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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众所周知，诺贝尔科学奖是自然科学的顶级奖项。但有一种疾病，4位科学家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它就是疟疾。
疟疾的病因是什么？传统医学的风寒暑湿，以及瘴气、疟邪，是不需要证据的，相信就可以了。但对于现代医学来说，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猜测就永远是猜测。
在疟疾病因的科学发现上，最初取得重大突破的是法国的阿方索·拉韦朗（Alphonse Laveran，1845－1922，图1）。1880年，拉韦朗在阿尔及利亚疫区疟疾病人血液里发现了一种原浆虫，猜测这就是疟疾的病因，他发表了一篇通讯，但这个前无古人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1882年，他在罗马疟疾疫区病人的血液里找到了同样的原浆虫。随之，世界各国科学家都看到了这个虫子，因为显微镜如此清晰地将它展示在世人面前。
图1 拉韦朗于1880年发现了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
在发现疟原虫之后，拉韦朗敏锐地意识到，疟原虫并不是人体自带的，很可能是属于蚊科的寄生虫。基于此，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疫区建议消灭沼泽地以断绝蚊子的孽生源头。结果如他的猜想，疟疾大大减少。拉韦朗的一生，除了疟原虫外，对孢子虫和锥虫，也有非凡的原创研究，他开拓了原虫性疾病的领域，不止疟疾而已。1907年，拉韦朗因为发现并阐明原虫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它不是第一个因为疟疾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在拉韦朗研究的基础上，意大利医师卡米洛·戈尔吉（Camillo Golgi，1844-1926）进一步查明了疟疾中的隔日疟和三日疟的病原微生物不是一种疟原虫。他们的研究成果，彻底终结了延续1500多年的“瘴气理论”。
找到了疟原虫，但疟原虫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进入到人体的呢？除了拉韦朗外，最早猜测疟原虫是经过蚊子传播的还有本文的主角，被称之为“蚊子曼森”的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图2）。
图2 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
曼森的最大贡献，是促成疟疾病原学研究的第一个诺贝尔奖。1894年，当曼森在伦敦碰到罗纳德·罗斯（RonaId Ross，1857-1932，图3）时，就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疟疾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比他年轻13岁的英国后生，作为长者的曼森鼓励罗斯在印度这个研究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将蚊子传播疟疾的途径彻底搞清楚。
图3 罗纳德·罗斯（RonaId Ross，1857-1932）
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罗斯的生活和工作轨迹。他在印度工作期间，耳闻每年死于疟疾的印度人高达100万以上，他在街头亲眼见到被疟疾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患者，这些人发病时的惨状，在他的脑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曼森的激励下，罗斯于1895年3月28日告别妻子，离开伦敦返回印度。在印度安得拉邦北部的塞康德拉巴德，潜心于蚊子与疟疾的相关性研究。罗斯把蚊子捉来，放进蚊帐里，让它们去叮咬那些雇来的躺在帐子内赤膊的疟疾患者。为了吸引蚊子，罗斯用了很多办法：让受试者在火热的阳光下接受曝晒，他认为这样可以晒出某种气味，诱惑蚊子去叮咬；往受试者身上浇水，他以为这样也能够将蚊子吸引过来……待蚊子吸过这些疟疾病人的血液后，罗斯对这些该死的昆虫进行解剖，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罗斯便写信给远在伦敦的曼森，向他求教。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特别是解剖了大量不同种的蚊子之后，罗斯终于在1897年8月20日，最先在一种学名叫“按蚊”的蚊子的胃壁上找到了苦苦寻觅的“猎物”——雌性疟原虫！第二天，罗斯继续他的研究，当解剖到一群蚊子的最后一只时，获得了同样的结果。这一成功使罗斯兴奋不已，当即写了一首诗：“今天，是上帝将他的怜悯放在了我的手中……我禁不住感恩的眼泪……那杀死百万人的祸首啊！我终于找到了你狡猾的足迹……无数人将获得拯救。”罗斯因此获得了1902年诺贝尔医学奖。
1948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破天荒地颁发给了一名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Paul Hermann Müller，1899-1965，图4）这是与疟疾相关的第三个诺贝尔奖。1874年，德国化学家偶然合成了一种新的物质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它的另一个名字叫DDT。当时谁也没发现它的用处，直到米勒几十年后把它喷到蚊子身上，可以干扰蚊虫的神经系统，让它们也变得“古怪”，先剧烈痉挛，然后逐渐麻痹，最后走向死亡。1947年，印度一共出现7500万例患者，超过80万人死亡。随着DDT的运用，印度新增的疟疾患者1965年不到10万，死亡的人数更是接近于零。遗憾的是，后来DDT破坏环境的恶果开始显现，这种杀虫剂最后被禁用。当然，其他的灭蚊剂续继诞生，填补了这个空白。
图4 保罗·米勒（Paul Hermann Müller，1899-1965）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2015年，与疟疾相关的第四个诺贝尔奖，由我国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的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获得。青蒿素的发现，每年都在非洲等地区挽救着数十万人的生命。当然，疟疾治疗的最初突破，要追索到1820年，法国化学家彼埃尔-约瑟·佩尔蒂埃和约瑟-B·卡方杜合作，从金鸡纳树皮和其他植物中分离出了奎宁，由此开启了以天然的或化学合成的方法制成药物的新思路。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越南战争交战的美越两军都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
图5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美国投入大量资金，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能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越南则向中国政府求援，我国60多个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于1967年投入抗疟剂药物的研究中。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屠呦呦从古代医书有关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中受到启发，提炼出具有全新化学结构和显著抗疟功效的新药——青蒿素。
20世纪70年代后期，科研人员又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加以改造，合成抗疟效果更好的蒿甲醚等新药。与此同时，我国科研人员研制的另一种化学抗疟新药——本芴醇也横空出世。80年代以后，科研人员继续攻关，最终研制出综合蒿甲醚和本芴醇两药特点的复方蒿甲醚，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达到新的高度。
引自-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14138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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