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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思想家》[英]赛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收有七篇文章，其中《辉煌的十年》篇幅长达百余页。这篇长文包括四个部分，原系伯林1954年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所作的四篇演讲。在第一部分《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伯林分析了“辉煌的十年”（1838年至1848年，“辉煌”也可译为比较中性的“值得注意”）的社会背景和俄国知识分子基本特征的形成原因。
《辉煌的十年》第三部分是一篇别林斯基的专论。别林斯基巨大的人格力量几乎无人可比，他绝对诚实，自己每次思想上的转变都引起他强烈的痛苦。这位目光如炬的天才疯狂热烈地追求真理，追求能满足人类之需的“完整”答案。伯林对他的描写精到准确：“不能妥协，苟非其全心彻底相信之事，则暂时且表面的委蛇变通，亦不肯为。”
这种迷恋道德纯洁性的战斗姿态和英勇气概藐视客厅里的礼仪和公共论坛上的克制。伯林在别林斯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几近粗鲁的、得理不饶人的格调，它后来更趋尖锐激越，这或许是作者性格使然。伯林写道，别林斯基“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这种时而怒气冲冲、时而杀气腾腾的腔调逐渐成为激愤的新人的典型腔调。别林斯基在革命之年1848年逝世，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当然应该包括风格上的影响。“战斗檄文”的内容有时尽可忽略，那文风本身就是某些基本立场态度的见证。
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是不是别林斯基的传人？《俄国思想家》中最后一篇文章《父与子》又是一篇伯林式的优雅杰作。巴扎罗夫以为靠了他的显微镜和青蛙解剖所象征的一切就可以粗暴待人。他说话唐突，满嘴讥嘲，鄙视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对接待他的基尔沙诺夫们的感情全然不顾，坦白到了残忍的地步。请看他与他朋友阿尔卡狄的伯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的一段对话：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认。”
“否认一切吗？”
“否认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父与子》巴金译文）
当阿尔卡狄的父亲提醒这位虚无主义者不可忘记建设时他又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历史仿佛不是一条延续不断之流，它可以轻易斩断；只有彻底的决裂才有崭新的、白纸般的开端。
屠格涅夫待人谦逊，亲切，温和（读英美文学的可看一看亨利·詹姆斯的回忆文章），他在小说《父与子》里并没有明断是非，明表好恶。伯林认为，屠格涅夫敬佩那些急于改变现状的人，他们有“无私的奉献，纯洁的动机以及殉道精神”。但是屠格涅夫又担心错误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恐怖主义引生的损失可能超过它可能带来的益处。“一边是要把旧世界连根茎带枝叶毁掉的人；一边是他这种要挽救旧世界的人，他们要挽救，因为，在一个用狂热与暴力创造的新世界里，值得你生活的东西可能太少”。屠格涅夫当然还记得另一位英年早逝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对他的批评。后者在评《前夜》时呼唤俄罗斯的英沙罗夫（《前夜》中那位保加利亚民族英雄），他说：“你坐在一个空箱子里，想从里面倒翻箱子，多么费功夫！要是由外面来，一推就翻了。”也就是说，必须憎恶现有秩序，与整个制度断绝一切关系。箱子里无数普通百姓的命运将随着箱子的倾覆而彻底改观？
在某种程度上伯林希望把赫尔岑列为屠格涅夫的精神之友。《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真正的主角是伯林素来佩服的赫尔岑。
伯林自己所处“冷战”时代的一些特征和套语渗透到他对赫尔岑自由观的描述之中，于是赫尔岑摇身变为伯林所在的营垒里一位雄辩的斗士：
赫尔岑欲求个体自由，甚于幸福、效率或正义；他宣斥组织规划、经济集中、政府权威，因此凡此都可能戕害个人自由发挥奇思幻想的能力，以及个人生命在一广阔、丰富、“开放”的社会环境里造就无限深度与变化的能力。
《俄国思想家》有一个话题不时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是不是有一条和缓之路可走？伯林说，二十世纪中叶的印度、土耳其和南斯拉夫没有去赶集体化急行军的路子，向世人证明了新的可能性。屠格涅夫曾表白道：“我是，而且向来就是‘渐进主义者’。”这也是伯林乐于认可的一种态度。以剧变奠基的国家也会面临因时而变的压力，相信伯林在八九十年代依然本着他的善意与谨慎拒斥“休克”，肯定一条渐进的徐缓之路。《俄国思想家》真是一部极其出色的著作，它或许能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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