.2 49.3 50.6 51.1 51.4 52.3 53.7 55.1 55.1 55.3 55.8 54.3
我国要摆脱美债陷阱，势必要加快提升消费率，如何才能加快提升消费率？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要加快提升消费率就只有促进抚养比加快回升，而要促进抚养比加快回升鼓励生育是必然的选择。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出生人口在2016年短暂反弹后连续下降，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与2016年相比下降586万,年均下降超百万。
出生人口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635 1640 1687 1655 1786 1723 1523 1465 1200
梁建章先生的研究显示补贴生育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发达国家对生育的补贴额占GDP的比例多在1%-5%之间，
补贴越多生育率越高。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梁建章：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补贴和奖励生育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 ... fefkqq7500941.shtml
我国需要下决心拿出一笔钱来补贴生育。那么这笔钱花出去有那些好处？
首先，这笔钱花出去后，生育率上升，储蓄率下降，我们对出口的依赖会明显下降，买美债的必要性将减少。遭受的损失会明显下降（美国当前官方的通胀率虽然只有8.3%，但美国自70年代以来对物价统计方法做了很多改变，如果用以前的方法现在的通胀已经是两位数）。与此同时，新增的大量新生儿，将会帮助我国缓解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保赤字，经济增速减缓，创新活力下降等）。最后，我国财政每年大量补贴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报表显示多的超百亿，几十亿的也不少，总额估计至少有数千亿。），人口增加，消费活跃后城投公司的效益会有明显提升，待城投公司盈利转强后取消相关补贴，可以为财政省下一大笔钱。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可以让我们在中美博弈中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举一个例子，如果蔡英文搞台独公投，解放军武统台湾，据纽约时报透露为了应对大陆武统台湾五角大楼搞了18次兵棋推演，结果都输了，美国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用发动贸易制裁等方式保住自己的面子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们现在用支持生育的方式稳住经济，届时压力就会小很多。
近期为了促进消费回升可以考虑发放5000亿消费券（对经济困难群体可以考虑发现金），
北京大学的研究显示，发消费券的效果非常好，关联消费金额是发放金额的数倍。
（ 消费券的中国实践：我国消费券发放的现状、效果和展望研究
http://nsd.pku.edu.cn/docs/20200518121449131229.pdf）
发放消费券可以促进消费快速回升。我国财政部门一般不太赞同向居民发补贴，更青睐有实物资产的投资。但值得注意的是：始终不能产生合理回报的实物资产最终会导致债务危机，其实质是浪费。在遭遇百年难遇的大疫的背景下，给群众发一点补贴，既可以促进消费快速回升，又能提升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美欧都给居民发了很多钱，我国没有那么富裕，少发一点也是值得考虑的。2022年美国的雷曼时刻何时到来现在难以确定，现在先发一点补贴先把经济稳住，如果确定美国危机要爆发就需要及时推出补贴生育等更大的措施，现在需要做好政策储备，需要时抢在经济明显降温前立刻推出，代价会小很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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