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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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李昕东（艾思奇之子）：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在理论总结方面曾经特别地提出让大家学习《大众哲学》，包括他的孩子，还多次提到，我不是败给中共的军队，我是败给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
凤凰卫视2011年7月9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41年毛泽东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大众哲学》就是其中一本，1959年毛泽东外出带走的一批书当中，《大众哲学》又赫然在目，这本备受毛泽东青睐的《大众哲学》的作者，就是当年蜚声中外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除毛泽东以外，艾思奇还有另外一位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推崇者蒋介石。
解说：在云南腾冲和顺乡偏隅一角，坐落着艾思奇故居，故居的一面墙上悬挂着这样一首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写这首诗的人曾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高级幕僚马壁，此诗写于1984年，他从台湾首次返回大陆的时候，马壁说，蒋介石曾将《大众哲学》放在案头时时翻阅，他还推荐蒋经国也要读这本书。
李昕东（艾思奇之子）：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在理论总结方面曾经特别的提出让大家学习《大众哲学》，包括他的孩子，多次提到就是说我不是败给中共的军队，我是败给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
解说：《大众哲学》的作者名叫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云南山川秀美，地灵人杰，艾思奇的故乡腾冲和顺乡更是风光旖旎人才辈出。李家老宅建在山腰上，秀雅古朴，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曾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出任蔡锷的护国军秘书长，亲笔手笔《讨袁檄文》，被章太炎称为“天南一支笔”，据说李曰垓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格。
李昕东：爷爷是拿鸡毛掸子这种的，就会抽他，男孩子比较顽皮，所以他小的时候不是一个自觉学习的学生，非常喜欢一些小的恶作剧。
龙蔚琴：这个舅舅调皮的，我外婆有一次追着他打，他就沿着那个花园，那个天井里面的花坛转转转，跑跑跑，我外婆是三寸金莲的一个小脚，追不上他，就拿着棍子在后面追。
解说：年少的艾思奇调皮叛逆离经叛道，15岁那年他打破常规，在舞台上扮演起了女性角色。
李祖华：因为那时候女的是不允许上舞台的，那么他呢是男扮女装，他演的女角色非常动人的，人家都说扮相又好，他嗓音也好。
解说：读中学的时候，艾思奇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哲学问题，有一次他以“什么是唯物史观”为题演讲轰动全校，同学们便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黑猫。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上有一张插图，是一只黑猫题为“哲学家”，而艾思奇刚好皮肤黝黑，因此同学们开玩笑的称他为哲学家。
龙蔚琴：我外婆来看我做功课，她就在旁边问一句，你给你爸爸写信了没有，因为我父亲很少在家，她就问我你给你爸爸写信没有，我说我没有，我还小呢，我还不会写。我外婆停了一下说，你二舅有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经常给新华书局的，好像是《儿童知识》那个刊物投稿了，就是给那个少年儿童的刊物投稿，还得奖。有一次寄来了一个很大的洋娃娃，所以我从小对他的印象就是特别会读书，也从小就会写作。
解说：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艾思奇很早就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1926年艾思奇参加的声援北伐的示威**，高喊“打倒军阀唐继尧”的口号，唐继尧得知李曰垓的儿子搞学生运动反对自己，下令把李生萱抓起来宰了。
李祖华：正好知道艾思奇是李曰垓的儿子，那更是得抓了，幸好呢来抓的时候艾思奇没在家，那么李曰垓的一个学生叫李沛阶知道这个消息，赶紧就把艾思奇藏起来了，藏了3个来月。
解说：侥幸逃脱之后，艾思奇赶赴南京，找到正在东南大学读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从李生庄那里艾思奇对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就在兄弟二人潜心学问的时候，危险却正在步步逼近。
李祖华：那是1927年春天，当时的北伐军已经快到浙江，那么作为北洋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就慌了，他就要抓捕一批人，反对军阀割据的，反军阀的，他就开始抓，包括搞学生运动的，学生会负责人，李生庄就被列入黑名单，正好艾思奇到李生庄的宿舍去找他，那么李生庄没在，在那守候的，在那去抓的军警把他就抓了，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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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李生庄赶赴苏州，找到正在避难的父亲和宗伯李根源，李根源与孙传芳曾是同窗校友，便发了封电报给孙传芳，证明16岁的李生萱，只是个无辜的学生请求释放。
李祖华：艾思奇在监狱当中虽然时间不长，几个月，但是他在监狱里边仍然在宣传反帝反封建，结果受严刑拷打。因为李根源做过黎元洪ZF的农商大臣，还代理过国务总理，他是北洋军ZF里头的，所以孙传芳无可奈何只能放人。
解说：1927年4月，在李根源的帮助下艾思奇东渡日本，到福冈工业大学求学，当时日本的书店允许出售马恩著作，艾思奇成了书店的常客。他不但购买日文翻译的哲学著作，还买了一些德文、英文原著，一边自学德语，一边孜孜不倦地攻读起来。
李昕东：就是我们家有一大堆的字典，英、俄、德、汉这几种交叉的字典有一大堆，然后我父亲比如说他喜欢听唱片，但是他也有一整套的，斯大林的那个讲演的唱片，他就直接能听，还有原文的马恩全集，他都直接能看。
吴秉元（艾思奇秘书）：他懂好几国外语，日语、德语、英语还有俄语，俄语他本来早就学过，可是我在他办公室当秘书的时候，早晨起来他还念俄语的，就是德语，德文啊他能自己翻译著作。
解说：在福冈工业大学，艾思奇学的冶金专业。与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一样，李曰垓希望儿子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是艾思奇最大的兴趣还是在哲学方面，他的日本同窗回忆，有一天沉默寡言的艾思奇侃侃而谈，讲到了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一年他只有19岁。
解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艾思奇弃学回国以示抗议。1932年艾思奇定居上海，后与李公朴共同创办《读书生活》杂志，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大众哲学》的创作。
欧阳中石：为什么叫《大众哲学》，是大众都能懂的哲学，大众都应该懂的哲学，哲学是很深奥的，可是他把它讲的非常简单，非常平实，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丹一：怎么样让不懂哲学的人也有兴趣，所以呢他必须用这个所谓老百姓也看的懂喜欢的，举那些例子，什么“天晓得了”，什么“雷锋塔为什么倒塌了”，“希特勒和卓别林的胡子了”，这些老百姓一看也就有兴趣。
韩树英（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艾思奇学生）：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通俗的故事，雷锋塔倒掉了，讲量变质变，还有“没有了”，是变戏法那个没有了，是不是否定，就是没有了消灭了，不是，它还在，它就转化为别的东西了，等等吧。我们图书馆里有五本《大众哲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艾思奇这个名字了，我印象很深了。
解说：写成《大众哲学》的时候，艾思奇虽然只有24岁，但这本书却成为了他的著作中传播范围最广的作品，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这本书影响了无数青年，著名学者胡愈之说，这本书是青年认识世界的一盏明灯。
黎辛（原《解放日报》编辑）：除了毛泽东的，他的哲学著作是影响最大的，影响一代两代人，到现在还在印刷，还在影响人的，去延安很多人带这个书，或者读过这个书去延安的。
解说：同年毛泽都也读到了这本《大众哲学》，将军莫文骅回忆说，毛主席把自己的《大众哲学》借给他去油印，一再叮嘱他要尽早送还，他拿起一看，毛主席保存的非常好，书页里有些圈圈点点，但书皮还是新的。
王丹一：我记得毛主席在什么时候讲过一句玩笑话，就叫你们不要老只读政治长诗，你们要读这些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宣言啊，《大众哲学》这些东西，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长诗”，这是毛主席他说话比较风趣。
解说：1937年艾思奇和周扬等人一起奔赴延安，延安许多地方贴出了标语，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而毛泽东则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最近你有新的著作吗。当得知艾思奇半年前出版了一本《哲学与生活》后，又说能否借我拜读呀，读完一定完璧归艾。不久艾思奇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主任教员，主讲哲学课，一天课后艾思奇正在办公室里备课，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艾思奇同志亲收”，笔记刚健有力，是毛泽东写给他的信。
王丹一：这个信就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其中一个问题略也疑点，括弧，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你何时有暇，我去看你，毛泽东。

解说：这是毛泽东写给艾思奇的第一封信，附信寄来的还有他亲手摘录的《哲学与生活》共19页之多，当晚艾思奇主动拜访毛泽东，两人促膝长谈，艾思奇住在杨家岭，与毛泽东、周恩来的窑洞不远，而王丹一所在的宣传队，也在附近的窑洞工作，每天休息的时候，大家都来到窑洞前的一块空地上，他们自然而然的相识了。
王丹一：他喜欢唱歌，在我后面，我心想还是谁啊，唱意大利民歌，什么《鸽子》啊，《我的太阳》啊那些，我说谁这么，我说小资产，你还唱这个小资产，所以他就说，你不是演高尔基的母亲那个小母亲吗。他说我现在翻译一个诗，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你能不能给我朗诵，我看看我这个诗是不是有诗的韵味，他说哪天有空，我说可以，这是我第一次到他的窑洞，所以这个慢慢接触当中，我就觉得改变了，不是我头一次相像的那么一个不苟言笑，那么古板的一个人。
解说：1943年，艾思奇调任《解放日报》，任副刊部主任，报社社址在清凉山，离杨家岭有十几里路，艾思奇和王丹一就在清冷山和杨家岭的接来送往之间谈起了恋爱。
王丹一：有一次他送我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概就在那个有一个坑没注意，摔到坑里了，所以别人跟他开玩笑，说艾思奇摔到坑里不起来，就在思考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是因为送我，但是有的人跟他在一起的，听说艾思奇腿摔坏了，你就别这么送来送去的，你们就结婚吧。
解说：与很多延安时期的爱情一样，两个人很快就喜结连理。据王丹一说，经典剧目《白毛女》的推广与艾思奇也有关联，1945年歌剧《白毛女》首演之后反响强烈，但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
王丹一：《白毛女》这个故事啊，有一些人听到了认为是封建迷信，那么写出来以后就发生一些争论，说白毛仙姑啊什么的，这是一个宣传封建迷信嘛，偷庙里的果子啊什么的，那么艾思奇当时在副刊部负责，他就觉得不应该，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个事。
黎辛：艾思奇就跟我商量，这个戏好，你写个剧评吧，我也不敢写，因为延安主要的文艺干部都说这个戏不好，丁玲、柯仲平、萧军说不好，萧军说主题人物都站不住脚，丁玲说童话传说四不像，音乐家贺绿汀、张贞黻，张贞黻是中国第一大提琴，他们说这音乐不中不西。
解说：艾思奇没有为难黎辛，而是在报纸上开辟了一个“白毛女”的文艺论坛，并写了一个暗喻，暗示各种意见都可讨论，一时间有人批评，有人表扬，争论日渐激烈。
黎新：西北文公团的团长上海左联的戏剧家张季纯写个文章，叫《白毛女的时代性》，说《白毛女》不好，有八点不好，有一点就是说黄世仁是书商世家，有文化的，怎么会**妇女当汉奸呢。
王丹一：艾思奇充分的让他们讨论，讨论了以后他自己才发表意见，他认为用这种形式宣传当时的农村翻身的故事阶级斗争的，是有他积极的方面，我们只要把一些修改的意见再提供给作者，让他做一些修改，不失为一个好剧。
解说：最后艾思奇在报上做了结论，简明扼要的阐述的他的看法，他认为《白毛女》是一部好剧，是值得学习和观赏的，文章见报后争论逐渐平息，此后很多年，《白毛女》多次登上舞台，成为了经典的红色剧目。
解说：1945年10月1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艾思奇和王丹一的第一个孩子李昕东降生了，小名东东，为了给王丹一补身体，艾思奇卖掉了他的钢笔。
王丹一：在生孩子那时候多么狼狈，艾思奇我们都没东西也没钱了，抗争八年了，他就有一枝钢笔，有一次他忽然拿了五个鸡回来，我说哪来的鸡啊，他说我让总务科长卖了我的钢笔，买了五个鸡，说产妇要喝鸡汤嘛。我说你可真不该，我说你好像是战士丢了枪，这是你的枪啊，他说铅笔也一样，我照样可以写文章。
李洌：我奶奶很高兴，就把这几只鸡圈起来，给它们做了一个鸡窝，当时跟院子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公务员，俩人一块儿搭了一个鸡窝，可是她快临产了，身子比较重，这个鸡窝也没有搭好，结果当天晚上这个鸡就让黄鼠狼给叼走了好几只，她实际上也没怎么吃到这个鸡，但是她每每回忆起来这件事就觉得心里很温暖。

解说：当时王丹一很少见到丈夫，东东出生后，艾思奇只给孩子洗了一天的尿布，就见不到人影了。解放后，艾思奇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住在清华大学对面的一个四合院里。
王丹一：因为小孩4岁，整天围着那个桌子，就爸爸给我画，给我画，没玩具，他又要玩，怎么办呢，就把那个鸡蛋，我就把鸡蛋煮了，他爸爸就在那个鸡蛋上，用毛笔给他画12生肖，马啊、兔子啊、狗啊，后来我说爸爸没空，妈妈给画，不要你画，你画的马不会跑，是瘸子，不要，就他爸爸给他画。
解说：解放初期艾思奇三进清华园和北大，给大学生讲课普及哲学知识被传为美谈，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还记得，1950年艾思奇受邀到北京大学讲课时的故事。
欧阳中石：艾先生从中央党校到我们北大上课去，有一天突然没来，我们觉得艾先生从来不会这样的，原来他从中央党校坐上汽车，到了北大门口忘了下车了，坐到海淀去了，又从海淀知道了才赶回来。
解说：最让欧阳中石吃惊的是作为哲学家，艾思奇对艺术也有着独到的见解。
欧阳中石：下了课以后我们就坐到一块，走不了了，下雨了，我们就说，别人就说都知道我和齐白石认识，他（艾思奇）就问我，你见过齐先生画虾吗？我说我见过，你说它为什么是透明的？我说他画的是淡墨，艾先生说淡墨也是带颜色的，也是黑的，这是透明的原因吗？
我说还有一点，他的虾的头上用比较深的墨，又在上面画了一道。就这样吗？我说就这样，他说你有机会再去看老先生怎么画的。
解说：后来欧阳中石，又亲眼看到了齐白石先生画虾，画的步骤与他的回答完全吻合。就在他暗自得意的时候，齐白石又在虾上补了一笔。
欧阳中石：我正在高兴的时候，白石先生又把这张画拿到跟前，用一个小笔蘸了一个比较浓重的墨，又在那个神色的墨里头中心又加了一条细线。我一看太了不起了。是，带淡墨上加了一道黑以后已经透明了，再加这一小笔简直是活了，我很高兴的回到艾先生跟前以后，我就说，我看明白了，他上面还加了一道呢。
嗯，这你算是看到真谛了，真的睿智了。那么这就是说艾先生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看出一个哲学家在深入到画家的境界中去，他是用哲人的头脑。真是我当时我佩服极了。
解说：艾思奇的爱好非常广泛，王丹一说，哪怕工作再忙，艾思奇也会抽时间，带她去看歌剧、芭蕾舞或者京戏。
王丹一：我工作也很忙啊，就是一个电话，就说你想办法在怀仁堂门口等我。那个时候我们欣赏了芭蕾舞，乌兰诺娃，就是苏联的最好的一个跳的天鹅湖、吉塞尔、仙女们，我记得那一段我们欣赏的音乐，京戏最多了，我也由此喜欢了这些东西。
解说：艾思奇喜欢古典音乐和交响乐，偶尔会用意大利语演唱歌剧，他身边一直珍藏着一个美式留声机，用它来收听短波节目。
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遗物中除了书籍就是几百张音乐唱片。李昕东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父亲唱歌的情景。
李昕东：那天正好我父亲就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就讲说我们歌咏比赛获胜了，唱的《抗大校歌》，然后我父亲就突然就眉头舒展，然后就开始唱起来了，坐到那儿唱。然后我妈妈也跟着就哼哼，因为那是他们非常熟悉，在延安就特别流行的一首歌，他就唱歌情绪挺激动的。
解说：艾思奇对自然科学、天文学也很着迷，由于知识丰富，经常被人叫作“百科全书”，同时他也很喜欢体育运动。
李昕东：就从知春亭游到龙王庙，从龙王庙再游到排云殿，然后就把我驮在背上，驮在背上我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会游泳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健美运动员，但是我后来，好像文革以后才有这种健美运动员，我当时感觉他就是像举重运动员的那种感觉，就是肌肉特别发达，就一块儿一块儿的，特别健壮。但是平常没有看到他有很大运动量的那种情况，那就是他青少年时期运动锻炼出来的。

解说：但是平静的生活没有持久多久，建国初期，艾思奇肩负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中央党校工作之外，他还有很多职务，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除了中央党校的工资之外，艾思奇不多拿一分钱，力求把每一项工作，每一篇文章都做到最好。但是，他的成就却引来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陈伯达。
王丹一：那个时候有一个食堂，那些领导人负责的主要教员都到那儿吃饭，他（陈伯达）莫名其妙，他走到艾思奇前面，他那个时候是教务长，还没到中南海，他说艾教员，就是说教员，他伸个小拇指，教员是九品官，意思就比芝麻官还要小，你别翘尾巴。
因为那个时候外头呢，好像好多重要场合，比如说给胡志明讲课，兄弟党，一个学员还到钓鱼台去给胡志明讲课，1950年，广播电台、北大什么的，他就生怕在外头翘尾巴，回来不服管。
解说：除了言语上的攻击，陈伯达开始找艾思奇学术上的麻烦，他先是肯定了《大众哲学》的作用，然后话锋一转，指责这本书里漏洞百出。
王丹一：就散布艾思奇靠一本书吃饭，就他那个《大众哲学》，其实《大众哲学》随便翻开哪一页都有错误。这个二元论、庸俗化，挂一个牌子吧，《大众哲学》大众化，就讽刺挖苦他，就说他靠一本书吃饭。
韩树英：他就组织的一些人，找《大众哲学》的毛病，他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马列学院第一期的学生，那当然都是一个调子，说《大众哲学》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个事情呢，后来艾思奇就表了态了，说是不再出版了吧。
解说：后来陈伯达又罗列了一些艾思奇的问题，上报到了中央，这场风波以艾思奇承诺《大众哲学》永不再版而收场，但事实上，直到今天，《大众哲学》仍然在出版并广为流传。
解说：1958年1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开始反右派。艾思奇带着韩树英、吴秉元等四个人，被下放到河南省登封县。艾思奇挂职地委副书记，这一年，大跃进之风已经越演越烈。
韩树英：召开了全国的小麦工作会议，最后定出来一个指标，什么指标呢？河南的温县跟偃师这两个县小麦要保三千斤争五千斤，我的天爷，小麦每亩地要保三千斤，争五千斤，那么全国呢？其他的各个县呢？是要保一千斤争三千呐，要平均都得一千斤呐到现在也做不到。
解说：当时登封县分管农业的部长，写了一篇社论准备发表到当地的报纸上，稿子发表前送到了艾思奇这里，一向沉默寡言的艾思奇发火了。
韩树英：他说，咱们登封是先进县，咱们不能停在一千斤，咱们争全县要两千斤保两千。就写了社论在登封的报纸上要登，送到艾思奇那儿最后他要审稿子的，一看他火了，他火了，他骂了一句，骂什么我不说了。完了以后那红笔一拉就把这个拉掉了。
解说：后来艾思奇听取了韩树英的意见，作为“犯了错误”而下放锻炼的挂职干部，不便强硬插手县里事务。最后艾思奇要求将文章中的“指标每亩两千斤”去掉，通过这件事他对眼下的浮夸风赶到更加忧心。
吴秉元：他给省里写过一封信，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意思呢就是光是提高指标，不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光靠这个不行，就是不能光是靠高指标不行，就是还是要实事求是，写过这么一封信。
韩树英：吴芝圃最后啊，我们十六个人临走的时候请了一个客，说了这么两句话，河南这几年的工作当然也有成绩，当然也有毛病，现实主义少了一点，浪漫主义多了一点。他这么抽象的来算有点儿讲到自己的不足了，缺点了，这个事也是由艾思奇的这个信引起来的吧，大概，他也是对他的表态吧，这也算是浪漫主义吧，那个指标高。
解说：1959年7月，艾思奇结束下放回到北京，在哲学教研室内部总结会上，他做了一段讲话。第一句是，看起来我们的唯物主义还不够彻底。
王丹一：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我们不改正群众要打扁担呐，他个人的力量多么有限，那全党全中央都意气风发了，大跃进他提一点反面的意见，那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就是出于理论家的良心啊。但是那个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因为他是内定的中右啊。

解说：建国后的十年时间，艾思奇发表了大量文章，从社会学、唯物论、矛盾论等角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61年，艾思奇主持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步哲学教科书。
1965年，艾思奇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即去杭州开会。到了杭州以后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召见几个人谈话。
王丹一：他（毛泽东）那个时候，并不告诉说我们要搞文革了，就是说我们要叫这些干部学30本书，经典，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经典著作，这些干部他们有一些都没有读过，你们这些作为教员的你们要辅导。你们最好辅导这些干部学这30本书。
解说：但是这次谈话并不愉快，毛泽东提到了“海瑞罢官”的问题，他要求艾思奇写一篇批评文章，影射彭德怀。
韩树英：艾思奇表了这么一个态，他说我不是搞历史的，我是搞哲学的，这样的文章恐怕我写不好，还是找一个搞历史的同志写，是不是就更好一点。这就把毛主席对他的这个召唤和邀请这么的不软不硬的顶回去了，这个态度这就是艾思奇的态度。这是他一生里边最晚年那么一种政治态度。
解说：当时已是文革前夕，艾思奇委婉地拒绝了毛主席的约稿后，就病倒了，他早已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王丹一：他已经很病重了，我去给他送饭，他住的普通病房，没有现在的干部病房，所以我现在我一住到干部病房，我都非常感慨，我觉得艾思奇一个人一生太苦太苦了，他想吃什么呢，他想吃酸奶。没有酸奶器，也买不着酸奶，后来我第一次我想做酸奶，我就想个什么办法呢，大概是弄了一点醋，搁到暖气上，然后能做成酸奶。然后这个酸奶呢，下一次就留，再做一杯给他吃，他就说好吃极了。
解说：艾思奇21岁离开故乡腾冲，直到去世再也没有回去过，整整35年。但他一生乡音不改，对故乡无限热爱，在晚年病重的时候，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只有只有故乡的味道。
1966年3月7日晚上，艾思奇家里的电话骤然响起，是胡绳打来的，王丹一犹豫着是否要叫醒病重的艾思奇。
王丹一：现在我，后来后悔也没法挽回了，我应该不告诉他，可是他已经走到了，听到，说谁来电话，我就说了一下胡绳，他知道胡绳来电话一定是重要的，而且是在钓鱼台，胡绳就把他找到钓鱼台去了。
解说：从钓鱼台回来之后，艾思奇对于那晚与胡绳的谈话三缄其口，当夜艾思奇就突发心绞痛，送到医院急救。那么胡绳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呢？
王丹一：永远是个谜，胡绳后来也没有跟我们讲过，胡绳不讲谁知道，他已经病那么重了，谁知道，不知道，肯定是有惊人的消息，他肯定受了一定的刺激，而且呢受凉。
韩树英：他最后去世的时候，那个悼词稿子送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给他加了几个字，说他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解说：与早年延安时期相比，晚年艾思奇虽然著作等身，但在政治舞台上却倍受冷落，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才被提拔为中医中药副校长，而他去世后更赶上十年动荡，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时期。2010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办座谈会，纪念艾思奇诞辰一百周年。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艾思奇是一位毕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
张研农：他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己任，把自己的学术生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把深奥的哲学原理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出来。
王伟光：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宣传和普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曾子墨：曾经有一家报刊登过一篇题为《我还是艾教员》的文章，文章记述了艾思奇一次到中南海的怀仁堂出席会议，一些他熟识的已经担任了重要职务的朋友，在见面聊天之后，便问及艾先生现在在做什么，言外之意凭他的学识和能力，也一定担任了重要职务，但艾先生却坦然地说，我还是艾教员，的确直到他逝世，都始终是一名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堂上的教员他出任的最高职务不过是代理河南省开封地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可是他的学识和人品却令世人敬仰，他的精神就如那本《大众哲学》一样历久弥新。
感谢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