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三千年未有的历史拐点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12-05 17:09:14

　　李洪岩
　　
　　陶菊隐先生所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是一部名著。读这样的书，需要有经受精神震撼的思想准备。它给我们的感触实在是太多了。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这本书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丰富的“史话”，毋宁说是思索的航标。
　　首先，如何定位作者？我总觉得，陶菊隐先生是一位悲壮的文化英雄。过去，钱锺书先生曾经说，吴宓“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我们不妨借用这个讲法，提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类型”，亦即“悲壮的文化英雄”。这样的文化英雄，在我国历史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他们是文化的承载者、创造者和书写者，但是，他们的人格与命运，具有悲壮性。在历史的潮流中，他们往往感受着、遭遇着许多无奈和不幸，总是在“文化”与“命运”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总是无法在二者间寻得平衡。而且，他们经常不能够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他们的文化贡献是那么巨大，而对他们的评价却那么微小。
　　每一个人的悲壮原因、悲壮程度、悲壮色彩，是不一样的。像书当中提到的严复、刘师培，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具有悲壮色彩的文化英雄。有时，作为“命运”的乘车人，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局限；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的桎梏。反派与正派之间，时常决定于一念之差、倏忽之间。但是，“悲壮”构成了他们的同一性。假如抽离价值的基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文化”与“悲壮”构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文化意象?这些古老的历史哲学话题，何以依然那么“常新”，那么折磨我们的灵魂！
　　其次，如何定位这本书？一言以蔽之：写出了中国历史空前的大拐点。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但是，这个大变局真正成为大拐点，是在本书所写的1895年到1928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一朝而亡。由“家国”转为“民国”，政治生态的大换血，前所未有。由小农经济而直接迎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化成为不折不扣的“掘祖坟”。政治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波诡云谲，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这个时候，中国知识界最关心的问题，不仅在于“中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而且还要追问“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社会”，是个什么“结构”。如此深涉“历史奥秘”的问题，只有这个时候才提得出，才问得紧。
　　陶先生在书中勾画出了这个大拐点。全书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异常丰富形象的史实，而且梳理出了清晰的线索。这就使得全书非常丰满，有血有肉。由于作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同时又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加之作者具有职业记者的敏感和视角，所以全书既有正规史书的特质，又夹带了许多“内幕新闻”，从而具备了新闻报道和口述回忆的特点，因而特别吸引人。我以为，这是一种具有隐喻性的表现形式，迥别于概念式的“风干”或“风化”。
　　再次，如何定位书中所描绘的那一段历史？概而言之：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江湖。“江湖”，是从王学泰先生那里偷来的概念。所以，这一段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天龙八部”，一部“鹿鼎记”。书里的人，许多“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无不是韦小宝式的人物。他们或者穿着长袍马褂，或者穿着西装革履，或者拖着大辫子，或者梳着中分头，或者固守着皇权的迷梦，或者掘挖着共和的坟墓，却无不在中国这个大江湖上，表演着匆匆过客式的人间闹剧，最后统统归于“俱往矣”的湮灭。
　　要看清这段历史，需要具备“全球化”的目光。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史，甚至于不再是拼盘式的世界史，而是隶属于全球史。“世界史”是一块一块拼接的，“全球史”则是互动和连接的有机整体。十月革命以后，整个中国历史，在两股全球化思潮和势力的互动中展开。无论哪个大人物，也无论哪个政治集团，都无不在其背后有一只“世界的手”。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相对于“势”，相对于“潮流”，中国近代史只是大海当中的一片树叶，很多大人物不过是叶子上的“噍类”。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一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势力，两股力量较劲，由此而形成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合力”，决定了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所以，人们依据“假如”去创造历史，历史却未必依照“假如”去创造。这就是“势”。对这个“势”的不同认识，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构成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形成新的“合力”，也决定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言说模式。今天所讲的全球化运动，其实是前面的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结果，所以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同样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得从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
　　陶菊隐先生注意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所以，书中非常强调国际因素。不过，总的来看，讲北洋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讲国际背景，陶先生和我们一样，往往虚晃一枪，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追问。例如，奉系是亲日的，但怎么“亲”的？何以亲日？亲日的张作霖何以被日本人炸死了？日本因素在奉系军阀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我们没有做穷根刨底的追究。有些方面，我们甚至讳言国际因素。我们紧紧盯住棋子，却忘却了棋盘和行棋的规则。陶先生这部书的最后一册题为“北伐军来了”，小标题中提示说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末日”。那么，导致北洋军阀末日的国际背景是什么呢？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拐点上，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国际因素。不仅如此，我以为，从全球化的视角切入，是通解整个中国近代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史的一把钥匙。
　　当然，陶先生写的是“史话”，不负有深入分析历史的责任。应该说，思考的责任，在我们这些读者身上。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2 回帖

关键词：北洋军阀 陶菊隐 21世纪经济报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运动 时期 史话 武夫 北洋军阀 陶菊隐

也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但开风气不为师 □王焱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 著　海南出版2006年10月。
　　
　　最近几年，学术界不少同仁都不约而同地重新关注起北洋时代来了。这部书由好几位朋友共同推荐，就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北洋时代，从时间段上说，是指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中经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军阀混战，直至1928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一统，这样一个前后共计33年的时段，北洋集团正式执政则共计17年。
　　从政治制度方面看，北洋集团执政的政府是帝制中国解体以后，根据宪政共和的制度设计建立起来的第一届正式政府。这一时期，由于清代皇族宗室拒绝改革，导致王权解体，群雄逐鹿。政治舞台上如走马灯一样变幻，看得人眼花缭乱。相关的史料不仅浩繁而且分散，要想进入这段历史，即使是专门的学者，也很难一下子就把握住头绪。陶菊隐先生在1950年代后期，不畏繁难，治丝理棼，完全以个人之力，给北洋史梳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基本脉络，成就了这样一部大书，应当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了这样一部书作为基础，后面的人继续写北洋这段历史，就省却了很多功夫。台湾有一位叫丁中江的作者，1960年代初也写了一部《北洋军阀史话》，我想应当也是参考借鉴过陶先生的成果的。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史学著作，其开创之功不应被时间淹没。
　　由于时代的关系，这本作于1950年代末期的书，难免要打一些意识形态的“红补丁”，不过对于像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倒也不大影响阅读，也不影响我们从中看到作者自己对那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的价值系统。
　　陶先生是民国时代的著名报人，是做政治新闻的，所以书中运用了许多第一手史料，笔锋酣畅流利，叙事很注重事件的前因后果。又因为他是亲身经历北洋统治的同时代人，很多事得自于亲见亲闻，加之作者对当时的人物事件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力，所以这部书写得很有历史现场感，也很生动、好读。如果让今天的年轻学者来写这段历史，恐怕就难免有“隔”的感觉，毕竟后人靠从故纸堆中爬梳史料来写历史，和同时代的人来写历史，在一些基本的感受上和认识上，都会有很大差别。
　　陶先生的这部史话，有很多长处，是我们今天了解北洋历史的一部必备书。重读之余，有一些初步感想。
　　首先是北洋这一段历史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定位问题。过去的革命史观，将帝制中国转变为共和中国的功劳完全归于革命者。实际上当时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还很弱小，如果没有袁氏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清王室不大可能退位，而革命恐怕一时也难于成功。共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共和主义者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自由主义者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倒并不厚此薄彼，在他们看来，关键在于立宪改革。没有立宪政治，共和政体也一样可能沦为专制。而民国肇造，意味着要从争取君主立宪转向走宪政共和之路，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增大了转型的困难。王国维在五四时代便预言过这一点。今天从客观上说，转型期执钧当轴的那些政治人物，如清代宗室贵族、袁世凯的北洋军人，乃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其实各有所失。我们现在看陶先生在史话中的分析，比如说袁世凯跟清朝的宗室贵族之间的互动，讲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宗室贵族本来一直拖延立宪，看到危机临头了，才急急忙忙颁布宪法，跑到太庙去宣誓。陶先生对此感慨良多。他说：“以前君主立宪派曾经流过多少次的血，多少人亡命到海外，多少改良主义团体作过多少次的和平请愿或痛哭陈词，才争得来一个缓兵之计——9年或5年的预备立宪期，而此时仅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看见宪法的影子飘浮在眼前了。”这是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才会有的切身感慨。陶先生在1950年代末期的那种意识形态背景下，能有这样的见识，发出这样的感慨，很不容易。这给我们今人也提供了一个借鉴和启示，即什么时候才是改革的恰当时机？如果在政治经济发展都比较平稳的时候不愿意改革，以为事事进行得都很顺遂，海晏河清还改什么革呢？等到危机时刻来临之际，再去仓促上阵改革，往往已经来不及了。从清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至今也还没有完成。对于改革政治体制，完善国家制度，执钧当轴的政治人物，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前瞻性。
　　其次是如何评论北洋军人执政时期的功过。批评袁世凯及北洋政府的，如史学家陈寅恪当年认为，北洋练兵开了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先例，使得廉耻道丧，是近代中国一大祸害。这是从政治正当性上立论的。为什么陈先生追溯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没有上溯到曾国藩与湘军呢？曾国藩最早编练湘军，但他本人却是一个中兴儒学名臣，不是一个庸俗的军阀政客。他在晚年特别担心湘军称雄，为后世军阀政治开出不好的先例，从而荼毒社会，所以他一方面裁撤湘军，一方面又举淮军以自代。可以说，曾国藩当年戒慎所不愿为、不敢为、不肯为者，袁氏都悍然为之。在这种意义上，将北洋军人称之为“军阀”也并不为过。
　　但是过去已有的关于北洋的史书，往往把北洋人物脸谱化了，有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百年后重新回看北洋时代，这是一个王朝政治解体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过渡时代，除了导致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外，他们也有一些正面的东西，甚至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构建的方面也是这样。我有个朋友刘忆江去年出版了《袁世凯大传》，对袁及北洋政府这方面的贡献，写得比较充分。另一方面，北洋政府也承接了过去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余风，还受到一定传统规范包括公私两方面的规范约束，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还是舆论清议，他们从心底里还是有所畏惮。对于真正的文人学者，也还能加以优容。袁世凯虽被后人视为“奸雄”，却不是气量褊狭之辈，有相当的容人之雅量。再比如袁氏迫清室退位，运用了很多政治谋略与技巧，对于这种政治上的迂回，现代人大约也很难理解，这与他畏惮传统上对于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道义批判，有很大关系。对于北洋军人的私德与公德，各系军阀也有出入，比如像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不但不贪财，不好色，为政廉洁，而且有一种爱国情怀，他们自己也以爱国将军自许，不完全是虚言。
　　一个社会的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其发展并不一定是同步的。北洋时代很像是德国的魏玛民国时代，宪制初立，但宪政与共和民主还都很不成熟，政治上大起大落，动荡纷扰，很不稳定，但看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生存状况，那时的军阀武人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对于读书人的礼敬，对学术文化的政治干预较少，所以那一时期的学术文化能大放异彩。由此想到北洋统治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类似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代，王纲解体，诸侯林立，但是知识分子却得到了空前的学术自由，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以至于我们直至今天，还依赖于那个时代给我们遗留下的基本思想文化资源。北洋时代可以称之为小争鸣时代，到了国民党党治时代就差了许多。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兴办，那种“不治而议论”的知识分子也大量涌现，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空前活跃。再有就是清中叶以后逐渐成型的民间社会，在北洋时期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比如说民间商会和商团就有很大发展，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立。政治与经济、社会分离。不管军阀是张三还是李四上台，但是社会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则秩序运作，鼙鼓争鸣，社会晏然，秩序不乱。
　　再有就是陶先生的这部史话，对于中国古代史学作史艺术有着自觉的继承，擅用春秋笔法，这包括雷颐序中说的“叙事中寓论断”。比如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般人写历史，大约都不会重视，但是他用相当篇幅写这件事。这就是黄兴与孙中山关于民国国旗的争议。国旗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政治符号与象征。民国肇建，一种意见是用红蓝白三色旗，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三种现代价值，一种意见是用五色旗，象征满蒙藏汉回五族共和。孙中山则主张化党为国，把青天白日党旗变成国旗，结果没有被民国议会所采纳。不是陶先生刻意留下这样的记述，这样一件重要的史实也许就被历史淹没了。他不赞成孙中山的意见也是显然的。
　　从政治史上来说，北洋时代是军阀混战的时代，谁的武力强，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但是为什么这种迷信武力的军阀最终会解体呢？史话分析北洋军人的失败原因还不是那么明确，也有值得进一步开掘和深入的必要。陶先生自己对此也很谦虚，所以他的书不叫“史”，而叫“史话”，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意思吧。在我个人看来，袁世凯借助南方革命的形势迫使清帝退位，其权力正当性完全来源于宪政共和，后来竟悍然称帝，尽管未能成功，却从根本上颠覆了北洋政权的政治正当性基础，最终走向覆亡是必然的。说到底，袁世凯与北洋军人的知识结构还是传统的，其政治智慧不出于《资治通鉴》所能提供的范围，担负不起为民族国家发凡起例的历史使命，无力完成政治社会的转型。
　　现在重新出版这部书，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史，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可谓正当其时。或许是时代限人吧，陶先生这部书的一个遗憾是，在建构近代中国的系统历史观方面还有所不足。究竟北洋时代在近代中国从帝国政治、王朝政治向现代的宪政共和的民主国家转型的历程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还欠缺充分的说明。在这方面，唐德刚先生所著的《袁氏当国》一书，尽管篇幅不大，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提供的只是一个纲要式的论述，没有陶著这些丰富的史料与生动的细节，但还是有其长处。如果我们将两本书配合起来看，会更有意思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书呢？ 没有书啊？

书呢  书呢

楼主，没有书啊

链接？

“武夫当国”比“主义当国”要强的多，

北洋时代还有妥协，下野就去天津当寓公，国家还比较文明。

悲催的是，随后我国兴起了各种主义。。。，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真理，完全不能包容不能妥协，只凭枪杆说话，结果无数人头落地。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