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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当欧美国家的银行业还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苦苦煎熬之时，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中国银行业已上演了改革开放30年来银行信贷的罕见历史：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超过7万亿元，这是自2008年8月触底以来信贷增长连续十个月加速，也创下1998年4月以来12年的新高。新增贷款的持续高增长，引起了市场人士对信贷风险的普遍担忧。国内监管当局近期也频繁提示商业银行要重视贷款质量的变化。笔者认为，短期内国内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问题尚无须担忧，但是，信贷高增长的态势如果不能得到理性回归，那么，未来二三年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有可能大面积爆发。因此，商业银行应采取积极措施，有效保证信贷增长的质量。
信贷高增长可能引致长期高风险
银行业是一个接受风险、转移风险和缓释风险的行业，商业银行在其经营管理中经常会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若短期内贷款增速超过一定临界值，那么，必定会导致未来信贷风险的扩大。从我国银行业的情况看，2009年一季度新增贷款呈现持续飙升之势，1月、2月、3月新增贷款分别达1.62万亿元、1.07万亿元和1.89万亿元。经过4月的稍许回落后，二季度新增贷款继续呈现逐月上扬态势，4月、5月、6月贷款分别投放5918亿元、6645亿元和1.2万亿元。整体上看，上半年信贷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一般认为，如果银行贷款增长速度超过25％，那么，就会超过商业银行审贷的工作负荷，从而信贷风险就会增大。也就是说，信贷高增长必然会衍生出银行高风险。当然，近期信贷高增长所可能引致的银行业高风险，不仅仅源于“高增长引致高风险”这一经验规律，而是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贷款过分向基础设施领域的集中将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进而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在2009年新一轮信贷扩张的过程中，信贷资金主要进入了以下三个领域：绝大部分银行贷款投放到了由ZF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即所谓的“铁公基”项目中；一部分资金通过票据贴现方式被企业借出后，又再度被企业存入银行，信贷资金在银行体系内“空转”；还有一部分资金进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随着信贷规模的不断增长，目前社会公众的通胀预期愈来愈强烈。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CPI将于2009年11月由负转正，2010年显著升至3.5％～5％。从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贷款结构看，由于新增贷款过度集中于ZF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而基于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对于铁路网、核电站、高速公路、机场以及其他一些基础设施的需求并非是无限的。所以，未来几年，一些新开工建设的“铁公基”项目会成为新的过剩“产能”，而这些新型“产能”的过剩将会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飙升。
近期银行贷款大多是通过各类ZF融资平台发放的，许多项目缺乏充分的风险评估，其中蕴含的风险较高。过去，由于对地方ZF的财政状况不清楚，所以，商业银行对ZF融资平台的贷款非常谨慎，介入程度一般控制在行业占比的10％以下。但是，2008年年底以来，各家银行的授信政策显著改变，开始积极向市级甚至区、县级的ZF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目前，各类名目的ZF融资平台遍地开花，级别由省、市延伸到县，行业从城市建设、交通扩展到新能源，规模大小不一。
经验表明，地方ZF融资平台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一是ZF融资平台的财务状况不透明，银行难以评估其信用等级。所以，银行难以评估地方ZF的真实财力和ZF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二是ZF融资平台包括有自营收入、有一定自偿能力的融资平台和没有自营收入、缺乏自偿能力的融资平台两类。后一类融资平台的主要职能就是融资，至于融到资金后资金如何用以及怎样偿还考虑得并不充分，承贷主体(融资平台)与资金使用主体(ZF相关部门)是分离的。对于银行来说，这一类融资平台是一颗定时炸弹。三是ZF融资平台的高杠杆率融资安排，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会迅速转好的假设之上的。一旦形势逆转，财政收入下降，土地收益不能实现，很容易引发地方财政风险。四是一些地方ZF给银行出具了大量的“承诺函”，为融资平台提供贷款担保，这些ZF“承诺函”表面上能够部分地缓释风险，但在法律上并没有法律效力，从而根本上不具有缓释风险的效力。
从现实看，各类ZF融资平台的信贷扩张，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保八”目标的实现将发挥巨大作用，但是它们也催生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泡沫，目前许多城市都变成了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对于这种繁荣，我们应给予高度警惕。历史资料显示，国有银行股改前形成的不良贷款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造成的约占10％，地方干预造成的约占20％。考虑到地方财政负债比率不断上升以及ZF项目缺乏商业可持续性，再考虑到官员任期因素，所以，笔者担心，ZF融资平台有可能成为催生新一轮银行不良贷款的平台。
宏观经济复苏迟缓，将可能加剧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的积累。信贷资产质量是对经济运行情况的反映。在经济上升期，信贷资产质量通常表现较好，这不仅是因为贷款规模扩张带来的稀释效应，更因为企业效益良好所产生的较好还款能力。相反，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通常表现欠佳，不仅呆账坏账会增加，而且，贷款的逾期情况会比较严重。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的背景下，国内企业效益持续下降，出口不断下滑，而国内需求又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增长，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国内宏观经济恢复的压力依然较大，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也会由此进一步凸显出来。在美国，GDP与银行不良贷款率二者之间关联系数为0.3，即GDP增长每降低1个百分点，银行不良资产率一般上升0.3个百分点。对于小银行来讲，该弹性甚至达到0.6。在亚洲，这一关联系数则高达0.7。近期，世界银行将中国2009年、2010年GDP增长预测调高至7.2％和7.7％。相对于2007年11.9％的增速，降幅将超过4.7％～4.2％。即便按照0.4的关联系数计算，GDP下降将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上升1.88％～1.68％。尤其是，根据历史经验，笔者担心2010年二季度以后中国经济总体上可能面临强劲刺激过后需求无法接力的困扰，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回落。如果真是这样，银行的资产质量问题更会进一步加速积累。
信贷高增长不仅增大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也增大了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近期信贷的高速增长既扩大了银行贷款的信用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利率风险首先是由于息差不断缩小所带来的风险。2008年四季度以来，央行五次降息使商业银行的息差明显收窄。为确保利润增长，过去三个季度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贷款的高增长来实现“以量补价”。但是，通过分析量价关系，可以发现银行很难达到该目的。2009年一季末，14家上市银行资产增加额幅度相当于2008年全年的50％，与此同时，利息净收入同比下滑10％，净利润同比下滑8.5％。考虑到各银行为平滑业绩而减少对营业成本的计提，实际的净利润下滑幅度应该是15％。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季度上市银行的整体息差比2008年同期收窄约80个基点，较2008年全年收窄约65个基点。其次是期限错配风险。去年以来，受资本市场低迷、企业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存款定期化的态势明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的问题。但是，与贷款长期化的趋势相比，存款定期化的趋势更容易“反转”。目前，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已超过50％，贷款平均期限拉长的趋势有增无减。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存款平均期限正逐步缩短，由此，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问题会再次显现。第三是贷款重定价风险。2009年国内商业银行实际贷款利率下浮比例占到一半以上，下浮程度基本上是比基准利率低10％，甚至超过10％。目前，利率基本已经处于谷底。随着通胀预期的加剧，未来利率将可能重回上升通道，因此，银行贷款面临重定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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