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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实证分析(一)

2011-11-24

摘要：使用中国1999—2007年度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内部相对结构变化的作用。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地方个人所得税、行为税、财产税和非税收入，整体上也引起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增加；并使地方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非税收入比重上升，城建税收入比重下降。投资开放的提升显著增加了地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行为税、非税及预算外收入，同时减少了地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总体上对地方财政收入有负效应；并提高了地方财政收入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行为税、财产税、非税收入及预算外收入的比重。由于外资和外贸对经济及税基的作用差异、现行分税制、地方各项财政收入自身特征、地方ZF基于多元目标为促进外资投资呈现出的策略行为等，使经济开放对地方各项财政收入规模及其相对结构的影响具有复杂和非一致性。

关键词：经济开放，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结构

1  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就地方财政收入来看，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从1999年的5594.8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3572.62亿元，年均增长率19.7%，其中，营业税从1999年的1452亿元，增长到6373.1亿元，年均增长率约20.31%，资源类税收入从161.55亿元增长到1234.2亿元，年均增长率约28.94%，其他收入类也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同期，地方预算外收入从3153.31亿元增加到6286.56，年均增长率9.01%，绝对额虽然增长也较快，但相对于其他收入类别增速并不快(见图1-b)。而同期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3.6%，低于一般预算收入增速，而高于预算外收入增速。从地方财政收入内部相对比例来看，各类收入所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也发生着动态变化。如营业税、资源税类、财产税类及非税收入等所占比例有一定幅度上升；预算外收入和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则有所下降，其中预算外收入比重从1999年24.75%下降到2007年的13.32%，下降幅度很大；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及财产税类所占比例却保持相对稳定(见图1-a)。

那么，引起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类别财政收入增速为何不同？是什么造成了地方财政收入内部相对结构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把握地方财政收入变动趋势、增强安排预算的科学性，以及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都颇具价值。

中国财政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者纷纷从多个角度试图破解“增长之谜”。出现了经济增长、价格和统计、征管及政策调整等的“多因素论”[1,2]、征管空间巨大的“特殊因素论”[3]、产业结构和产业税负差异说[4]等。对财政收入内部结构调整及其影响因素这一问题的研究却比较稀少。吕冰洋和李峰[5]在研究税收高速增长时，实证研究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四个主要税种收入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因素和征管因素对不同税种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差异。

财政收入增长及结构演变除了产业结构、企业效益和个人收入水平、征管及政策调整等因素外，经济开放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贸易开放有助于促进竞争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6]；克服国内市场规模限制、进入世界市场，产生规模效应[7]；加快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8,9]、吸收国外先进管理模式和思想[10]；资本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将扩大生产能力[11]。这会引起经济产出增加、企业效益提升和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而带来进口税、增值税、所得税等财政收入的增加。

第二，经济开放的扩大，FDI的增加，通过资本积累和管理、技术等的溢出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12]，直接或间接带动有关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另一方面，地方ZF为吸引FDI展开的税收竞争，普遍采取直接或变相的税收减免，将减少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会导致公共支出减少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下降，从而可能降低对FDI的吸引力，为保障财政收入水平，地方ZF可能对不同收入采取差异策略，降低某一些税种收入，而增加另一些收入来源的收入。

图1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及结构变动趋势

注：1.数据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相关各期计算整理而得；2.地方财政收入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和中央补助收入之和；行为税包括印花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和契税；资源税种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非税收入包括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四项；3.各收入项目比例为各收入类别与地方财政收入(含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和中央补助收入)之比。

第三，经济开放产生的竞争效应和外部风险，可能缩小ZF规模或扩大ZF规模，减少或扩大财政支出，相应地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或增加。

国外关于经济开放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开放与税收竞争问题，主要是研究开放对流动性不同的资本和劳动、消费税率的影响，但这些文献同时也反映出开放对财税收入及其结构(如不同种类税收)的作用。税收竞争理论认为，经济开放下流动性生产要素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流动，为保持及增加税基，ZF间便降低资本税率，同时为了维持支出规模，ZF将寻找新的收入，以劳动、消费等流动性弱的要素为税基，增加劳动和消费税[13]。一些实证研究给经济开放的税收竞争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Rodrik[14]使用19个OECD国家1965—1991年面板数据，用资本和劳动的平均有效税率作为因变量，发现以进出口占GDP比重表示的经济开放对资本税有显著的负效应，对劳动税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在加入国际汇率约束的定性哑变量及其交互项后，其研究结果不稳健。Bretschger和Hettich[15]利用1967—1996年14个OECD国家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显示经济开放将降低有效公司税率，提高有效劳动税率，发现税收竞争的存在。最近，Devereux[16]建立一个两维税收竞争模型，跨国公司根据有效边际税率选择投资地，同时根据法定税率选择利润的位置，ZF同时为资本和利润进行边际税率和法定税率竞争，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证明了在开放经济下ZF税率设置中的策略性交互作用，资本控制的放松引起的激烈竞争有效解释了样本国家均衡税率的下降。而又有不少经验研究并不支持经济开放的税收竞争假说。如Garrett[17]用1976—1990年OECD国家数据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及国际贸易开放的提高导致了资本税的增加；Swank[18]用17个工业化国家1966—199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以公司税占GDP比例作为资本税收的代理变量得出相同的结论。Dreher[19]利用OECD国家1970—2000年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开放及一体化将引起资本税率上升，对劳动和消费税负影响不显著，并认为其原因在于聚集收益使ZF可提高资本税率却不会引起资本流失。最近，Neumann等[20]构建了一个两国、两要素和两产品模型并进行模拟数量分析表明，经济开放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要素流动而使财政收入降低，但ZF仍保持很强的征税能力，经济开放对税收影响并不大。

国内外学者就经济开放对中国财政收入及其结构影响的研究非常少，只有个别文献间接涉及该问题。郭杰和李涛[21]在研究中国地方ZF间税收竞争时，将经济开放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实证检验表明开放显著提高了企业所得税和城建税的税负水平，而对总体和其他税负影响不显著。不过，由于他们的研究是以税负水平为因变量，研究的不是财政收入及其结构，同时开放只是其中一个控制变量，他们没有对此作出解释和分析。Zhu[22]基于制度变迁视角，认为中国税收结构变化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多种因素下，政治和经济企业家交互作用的结果；并利用1995—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税收结构的变化，其中将经济开放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研究发现以进出口比GDP刻画的经济开放对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社会补助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对其他税收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开放增强了经济活力和增长，从而使税基扩大及税收收入增加；经济开放减少了各种预算外的征收，使预算外收入比重下降；另外，经济开放对地区财政总收入的作用整体不显著，在东部地区将会降低财政收入规模，在中西部却会扩大财政收入规模。虽然Zhu研究的是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变化，但是经济开放并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同样没有对经济开放对财政收入结构影响的性质、程度和机制进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1999—2007年)，分析中国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与已有研究中国财政收入及其项目的文献相比，本文的特色在于：(1)从经济开放角度来研究地方财政收入，深入分析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2)不仅研究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总收入及其各收人项目规模的影响，还研究经济开放对地方各项财政收入此起彼伏的相对结构变化的影响。(3)在研究中，经济开放的刻画除常用的进出口额占GDP比的贸易开放指标外，还使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占GDP比重指标，以揭示FDI、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扩大，投资或资本开放对财政收入的作用，以期更全面细致研究经济开放的财政收入效应。

本研究将为我们理解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及结构调整提供新的视角，从而为今后的财税收入及经济开放政策提供参考。

2  计量模型、数据与方法

2.1  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造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各主要收入项目规模及结构的计量模型。通过观察经济开放变量在回归结果中系数的显著性及符号来了解经济开放的地方财政收入效应的性质和程度。基于Zhu[22]、吕冰洋和李峰[5]、檀学燕和张涛[23]及Dreher[19]的工作和本文的研究重点，建立地方财政收入规模计量模型(1)和地方财政收入结构计量模型(2)：

lnfiscalsizeitk=c+α1lnopentrait+α2lnopeninv+β·Xit+μi+εit    (1)

lnfiscalratioitk=c+α1lnopentrait+α2lnopeninv+β·Xit+μi+εit    (2)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t为时间；μ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也即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1和α2是变量系数，β为变量系数矩阵。被解释变量fiscalsize其下标k(k=1，2，3…10，11)表示11类财政收入规模变量，分别为地区财政总收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行为类税、财产类税、资源类税、非税收入及预算外收入。解释变量fiscalratio表示各主要财政收入比例变量，分别为地区财政总收入与GDP之比，增值税、营业税等十个具体收入项目各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考虑到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非平稳性序列以及降低或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等计量问题，遵照通常的方法对变量采用自然对数形式，故变量原符号前加前缀“ln”(下同)。

经济开放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实证研究中，经济开放的衡量国外研究者一般从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方面构建指标来表示。在贸易方面，主要用进出口与GDP之比、出口或进口占GDP比重；资本流动方面常用FDI相关指标[24,25]；也有用多指标构造贸易开放和资本流动指数的[15,26-28]。由于我国推行的是从经济特区、沿江、沿边城市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国家的开放政策存在时空差异；就国家层面政策相同的区域，由于要素禀赋、文化、社会环境及地方ZF行为选择等的不同，其开放广度和深度差异明显，而一地方外资引进和外贸发展是其经济开放的重要方面，同时地方外资和外贸的发展又进一步影响着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开放状况，地区间外资引进、外贸发展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开放差异的主要表现。研究者在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时，通常使用各省区的FDI及外贸依存度来表征各地的开放度，如Zhu[22]，解垩[29]、陈诗一和张军[30]，杨灿明和孙群力[31]及李涛和周业安[32]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及国内通行做法，本文采用类似的方法，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占GDP比例、进出口额占GDP比例(外贸依存度)两指标，分别从资本和贸易两方面测度经济开放程度。在资本方面我们没有直接使用FDI相关指标，这是因为外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不仅在于外资本身，更在于外资形成的经济组织及其活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较FDI更好地表征了外资参与和影响社会经济的程度。

X为可能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及相对构成的一组控制变量。其中，fexp为地区财政支出，引入该变量是考虑到财政收入可能会受公共需求及支出刚性约束。由于不同产业适用的税种、税制及其经济主体经营方式和盈利特征存在差异，这里用第一产业产值firsti、第二产业产值secondi和第三产业产值thirdi来反映三次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对财政收入的影响。inc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主要为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方面反映个税的税源状况，同时还可表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税收征管效率taxeff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反映在既定的税制、经济、社会等条件下，税务部门是否以最小的人力物力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主要衡量税务部门征税的组织管理、业务水平和努力程度等。高的税收征管效率意味着税务部门保证税收应收尽收、组织税收收入的能力比较强，从而有助于税收及财政收入的增长。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李建军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肖育才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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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财政收入 实证分析 财政收入 地方财政 人均可支配收入 规模 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