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常常将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和GDP增长率混淆起来。在原则上，各地GDP增量求和之后应当等于全国GDP增量。【由于各省的经济边界不清楚，GDP计算往往出现重复计算，各省GDP求和之后可能大于全国的数字。】可是，在计算基尼系数的时候，并不是加总求和。无论城市或农村，各地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基尼系数可能越大。
在西部农村的人对于上海、深圳的人的收入并没有感性认识。换句话说，上海、深圳和那些西部穷山村相比，好像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对于西部农民来说，上海、深圳的收入水平再高，也和他们不相干。宁夏的农民并不关心上海的有钱人是否开宝马，就像索马里的农民对美国贵妇用什么牌子的香水没有兴趣一样。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感觉建立在本地的收入差距上。只要本身的收入水平还在持续上升，只要周边的收入分配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一般来说，人们不会产生激烈的反感，就不可能因为基尼系数扩大而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压力，社会也不会轻易失去平衡。这就很清楚地解释了在基尼系数不断加大情况下，中国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原因。
1.8基尼系数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是否很重要？对于一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单一的小国来说，基尼系数确实可以用来度量贫富差距。可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城乡差距很大、地区差距很大的经济体而言，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第一，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从上述案例可见，农村增长速度是20%，城市增长速度为50%，结果基尼系数急剧上升。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是东部城市中收入最高的组别和西部农村收入最低的组别之间的居民收入的相对关系。不能说基尼系数高，经济增长速度就高（或低）。
第二，基尼系数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在上例中，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了20%，在任何指标体系中这个变化都很可观，可是基尼系数却大幅度上升了。由此可见，基尼系数上升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
第三，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不一定和社会稳定有关。国土面积越大，最富的群体和最穷的群体在空间上的距离越远，可比性越少。当然，如果在某个地区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有可能危及这个地区的社会稳定。
1.9治理三大差距适用不同的政策
基尼系数并没有解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如果没有找准病根，就很难对症下药。虽然三大差距（城乡、地域和阶层）都会扩大贫富差距，有必要探讨究竟哪个差距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只有抓住主要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如果是阶层差距的原因，适用ZF的财税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例如，直接给极度贫困家庭发放补贴或社会救济，提高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福利保障。最重要的是通过税制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通过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与此同时，通过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等）减缓高收入群体对财产的占有率。
如果是地区差距，适用ZF投资政策。ZF需要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投资。修路架桥，修建交通、电力、电信和水利设施。增加对贫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例如，兴办学校，增加教育经费，免除贫困地区学生的学费。
如果城乡差距是主要原因，除了加大ZF对农业投入，减免农业税收，对农村提供各种技术、信息服务，兴修农田水利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帮助、鼓励劳动力流动。提供各种帮助，让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移动。务必要善待进城的农民，不允许在户口、居住、子女教育和其他方面对农民工有任何歧视。
治理贫富差距的根本措施在于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只有加速把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能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第2章 刘易斯拐点
重点导读
按照中国2008年的数据预测，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间大约在14～18年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距离刘易斯拐点还有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要解决中国劳动力充分就业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绝对不要轻信流言飞语，对艰巨的改革任务掉以轻心。
2009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为38.1%。世界工业化国家大部分在2%左右，横向对比，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由于总产量较难提高，倘若农村人口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只有逐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平均收入才会有所提高。
推动农民工进城的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农村的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城市的最低收入，所以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大批劳动力转移走了，农业产出并未减少，农民平均收入有所提高。
从边际劳动生产率和用工作价的相对变化规律来看，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或者已经逼近的根据不足。
某些地区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未必意味着在农村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
近年来，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并不支持劳动力市场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2.1描述二元经济转型的刘易斯模型
2.1.1二元经济边界划分和基本假设
近年来“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这么多的学者乃至普通百姓都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91年去世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对他的模型如此重视。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的论文，把欠发达经济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传统部门（traditional sector）和现代部门(modern sector)。刘易斯用这个模型来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不断地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来，拉尼斯（Ranis）和费景汉（Fei， J.C.H）等人在1961年发表论文《经济发展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拓展了刘易斯的理论。刘易斯模型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最重要的二元经济模型之一。
人们对二元经济的边界划分并不一致。有人简单地认为农业是传统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是现代部门。【刘易斯本人曾经多次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农业当做传统部门。】有人从生产技术方面来分类，认为传统部门采用以手工为主的生产技术，生产率比较低，现代部门使用以大机器设备为主的生产技术。还有人从资本密集程度来划分两个部门，在现代部门每个劳动力使用的资本量大于传统部门，资本-劳动力比率更高。上述这些看法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在欧美各国的农业生产早已使用大机器和集约化先进技术，资本密集程度很高，劳动生产率也很高。把欧美各国的农业称为传统部门似乎并不合适，即使在中国也并非所有的农业都属于传统部门，某些比较先进的农场无论是生产还是管理都超越了传统部门的范畴。
严格地说，在刘易斯模型中区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主要原则是市场化程度，或者简单地说是否为市场而生产。人们通常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为“小农经济”，就是因为其基本上遵循自给自足的原则，商品化、货币化的程度很低。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属于传统部门。由于缺乏劳动分工，缺乏资金和技术投入，缺乏生产组织和技术创新，小农经济通常意味着低生产率。现代部门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通过市场交易，促进信息流通和劳动分工，不断引进技术创新，改进生产组织，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刘易斯模型中有一个基本假设：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因此，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流动有利于促进生产。因为现代部门的平均收入高于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劳动力由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反映了社会进步潮流。显然，这些假设符合人们的常识和经济学基本理论。
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是否拥有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的定义非常清晰：边际劳动力产出等于零。也就是说，减少一个劳动力投入并不减少产出，在这种意义上当然可以说这个劳动力是“剩余”的。
为什么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传统部门遵循共同体原则。农民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市场化的雇用和工资制度。农民家庭成员遵循互助、互济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农忙的时候全家下地；不忙的时候，只有壮劳力下地；农闲的时候，大家都待在家里。在农民家庭中从来也不会根据利润最优化的原则来决定劳动力的雇用量。因此，在统计农村劳动力的时候包括了农村中所有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劳动的人口而没有考虑这些劳动力是否“全职”就业。农业生产的特征使得剩余劳动力的概念特别突出。事实上，由于受到耕地和其他资源及市场的约束，除非外出打工，农民家庭基本上没有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途径。
在现代部门，基本生产单位不再是家庭而是市场化的企业。由于企业家和员工之间没有血缘纽带，他们必然会追求利润最大化，按照边际劳动产出等于工资的原则决定雇用规模。如果减少一个劳动力而不减少产出，企业家会毫不犹豫地裁员。只有在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企业才会招工。除非是不太考虑利润最优化的国有企业，在企业中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目前在许多国有企业中确实存在着剩余劳动力，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是国企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经济改革中一些国企正在裁减冗员，努力提高生产效率。
在传统部门只能计算农民的平均收入，而现代部门中则按照边际产出的原则来决定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缺乏资本，而劳动力相对过剩。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普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一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大问题。在现代部门通常可以通过增加生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降低失业率，可是农业生产并非如此，很难通过增加产出来增加农业就业机会。
首先，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往往受制于市场总需求。只有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不断地增加产出，并且在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售出这些农产品。在摆脱短缺经济之后，农民只能按照市场需求来生产。对于一个稳定的经济体来说，农业总产出只能渐进增长。否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总产出取决于民众的消费需求。对于大多数农产品来说，并不是居民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食品的需求可能并不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对于一些主食而言，反而有减少的趋势。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食品消费量与居民总数有关而和收入高低关系不大。假若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必然下降，农民增产的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
其次，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一般说来，由于植物基因不会发生突变，较难在农业生产上出现重大的技术革新。
再次，农产品保存期比较短，保管和运输成本高，制约了农产品增产。
农民的平均收入等于总产量价值和农村人口之比。由于总产量较难提高，倘若农村人口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只有逐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平均收入才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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