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负之痛：纳税人的钱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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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民醒了
　　如今，“纳税人”三个字再也无法被遮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人们渐渐意识到，“税”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纳税的。”李荣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纳税人，是在2006年1月，她发现自己的工资单上多出了代扣个人所得税一项。
　　那一年，刚好是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整到1600元的时间。李荣那时的工资还是已经超出起征点很多。
　　蒙眼的纳税人
　　李荣1982年参加工作，作为食品发酶行业普通科员，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二块五，加奖金不到两百块。
　　按照1980年9月，全国人大第一次颁布施行个税法确定个人所得税800元起征的标准。1982年时，李荣这样的工薪阶层是被排除在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范畴之外的。
　　工资超过了起征点以后，李荣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自己纳了税。“我从前一直认为拿到手的钱就是我的工资”，直到2006年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把扣税项目列进了工资单，李荣才发现单位代扣了几百块钱的税。“之前，纳税这事儿我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
　　和李荣描述的相像，大部分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纳税人是因为交纳个人所得税，但是时间却远远晚于自己的工资超过起征点的时间。
　　发现每月自己要缴纳这么多个人所得税之后，李荣开始格外关心税。
　　去年中秋节后，她发现自己交的税比平时多了八十几块钱，就去财务处询问，得知过节发的两盒月饼也交了个人所得税。
　　拿出计算器，李荣按照会计给她算的方法，又给《中国周刊》记者计算了一遍那八十几块钱的税是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交了多少税。”李荣感慨。
　　李荣的处境正是中国大多数税民曾经甚至现在的遭遇，要么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要么无从得知自己到底纳了多少税。
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多数民众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纳税人三个字。寥寥几位学者会去讨论纳税人意识的缺位。　　但在那时，试图宣传纳税意识，都还是一种奢望。　　“十几年前，是不许在文章里提‘纳税人’三个字。” 此话出自媒体人五岳散人之口。　　肖雪慧就真正感受过这种来自高处的遮蔽。她在1999年发表的《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似乎打破了某种不正常的宁静。　　唤醒意识的开端　　1998年底，从事伦理学研究的肖雪慧看到好友发表的一篇名为《必须建立公平公开的现代公共财政》的文章。　　文中说：“几十年来，纳税人这个词之所以很少被提及，并不是有人故意隐瞒真相，而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财政体制发生了一次大蜕变。税之不存，纳税人又从何谈起。”　　肖雪慧一下子意识到，“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这和在伦理学研究中最核心的公平一脉相承。”　　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肖雪慧研究当时中国的税制和纳税人的权利：当纳税行为和纳税人身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时, 有多少人能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纳税在支撑着政府财政。　　1999年5月，肖雪慧完成《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全文一万五千字。文中说对于纳税人权利的缺失，来源于纳税人意识的缺失。“‘纳税意识’，往往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忽视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一字之间，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　　在当时的学术圈子里，纳税人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却好像从来没有冲出到公众的视野中。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讨论纳税人意识。”肖雪慧把文章寄给了十几个学术期刊，而几个月过去，音讯全无。“所有关于税的讨论，就像石沉大海，没有人愿意发表这样的文章。”　　当年7月，转机来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肖雪慧把文章寄给了《南风窗》，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了回音。她这次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们一定要发表你的文章。”一个月后，《南风窗》发表了四千字的《人民为何纳税》。　　“还是没有敢提权利两个字，”《南风窗》发表肖雪慧的文章后，多地方转载，但都没有用她原本的标题，“权利”二字还是禁忌。“涉及公民权利和公权力的问题还是很敏感，不过我很满足，至少纳税人这个词终于进入了公众视野。”　　从“税”到“权”的争论　　肖雪慧的文章越传越广，到2000年《社会科学论坛》全文发表，关于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权利的讨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响应支援，也有人跳出来反对。最终还引发了一场从“税”到“权”的争论。　　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喻权域发表了一篇《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反驳肖雪慧，称其为“资产阶级洋垃圾”。　　喻权域在八年后，回忆那一次笔战时说：当时的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肯定了此文的论点，当年的《新华文摘》等报刊曾予转载。从那以后的八年间，没有报刊再宣传“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是纳税人出钱养活，所以政府要为纳税人服务，政府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这一荒谬绝伦的资产阶级的过时的“洋垃圾”了。　　“我国有许多干部以为他的工资待遇是上级恩赐的，不知道那是人民给的，所以我们要宣传‘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是纳税人出钱养活的，政府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喻权域对于“洋垃圾”有这样一段总结。　　如今看来，喻的总结倒像是在为纳税人意识正名，而在九十年代很多人也会像喻权域所说的那样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搞错了时代，也搞错了国度。”　　很难想象在十几年前，五岳散人口中那个连“纳税人”三个字都还是禁忌的时代，学术圈的争论已经从简简单单“税”的层面，深入到了“公权力”和“公　　民权利”的深度。而实际上打破那怪异的宁静，也是需要有人说出来。肖雪慧很快回应了喻权域的质疑，她在《书屋》上发表《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兼打喻权域》。　　肖雪慧回应喻权域，说他的文章“干扰着人们对‘纳税人’概念本身具有的政治含义的认识, 从而阻挠着人们的纳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肖雪慧到今天再聊到税的话题时，还是会把各种社会问题挂在嘴边，就像早在十二年前她就把税收和三公消费、政治腐败、公权力服务意识联系在一起一样。　　“我家楼下的小商贩被城管赶得东躲西藏，他们也是纳税人，不应该享受生存的权利吗?”肖雪慧顿了一顿，“难道要把他们都逼成夏俊峰?”　　说出你的权利　　当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夏俊峰”出现时，公众的情绪是如此的一边倒。　　中唐时期，永州捕蛇者蒋氏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蒋氏祖父两代死于捕蛇，他仍要从事捕蛇，皆因于“更若役，复若赋”。　　可见，赋税如果用之得当便是现代政治，用至不当便是苛政如虎。　　《福布斯》杂志每两年进行一次全球税收痛苦指数的排名，近三次排名中，法国是在税收方面最“痛苦”的国家。但在法国，公民享受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而非谈“税”色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意这样的说法：现代社会的常识是“无权利不纳税”。　　“税收是国家和公民之间最基本的契约关系，人们交税的前提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这是肖雪慧给出的解释。　　而人们也意识到纳税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　　去年，有网友上书全国人大要求给外地人“退税”。“既然地方政府不能给‘外来人口’与‘市民’同等的纳税人权利，也就不能要求‘外来人口’与‘市民’尽同等的纳税义务，这是最起码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这样的呼吁直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户籍歧视等不甚公正的政策。而在去年7月国务院征询个人所得税改革意见时，社会各界人士以电话、书信、论坛等形式共向国务院提交2万多条意见。2万这个数字，是过去二十年公民对于政府决策提出意见建议的总和。　　在肖雪慧看来，现代制度的建立需要过程，“谈税色变正说明着意识的觉醒。”　　如今，“纳税人”三个字再也无法被遮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人们渐渐意识到，“税”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关于税权的讨论也已经成为趋势。　　2011年，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税的真相》，意在让老百姓读懂中国税。编者黄凯平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无论是政府还是纳税人，意识的觉醒都有明显的言行变化。”　　曾经，税收增长这个要刊登在《人民日报》头条的消息，近几年不见了。而更多的老百姓也开始了解，除了个人所得税，自己每天要纳更多的税。　　黄凯平算过一笔账：2011年，中国居民平均纳税金额为5600元，而其中直接税，也就是个人所得税不到500元，其他均为在消费或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流转税。“中国人税权意识越来越强烈，是因为税痛感增强了。”　　我们如此纳税　　难怪陈志武先生浩叹：我们的政府，“真贵”!　　又到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每次“两会”都有诸多热点，而民生问题则是这些年来的永恒热点，税的问题，不只关系民生议题，还涉及到诸多方面，最近愈发引人瞩目。　　罕有国家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三十多年来保持了年均百分之九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民众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益处之时，也开始越来越感受到另外两种“高增长”之痛：一为通货膨胀高增长之痛，另外则是高税负增长之痛。　　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推出“税负痛苦指数”的排行榜，则开始让本来是隐隐作痛的中国民众感受到税负的剧痛，在那个排行榜上，中国内地赫然排名第二。尽管学术界对该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存有相当的争议，尽管税负水平的计算也存在多种统计口径和数据指标，尽管有关部门也出面否认，但从主观感受的角度看，该税负痛苦指数的结果一经公布和引用，却引发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关注。榜上排名第一的法国，第三至第五名的比利时、瑞典和荷兰，都是众所周知的高税负高福利的国家，人生生老病死中的诸多环节，全部免费，而这些，中国没有，甚至，中国民众根本都不知道，交纳了多少税。与国民对于税收的不知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税收的高速增长，远的不说，且看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在百度栏中输入“2011、税收、季度、提前完成”几个关键词，就会发现，神州大地大至一省，小至一县，其所辖税务部门都堪称当地效率最高的部门。　　不妨再看看一组数字：根据财政部最近发布的消息是，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22.6%;在2010年，这两项数据分别是73202亿元、23%……毋需逐年列举，但不妨总而统之：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统计，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中国税收的增长速度，已经跑赢GDP增长。而另一可兹比较的是这些年来除去通胀之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　　难怪陈志武先生浩叹：我们的政府，“真贵”!　　税收如此速度的增长，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正在引发学界和媒体如火如荼的讨论，在众声喧哗的此时，本刊推出这组报道，不是试图解答这一宏大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我们记者的眼睛与调查，让民众对于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税有更多的了解。　　套用专题中一位受访人的句子：谨以此专题，献给那些无时无刻不在为纳税做着贡献，却浑然不知的你、我、他们。　　而无论是我、你，还是他，原本不应该浑然不知。　　纳税人的钱去哪了　　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22.6%。想知道这接近九万亿元的税收收入将怎么花，即使是专业的人士也看不懂，说不清。　　2012年2月，有人从北京打来电话，让吴君亮看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名字叫《纳税人的钱哪去了》。“电话中的人说，他身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清楚‘国家账本’怎么花钱的，纳税人的钱哪儿去了。”在互联网上，这段视频被疯转达数千次。“五年之前，中国人很少问政府怎么花钱，再过去十年，这些信息都属于保密法的范畴。但时代不同了，像我这样希望政府公开透明花钱的人越来越多。”致力于推动公共预算公开的，中国预算网创立者吴君亮说。　　普通公民想知道政府怎么花钱的欲望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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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税负 纳税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个人所得税改革 社会经济研究 中国税负 纳税人

　税收收入去向复杂
　　中国财政部2月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22.6%。想知道这接近九万亿元的税收收入将怎么花，过去的税收花在哪里，并不简单。就如同万条小溪终究汇入大海一样，ZF财政收入就是大海，而税收、国债、国有资产收益、收费收入、国有土地转让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一并构成了财政收入的来源。它们糅合成一块蛋糕，经过国家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分给各个部门、各个用途。
　　税收收入不等同财政收入。但显然，税收收入是这块蛋糕的最主要原料。依据最新的数据，2011年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同年税收收入8972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例86.5%。2010年这个比例为89%。
　　从某种程度上来，“大家问税收的去向实际上是问国家财政收入的去向”。经济学家冯兴元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这块价值不菲的收入蛋糕是如何划分的呢?
　　以2011年中央财政预算表为例，下辖25个项目，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外交、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商业服务等事务、金融监管等事务、地震后恢复建设等食物、国土资源气象、住房保障指出、粮油物资储备事务、预备费、国债付息指出、对地方税收返还、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
　　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近几年国家用于民生的投入明显增加，总体民生支出已经超过了中央财政支出的60%。
　　但就整体支出项目而言，都是大数目，一般民众很难对单个数据有直观上的理解。假如放在坐标中就不同了。单项投入而言，2011年教育2963亿元，占财政预收入的3%。医疗和卫生1727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远低于美国日本欧洲的比例。

ZF那么多钱主要去哪里了呢?

　　“有一部分是机关事业单位开支、军费、外交等。还有一部分用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有一部分转移支付到地方等等。但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冯兴元说。早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是由财政注资的。以后也进行过注资补贴。2008年金融危机，ZF大手笔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其受益的对象也大多数为国企、大型国家项目和地方ZF企业、地方项目。

　　ZF应不应该拿财政收入，包含纳税人的钱来支援商业、金融?《税收真相》作者通过2008年福建省一般功能分类表分析到，ZF包揽事务太多，支出庞杂。除了通常理解的ZF应该承担的司法、治安、国防、外交、社会救济等职能，ZF还包揽了农业、林业、交通运输、工商金融等一些不该由纳税人埋单的职能。

　　此书仍以福建省2008年财政预算为例，说，“直接返还民众生活和用于民众福利的资金极少，仅占总支出的6.5%。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总体而言，中国ZF花钱有个特点，投入经济建设和ZF行政支出的比重过大，挤压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份额。”

　　“这样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范建鏋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高福利国家相比，我们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的比重仍然不能算高。但应当看到，这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仍须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有重要关系。

　　要转变花钱分蛋糕的习惯，还关系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行政费用高

　　2010年起，吴君亮和李德清给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等多个部门写申请信，申请ZF部门公开信息。“ZF的账本就跟糊涂账本一样，复杂，不清楚。”而其中，特别对ZF行政费用中一些项目的具体花法，作为一个公民，他很想知道具体的内容。

　　在吴君亮最近拿到的2012年深圳市财政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深圳市预算支出总额为1113亿元。市一级行政费用是180多亿元，占预算总额16%。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深圳区县和街道的行政支出。

以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预算为例。这里一共有行政编制53人，雇员4人，总数57人。预算支出2374万。基本支出，工资补贴费用办公一共1546万。“相当每人25万多。就算拿掉三分之一的办公费用，人均还是有十八万的年收入。”此外还有项目支出828万，重要文件起草26万，课题调研153万，市港澳经济研究费15万，印刷费10万，市改革办公费用150万，内刊编辑费50万。

　　“这些钱怎么花的?有没有重复的项目职能，编辑费50万，怎么花的?”吴军亮加重语气。“我曾经申请过，能不能公开。再比如150万调研费，你付给谁?写清楚好吗?”

　　实际上，深圳市ZF行政支出的情况算不上最坏的例子。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公开表示，“纳税人供养机构和人员规模过大。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增长了92%，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8.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纳税的成本很高。2005年我做过研究，中国的纳税成本占了6%，日本是1%。”冯兴元说。这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说法，ZF支出的效率很低，“我国ZF支配了这么巨额的广义财政收入，但财政支出效率尚差强人意，亟待提升。”2009年，中国ZF一般预算支出76300亿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达9164亿元，占比为12%。这些数字还只是包括ZF从一般预算收入的支出，并不包括其从其他收入中的支出。

　　“实际上，上述有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计算并不靠谱。很多县市的财政叫‘吃饭财政’，预算内收入主要用于工资和福利支出。而‘建设财政’则主要依靠土地滚动开发(也就是所谓‘第二财政’)和预算外收入。”

　　他说，按照国际经验，参照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我国只需要保留一套税务班子。也就是说，国税、地税系统需要合二为一。当前的中央与地方ZF之间存在博弈，中央ZF对1994年之前由地方ZF负责税收征管的方式并不满意。因此如果合并国地税系统，合并后的税务局主要需要向中央ZF负责，其中可以设立一些部门专门负责地方税的征收，这些部门也同时对地方ZF负责。合并之后估计可以释放至少1/3的现有税务系统财政供养人员，腾出至少1/3的楼堂馆所。这是一笔本可以节约、但正在浪费的巨额财富。

以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预算为例。这里一共有行政编制53人，雇员4人，总数57人。预算支出2374万。基本支出，工资补贴费用办公一共1546万。“相当每人25万多。就算拿掉三分之一的办公费用，人均还是有十八万的年收入。”此外还有项目支出828万，重要文件起草26万，课题调研153万，市港澳经济研究费15万，印刷费10万，市改革办公费用150万，内刊编辑费50万。

　　“这些钱怎么花的?有没有重复的项目职能，编辑费50万，怎么花的?”吴军亮加重语气。“我曾经申请过，能不能公开。再比如150万调研费，你付给谁?写清楚好吗?”

　　实际上，深圳市ZF行政支出的情况算不上最坏的例子。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公开表示，“纳税人供养机构和人员规模过大。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增长了92%，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8.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纳税的成本很高。2005年我做过研究，中国的纳税成本占了6%，日本是1%。”冯兴元说。这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说法，ZF支出的效率很低，“我国ZF支配了这么巨额的广义财政收入，但财政支出效率尚差强人意，亟待提升。”2009年，中国ZF一般预算支出76300亿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达9164亿元，占比为12%。这些数字还只是包括ZF从一般预算收入的支出，并不包括其从其他收入中的支出。

　　“实际上，上述有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计算并不靠谱。很多县市的财政叫‘吃饭财政’，预算内收入主要用于工资和福利支出。而‘建设财政’则主要依靠土地滚动开发(也就是所谓‘第二财政’)和预算外收入。”

　　他说，按照国际经验，参照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我国只需要保留一套税务班子。也就是说，国税、地税系统需要合二为一。当前的中央与地方ZF之间存在博弈，中央ZF对1994年之前由地方ZF负责税收征管的方式并不满意。因此如果合并国地税系统，合并后的税务局主要需要向中央ZF负责，其中可以设立一些部门专门负责地方税的征收，这些部门也同时对地方ZF负责。合并之后估计可以释放至少1/3的现有税务系统财政供养人员，腾出至少1/3的楼堂馆所。这是一笔本可以节约、但正在浪费的巨额财富。

周天勇也曾举例，说明庞大的公务员机构吃掉的财政收入。2007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务招待、公出和办公经费等等，总计为29425亿元。当年，对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 的75%，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44%。“从一些国家来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2.5%左右，美国在15%左右”。

　　三公消费疑团

　　三公经费是行政费用中最神秘的一部分，犹如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就生事儿。2011年，网上对三公经费的热议，掀起了不少涟漪。广东中石化购茅台82万元、洋酒近百万元。安徽电力为干部配私车、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费。疑似广东公务员海外公款豪华旅游……

　　公款吃、喝、玩，谈起“三公消费”，一个28岁的公司白领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愤怒。这简直是糟蹋纳税人的血汗钱，拿我们纳税人的钱来让他们喝天价酒。”

　　“三公”经费由来已久，指的是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本来三公经费只是正常的行政费用中的一部分，但很多时候，不恰当的、奢华的三公经费开支为公职人员生活特殊化、享乐提供了粮草，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引发社会矛盾。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30%。”主持人柴静听到巨大的数据，显然出乎意料，说，您说多少?

　　事实上，公款乱消费，不仅引发社会矛盾，还让其上级部门尴尬。“有时候上一级部门都不知道下级单位到底在行政上花了多少钱。”冯兴元说。“很多部门有小金库，属于自收自支，很多腐败行为与此有关。”

　　2011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会议要求九十八个中央部门要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增加部门预算和决算公开的内容，并要求到6月底公开 “三公经费”和其他行政经费支出情况。

周天勇也曾举例，说明庞大的公务员机构吃掉的财政收入。2007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务招待、公出和办公经费等等，总计为29425亿元。当年，对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 的75%，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44%。“从一些国家来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2.5%左右，美国在15%左右”。

　　三公消费疑团

　　三公经费是行政费用中最神秘的一部分，犹如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就生事儿。2011年，网上对三公经费的热议，掀起了不少涟漪。广东中石化购茅台82万元、洋酒近百万元。安徽电力为干部配私车、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费。疑似广东公务员海外公款豪华旅游……

　　公款吃、喝、玩，谈起“三公消费”，一个28岁的公司白领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愤怒。这简直是糟蹋纳税人的血汗钱，拿我们纳税人的钱来让他们喝天价酒。”

　　“三公”经费由来已久，指的是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本来三公经费只是正常的行政费用中的一部分，但很多时候，不恰当的、奢华的三公经费开支为公职人员生活特殊化、享乐提供了粮草，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引发社会矛盾。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占这个行政开支的30%。”主持人柴静听到巨大的数据，显然出乎意料，说，您说多少?

　　事实上，公款乱消费，不仅引发社会矛盾，还让其上级部门尴尬。“有时候上一级部门都不知道下级单位到底在行政上花了多少钱。”冯兴元说。“很多部门有小金库，属于自收自支，很多腐败行为与此有关。”

　　2011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会议要求九十八个中央部门要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增加部门预算和决算公开的内容，并要求到6月底公开 “三公经费”和其他行政经费支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