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是我国银行改革的产物。组建城商行的目的是防范化解城信社累积的金融风险,而非规模扩张;因此,自出现城商行开始,其经营区域就被限定在单一城市。加之继承城信社而产生的巨额不良资产和严重资本不足,成立初期的城商行亦无区域突破的实力。监管层限制加城商行自身实力不足,催生出城商行的市场定位:“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
但从实践过程看,由于银行的竞争、分化、扩张,监管层逐渐放松了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监管思路,允许有实力的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所谓“跨区域”,是指在所在城市之外布局,包括在郊区(县)、周边(同一经济区)及不同经济区的布局(在国家主权边界内)。从银行业实践来看,自批准组建徽商银行,到批准上海银行开设宁波分行,再到北京银行多家异地分支行建立,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步伐逐渐加快。当然,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监管层至今未完全放开城商行跨区域经营。
一、国外研究综述
从各国银行业实践来看,只有少数国家曾对银行经营地域进行限制。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严禁银行跨州经营,但此后逐渐放松,1994年Riegle-Neal法案进一步解除限制,规定商业银行自1997即可完全实行跨州经营、兼并和吸收。
理论上主要存在支持和反对银行跨区域经营的两种理论,从西方研究来看,支持跨区域经营是主流,但也有反对之声。早期美国反对跨区域经营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即防止垄断、保证银行体系安全及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Flannery证明跨区域经营限制确实增强了小银行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而2008年美国富国银行正因为有效控制了经营地域(其经营区域仅限西部少数州),而免遭金融危机的致命伤害。以下着重分析放松区域管制的正效应。
(一)放松地域管制与银行(业)效率
George等通过考察美国20世纪50~60年代企业兼并浪潮、联邦法案规则变化及其他行业放松区域管制实践,得出银行业放松管制(定价、跨区域经营和进入)会使银行数目减少,效率提高,规模增大以及产品多样化,并最终有利于消费者。Beng Soon Chong(1991)运用事件分析法得出类似结论,但强调利润率提高的同时,增加了银行的市场风险。
Allen(1993)对美国银行1980~1989年间观测值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表明银行总资产在扩大到5亿美元时才会出现规模经济递减;而取消地域管制以后,仍处于规模经济递增阶段的小银行可以继续扩大规模,直至在最有效规模上运营。
Edward(1996)研究了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法律修订过程,认为20世纪70~80年代经营区域受限银行不断破产倒闭,信用储蓄社倒闭危机以及金融全球化,加快了法律修订进程。而此间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并未出现垄断问题,也打消了政府的疑虑。
Jith & Philip(1998)证明了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取消之后,美国银行绩效显著提升。研究表明,银行营运成本和贷款损失随联邦政府允许在本州设分行及跨州经营而显著下降。对银行业而言,放松管制提高了银行中介服务的质量,提升整个资本市场的效率,并将整个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到最优水平。
Astrid(2003)验证了Riegle-Neal法案通过银行跨州经营对金融市场结构、银行服务及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管制放松提升了银行面临的环境质量,改善了银行的行为。首先,经营区域多样性规避了单一城市制的贷款集中度风险;其次,可能提高银行的利润率,原因是效率低的银行不得不减少市场份额或退出市场,而高效银行会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Kevin & Philip(2003)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二)放松地域管制与金融市场结构
金融市场结构主要考虑金融市场竞争和垄断的程度。银行市场结构一般用存款集中度(HHI)衡量,HHI越低,表明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反之,垄断程度越高。
Jith & Philip(1998)检验了州内设分支行及跨州设分支行对HHI的影响。研究发现,州内设分支行使州内存款集中度增加,而跨州设分支行则使州内存款集中度下降;而不论州内还是跨州设分支行,小银行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这表明,取消地域管制之后,银行市场发生了资源重新配置,高效银行获得了更大的成长空间,并挤占了小银行份额。允许跨州经营后州内存款集中度下降可能因为州外银行进入本州,使存款集中度降低。在取消地域管制的过程中,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大银行和高效银行更具竞争优势。
Astrid(2003)的研究表明,Riegle-Neal法案通过之后,大都市统计区(简称MSA,是以一个或若干有一定规模数量的中心城市和若干相邻城镇组成的区域)内HHI指数略微下降,但差异不大。MSA内市场支配结构(DFS)期初期末没有显著差别,即控制本地存款的主要银行数量没有显著变化,从而在城市范围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未因放松区域管制而显著变化。但当把美国划分为9大区域进行类似研究时,结果差别很大。研究期内,HHI指数在9大区域内均显著上升,而期末各区域占支配地位银行数相比期初大幅减少。
此外,Nicola(2004)展示了欧盟允许银行跨国经营对非金融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29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欧盟银行业管制放松,引起金融市场高效竞争,降低了非金融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此研究同时支持另一观点,即在欧盟国家中,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随管制放松而降低,银行业竞争程度得以提高。
(三)放松地域管制与经济增长
Jith & Philip(1996)通过研究美国银行跨州管制放松,证明了金融市场能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研究发现人均真实收入和产出增长均显著相关于跨州经营改革。银行跨州经营促进了经济增长;银行信贷质量改善、容量稳定是经济更快增长的原因。
Jith & Philip(1998)研究认为,放松管制带来的银行经营成本降低不仅增加了银行收益,且随贷款利率的降低而惠及普通贷款者。他们利用各州数据对取消地域限制与个人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取消限制后,收入增长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在经济衰退时,取消地域管制的整体经济状况都更优秀。计量模型检验证明了取消地域管制在短期和长期均会促进对个人收入和经济增长,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10年以后依然十分显著。
Margaret(2004)利用美国1965~1994年的数据验证了银行区域管制放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实证分析表明区域管制放松引起的银行市场规模扩张和州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以此作者断定政府允许银行在州内建立分支机构或跨州经营将促进本州的经济增长。但是,作者也承认了分析的漏洞,即研究并未涉及经济增长对银行管制放松的影响。由于未检验银行管制放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仅能证明两者相关。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城商行的发展,经历了从限制跨区域经营到有条件放开的过程。监管层限定只有达到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商行才有资格申请跨区域经营。达标的城商行中,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的实力是最强的,其跨区域经营的步伐也是最快的。以北京银行为例,2007年底,其总资产已达3542亿元,在城商行中排名第1,在全国所有银行中也已排在第13位;截至2008年11月,北京银行已拥有5家跨省分行,其区域布局的速度在城商行中也是最快的。无论从监管层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分而治之”的监管原则还是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实践来看,“实力”仍旧是决定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基础。以下着重讨论学者不支持与支持跨区域经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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