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人口转变如何影响“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 - 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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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cko 发表于 2011-9-16 08:08:2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倒序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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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如何影响“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

本文来源于《比较》 2011年第2期出版日期2011年04月01日

蔡昉

全文下载（图文并茂） 蔡昉：人口转变如何影响“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docx (205.41 KB)

一、引言

　　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实现了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场急剧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显著下降的基础上，80年代以来继续下降。总和生育率在1969~1971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5.7，1979~1981年的平均水平为2.6，1979~1981年为2.3，1992年以后降到2.0，以后一直处在更替水平之下。目前，一般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关于生育率水平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在人口转变进程上，已经超过了经济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世界平均水平为2.56，发展中国家为2.73，发达国家为1.64，而中国为1.77。

　　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生育率下降，同时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16～64岁之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时间上显现一个先上升，随后下降，直至零增长的倒U型变化轨迹（Williamson，1997）。这个变化形成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的人口红利，即在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间，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分析表明，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蔡昉和王美艳，2005）。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直至停止，这种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根据预测，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时间为2013年，此后因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的显著上升而提高。换句话说，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失去充足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被形象地称为“未富先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为6.8%，2010年提高到8.2%；而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分别为4.4%和5.0%。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通常是不可逆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经历过一个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目前也都面对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此，中国解决“未富先老”的出路不是逆转人口转变，而是加快经济增长，使人口结构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在今后10～20年时间里，中国得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不再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例如，如果保持1978~2009年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十二五”结束时，以2010年为基期的中国人均GDP可以超过6 000美元，2020年前后可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①。那样的话，以发达国家作为对照组，中国老龄化程度并不算很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和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11.7%和15.9%，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比重分别为19.1%和22.5%。（①从JCER（2007）和Fogel（2007）的预测，都可以得出类似的乐观结论。）

　　可见，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的特殊挑战在于应对“未富先老”。换句话说，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出发，实现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持续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未富先老”有一些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与高速经济增长，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经济发展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10）。这时，劳动力成本提高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必然反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相对弱化。按照简单的比较优势原则，这意味着产业结构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而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模式上，否则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也仍然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因而总体而言，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不具有比较优势。这就是说，人口转变造成的“未富先老”特征，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经济发展现象，在逻辑上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上，一个国家总是因其资源禀赋特征而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因而可以从贸易中获益。然而，对于全球化影响的研究显示，富裕国家劳动者具有更高技术和技能，在全球化调整中管理性岗位增加更快，而贫穷国家虽然不具备这种技能优势，却能增加非熟练就业岗位，而处于中间的国家则两类劳动力优势都不甚明显（Eeckhout和Jovanovic，2007）。扩展来说，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较少。其实，这就是一部分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释。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过程。通过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非农产业、城市和沿海地区，并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发挥出劳动力丰富和低成本的资源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优势。毋庸置疑，迄今为止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明显获益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迈过刘易斯转折点，具有了日益突出的“未富先老”特征，以往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及其手段，则越来越不适用（Gill和Kharas，2007）。因此，在进入“十二五”时期之际，中国迫切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形，按照中等收入阶段的特点，针对面临的重大挑战作出新的战略性选择。

　　本文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即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揭示随之而来的“未富先老”挑战，并着眼于如何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针对性地提出“十二五”时期的三项重要政策选择，即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实现产业转移与升级、发挥技术赶超中的后发优势。

二、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概括的典型二元经济的特征是农业中存在大量取之不尽的剩余劳动力，工业的发展可以在生存工资水平上持续获得劳动力供给（Lewis，1954）。而二元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是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即高速经济增长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超过劳动力新增速度，以致形成工资持续上涨的趋势，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超过生存水平。虽然在这个阶段上剩余劳动力尚未吸纳殆尽，工资也没有提高到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上（满足这些条件，在发展经济学中被称为商业化点），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发生，工资显著提高，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在发生变化。因此，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具有重要的经济发展含义。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以下几个事实密切相关（Lewis，1972；Ranis和Fei，1961；蔡昉，2010）。第一，人口转变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作为生育率下降的结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并预期在较近的时间内停止增长，劳动力供给趋紧。第二，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以吸纳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而且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速度足够大，保持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第三，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开始改变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再为零，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显著提高，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显现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趋势。

　　劳动力供求变化

　　作为生育率下降的代际变化效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达到最高点，随后开始递减。相应地，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由于农村人口转变相对滞后于城市，其劳动年龄人口减速发生的相对晚一些，在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中支撑着城市劳动力需求。图1显示了2002～2022年间，考虑到自然变化和机械变化的城乡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其间，城市为净增长，农村为净减少（由于净迁出）。图中，浅色面积表示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度新增量，深色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的减少，作为负值的浅色面积是城市增量中农村迁移人口满足的部分。在期间，作为劳动力供给基础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明显的增长递减趋势，从2015年开始，农村转移出的数量开始少于城市的新增量，城乡总劳动年龄人口呈负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在持续。而且，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迅速扩大（蔡昉，2010）。许多研究者得出就业增长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结论，主要是由于被中国就业统计数据若干不完整和不一致之处所迷惑。首先，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没有包括在城镇就业统计中。2010年，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存量达到1.5亿，其中绝大多数进入城市就业。其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新增劳动者和下岗再就业为主体的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分部门和分地区的就业统计中得不到体现，以致任何非加总的分析都遗漏了这部分就业，而其规模在2009年仍高达9 000余万人，占全部城镇居民就业的28.9%。此外，在本乡镇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往往被就业研究者所忽视。这个部分就业虽然没有显著的增长，但存量仍然不容忽视，其中稳定的非农就业者也接近1亿人。

　　下面，我们突破官方单一统计来源，尝试揭示城镇实际就业数量，以此作为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的代理信息。我们不考虑农业就业和农村非农就业的情况，因为农业中劳动力使用的绝对数量是逐年减少的，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也没有明显增长。因此，我们主要考察包括进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就业增长。根据推算，我们知道在2009年城镇3.1亿就业人员统计中，有大约12.5%是农民工，约为3 896万人，远低于实际农民工数量。2009年底全国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为1.45亿，其中95.6%进入城镇。因此，我们需要把城镇就业统计中的农民工刨除，形成城镇居民就业的数据系列，然后，再通过国家统计局每年的报告，得出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总规模。我们观察这两个就业规模的每年存量，并将其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进行比较（见表1）。从中可以看到，在考察的2002~2009年期间，城镇就业总量增加速度快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两者比率逐步提高。这个变化显示了背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失业和冗员的减少。如果将这些数据系列转化为每年增量，则可以得出结论，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不具有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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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转变经济发展十二五 Williamson 人均GDP增长率生育率改革开放中国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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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cko 发表于 2011-9-16 08:09:03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中国资源禀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不再像理论假设的那么低下，工资不再由生存水平决定，而是更加敏感地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随着2003年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且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普遍上涨，并保持持续增长至今。在图2中，我们选择几类工资数据，展示其过去10年的变化。其中，农业中雇工工资为日工资，非农产业和农民工工资为月工资。下面，我们解释各类工资数据来源，并简述变化趋势。

　　首先，我们观察农民工工资变化情况。系统的农民工工资数据，只有2001年以后才能获得，此前普遍认为非常低且多年保持不变。数据显示，农民工工资在多年徘徊不变之后，2003年以来提高明显加速，在2003～2008年期间保持实际年增长率10.2%。即使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遭遇了短暂的就业冲击，由于经济复苏较快，加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工资增长幅度仍然较高。与图2来源一致的数据显示，2009年农民工工资为1 216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7%。而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200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达到1 783.2 元，比上年实际提高17.8%（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0，第40页）。

　　其次，我们考察非农产业中工资变化情况。分行业工资数据的特点是，它们是从企业报表汇总而得到的，主要反映正规就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变动。我们选取使用较多非熟练工人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发现这两个行业的工资提高速度也很快，在2003～2008年期间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10.5%和9.8%。事实上，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变化，对非农产业正规就业或城镇居民就业具有代表性。

　　最后，我们来看几个农业部门使用雇工的工资变化情况。如果非农产业劳动力短缺，从而工资上涨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则同样的因素也会导致农业中劳动报酬的明显提高。虽然雇工的使用并不遍及整个农业，但是，能够通过系统的调查得到雇工工资数据，仍然解决了如何从农业经营总收入中区分劳动报酬的难题。从图中列举的几个生产部门看，在2003～2008年期间，粮食生产中雇工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5.1%，棉花生产工资年增长11.7%，在规模养猪中就业的工人工资年增长21.4%。

三、“未富先老”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本身是以人口转变为隐含前提的。例如，他关于二元经济的定义——“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小或等于零”，就隐含着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外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和高出生率的惯性，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又由于农业是更初级的生产部门，所以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被积淀在这个部门。又如，他曾经尝试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转折点作出预测，依据是这两个国家当时显示出来的急剧的出生率下降趋势。可见，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无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还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抑或作为中间阶段性变化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都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人口转变阶段是二元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重要基础。

　　因此，中国人口转变的“未富先老”特征，也不可避免地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相应的政策选择，打上特殊的烙印。主要表现在在到达转折点之后，面临着新的增长源泉的严峻制约。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人口机会窗口的过早关闭，必然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的加剧（见图3）。如图所示，首先，看先行国家。日本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都远远早于中国，但是，其人口抚养比下降到低点后持续了20余年。韩国作为高收入国家，其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开始得早，持续时间长，几乎在与中国相同的时期结束。第二，泰国跟中国的人口转变轨迹基本相同。第三，看后来国家。越南人口转变要比中国晚，从人口红利期的角度，其比较优势恰好与中国形成接续关系。而印度将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是潜在的比较优势接续国家。下面，我们分别讨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利用技术后发优势、人力资本积累等与保持竞争力和增长可持续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继续投入物质资本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并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发展历史上，不乏经历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转折点之后，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转变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为主的模式上，而失去增长可持续性的事例。例如，日本199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乏力①，根本原因就是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Hayashi和Prescott，2002）。总体而言，特别是与改革开放以前全要素生产率为负的情形相比，该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居于重要地位。进行国际比较，也可以得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较好的结论（Kuijs，2009）。然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若干特点，存在着不可持续性。（①日本早在1960年左右便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到1970年之后，抚养比降到最低水平，但在低抚养比上稳定了多年，直至1990年以后才显著上升。因此，一般把1990年作为其人口红利结束的时间点（见图3）。）

　　第一，劳动力在部门和城乡之间流动所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实际上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例如，分解生产要素投入未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7）估计，劳动力在部门和所有制之间的转移，对改革前期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为16%。蔡昉和王德文（1999）估计，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对1982~2000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为2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转移速度的减慢，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趋于式微。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呈现下降趋势，如果不进行必要调整的话，这个趋势将会继续。根据高路易（Kuijs，2009）的研究，在潜在增长率构成中，就业增长的贡献始终是迅速下降的，劳动生产率贡献相对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是下降的，从1978~1994年的3个百分点降到1995~2009年的2.7个百分点，预测在2010~2015年期间进一步降到2.3个百分点。相应地，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迄今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并将在2010~2015年期间保持高位，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则是，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维系着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即便如此，该研究也预测了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即从1995~2009年的9.6%下降到2010~2015年的8.4%，进而2016~2020年的7.0%。因此，“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中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唯一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

　　技术水平

　　与技术效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技术创新。从技术创新看，中国的赶超速度虽然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例如，虽然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SalaiMartin，2010）中，中国竞争力指数排在第27位，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规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则大多排位较低。例如，金融市场成熟度排在57位，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在60位，而技术准备仅仅排在第78位。

　　此外，中国的科技政策专家普遍认为（如方新，2010），从论文数量和质量、专利技术的数量、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等方面看，虽然中国进步很快，但是，远远没有处于世界前沿水平上。企业更是缺乏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对技术引进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正如表2所示，中国在研究开发上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以及百万人专利件数，都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科技现状，因其对生产率水平的制约，无疑构成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大挑战。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改善，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前述预测模型中，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则会进一步下降。相反，如果通过教育和培训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则可以减缓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幅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以往的潜在增长率。

　　虽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但是，中国在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上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例如，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看劳动者素质（见图4），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判断。第一，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差距仍然是巨大的。在所有的年龄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都显著低于美国。第二，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水平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例如，受教育年限在20岁年龄组这个起点上，中国就比美国低28.8%。这个差距在30岁扩大到34.6%，40岁为38.9%，50岁为47.0%，60岁高达55.5%。

　　不仅如此，在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趋势，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回报率相对降低。以农民工为例。以农民工平均教育水平——初中作为参照组，高中以上组的相对教育回报率从2001年的80.4%，下降到2005年的75.3%和2010年的57.1%；高中组则从2001年的25.9%，下降到2005年的17.3%和2010年的16.9%（蔡昉和都阳，2011）。这就是说，随着就业机会增加和非熟练工人工资提高，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继续上学的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加上学费等有形物质支出，受教育激励显著降低，有时甚至会出现从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现象。这将导致未来劳动者素质不能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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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cko 发表于 2011-9-16 08:09:22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四、政策调整与选择

　　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理论都已经表明，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的类似挑战，集中表现为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处于较低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因此，保持既有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并挖掘新因素，要求尽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对中国来说，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

　　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式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更重要的是，国内消费需求与现行的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因此，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Chun，2010）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20美元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在图5中得以展示。从中可以看到，第一，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产阶级”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①“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CULS）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分别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等5个城市，对外来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及家庭进行调查。调查对城市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都具有代表性。）

此外，从图5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扩大消费的途径，即消费需求的显著扩大，是居民脱贫、收入分配改善，以及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的结果。①例如，使贫困家庭摆脱贫困即人均收入超过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可以使其消费水平提高120.5%；进一步，进入人均收入2～20美元的中等收入组后，消费水平继续显著提高，其中从农民工家庭所处的4～10美元收入组，通过获得城市户口而实现市民化，即进入人均收入10～20美元组别后，消费水平可以大幅度提高117.8%（Chun，2010）。扩大这个中产阶级群体，并促进居民收入在其内部向上流动，可以使现行产业结构有延续的时间。

（①一些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使得收入分配可以得到改善（Minami和Ono，1981）。关于中国城市化的不完整性，即农民工进入城市却没有获得城市户口，从而未能被社会保障充分覆盖的问题，可参见蔡昉（2010）。）

　　国内雁阵模型

　　虽然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显示出普通劳动者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明显趋势，而且，劳动者工资的地区差距也在缩小，但是，由于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比较优势仍然是有差异的。按照以往在国家之间特别是东亚各经济体之间表现出的雁阵模式，即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市场转移和投资转移，重新配置在那些尚具备比较优势的经济体（Kojima，2000），可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之间展开（蔡昉、王美艳和曲玥，2009）。具体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

　　根据一项估计（蔡昉和都阳，2011），农民工工资差异在普遍下降的同时，区域因素的贡献也有所下降，从2001年区域因素解释工资差异的56%，到2010年区域因素解释工资差异的51%，但是，这个区域因素毕竟仍然存在。此外，在东部发达省份，农民工对现行工资水平的不满意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也就是说，相对温和的工资上涨速度和较低的工资水平，在一定时期内，中西部地区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高于东部地区甚至发展中邻国的比较优势。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是，ZF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欧洲“梅佐乔诺现象”的发生（Hayashi和Prescott，2002；Sinn和Westermann，2001；蔡昉，2011）。目前，在中央ZF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脱离比较优势，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蔡昉、王美艳和曲玥，2009）。

　　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仍然存在着制度性障碍。例如，那些转移到城市就业并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因而也没有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覆盖率较低，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和升学遇到困难，剩余劳动力转移乃至劳动力供给的潜力，远没有充分发挥。因此，通过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特别是将那些目前缺乏迁移意愿和能力的40岁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到本省的非农产业中就业，仍然有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可以挖掘，从而使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继续为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

　　技术的后发优势

　　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ZF对科技创新的推动意愿十分强烈，支持力度也大幅度提高。但是，这个时期也容易在科技创新方向上出现偏差。根据经济理论，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力度，都是由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变化，从而相对价格的变化诱致形成的。在技术应用领域，这个原理可以得到自然的应用，即生产者选择最有利于节省相对稀缺生产要素，使用相对丰富生产要素的技术。在中国，ZF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介入十分广泛，投入规模和比重巨大，本来是中国科技赶超的优越性。但是，ZF并不必然了解技术的适用性。因此，这个时期最容易产生ZF主导的、超越发展阶段的科技全面赶超，导致后发优势的过早丧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人们经常援引的中国技术应用率偏低的现状，恰恰就是上述在科技政策与实际应用领域之间矛盾的表现。

　　因此，科技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特征，充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过适用性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继续获得后发优势。目前，占企业数98%以上的中小企业，占有和筹集的研发资金比重过小，而且逐年有所降低，不利于这种适用性技术创新的展开。另一方面，也应该在那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的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的赶超。特别是，要利用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科技方面取得突破。但是，虽然《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由于科技政策涉及各个部门、结构和领域之间的利益平衡，十分容易形成全面赶超的局面，反而有可能在真正可以突破的重点领域贻误战机。

五、结语

　　人口机会窗口关闭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年龄因素，而中国“未富先老”特征更加剧了这个因素的效应。因此，进入“十二五”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本文针对人口转变较早完成形成的“未富先老”国情，提出在“十二五”时期如何保持持续、快速经济增长，避免丧失经济增长源泉的政策建议。归根结底，我们所提出的政策目标是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建议的政策选择，则是着眼于既使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进入轨道，又与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相适应，新旧两种模式之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所衔接。这样，可以推动中国在发挥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潜力的前提下，实现其向新模式的转变，从而避免比较优势真空，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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