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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老同学的信（23）
老同学：你好！中国无产阶级要跨越“卡夫丁峡谷”除了资本这个破坏因素和中国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因素以外，我觉得还有几千年的官僚制度的破坏因素。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对这种破坏因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ZF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七十页）。
一，中国的官僚政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专制政体官僚制度的产生，第一，以水来说明。把治水或讲求水利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关联起来。第二，以“外敌”来说明。马扎亚尔认为“这个官僚制度，是因为实行密度灌溉经济的必要，指导这经济的必要，和一方面组织抵抗游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游牧人为农夫的必要而产生的”。第三，以士的创造力量来说明。吴保安君的意见“君主集权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他，这些人便是士”。王亚南认为，以上只是次要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当土地这种自然力，这种在当时的基本生产手段，以任何方式被把握在另一部分人手中的时候，需要利用土地来从事劳动的农奴或农民，就得依照其对土地要求的程度，与土地所有者——领主或地主——结成一种隶属的关系，把他们全部的剩余劳动，乃至一部分必要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用贡纳、地租、赋税或用其他名义提供给土地占有者。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于是，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始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二，中国官僚政治的三个特征：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
延续性：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那个历史阶段是由官吏支配农民，是施行官僚政治。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二千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施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力的转移。
包容性：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而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再次，我们得讲到比较狭义上的诸文化事象。中国文化中的这每一个因素，好像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
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要之，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那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贯彻性：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为实现那种政治理想的补充物。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布衣可以为卿相”，卿相亦可以变为布衣的事例，并不会把官吏与农民间的社会鸿沟填平。而“从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期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会事象视为当然，而不论它们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为稍有现代政治意识与人类同情心的人所不忍闻和不忍见。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收拾残局，重整山河；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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