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勇健教授人大经济论坛访谈回答专贴_rabin

问题6，我有一个问题，目前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增长模式似乎并没有走出以前的老路，仍旧沿用以前的一些方法，感觉除了国家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固定投资外，并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如果那个省份没有了固定投资，可以说经济的增长将走投无路。我想仅仅说西部地理位置不好等因素不足以说服大家，欧洲的瑞士、奥地利等国经济水平发展非常不错。想请问一下蒲老师：
是否能够寻求一条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其转变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答：我也有与同样的感觉。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开始的时候，我作为西部的学者，也曾经十分兴奋，并且写了一些文章论证中国的西部大开发重在制度创新。你可以在我网站上看到这些文章。但是，几年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西部并没有什么制度创新的东西，而是重复着其它发达地区过去所走的老路，甚至还不如。譬如，我感觉到，所谓西部大开发，实际上主要是国家在政治上的一种平衡结果。过去在财政上对于东部有很大的支持，这是不太公平的，所以当东部发展起来后，就应该将财政支持转向西部。当然，也不排除在西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可能性。但是，西部发展是不如人意的，可能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十分不容易的，不能一蹴而就。我认为，西部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经济在过去很多年的发展本来就不是依靠内源式的创新性发展，这与欧洲工业革命期间是不同的。我们搞的是模仿经济，出口加工经济，所以注定了发展得好的地区一定是在离发达的外国或者国际市场比较近，交通条件比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继续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西部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在北欧地区的国家，由于他们的产业结构与我们不一样，地理环境不再是决定经济成效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旅游业是世界市场，文化产业高度发达，人口又不多而且素质高，经济发展自然比较好。我们的西部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不应该是地理，从长远看是这样的，而是人口素质低造成的。这应该归结于数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长期没有民主，不重视人民福利，而只知道压迫人民，愚弄人民的封建统治使得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整体素质上不高。特别在西部，在过去的年月里，中原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战争动乱造成许多普通老百姓逃难到西部，他们宁愿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也不再对外感兴趣，形成了长期的封闭文化。而少数优秀人才不满足于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西部到东部发展，导致西部人才缺乏，再加上文化观念落后，很难发展起来。

对于西部来说，国家可能应该采取特别的政策刺激才可能带来快速的发展。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本来也是落后地区，但是靠博彩业发展起来了。在美国的犹它州，本来也是一片沙漠，靠IT业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发展产业才是关键，建设基础设施只是前提，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譬如在重庆，过去几年来投入的财政在基础设施上是不少的，道路条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重庆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发展产业。过去的支柱产业摩托车产业现在开始让位于江浙，新的支柱产业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可以加快西部的发展，这需要大家来共同思考。

问题7，请问蒲教授:

随着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及其疆域的扩展，它是否有望从构建的方式上将价格理论纳入到自己的旗下，使之成为自己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成为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支柱。联系信息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研究当前有哪些新进展或新情况？若能垂复，不胜感激。

答：我一直认为价格理论只是早期经济学还不是十分发达的时候的经济学框架。现在由于有了博弈论以及作为其应用领域的信息经济学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于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解剖，传统的价格理论是不太需要的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方法比它更加微观。所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博弈论以及信息经济学已经把价格理论纳入了自己的旗下了。不知道你十分同意。

问题8，请问蒲教授：你是如何看待国家在产权中所具有的作用的？现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没有国家理论的产权理论是不完全的产权理论。不过目前而言，似乎把国家纳入产权分析好像遇到了一种壁垒，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种思路的未来发展。还有请问您认为中国目前具备实行股指期货的条件吗？如果不具备，现在实行会有什么后果？

答：你的问题很大啊！我对于这方面没有深入的研究。我同意“没有国家理论的产权理论是不完全的产权理论”这一说法。因为产权是由国家政府来保障的。但是，国家政府并不是产权保障的充分条件。国家政府往往又会是破坏产权制度的最大元凶，按照奥尔森的说法是“坐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关于“中国目前具备实行股指期货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前几年带学生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的看法是，条件不是充分具备，但是基本条件还可以，可以试着运行。这其实是说我们心里也没有数啊！

问题9，请问蒲老师：你认为博弈论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方面有什么优势？

答：在管理学里面，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通常是经验性的，是基于归纳方法而不是公理方法的，是来自案例分析而不是逻辑推理的。当我们把博弈论方法引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后，情况就有了不同。博弈论可能会为目前还难以说是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提供科学基础，赋予其公理化体系，并且让我们知道目前的基于经验归纳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的结论哪些是普适的，哪些是特例的，或许还会知道更多的结果，就象其它许多别的学科所发生的那样。我一直认为，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将管理学与经济学整合起来。博弈论是沟通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桥梁。我还认为行为经济学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改造是完成这种统一的先决条件。我将在今年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报告的论文《用行为经济学重建信息经济学框架》就是这种想法指导下的一个努力。

问题10，请问蒲教授：

在西方文明中，对于政府人员的假设前提为都是“坏人”，从而再用法律来进行约束，而东方文明中，一般把政府人员现象为“君子”，强调道德来约束，是否能够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思路到底谁更有效？谢谢！

答：呵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现实情况来看，已经知道答案了。所谓东方文明，其中就含有“贪污文化”，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不过，从贪污的严重和普遍程度看，你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东方大大地压过了西方。

贪污自古以来就是东方传统的一大特征，其中也有博弈模型可以解释的。你到我的主页上看我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经济学随笔文章（如《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场现形记》，《腐败与经济发展：东亚的戏剧》等）就可以明白。

下面，我们来进行分析，不一定要用博弈论。如果把政府官员看成是“坏人”，因此社会就要制定相应的监督规则对其进行监督，而官员就需要在这种监督下权衡贪污和遵纪守法各自的得失，贪污自然会少一些。如果假定官员是：“好人“，只是用道德进行约束（这样的表达欠准确，因为既然是”好人“，就不需要约束了），则是否有效还要看官员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官员是真正的”君子“，道德上的约束应该说还是有效的。但是，有什么办法使得我们选择出来的官员是”君子“呢？这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了。在个人的真实类型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时候，一个社会在选拔官员时如果没有很好的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得到保证。所以，我们说，在西方文明中，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带来的复杂性，还不如假定”人之初，性本恶“，建立起监督制度对官员进行监督。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保证选择出来的官员是”君子“的话，仅凭道德约束就可以约束官员就是骗人的鬼话了。请你去看看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你才会知道所谓东方文明中的”道德约束“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对于东方文明，在制度上真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我劝告对东方文明赶兴趣的朋友，对于东方人所说的不应该盲目相信，要看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做的，并且你会发现，两者往往是不一致的。

问题11，请问蒲教授：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是否有有些过快？

答：显然是这样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快有其体制因素。对于国有企业经理来说，只要弄到贷款就是成功，至于投资项目是不是赚钱，企业今后能不能还贷，那是今后的事。而到那时候，哥们已经升官或者退休了。最近我们这里就有官员在大会上说，搞经济产业就是要急功近利。就是这个意思。而对民营企业来说，好象存在着“蛛网现象“——由于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投资和市场容量缺乏理性预期，过度投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由于中国的民间企业在银行贷款比较少，投资失败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还不是很大，而国有企业在投资失败后有国家用财政为其买单，所以就出现一种表面上的稳定机制。而又正是这样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就在投资上过于冒险和冲动，这又反过来推动着无休止的过度投资需求。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问题12，请问蒲老师：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而消费并没有真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而在要求GDP的情况下，各地不得不继续依靠出口或者投资，而中国出口的最大比较优势在于其劳动力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结果，导致大部分消费不能有效的得到刺激，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请问当前如何解决这个恶性循环？谢谢！

答：最近有人说目前的中国是五千年文明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在过去许多年的特别的历史给我们现在造就了繁荣的基础。由于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被训练得特别有可组织性，外商就感到在中国来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特别低。外资看中我们的并不仅仅是人工成本低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低价格，而主要是中国人的组织成本低，比较听话。这是许多外商亲自告诉我的。要说人工成本和土地资源的低价格，并不是唯有中国。非洲，南亚也更加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以全球加工基地的角色加入全球化，是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造就的。当然，我们这样的发展模式原则上是不可以持续的，因为随着全球化，我们的某些特别的优势也会发生变化。除了人工成本会随着生活费用的上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价格上升而上升外，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提高我们的全部要素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收入，这需要首先改变我们的劳动力知识水平，技术水平，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创新能力。这正是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当然，应该如何做好这样的事情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根本的是制度首先要创新，而不是只是呼呼口号，开许多会就能够解决的。目前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大国崛起》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说成是单纯的技术革命，而对于其背后的制度革命避而不谈。在中国文化里，牛顿可能什么都不能成就，而只是被当作为一个怪人被人们嘲笑。这是在误导观众。我不知道这些编导们看没有看诺斯（North）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兰德斯（Lands）的《国富国强》。我在为MBA学生教授《新发展经济学》的时候，已经把这一段历史讲得很清楚：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如潮涌般的技术创新是之前制度创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说工业革命是近代西方制度革命的后果。《大国崛起》只谈结果不说原因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中国在15世纪之前在技术上早已经领先于西方，在明代中期，中国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在商业文化基础方面都是西方望尘莫及的。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在西方呢？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迷。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官僚文化限制了独立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发展，是文化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制度阻碍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出现。你可以在我的主页上看到这方面的经济学随笔（如《中国加人WTO: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网络媒体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等）。

问题13，我是重庆的,提两个问题,请问蒲教授

(1)现在地区经济成包团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比如环渤海湾地区,浙江地区,新形式下蒲教授如何看待川渝经济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以及川渝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的第"*"极??

(2)现阶段重庆作为第四个直辖市在各个方面和其他城市纯在着明显的差距,请问蒲教授对重庆未来经济发展有何看法???

答：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川渝在资源，产业，文化和几乎所有方面都有互补性，早就应该联合发展。但是，很多年来，川渝之间更多的是互相排斥，相互看不起，真正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原因主要是两个地方的政府观念是缺乏合作精神的，也是由于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特有的在相互争夺中央资源方面上形成的竞争导致的。但是在目前，两地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主要是他们看到你所说的其它地方正在形成区域经济联合体，两地学者受到启发，开始呼吁川渝合作。我在去年的《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我时就提出应该两地政府举行高峰合作论坛，最近由民建出面促成了此事。如果川渝合作能够成事（我抱悲观态度），将形成中国西部最有发展潜力的一极是没有问题的。西部工业的中心在这里，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这里，具有相当雄厚的科技力量基础，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完善的交通网络，其中的长江黄金水道是其独有的优势。

关于第二个问题，请注意最近将要出版的《南方周末》对我的采访。重庆直辖市的发展战略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由政府财政投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好一流的投资环境，建设所谓的“枢纽重庆”。这个阶段基本上趋于完成了。第二步是产业发展阶段。这就是”十一五“期间要做的事。重庆的未来支柱产业是不明朗的。汽车摩托车产业从长期和整体看来并不具有竞争力，房地产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对于房地产业的整顿使得这个产业发展受阻。这就是重庆目前面临的难题。我一直主张，重庆的长期发展战略应该是这样的：

重庆位于中国西部，或者说中国西部与中部的结合部。中国参与全球化后，必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而重庆作为中国的五大老工业基地之一，也理应成为这个中心中的中心之一。西部会以其辽阔的市场，广袤且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吸引世界五百强中的制造业巨头来西部投资。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它们的技术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网络，与西部廉价的土地，自然资源及产业工人队伍结合，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而在这种构想中，重庆具有西部其它各个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这就是长江水道。在中国的长江流域，聚集了中国众多的人口和主要的大城市，长江是一条巨龙。龙头是上海，龙的尾巴就是重庆。在这条龙的中间有武汉，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如果我们把长江流域的经济做大了，让这条龙腾飞起来。向南北辐射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如果做到让大量的跨国公司在重庆建立其中国甚至亚太区总部的话，一方面可以以重庆作为利用中国西部廉价土地，自然资源和产业工人制造国际市场产品的基地（因为重庆位于中西部的结合部，可以起东西传递的作用，所谓“承东启西”），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三峡工程”建成后的长江黄金水道，万吨船队从重庆到上海直到世界各地形成的物流将把在重庆甚至中国西部的中外合作制造的产品输到世界各地。这些产品是在重庆和西部制造其基本的原材，经过长江流域各个城市的加工组装，到上海时成为成品，上海发挥其贸易和金融的优势，将产品卖出去。这样，整个长江流域就形成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条。或者说整个长江流域成为一个大工厂。或者说上海是“前店”，负责在国际市场上拿单子；而重庆就是“后厂”，负责具体的制造。而从重庆到上海的整个长江流域中的各个城市就是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这个设想中的关键一环是重庆既在西部，又是长江的龙尾。在西部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城市在这一点上可以与重庆相提并论。所以在西部大开发中，重庆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同时，重庆又是五大老工业城市之一。这样，你们可以看到，重庆同时满足了许多条件：制造业基地，老工业城市，长江上游的发达城市和港口，三峡库区最大城市，东西部的结合部，等等。

这个发展战略的实现条件之一是重庆要能够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而这就需要重庆具备非常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在重庆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由政府财政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几年重庆就干这样的事。

但是，投资环境包括所谓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重庆的“硬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重庆的“软环境”改善实际上还是任重道远的。应该说，重庆的软环境还相当糟糕，许多来重庆投资的外商都后悔来重庆投资。目前，重庆的外资特别少，外向型经济相当差，就是“内资”连贵州都比不上。这与重庆缺乏一支“高效，高素质，具有雄心壮志，有远大抱负”的公务员队伍有关。重庆直辖后，在短时期提拨了大量干部，其中许多是“尸位素餐”的，就是说由于素质低，是不太称职的。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还需待时日。这就是软环境不如人意的主要原因。例如，美国名企福特公司这个世界制造业巨头，世界五百强之一，其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就来了重庆，与重庆的汽车生产名企长安公司合作，即“长安福特”。但是，他们对于重庆的投资环境不甚满意，结果把二期投资投到南京去了。所以，改善重庆的投资软环境是实现上述战略的前提。这应该是重庆当前要做的头等大事啊。当我们完成了第二个阶段的建设之后，就进入重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既将重庆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问题14，尊敬的蒲教授：

你好!我也是重庆大学的学生，我旁听过你讲的博弈论课程，也购买过你编写的博弈论和数理金融学讲义，对您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思维深表佩服。因此我想问您几个和您研究范围有关的问题。

1 您早年研究过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一些经济学名家（比如汪丁丁教授，早年也写过关于资源经 济学的文章）认为，社会发展是所有人运用自己知识进行自利行为并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预测人类知识的未来发展本身就不可能，断言哪种发展模式可持续本身受制于已有知识和未来知识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当然，我认为我们现在能够判断哪种制度相对哪种制度更有效率。您对此怎么看。

2 您在《大话张五常》一文中对张先生的研究方法论有很多批评，我最近读到米塞斯一些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对张先生关于“黑板经济学”的高论也不敢苟同。原因是人类行动是目的性活动，很多命题不能按照其假设在真实世界中组织实验。比如，一个命题声称只要没有激励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等价。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不可能通过组织社会实验进行，因为市场社会主义一定有激励问题。因此假设不能太随意必须与人类行动有一定的吻合性。同样，赫维茨（1973）证明即使没有激励问题，自由市场经济下行为人只需要知道自己的特征和价格，而市场社会主义涉及计划部门和国有企业就生产计划的通信成本，所以前者更有效率。因此对这个命题的驳斥是通过理论得到的。所以，实践肯定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另外，我最近看到汪丁丁教授的《制度分析基础》，我感到其中的经济学部分能够理解但他关于哲学部分的东西却很难理解，您在个人主页上也有一篇早年的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文章，我水平有限想请您推荐一下在这方面应该读一些什么样的书，才能够掌握汪教授的那本书，它的一个大致顺序是什么。

3金融问题也是您的研究方向之一，我想请教您关于由金融问题（比如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周期，目前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文献。它能否能通过数理经济学模型刻画不同产业部门（比如中间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以及居民未预期到的政府行为对经济运行有负面影响和经济周期的消长关系。

4 您提到您编写的教材中博弈论与经济模型涉及很多心理学、管理学、博弈论的结合与渗透，但是我搜索的结果是目前还买不到这本书，请问目前能够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本书。最后，祝您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谢谢。

答：你有许多问题啊！我水平有限，不能够回答得让你满意，权作参考吧。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与汪丁丁有类似的感悟。所以，当我研究可持续发展多年后，就不再把它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去用功了。这是因为，我感觉到，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清楚的。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就罗列了三十多种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范畴。我后来转向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上去了。

当然，许多人都感觉到汪丁丁的文章晦涩难懂，我也有同感。但是，这也许是他的风格吧。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让.萨特的著作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看懂，但并不妨碍他们的著作成为传世之作啊。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十分喜欢读科学哲学方面的书，又系统学习过数学和物理学，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思考。我认为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上的分歧实际上在柏拉图那里就出现了。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的诡辩家们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纯粹的理性思维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强调的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和经验至上。但是，也就是柏拉图的出现，理性才开始成为人类思维的主要出发点。我也坚持认为理性至少是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重要的思维出发点。我和张五常是忘年交，好朋友；他去年70大寿时专门一再叮嘱庆寿典礼的组织者一定要请我作为佳宾参加。尽管我在《大话张五常》中对于他的研究方法有一些议论。他也仍然十分喜欢我写的《大话张五常》。你现在可以在他的博克上去看，他把《大话张五常》放到他博克上去，并且前段时间还在博克上专门为这篇文章大打广告呢。这说明张五常还是容忍甚至欣然接受不同意见的。不过，我们许多人对于张五常的言论存在着误解。他有许多深刻的地方，他的方法论中存在着特别的深刻之处，我一直想花时间写点东西来说明，但是，当我看见汪丁丁已经写了《解释〈经济解释〉》之后，我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因为我想做的事情丁丁已经在做了啊。

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说法，我想主要是一种政治家的术语。只要稍微熟悉科学哲学（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就明白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践不可能检验真理。实践只有从可以证明什么不是真理（证伪一个理论）这种意义上看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永远也不能证明什么是真理。我们现在根本就不能保证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保证什么理论不能够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你去读读我前几年编写的博弈论讲义的第二章（2001，2002年版），我在那里专门讨论了这一点。不过，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书籍都会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是很好的读物，不可不看。在读了科学哲学方面的书后，感到经济学家们在谈论研究方法的时候显得十分的幼稚甚至可笑。我认为任何人，不管他搞的是什么专业，都应该知道一些基本的科学哲学理论和近现代物理学进展情况，特别是相对论，量子理论，混沌科学（非线性科学）和博弈论知识，否则其思维可能还停留在19世纪甚至以前的水平。

你问的第三个问题太专门化，我在这个领域没有深入研究，所以不能够作答。请原谅！

第四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与香港大学教授合作的《博弈论与经济模型》一书目前还正在进行紧张的细节完善中，包括编选习题，修改文字，可能到2007年上半年能够出版。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兴奋点，所以不断地增加新内容。最近，香港大学的博士生看了这本书的稿子，评论说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中文博弈论教科书。我在重庆大学用这个稿子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香港大学的合作者也用它给他们的博士生上课（他们用的是英文版），先试试，请同学们提意见。我们不图尽快出版，而是希望出一部好书，要精益求精。所以才拖了怎么久。我知道，许多读者等这本书出版已经好多年了。不过快了。香港大学的合作者最近一个圣诞节要来重庆与我商量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我们会尽快弄出来的。

问题15，请问蒲教授:

在资源经济学中，评估自然资源的方法很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替代市场技术,另一类是模拟市场技术。如果要评价生态环境的价值，尤其是没有市场价格时，运用模拟市场技术是否可靠？因为，调查问卷，因调查者经济状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支付意愿相差很大，尤其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另外，如何评估生态环境的未来价值？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稀缺性会日益突出，这一趋势如何在评估中引入合理的价格上涨权？

答：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有类似的疑问。不过，这些方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仅仅供参考。模拟市场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靠的。生态环境的未来价值谁也不知道，但是按照Hotelling法则，有一些基本的公式可以参考。我认为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政客们和只顾赚钱的商人们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不是说给专家听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精确（开玩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