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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三年，我对疫情控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主要目的是把疫情控制当成一种绩效发生的试验场加以研究。有些理论认识和实际建议。分享给各位朋友，以求教于各位读者。
01
几个理论思考
（一）结构主义角度
1.整体性
一个结构是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一组管理措施，可以产生一个与这组管理措施相联系的结果，或者效用。总体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完整性。如人的生命系统，四肢里面少哪一肢都不行。这次疫情抗击，如果把疫情消灭看成是目标，隔离、诊断、救治和巩固就是一个系统，要素一个也不少。
2.转换
一组措施会必然产生某些结果。那么措施是如何产生结果的呢？措施作用于结果的作用机理是：结构的主体（人）一边构建结构（structuring），一边完成了结构的构建（structured）。被构建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些新结果所形成的条件的新组合。如我们在诊断、隔离和治疗方面，强化开发检测试剂，从而使得检测能力100倍地提高、发展出一夜之间可以有效隔离一座城市的做法和1个月建设了一座有400个床位的方舱医院，我们的新结构就被这些新条件建立起来了。本阶段具有的结果是上一个结构的结果，也是下一个结构的条件。没有一成不变的结构。结构总是在变动之中。如诊断不是问题了，诊断的位置就可能归于零。如果国外疫情起来了，隔离的重点不在社区，而在口岸。同理，大家重视交通中的隔离和复工后的隔离，都是结构转化的例子。结构转化的动力是目标变化。发现结构转化的关键是行动和认识。
3.自我调节
一个可以逆运算的系统就叫结构。逆运算是检验系统是否成为了结构的试金石。所以，不是什么系统都可以叫结构的。一堆海边的石子装到一个麻袋中，并不能成为一个结构。
一个结构自带检测对错和纠错的功能。如果我们想说1+1=2是否对，我们只需要反过来看，2-1=1是否对。如抓住抗疫的四个方面，是否就可以消灭疫情呢？尽管我们的答案不会在1+1=2那种自然科学情形下那样绝对有把握，但是如我们做好了隔离，疾病传播和感染会少一些。这就说明这四个因素对结果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些要素不可或缺。人类是通过试错行动和反馈发现问题的答案和存在的问题的。也是靠这么一个特点，社会不会轻易崩溃。
4.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结构不是先天的。结构是人在行动中发展出来的。人是结构形成的中心。说到人是结构形成的中心，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是哪些人会对结构的形成做出贡献呢？结构的形成，与结构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关，如在武汉抗疫的早期，王成建议方舱医院，如李兰娟院士建议封城等等。有的结构来自高层的设想，有的则是来自底层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抗疫结构到底要靠谁来形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5.行动与节奏
在2020年武汉疫情开始后不久全国迅速地被动员起来，有20万个医生、40万个村、10万多个社区、各级管理者、各种微信言论发表者参与到了疫情的防控中，工作密度高，所以武汉的抗疫结构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基本形成了，速度很快。恰当的行动密度，是形成结构的关键。这些年我们在检测、封控、大数据管理方面迅速地形成了能力，也得益于高密度的恰当的工作节奏。
（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类认识问题的局限
人类是面向未来的动物。未来尚未来，而我们要看清楚它。这样，认识未来就一直是人类的一个大任务，也是一个大难题。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就武汉做例子。我在抗疫的结构形成以及结局上，有比较好的判断力。但是，我在四个问题上，一直缺乏判断力：1.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得病？2.这次疫情何时会结束？（具体时间点）3.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会否导致一场经济危机？4.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从2020年1月底我就独自提出这个问题：这疫情对经济有多大影响？一直想算清楚一个账：疫情会有多大损失呢？1万亿？2万亿？10万亿？我观察社会上的各种讨论。最后，用自己的方法（用工损失）来估算。但是到底是多少，我也不确定。我看到现在专家们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应该用什么对策来解决经济问题呢？我看了各种讨论，有的说要用货币政策，有的说要用财政政策。有的说要用新基建。我提出过一个以就业数减少、资本金损失减少、避免短期危机并用加班时间来弥补损失的方法。我自然也知道，这种说法也不过是对着大海说要把大海舀干的幻想式的言论，并不通达真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面对未来，我们总有看不清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突破我们的认知障碍呢？可能有两个办法。第一，加强我们的理论修养。第二，承认个人认识上的局限，让市场来找到答案。在这一节，我重点谈第一个途径。第二个途径放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去谈。
我的哲学修养只够我用非专业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说三个人的理论。
1）马克思。如果我把马克思和防疫放在一起，一定会被人耻笑，好一点的，可能被人误解。我还是想冒着这种风险，从马克思的角度看看如何强化认识世界的能力。最近看马克思的书，对他的方法论有新的理解。认识世界要从物出发，一个物一定会对应一种（社会）关系，如交换关系。凡是关系，如交换关系，都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运动，有运动就会有可以度量的结局（如价值尺度）。如果你建立这么一个认识方法，你对世界就会有一个以物质为基础、动态的和自然运行的认识框架。
先说病人数的预测。病人和对病人的治疗是一种对应关系。病和疗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我们可以治愈病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能够回答两个问题：最终会有多少病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床位和医生来治疗病人？因此，对疫情走势的判断，就回到了对治疗力量的判断。对病情是否可以得到控制的判断，就变成了对治疗疾病的力量的判断：如我们可以有多少床位？可以有多少医生，可以有多少检测和隔离能力？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数量来进行预测的。也许我们不那么清楚传染病例的具体数量，但是只要对医疗条件的能力有正确的计算，我们对一个看不清楚的事情，就会有相对比较的判断。目前的疫情来势汹涌，我们很难估计全国到底会有多大感染面，但是，只要我们对治疗、隔离的能力有一个判断，我们的心中就会更有数一些。而且从力量出发制定政策，不会高估也不会低估我们的防疫政策。
2）海德格尔。他有一个概念，就是去蔽。未来看不见，一定是有些东西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因此，要加强探讨，有能力去蔽。他有一些概念，如物的有用性（utility）、caring of、dealing、in order to等等。大体意思是通过做某件事情，发现一个物件的有用性，这个有用性又会导致新的有用性。人在这种行动中，在有用性的链接中，发现了世界。
如在抗疫的早期，人们发现治愈者血清对治疗初次患者有用。因此全国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去献血清。过去三年的防疫实践，让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认识提高了。就检测能力而言，疫情开始的时候，武汉一天的检测能力只有几百人，后来到7-10天可以检测一个1000万人的城市，到现在一天可以在全国任何城市进行全员检测。这种能力发展是神速的。另外因为居委会、村民委员、公安和各级领导的介入，全国的封控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一个省级城市可以在一天之内实现静默管理，一静默就可以十天、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封控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没有注意到的短板，如物资供应，病人就医，一些基层干部可能办法粗笨，但是都在一个个地被注意到，逐步在解决之中。基于大数据的管理能力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行程码基本上可以对手机的10亿用户实现行程管理，赋码管理可以对10亿人实行分等级管理和入门管理。这些在疫情之初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个人认为这些能力的提升对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对未来防止或控制任何其他疫情，都有无可估量的积极影响。这些都得益于探索。在操劳中发现世界。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
3）萨特。人有两种存在，一种现在的状态，一种未来的状态。未来尽管被称为虚无的，但是未来有很多可能性。我们让自己变好的可能性不存在于过去，而存在于未来。不过到底哪一种可能性会最终实际属于我们，则是不确定的。我们作为人，必须责无旁贷地进行选择。选择就是行动。因此把握未来的主要手段就是行动。在过去三年里，我们通过行动发现好多可行的或者不可行的措施。行动需要怀着本真的态度，而不是自欺的态度。用俗语讲，就是要怀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则就不会看到本来的世界。
从力量角度说话，算清楚家底，不断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和实事求是，可以让我们对一个看不清楚的世界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三）政府与市场
哈耶克在《经济与秩序》一书中，从认识论角度给出了一个命题：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因此，每一个人都要和他人交换知识，才可以生存。而交换，就需要强调个人所有权，强调政治上的自由，强调市场机制。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他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他知道作为政府，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知识，也会在很多方面做得好。他希望的是，政府有一个边界，不要替代个人之间知识的交换行为。那样会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很多学者只注意到他的自由主义，但是没有注意到他对政府参与交易发挥职能合法性的肯定。
就政府和市场，联系到这次疫情防控来说，发表一点什么观点呢？
1．政府有自己的不可认识的领域。比方说这次在疫情的可能的严重性上，政府就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政府对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规律的认识也会存在局限。
2．市场有自己的弱点。面对这次疫情，如果用市场交易的方式去解决，有些不赚钱的事情是没有人做的。
结果，政府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市场也有自己的活动领域。我个人感觉，防疫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而发展经济，在政策领域是政府的责任，而在行为领域则应该是企业的责任。只有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抗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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