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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转帖者按：以下是dutang朋友对经济的品味，个人感觉挺有“味道”的，不知道，你怎么样品味“经济”的？
“经济”一词，古已有之，指经邦济世、经世济民，是豪雄胸中的韬略，与“政治”相近，又多了几分“天下”情怀。曾国藩认为国学中的功夫除了“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外还应添上“经济”。古往今来，有多少风流人物，身出道显，身退功成，皆在“经济”中纵横捭阖。 记得武汉大学一位专门研究现代汉语术语的名家讲过，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是洋务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日式名词”。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的“西派士子”对英文economics（经济学）的翻译是“富国术”，而日本人把英文economy（经济）用汉字翻译成“经济”。当时在张之洞等鸿儒大吏“学西洋不如学东洋”观念的影响下，大批“日式名词”成风气地涌入汉语，“经济”就在其中。这位学者还说，他认为“经济”这个词日本人译得不好，因为“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什么的并没有财富的意味。 我可不大同意这个观点，看来武大那位老师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很深，却既不大懂经济，也不够熟悉英文。 说经济（economy），不妨通过研究她的学科（economics）来考察。现代经济学上承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等传统，缘于亚当.斯密《国富》所代表的古典主义，正如《国富》的全名那样，古典主义可以用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来概括，分析的重点在于“贸易”与“生产”之间相互依存的诸多问题。《国富》汪洋滋泗，论及面极广，行文挥洒，成书于1776年，这时economy这个词，也正在向现代含义演化。 economy一词的来源很可能追溯到希腊文中的 oikonomos即“管家”，这又是从 oikos意为“房子”，以及 nemein意为“管理”两词演化而来。从 oikonomos派生出的 oikonomia意思不仅有“家庭管理”，而且有“节约”、“指示”、“行政”、“安排”及“国家岁入”等含义。 Economy这个词的意思最早记载在约1440年出版的一篇作品上，意思是僧院的“经济事件管理”。economy在此之后记载下来的意思与希腊语的 oikonomia有相似之处，包括“节约”和“行政”。 这时将economy译成古汉语中的“经济”（“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已不为错了，两个词都强调“经营管理”。只不过前者开头指家庭，后来发展到团体、国家的范畴，后者从来就指国家、天下；前者有“节约”之意，后者讲究救助百姓，东西文化侧重不同，却也对应。中国古汉语中的“经济”与“政治”相近，而这一时期的economics（经济学）理论主流和之后其分支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叫做“政治经济学”，真是对应精巧。 后来经济学经过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渐渐分道扬镳，一支演化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支经米勒、瓦尔拉斯、费雪等西方经济学家的不断补充、舍弃与改造，逐步形成了一套精致而规范的理论结构，成为“臻于化境”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运用数学和逻辑工具，对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形式化和精确化的改造，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分析工具，构筑起了基于少数假设的“精美的”理论框架。 历史走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economy这个词开始出现了今天最常用的意思——“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就在这时，等待着现实中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的是前所未有的大萧条。1929至1933年，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经历了经济活动的严重衰退，全世界经济学家只从经济理论中懂得政策对经济的长期效应，不会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动荡进行应对和调控，因此束手无策。历史呼唤有人来“经邦济世”、“经世济民”——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本书解释一般意义上的短期经济波动和特殊意义上的大萧条，提出政府应该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工具影响总需求。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以反主流的方式融入主流。 我们对“经济”从汉语翻译角度的品味，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自然，这样的品味无论从纵向和横向来看都是不够的，就连本栏目到目前为止占主要篇幅的博弈论，也是凯恩斯时代之后的发展。现在，经济学已经成了“帝国主义”之势，在几乎所有领域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经邦济世”。现代诸多科学的爆炸式发展，早已把哲学老人赶下了“万学之王”的宝座，“帝制”被推翻了，但全部科学作为一个系统，需要一个组织结构，也许“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下“主席”、“总理”的角色？ 这不是说笑，万事万物都有其在不受影响时的某些运行规律，但和它同处一个系统中的其它事物都是如此，于是，每个事物都受其它事物运行造成的“约束”，而在复杂的“约束”中尽可能地按照自身的“函数”运行。从某种角度上说，这都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不就是研究“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这是我从一些当代经济学家的论述中看到的概括，比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开头讲的“稀缺资源的配置”更符合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问题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系统都是一个“经济”，任何事物都是“经济事物”，“经济事物”们按照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即其本身运行规律）最大化的经济原则相互“博弈”，最终形成某些“均衡”。所有“博弈”构成“制度”（即“游戏规则系统”），“制度”及其效率水平决定一切结果，所有“博弈”不断达成新的“均衡”的总效果是“制度”的变迁，而这个“经济”（事物系统），以“制度”变迁的形式不断发展，具体的“技术”、“资源”等随之变化。万事万物，自然、社会、思维，物质、意识，天、地、人，……都是如此，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用经济学的普遍规律研究、解释和影响之。 以上是我的“包罗万象”的经济角度的世界观的最简单和不成熟的表述，至今我没有看到他人类似的表述，是我个人的观点和思想（也许还能成为有意义的创建）。我想这并没有陷入“黑格尔困境”，理由很简单：这样的认识不但没有使我陷入任何困境，而且总能使我摆脱任何困境。 我的这些认识主要得益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后者，使马歇尔古希腊诸神般唯美可爱的经济学“下凡”到了真实世界。 大学毕业后，上述经济角度的世界观使我开发出了些许“产品”，得以创业，至今虽尚未成功，却也毫无失败可言，而且我负责的工作完成得很圆满，现已将接力棒交给原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来日自会水到渠成。 上述思想还使我形成了很多学术理论创新的雏形，其中“心理经济学”已小有进展，不妨举个具体的例子： 当你激情澎湃时，仿佛调动起了整个身心，做事会大有进展，物我两忘，但与外界或自己的有效的交流（相当于“交易”，下同）却一方面发生充分，另一方面发生的价码升高——对外不用屈尊俯就，对内不用搜肠刮肚，这像不像经济高增长、高就业伴随高通胀时的情形？当你消沉沮丧时，做事效率会大大降低，组成你这个系统的不少成员都“不干活”了，都“失业”了，这时你一方面“交易”稀缺，另一方面很迫切地寻求“交易”，比如特别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即使别人不太爱理你你也会主动找人交流，不惜“推销上门”甚至“降价促销”，实在没有人，你也会望月凭栏，与物交流，触景生情，如此“廉价”地寻求“交易”，你还一定会“有所思”，希望与自己达成有效的交流（这实质上是组成你这个经济系统的某个或某些成员寻求与其他成员“交易”），这又像不像经济衰退、低通胀伴随高失业时的情形？你这个“经济系统”是否像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那样，在“通货膨胀”和“高失业”之间交替？ 这两种情况下，心理学家常通过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心理实验的结论和经验帮助人调节，但实际中有时益处不大，而且心理学现有的研究发展模式也不能足够的减少研究者的主观性、盲目性，实验条件控制的不完善性，和经验的局限性等弊端。用北大心理专家康成俊老师的话说：心理学至今仍基本处在经验总结的层次上，难以算作科学。 既然心理也是一个“经济系统”，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作用于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呢？比如，由理性这个“政府”运用类似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的手段调节上述类似于“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的心理状态。 有时你还会既不激情澎湃，也不消沉沮丧，而是更差的“烦”——既“通货膨胀”，价码高，不易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又“高失业”，按照自己的路子也什么都干不下去。这对应的就是经济的“滞胀”（既“停滞”又“通涨”）了。这个和上述的不良情绪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就像对应的经济现象在世界上都曾出现过一样。 现实中存在的理想的心境是达成“积极”和“平稳”的双赢博弈均衡（类似马斯洛描述的“自我实现”甚至“高峰体验”等相对健康和卓越的心理状态），就像高增长、高就业、低通涨的经济（如美国1990年以后，特别是1991年以后将近108个月的经济情形）那样，这是因为心理这个“经济系统”的“制度”变迁构建调整到了某个有效率的状况。要想达到这一程度，现在心理学界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属于类似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手段不再有效，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制度”的设计、构建和诱导性或强制性的变迁。其实，高水平的心理调节的实质就是“心理制度”的助建，也只有“心理制度”的助建才能调节出高水平的心理。在制度的设计、构建和诱导性或强制性的变迁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颇丰，我在如何将其运用到“心理经济”中也有了一点儿见解。 说了这么多，只是举了我的“心理经济学”中的一个例子，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一位实验心理学家，反过来，将经济学原理运用于心理学的“心理经济学”也必大有前途。 多少年来，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说作为当代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完全市场”不存在，而如果像经济学已经做到的“将利益广义化”并且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将交易适度的泛化”后，我发现“完全市场”其实就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世界中，尤其是在弗洛伊德定义的“潜意识”中。 多少年来，刚刚失去了“上帝”的人类又遇到了弗洛伊德的野兽——“本我”，人们越来越形成了这样的内心意识：人的本质就应该是兽性的，虚伪有理。客观现实真是这样吗？弗氏不应误导得了注重人生追求和内心调和的中国知识分子，更遮不住经济学的眼睛。 “心理经济系统”是一个组织（它也有市场性），组织成员中也许包含弗氏提出的全部那些，但它们并不一定有诸如“本”、“自”、“超”的层次之分，而且，这个组织中还有其它更多得多的别的成员（各种意象、记忆、意识等），而且不断有新的成员进入，还会不断有旧的成员退出（遗忘、戒除等），而这进出是可以被影响甚至控制的。各个成员和成员的子成员都“谋求”“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它们之间是博弈的关系。而整个“心理经济系统”（作为人的内在非物质制度）还要和人的生理（内在物质制度）还有外界（外在制度）一起博弈，构成了决定一个人一切（小到表情、念头，大到命运、历史功绩）的不断变迁着的制度。上帝在制度中复活，而“人心”是这个新上帝的构成部分之一。 “心理”作为独立存在的人的内在非物质制度，也可以设计、构建和诱导性或强制性地变迁等等，可以从无价值甚至负价值变迁为有价值，从低效率尽量变迁为高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此问题极具价值，暂不祥述）怎么能用弗氏描述的心理结构以揭示真理的形式去“矫正”所有人的心理经济体系的制度结构呢？“超我”不能代表一个人，“本我”也不能代表一个人。“性本能”的存在无损于任何高尚，即“性本能”与“高尚”这两个“心理经济系统”的成员之间的博弈完全可以达成双赢的均衡，而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另一个成员进入“心理经济系统”倒容易破坏了“性本能”与“高尚”博弈的制度（游戏规则），导致非双赢的均衡了。 弗洛伊德揭示出“性本能”的存在是他的伟大贡献之一，但他把“性本能”定错了地方，他眼中的心理结构简单、单一、静态且错位，认识不到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制度系统，一个组织。 心理这一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也需要有它的代表，选谁做代表（这个代表在“心理经济系统”表现为市场性时充当“政府”的角色）才有效率呢？似乎柏拉图提出的人与动物的区别——“理性”最合适。我把“理性”融入了“良知”、“真人格”（当然，取值可能是正、零、负）等后发展为“人生理性”，又名“真我”，这个概念能代表一个人。 以上又从我个人的角度简单地不全面地品味了一下“经济”。 短短的几期栏目，几篇小文，涵概了经济的理论、实际，抽象、具体等各个方面，已甚欣慰，还能承载这么多的东西，夫复何求？ 上文我曾说经济学可以在诸多学科中扮演一下“主席”、“总理”的角色。其实何必屠龙，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我特别想成为张无忌，不做什么教主，只与我的敏敏（“经济”）一起踏遍万水千山，她永远比我聪明，她完全懂我，我永远不可能完全懂她，但即使有一天我再也不能学习经济了，也永远没有人能够取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这是一种比爱情更深的生命感情，已融入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经济学，比我更是我自己。大学毕业时，我独自爬上母校的制高点，“倚天”俯望这所经济类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转自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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