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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第一，两税制（田税和人头税）。第二，科举制
当统治阶级中贵族官僚化的成分加重，乃与全部赋税逐渐集中到中央的事实相照应。就被支配阶级的农民说，究是把赋役直接贡献到专制君主于他们有利，抑是以私属的名义，把赋役贡献给强豪于他们有利，他们似乎很不易抉择，因为他们始终就不曾由任一统治方式得到负担比较轻松的好处。可是，在支配阶级方面，那种转变，就关系很大了：门阀或强豪对赋税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央经济权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离心局面的造成。在门阀或豪强越来越和皇帝对立的时候，皇权对这些新历史课题，也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很适当的处理办法的，而是经过了不少的尝试努力，才为自己，也为了此后其他各专制王朝，在经济上提出了两税制，在思想训练与仕途控制上提出了科举制，而在对内对外的武力上提出了府兵制。这三方面的体制。
中国官僚政治在中世分立局面以后的高度发展，在田制税法影响官僚内部经济利益的分配，而经济利益的分配，又影响仕途控制或拔用人材、造就人材的限内，既然田制税法方面已不能维持均田制租庸调法，而采行了以资产为课税对象的两税法，由是而有“丁随粮行”的一条鞭法，乃至“永不加赋”的“丁银摊入地粮”法，那末，在用人方面，也就显然不能再袭用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法或九品官人法。每种新的经济体制，是须得有种能与其作有机适应的社会制度来配合的。由隋唐开创的科举制，正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分别呈现的新事态所形成的结果。
开科取士体制，至唐始大臻完备；而我们在此所当注意的，倒不是它分科规定的如何详密，而是它对于官僚政治有如何的补强作用。考试大别为学馆生徒试，乡员试和诏试，除后者为间一举行者外，其余两者为取士重要途径，而整个科举制对于官僚政治所曲尽的功能，亦存于此两者之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科举限制愈严，竞争愈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愈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愈易卑躬屈节表示忠诚。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
四，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中国士宦的政治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联系，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延续，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那就会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四，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是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官僚或士宦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已充分地从相反的方面显示出其对极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轮廓。中国传统的官僚生活，既如前篇所述，把经营商业、高利贷业及地产业作为其并非不雅驯，且并非不合法的勾当；而由是在许多场合，甚至视贪污为“当然”，于是，在其对极，农民方面，就不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形态拘束在欧洲中世及其以后相当长期间的农奴生活形态上。换言之，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由中国官僚封建社会形态限定它具有较包容得多，较复杂得多的内容。
中国的农民是以具有极坚强的忍耐性见称的。然而，他们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再再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农民“小人”确实是“学道则易使也”！可是，正惟他们不是天生的“易使”，而是“学道”则“易使”，所以，一旦当做“道”来范围他们的社会组织、伦理教义、政治权力发生破绽，他们即使谈不上什么政治自觉，也将因所受社会经济压迫剥削的过火，而使他们的极度忍耐见机突发为不可抑制的反抗。
以上简单地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对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破坏作用作了介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坑害人民。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为了消灭这种官僚政治，还不得不采取旧的官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继续采取郡县制、继续采取国家、省、地、县、乡、村这种组织形式、继续采取税收供养官僚制度、继续采取上级委派制度、高考制度等等。但是毛泽东从革命的时候起就和官僚制度作无情的斗争，在革命中官兵一致，在解放以后取消军衔制，一切干部都要参加劳动，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时刻利用整风运动清除官僚主义作风，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工资和工人的一样多、取消高考制度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消灭官僚政治服务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业集体所有制，工业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在全国人民既是生产的主人，也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的主人这个基础上的。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被抛弃，工业全民所有制变成私人资本家所有制，全国劳动者变成雇佣劳动者，生产变成发财致富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王亚南揭示的中国官僚政治全面的恢复了。比起几千年的官僚政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每个中国人民都能亲身体会到的事实！
劳动者201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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