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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由效用和时间两个基本因素组成的人的生产行为。在财富的形成过程中，是侧重于劳动的时间因素增长财富，还是侧重于劳动的效用因素增长财富，实际构成了两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劳动方式。而在两种劳动方式基础上，又会构成不同内涵的生产方式。在其中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现将对这两种劳动方式的特征、作用以及相互关系的认识简要论述如下：
一、对重复性劳动的认识
所谓重复性劳动，是指在稳定的生产条件限定下，按预定程序并在工具的固化效用规定下做重复性动作的劳动。它的劳动单位效用不变。重复使得劳动效果不断被复制，使得劳动时间耗费与劳动效果数量构成正比，劳动成果量成为劳动时间量的精确折射，生产管理变得可预期与可调控。重复性劳动主要是依靠劳动数量（通常以时间单位计量，以下同）增长带动财富增长，在传统生产中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劳动，例如挖煤、收割、纺织、养殖等等。总之体力劳动是其典型表现。
迄今为止的物质生产主要依靠重复性劳动方式推动。因为劳动一方面执行生产的操作要求，体现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又是落实社会生产利益的基础。传达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要求。这使得劳动成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中间媒介。因此劳动方式对社会生产运动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接着我们分析重复性劳动方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
因为劳动单位效用不变，时间耗费与财富形成之间有一个固定比，所以生产增长所依托的剩余物质来源只能是一个：剩余劳动时间积累。也就是把效用当作固化了的劳动时间积累起来，为扩大再生产做物质准备。这种剩余积累方式在价值社会中就表现为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所以重复性劳动方式是资本机制形成的胚胎，而资本机制是重复性劳动的高级生产形态。
进一步考察，工具的效用是固定的，而人的效用却是复杂多变的。这其中包括劳动的熟练程度、体力状况、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劳动环节之间的协调程度等等。因此在重复性劳动方式中，劳动效率的提高，是围绕人与工具之间的效用配合矛盾而展开。生产制度和管理程序等等，都是为此而服务为此而改进的。
劳动效率既然集中于人与工具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稳定的生产条件下，那么对人的效率计较就成为效率提升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对效率的计较必然要落实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劳动动作的状况。依托于工具与物，不断的对劳动自身做出改进与优化，就成为重复性劳动方式的效率追求特征。简要的说，这种效率提升方式就是在对内效率约束条件下的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方式。
另一方面，当重复性劳动在把生产要素稳定的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就把生产效率也限定在了重复的环境中。这就使重复的运行环境，成为效率改进的最大可行范围。自我完善、自我优化，迫使生产规模尽可能的稳定与缩小，以求适应内在效率的发展需要。效率的目标始终局限在个别重复运行的生产过程中，个别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表现形式，个别生产的独立积累利益目标因此成了生产效率的最高标准。
劳动效率既然是以内部效率约束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展开，依附于劳动效率才能生存的生产利益，也只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展开。在此，劳动的效用条件与劳动的时间条件分裂了。因为劳动的效用标准是由社会决定，是为他人服务的。但劳动时间却是服从独立积累各为其主的。劳动的“自私”积累要求，一方面完整的体现了个别劳动的效用差异和效率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个别劳动效用对社会效用的配合是被迫和不自觉的。所以在社会生产中，重复性劳动应用的愈广泛，劳动的这种内在矛盾就表现得愈突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社会价值运动与社会效用体系是在相互碰撞和磨合中曲折前行。
从经济生活的表面看，生产行为只为个别生产效率服务，只为个别生产积累，只以个别生产利益为最高利益，只接受个别生产利益的控制。这一切都表现为生产者的自私行为，表现为生产者的私利。个人的私利与生产的“自私”要求，究竟是谁决定谁呢？生产行为是人的行为，一方面生产的要求是以人的要求来表达，另一方面生产利益要靠人的利益来推动。只有人的利益去吻合生产机制的要求，生产方式才能稳定运行，而不可能是生产机制去适应人的利益要求。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如果没有生产的独立积累要求，没有生产运动的内部约束和自我优化效率机制，个人的私利要求是无从落实的。是个人的私利追求在一定条件下符合了生产独立运动方式的需要，而不是生产运动方式服从了个人私欲的调遣。
无论生产的权益归属于何方，是公有或是私有，生产利益的基石只要是落在劳动的这种效用矛盾基础之上，对外就呈现利益私有特征。“他们必须互相承认是私有者。这种权力关系——不问是不是依法成立的，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在其中，有经济关系反映出来。这种权力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也就是由这种经济关系规定。”【《资本论》1953年版第一卷第69页】。
生产私有是经济运动私有的基础，商业行为乃至人自身的生产过程在经济上都必须随之独立私有，这就形成上至王宫下至黎民百姓的“亲兄弟，明算帐”的经济生活准则。
由生产力所决定的重复性劳动方式，使社会生产形成了一大批立足于自我优化效率、自我提升利益的微观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以自身利益为评判标准，对外就表现为“争夺与私有”。所以一个生产过程无论怎么细分解开它的生产环节，各生产环节都会马上具有独立的、“自私”的经营机制，具有独立的“自私”的利益实体。为什么同属一个产权的企业集团，其子公司也会有各自的经济“私利”？为什么公有制制约下的国营企业也有局部利益？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说到底，在重复性劳动水平的制约下，劳动是通过“自私”的经营法则来体现彼此的效用差异。
本质上统一的人类劳动，由此被分裂为具体的对立的生产劳动。在基本的物质生产是独立追求局部效率的模式影响下，社会各层次的经济活动（如国家经济、个人生活、服务行业等等）都要追求自己的效率以适应这种各负其责、各求其利的基本生产模式。而这种各自追求局部效率的活动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就是“自私”。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活动时把人的自私作为公理条件，显然已经看到了自私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自私的社会法则始终要依据生产方式建立，人人都想当皇帝但社会条件规定皇帝只能有一个。人的自私要依附于生产的效率“自私”才能得到经济社会的承认和认可，一旦越过了界，它就反过来破坏了生产进程。所以尽管商人与骗子都有私心，但正常的商品交换与市场欺诈始终是有区别（社会是以法的形式来标记这种区别），行业垄断不能取代行业竞争。
当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劳动状态时，这一劳动状态会依据生产条件形成特定的劳动效率提升机制，我们简称为劳动方式。在劳动方式基础上才能形成特定的生产效率和利益机制，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这些形态与结构反过来又规范了人们自身的经济行为。这跟具体的交通工具决定了人们的交通行为，而人们又根据具体的交通行为制定了交通规则和管理机制，这些交通规则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制约了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道理。
围绕生产机制的独立，社会认可的权益独立不可避免。这也是生产运动要求责、权、利相统一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为了维持局部效率机制的稳定与连续，独立的生产条件（劳动与物）归属权和控制权自然需要社会明确，产权概念由此而形成。局部效率机制愈独立，决定了人对物质的控制权益也愈独立。生产愈独立，物权愈排外，直至形成权益清晰的所有权形态。重复性劳动对生产条件固定、专一的归属要求，为社会形成固定专一归属的财富所有权奠定了基础。生产效率“自私”，决定了劳动行为也要“自私”，权益也要“自私”。在服从于生产运动方式的“自私”产权界定下，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采取私有劳动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生产中，在私有和对立的劳动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劳动交换的社会衡量标准——价值标准，从而奠定了商品经济的基础。由于生产条件服从于物质所有权，生产过程中所有的责、权、利关系自然也就依托最初的物质所有者权益展开。这就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形成奠定了基础。谁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生产的控制权和财富分配权，所有权成为社会各阶层争夺的焦点。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状况构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人们判断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上述一环扣一环的因果链在现实生活中是以完全倒过来的形式表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规定权力，权力制约商业行为，而商业行为是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的。
所以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社会生产是先有了一大批效率机制独立的、对外排斥的经济利益主体诉求，然后才会有私有权益和私有秩序。没有前者，后者根本就不能存在。生产效率机制越要求独立，生产所有权的排它性也就越突出。在微观的、具体的生活中我们所感觉的事实是经济权力决定生产单位的归属，在宏观上抽象上我们认识到的事实却是生产力决定劳动机制，劳动机制通过效用矛盾决定了生产权益形态以及人们自己的经济关系。
隐藏在产品中的劳动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那么在社会产品交流中，私有对立的社会生产是怎样测知对方生产的劳动耗费？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重复性劳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劳动时间与劳动效果之间比值固定，人们可以依据产品的效用去判断产品中的劳动量。在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动作重复，劳动的效果重复。对重复耗费状态的最精确测量数值就是平均值。人们凭借产品平均的使用价值(劳动效用)就能判定平均的劳动消耗，优质优价，劣质低价。从而可靠地完成各生产过程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实践中，买卖双方在衡量产品交易中所包含的劳动耗费量时，自然会趋向一个平均值的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平均值反映社会生产中绝大多数生产主体的劳动耗费状况，生产方也就是卖方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均值稳定，不易受人为和个别事件的干扰，买方易于把握。因此买方也接受。借助双方都接受的这个平均值标准，各生产过程在商品交换环节实现了社会认可的劳动耗费量，维护了自己独立的生产利益，资本可以在投资前精确计算它的投资回报率等等。）。一个稳定的价值增殖经济秩序得以建立。这个平均值标准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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