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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光与晚清边疆治理
舒习龙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安徽文献研究中心，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姚锡光是清末民初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从外交随员、督抚幕僚、地方官员，到考察教育、传播西学的教育家，以及锐意革新、兴办海军的军事家，关心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央政府官员，其一生经历丰富，著述颇丰。他的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吏皖存牍》、《筹藏刍议》、《筹蒙刍议》、《筹海军别录》、《姚锡光日记》、《姚锡光文稿》等，这些著作对军事、地方事务、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姚锡光；晚清；边疆治理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YAO Xi-guang and Plans for Border Area in Late Qing Dynasty
SHU Xi-Long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 of Anhui Province ,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 College, Huaibei Ai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YAO Xi-guang historical character has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in late Qing Dynasty , such as the diplomatic attache, the Governor staff, the magistrate, to the educational inspector, the educationalist to disseminate western learning, strategist to firmly innovate and establish the navy as well as central authorities official caring for border area nationality question. His lifetime experience is rich and colorful, his works are quite abundant, of which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Eastern Soldier Matter Summary, the Japanese School Lift, Archives of Governing Anhui, Plan the Tibet Hay To Discuss, Plan the Mongolian Hay To Discuss, Plan Navy Don't Record, YAO Xiguang the Diary, YAO Xi-guang the Draft and so on, these works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local business, the national questions have the excellent opinions, thus they have the high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YAO Xi-guang; Late Qing Dynasty; plans the border are
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他从外交随员、督抚幕僚、地方官员到考察教育和传播西学的教育家，再到锐意革新、兴办海军的军事家和关心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央政府官员，丰富的个人阅历、现实机遇，加上他超群的个人能力，使他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在军事、民族关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取得话语权，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本文不拟对姚锡光做全面研究，只对他在边疆民族关系方面的见解和成就做初步的梳理，以馈读者。
一、姚锡光的生平
晚清是 “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时势造英雄”，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勇敢地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姚锡光就是其中一个颇有远见、思想敏锐的政治人物。可惜，学术界鲜有人对其做专门研究①，有关的人物传记上也没有其生平、经历的介绍，甚至其家乡《丹徒县志》关于其生平的介绍也是错讹百出②。鉴于此，在论述其民族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生平作简要考证。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先生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等 [1]。周伯义的学识和品质，对姚锡光的成长影响很大。周伯义培育学生“以植品为基，躬行为本”[ 2]，先对学生品质熏陶，再传授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姚锡光对老师的性情、学识极为推崇，称赞他“不事孤高，不矫情”，“知命乐天，不撄忧戚，古所谓知道君子者也。”[ 3]姚锡光继承了老师儒士任侠的精神，在清末急剧变动的社会背景下，成为以儒生而关心社会、关心军事的军事家和民族理论家。
1878年，姚锡光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漳的随从，成为驻日本外交随员。 [4 ]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姚锡光的眼界大开，他亲身体验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各方面的变化，思想上深受影响，由此和日本结下深厚的机缘。③回国后，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1886年，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檄请充任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成为李鸿章幕府中重要一员。在李鸿章幕府中，姚锡光恪尽职守，多次向李鸿章建言献策，陈述朝鲜问题的重要性，委婉地批评李鸿章的中日战争策略。④1893年正月，为北洋海军出力5年，按例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俟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1894年12月，经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檄充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
张之洞是姚锡光的知遇之人，是姚锡光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 ，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积极筹划长江下游防务，时姚锡光自莱州戎幕辞归，张对姚的军事才能十分赏识，遂委以督府幕僚。期间两次派他陪同德国的军事专家雷诺和莱春石泰等巡视沿江炮台和防务，“自吴淞，历崇明，循江阴，抵镇江，凡山川形势，新旧各台德详审周视也”[ 5]。在巡视过程中，他敢于坚持务实精神。通过陪同巡视江务，他敏锐地觉察到：“洋员之来中国也，岂无博学多闻、诚朴不雕之士，而较狡猾无行者也掺杂其中，意在怂恿中国多购炮火，因而利之，有甚者，尤以图绘形势，影摄山川为事，其处心积虑实难臆度……”[5]。因此，姚锡光在巡视江防时，对长江要隘、各炮台的形势，开办炮兵学堂培养人材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认为，原有旧炮台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他在给张之洞的禀折中，再三强调要加强沿江防务，增设高位快炮台，配置新式快炮的重要性。他说：“江防以快炮为利器。……惟快炮每分钟能击十炮以外，非此断难得力，似各台皆宜增置大小快炮数尊，方便截击”。[6]张之洞采纳了姚锡光的建议，1896年即“新购外洋四十余磅子快枪炮” [7]，并支持姚锡光建高位快炮台的建议，指出：“若台在山脚，失势受敌……是凭空为敌人添无数之炮弹，不及两刻，全台糜碎也。”[8]由于张之洞的大力支持，1898年清廷批准在焦山之巅建筑高位炮台。
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堂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这段文字没有问题，我已经核对过。），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9]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⑤。姚锡光关于日本的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对张之洞影响很大。如姚锡光在奏折中把日本重视女子教育，除实行男女同校，还单设女子高等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华族学校等做了详细介绍，并指出：“日本教育之法，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顾虽极之聋哑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言伦理，言修身，在德育也。凡诸学科皆智育也。此虽在女子，所不废也。……若夫其子女诸学校，公私林立，故自中人之家以上，无不通学术之女子。是以小学校之中，女师及半。而华族女子之外，亦大半自食其力，且教其子女也。易是其法，亦未始不善，特以中国风教各殊，习俗亦异，尚未能以为规则耳。”[ 10]姚锡光的奏折对张之洞形成新的女子教育观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总之，姚锡光的汇报，对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建立近代学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899年2月，请咨赴选。5月2日，带领引见，于本日奉旨：安徽石棣县知县，著姚锡光补授。9月30日，到石棣县任知县。1900年6月21日，调署怀宁县事，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武备学堂提调。1901年3月16日，调署和州直隶州知州，兼充下游皖军营务处总办[11]。在皖充任地方官期间，姚锡光积极整顿吏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妥善地解决社会问题，捐资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皖省藏书楼[11]。由于在皖治理有方，政绩突出，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当年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从此进入清朝中央权力机关[11]。进入中央权力机关后，姚锡光在民族关系和海军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铁良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经肃亲王善耆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回处后，将考察心得写成《筹蒙刍议》。1906年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1908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在此期间，著《筹海军别录》，拟制海军规划。1909年，任殖边学堂监督， 荫昌2月迁，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12]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参加国民党。袁世凯篡权后，姚锡光作为清朝遗老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等。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13]1914年5月，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⑥此后，在民国政争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确切卒年不详，但可以推测应该在1924年以后。
二、姚锡光的主要功绩：建言献计，规划边疆
清末，中国近代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边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边疆危机，姚锡光十分关心边疆的安全和治理，积极建言献计，条陈安边方略，其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加强经济开发和建设
清廷尊重西藏的社会风俗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促进社会发展是国家的职责，清政府统治西藏，只求一种社会稳定的局面，对于经济开发则注意不够。由于清廷对经济开发不够重视，姚锡光说：“我朝抚有藏卫垂三百年矣，自国初以来，统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官无所劝，民无所趋，故以乾隆全盛之威，兵戎数起，糜白金数千万两。仅抚养定之，延至今日，只巴里两唐、拉萨都会尚具规模。” [14]2清统治者未能处理好稳定局势和开发西藏的关系，未能处理好挑战和应战的关系。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姚锡光认为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可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西藏地方本来由驻藏大臣管理，但是驻藏大臣管理西藏“经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难以有效地控制西藏地方行政，保护西藏地方的安全。1903年，印藏有违言，英遂以兵入拉萨劫盟，置我主权不顾，达赖旋亦东走。在英国入侵的背景下，朝廷忧之，始议经营藏卫，固西圉于时。枢府以英事垂询锡光，姚锡光遂提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姚锡光认为西藏距内地较远，其间山川阻隔，洪荒未辟，孤军远掷，败且无归，非经营川藏之交不可，所以主张设立川滇边防大臣，这样既可以补驻藏大臣之不足，又可以强化对西藏地方的管理[14]4。而且，设立川滇边防大臣，还可以担负起经营藏卫的责任。
2．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蒙古的封建制度，开垦蒙疆，移民实边⑦
清政府对蒙古草原推行了二项重大政策，一项是喇嘛教政策，醉生梦死的文化和由此引起的大量寄生人口造成发展动力的衰退，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项政策也起到了弱化蒙古的效果，这就是旗界封闭制度。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这种趋势在清王朝的蒙古政策下达到了极点，游牧民与北面的俄罗斯社会和南面的汉农业社会缺少接触。总之，正是分封蒙古和推崇喇嘛教弱化了蒙古，封闭了蒙古。但清政府在使蒙古失去了战斗力的同时，使自已也出现了问题。对于这一点，姚锡光看得很清楚，“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顾乃不思同化之方变，居国以严藩翰，逐至疆邻交迫，肩臂孤寒”[15]。姚锡光认为，在“ 疆邻交迫”的历史背景下，清统治者必须重新审视和检讨以前的蒙疆政策，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蒙古的封建制度。清代的内蒙古是以封建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蒙古各旗分建之初，纯为封建制度……各旗之中有官地，有私产。官地及其本部箭丁，永为世袭札萨克所管理。”可见，当时土地所有制度的复杂性。1905年，姚锡光在《蒙古部落处置议》中明确指出：“我朝抚绥蒙古，分封札萨克、台吉、塔布襄，以掌旗务，画疆分治，实即封建之制也。”“窃唯封建与郡县，二者不能并存，而封建之法，尤不宜于今日之世界，势分力薄，不相统一，不足捍御外侮，其势不能久存，自非易封建为郡县不能为治。然欲易为郡县制度，非收回各札萨克土地、人民之权不可。”[ 16]在他看来，用汉族的政治制度改造蒙古的政治体制，既符合时势需要，也是保证蒙疆走向富强的必要前提。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姚锡光参酌儒家的“农本”思想，提出蒙疆开发的方略。他说：“天下大利，首在兴农，边塞要区，允宜开土。盖土开则民聚，民聚则势强，此实边之要道，兴利之良法。”[17] “内外蒙古，地质膏腴，民俗劲悍，此尤根本之根本。……当经营内外蒙古荒地，宜及时采东西殖之策，用晃错实边之谋，……招民垦种……昭乌达、哲里木二盟之巴林、达尔汗各旗，未垦荒地纵横方数千里，……尚可开地数十万顷。” [18]并且预言：“诚使国家奖励得法，提倡得人，不出五年，漠南诸部，凡可垦之地，可全数放垦。” [19]姚锡光提出的蒙疆开发政策 ，对开发西部草原，加速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提高其经济水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末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由于他从汉族立场出发，所以他提出的蒙疆政策具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引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不满，造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3．建议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制度
姚锡光对开发蒙疆颇有识见，他以为：“游牧者，宜于封建而非可以大一统之治之者也；耕种者，宜于郡县而可集权于中央以治之者也。”[20]在蒙地开垦的过程中，清政府仿照内地行政建置，在垦区陆续设立府、厅、州、县，试图将原来近似于封建制的札萨克统治制度变为郡县制的统治制度。随着蒙地的不断开垦，蒙古社会渐由游牧趋于农耕，蒙疆建行省的呼声于是渐起。 日俄战争以后，北部边疆危机更为急迫。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蒙疆地区的统治，特派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察，一来抚慰蒙古王公，二来筹划治蒙之策。1905年8月，姚锡光在随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各蒙旗实地考察后，著《实边条议》，明确提出“应如新疆开设行省之法”，内外蒙古建5省的建议：内蒙古分为东、西2省，以直隶边外承德、朝阳2府6州县及口北3厅、东4盟蒙古、察哈尔左半部为东省，以山西、陕西、甘肃边外诸部，察哈尔右半部、土默特蒙古、西2盟蒙古、新设口外各厅、阿拉善厄鲁特蒙古为西省；外蒙古分为东、西、北3省，车臣、土谢图2部为东省，赛因诺颜、札萨克图2部为西省，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为北省 [21]62-63。这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蒙疆建省方案。姚锡光的《实边条议》是送呈练兵处王大臣的考察报告的一部分，结果没有下文。同年十月，给事中左绍佐奏称：“西北空虚，拟请设立行省”，清廷交政务处议奏。随即，政务处奏请饬直隶总督、山西巡抚及热河、察哈尔都统“体察情形，通盘筹划”。姚锡光的设想未免脱离实际，但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疆臣的心情。而他的“先谋内二省，以保漠南，再建北三省，以制北檄”的策略思想，对晚清蒙古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22]。
4．加强蒙古工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
姚锡光主张，由国家和地方官来兴办或从内地招商兴办蒙古工业，增加财政收入。他提出把盐业作为国家专卖品，即以此作为“东部内蒙古入手地步，立脚根基。” [20]31其经营办法为设督运局、总店、分店于盐业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利于百姓购买。他对盐业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惟财政大宗，当以蒙盐专卖为第一入款……应将蒙盐一节专卖，提出督办，为东道练兵专款，期百度权舆，方有措手地步。” [23]38另外，姚锡光还提出，利用蒙古物产，建立各种工厂的建议，他说：“查蒙古物产，有可资实业者数事，境产葡萄，可酿葡萄酒；……皆应设学堂工厂，指授造作，化天生物为人工物，运出销售，则蒙古地方，必增绝大生计。” [24]132
5．开启民智，兴办学堂
姚锡光认为，蒙古地区要发展，首要在于开启民智，兴办教育。姚锡光指出：“蒙古地方辽阔，风气不同，欲兴教育，自当由近及远，逐渐推广，方有著手之处。” [21]237-248他又主张：“自应专设蒙古师范学堂，以为蒙古地方教育基础，是尤为机关中之机关。”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姚锡光认为：“教育宗旨所在，视国家利害方向所在以为转移。此五洲万国，前古后今，兴学设教，一定不易之理也。”他明确强调当今蒙古教育最好的宗旨，就是“与汉族同化”的思想，他说：“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满汉同化之一法” [22]并进一步指出：“此（指蒙汉同化）于国家有利无害，于蒙古有利无害，于汉民有利无害，似蒙汉同化之教育定，而教育之宗旨即定。” [25]245-247
姚锡光提出巩固边疆的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民族思想含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辛亥革命后，姚锡光虽然不再撰著作品，阐发民族思想，但它积极融入到民族事务管理中，为巩固边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 目前以姚锡光为研究对象的只有戴志恭先生撰写的《姚锡光与镇江江防快炮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2期，这篇文章对姚锡光生平的介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借助历史史料进一步考察，才能准确。
②《丹徒县志》（1992年出版）关于姚锡光的介绍，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辩误：（1）姚锡光的卒年。《丹徒县志》记载姚锡光卒于1921年，我不知道编纂者依据的材料是什么？考姚锡光1922年3月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地学杂志〉撰写过〈川藏边界线之变迁沿革〉（1922年4-5期），该文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一直处于纷争的川藏边界线问题，难道这是姚锡光的遗作？再，1923年6月，曹锟拟利用国会贿选总统，当时反直联盟欲使贿选失败，姚锡光为曹锟出谋划策：“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做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一则可以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曹锟对姚锡光的计策十分赞同，认为其“深识远虑”。据此，姚锡光并非卒于1921年。（2）官爵。如《丹徒县志》记载姚锡光做过莱州、直隶州知州，似有错误。据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姚锡光亲笔填写的清末练兵处主要官员履历记载，他担任过和州、直隶州知州，并未见担任过莱州知州。（3）纪年有误。如《丹徒县志》记载姚锡光1897年担任天津练兵处军政使副使，实际上姚锡光是在1904年8月担任练兵处军政使副使。（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练兵处主要官员履历）一篇300多字的介绍竟有多处错误，足见新修县志不可不慎，以免谬种流传。
③出使日本的经历，对姚锡光思想的影响相当深刻，从他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尘牍丛抄〉等著作中，可以发现日本对其军事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
④有关的建议，散见于《尘牍丛抄》中。如他说：“锡光于丙戍（1886年）始役天津，见朝鲜之祸蕴蓄之深，关系之重，非可言喻，叠于丁亥（1887年）春夏间上两说帖，以要合肥相国，每谒见必陈朝事；相国不之审。约七岁而东方之难作，举我所策以先发制人者，而人果持其术以毒我，区画胥同，而利害相反。方可以有为之时，竟无法牖当道之胸，而作先事绸缪之计。今者朝鲜既覆，而我东三省之祸遂等剥虏。谁生历阶，至今为梗。偶检存稿，令人愤懑欲绝！”类似的陈述还有很多。
⑤姚锡光的汇报最终汇为《东瀛学校举概》出版，这部书先后在《时务报》和《湘报》上连载，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如廖寿丰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两奉手书，得承匡益，并寄姚君石荃所译《日本各学校大概》，珍荷，珍荷。姚君处乞代致意，其续译《详章》，如有成帧，尚祈见视，丰以先睹为快也。尊论小学堂各节，具审一一。东嬴学制原本西洋，伦理、汉文独仍旧贯，历史舆地本国为先，得要从宜，可谓善变。综其大旨，不外由浅而深，由进而远两语，与古人循序渐进之旨吻合。今拟广设小学，首当遵奉”，对它评价很高。（《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第2834页。）
⑥柯劭忞等：《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丙辰，命载振、陆润庠、增祺、陈宝琛、丁振铎、姚锡光、沈云沛、诚勋、清锐、硃祖谋俱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务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廕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及宗人府宗令世铎、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继禄俱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
⑦姚锡光对蒙疆体制和蒙疆开发非常重视，曾经数次巡视蒙古，著有《实边条议》、《筹蒙刍议》等著作，同时还向光绪帝建言派大员专办内蒙垦务。（《德宗实录》卷574，第8-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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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玉藻,等.续丹徒县志·儒林.1930年刻本.
[3]姚锡光,等.焦东阁诗集·焦东先生传[O].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4]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5]姚锡光.长江炮台刍议(禀折一) [O].光绪26年（1900）皖城官舍刻本.
[6]姚锡光.长江炮台刍议(禀折二)[O].光绪26年（1900）皖城官舍刻本.
[7]柯劭忞,等.清史稿·兵志(卷128) [O].海防.
[8]姚锡光. 焦山炮台案稿[O]. 抄本.镇江博物馆藏.
[9]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560.
[10]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2-33.
[11] 兵部、陆军部全宗档案·清练兵处主要官员履历，1907年7月.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L4937）:2476-2484.
[12]柯劭忞等.清史稿·部院大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76:4576.
[13] 藏蒙藏院档案·民国遣使宣慰西藏，1912年6月16日.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M443）：756-1104.
[14]姚锡光.筹藏刍议·序言[O].光绪三十四（1908）年刊于京师寓斋。
[15]姚锡光.筹蒙刍议(卷下)[O].第127页。
[16]姚锡光.筹蒙刍议·蒙古部落处置议[O].光绪三十四年刊于京师寓斋,1908:43.
[17]姚锡光.筹蒙刍议·实边条议[O].光绪三十四(1908)年刊于京师寓斋,1908:92.
[18]姚锡光. 筹蒙刍议·查覆东部内蒙古情形说帖[O].光绪三十四年刊于京师寓斋,1908:41-44.
[19]姚锡光.筹蒙刍议·实边条议[O].光绪三十四(1908)年刊于京师寓斋,1908:124-126.
[20]姚锡光. 筹蒙刍议·续呈实边条议以固北圉说帖[O].光绪三十四年刊于京师寓斋，1908:25.
[21]姚锡光.实边条议[O].《筹蒙刍议》卷上，光绪三十四年刊于京师寓斋,第62-63页。
[22]清实录·德宗实录(第8册)[G].北京：中华书局,1987:299-300.
[23]姚锡光.查覆东部内蒙古情形说帖[O].光绪三十四年刊于京师寓斋,1908:31.
[24]姚锡光. 蒙古教育条议[O].筹蒙刍议(卷下).
[25]姚锡光.复学部蒙古条议文[O].光绪32年8月。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9－），男，安徽巢湖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联系电话）0561-3802032（电子邮箱）shuxilong1970@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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