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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大学的源与流
人大官方校史的表述，人大是从1937年建校的。在1950年命名组建以前曾经历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阶段。这一个表述，确定了人民大学作为中共创立的第一所大学的地位，强调人民大学的“红色本色”。
但是事实上，客观地说，从整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角度来看，1937年到1950年，更准确地说是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人民大学，总体上来说和后来的人民大学有很大区别。从1940年建立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始，整个陕公——华北大学体系，实际上就变成整个中共“红色大学”系统的总始祖。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北外、农业大学等院校在内，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大学系统中分出来的。华北大学是这一部分院校的共同前身，而不只是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前身。就如中央大学是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在内的逾十所院校的共同前身，而不应该只被认为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事实上，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联系的紧密程度，高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虽然是华北大学的直接继承者，但是人大的学校规模和学科结构和华北大学体系相去甚远，华北大学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体系，而人大变成了一个以“八大系”为基础的立足财经、政法、宣传为主的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校。
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大学一般分为三类，即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华北大学进入北京之后，其主要分支即文科的人民大学和理工科的北京理工大学，在此期间接受了大量的北京原有高校。因此人大在事实上是个血统复杂的高校。
人民大学的私立大学背景有私立中国大学、私立朝阳大学和私立中法大学的文科部分。这三所私立大学在中共进入北京之后都停办。私立中国大学最早叫国民公学，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都有渊源，是具有较为浓厚的国民党背景的学校。而私立中法大学的文理部分被分别肢解，各自并入人大和北理工。而朝阳大学则是人民大学校方基本上承认了的一个学校来源，她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好的以法律教育为基础的私立大学，与东吴大学并称“北朝阳、南东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也一直被法学院视为是其的正源。
除了私立大学以外，人大也有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背景，最集中地体现在新闻系上。北大在接管燕京大学之后由新闻系并吞了燕大的新闻系，1958年北大新闻系整体并入人大，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实际上融入北大、燕大等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的血液。这也是人民大学新闻系长期以来独霸江湖的原因。由于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的部分其他专业师资也纳入了人民大学。
另一个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才转型为一所普通高等院校，而在此之前人民大学事实上以各种干部短训班为主，因此那时候的人民大学完全承担党校、行政学院的职能，不具备高等学校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倾向于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时候，从五十年代开始做分析，而不把之前的前身全部纳入。
所以概括地说，人民大学的实质是以中共的前干部培训学校为基础，融合1949年以前的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学的因素形成的一所大学。
二、吴玉章的特殊地位
理论上说，陕北公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成仿吾。但是对于整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而言，成仿吾和吴玉章的地位是不可比的。吴玉章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之后的首任校长，实际上应该被看作人大的主要创始人，人大所有校长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和灵魂。这一特殊地位，不仅是他作为校长本身的作为，更是他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奠定地位的反映。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是荣县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汉民族脱离满清的第一个县级地方政权的主要创立者，“荣县起义实先天下”实际上是孙中山对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地位强调的产物。荣县起义相对于武昌起义，事实上受到同盟会更直接的领导，所以与后来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密切。吴玉章后来也曾经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列。
吴玉章还是留法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力推四川的留法运动，使得川籍人士在早期共产党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德高望重，被称为“延安五老”。更由于他曾短暂担任成都高师（川大前身之一）的校长，也被川大视为至宝，并专门建“吴玉章学院”。吴玉章对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都是几乎最重要的校长招牌。
共产党国家的大学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下有很大区别。在1949年以前乃至于现在的台湾、西方各国，大学校长都是德高望重，其社会影响和政商领袖不相上下。胡适以北大校长出任国大主席、翁文灏、刘兆玄以清华、东吴校长跻身行政院长，也说明这些大学校长虽无行政级别，但级别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而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逐渐建立行政化官僚体制，大学校长的地位严重受限，而吴玉章的地位之高，几乎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学校长中无出其右者。
吴玉章是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政协常委等身份兼任人民大学校长了，这在此后的人大校长中，只有袁宝华可以望其项背。但是袁宝华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与吴玉章相比仍是差距巨大。
在以前的日志中，我曾多次提过吴玉章与林昭、林希翎等人的关系。吴玉章虽然是中共的高层官员，但是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一直比较高。吴玉章保护过因为胡风案被牵连的副校长谢韬，保留下谢韬的党籍。而他对转入人大的林昭采取的保护，乃至于对反右时期的林希翎的赏识，都展现出他的风骨。而这才理当是人民大学校长的精神和品格。
三、后吴玉章时代与郭影秋
后吴玉章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人大撤销问题。这里，不得不提人民大学为何要被关停。
在反右和大跃进以后，整个北京的文化气氛已经比较紧张，开始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人民大学作为1957年反右的重灾区，这个时候整体而言的校园气氛是比较稳重的。吴玉章虽然有保护才子的精神，但是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阵地的地位却继续巩固。这一地位，事实上也使得人民大学被固化为一个相对比较保守、而且比较官僚化的学校。
人大的历史传统和北大、清华不同。人大有左翼传统，但是却与北大、清华的左翼传统大异其趣。北大的左翼传统事实上来源于青年对于自由和公义的激情，历史上北大的学运实际上也反映出北大的激进主义精神。清华的左翼传统，则是1949年之后伴随着中国对清华的改造形成的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严密组织。时至今日，清华仍是团组织最为发达的北京高校，仍然会有辅导员“以个人身份”建议学生不要选刘瑜的课，可见一斑。
人大强调马列主义，显然也必然与斯大林主义脱不开干系。但是由于人民大学事实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原典研究者比较多，坚持苏联式计划经济立场的人也比较多。所以人大事实上更趋近于务实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更趋近于偏向稳定的传统官僚体系，而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对象。北大、清华的学生在这一股风潮中是“革命”的，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旧秩序（这个旧秩序未必是好的）的破坏者角色。而人民大学显然在整个意识形态的剧变中失去了她原有的重心。
在一个对文化高度警惕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命运总是比自然科学更为狼狈。1957年反右时，全中国的所有律师都打成右派。到六十年代初，公检法都合在一起了。当整个大环境已经成了这样，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当然很难勉力维持。
后吴玉章时代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郭影秋。郭影秋事实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对人民大学也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郭影秋也是职业革命家出身，在1949年之后还曾担任过云南省长。但是郭影秋对教育事业相当执着，后来辞去省长，历任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主要负责人。郭影秋最重要的功绩是在人大面临解散时坚持要成建制地整编到其他院校，从而为1978年人大的复校准备了条件。
如果说真的有“人大中兴”概念的话，它显然应该指1978年的人大复校。真正的“人大中兴”，实际上是1978年到1989年。我以为，绝大多数的已经毕业的校友，都会同意我这个看法。而郭影秋的“成建制整编”，事实上使得郭影秋，而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大领导，成为真正的“人大中兴”之父。郭影秋在人大复校之后恢复了校领导职务，并在1983年到1985年任名誉校长（当时未设校长）。笔者以为，如果说吴玉章是一位伟大的校长，郭影秋就是一位杰出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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