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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学界和媒体较少关注我国人口特别是劳动力数量的长期变动趋势。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冲突”等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读劳动力供给的实际变化，“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变”等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经济学术语成为学界和媒体热议的焦点。事实上，对于我国而言，人口转变引致的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共同作用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前者是劳动力的增量变化，后者是劳动力的存量变化。因此，对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基本趋势的分析，需要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农村转移人口变化趋势和由以上二者导致的劳动力价格变化趋势三个方面来解构。
首先，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步减少，劳动力增量将持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经历着急剧的人口转变过程。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69-1971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为5.7，1979-1981年期间为2.6，1989-1991年期间为2.3，1992年以后急剧降至2.0以下的水平，近年来则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低水平。在死亡率大幅下降的背景下，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趋势，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程度加深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逐渐减少。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直接导致了我国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根据对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和预测，2015年之后，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2035年左右将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的高峰。由此，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拐点，并在未来35年之内持续下降，导致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量持续下降。
其次，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劳动力供给的存量趋于有限。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过去三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农村转移人口的变化趋势也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造成影响。根据对未来我国人口预测的结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01年开始出现负增长，而且在2040年前，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平均减少500万以上。在这种情形下，2050年之前，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年均减少2%左右，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城镇，到203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才开始出现负增长。可以看到，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更为明显。
事实上，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从2000年以来，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量持续减少。与此同时，2004年以来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量开始低于城镇就业增量，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正在放缓。虽然现有研究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但是根据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随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长期转移以及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速度正在加快下降。由此，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无线供给的局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劳动力存量供给开始呈现出“有限”的特征。
再次，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随着劳动力供给增量的不断下降，我国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实质性的变化在现实中主要反映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从总体劳动力成本看，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处于快速上涨的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增长速度非常快。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年均增速基本上都达到了10%以上的水平。我们应该注意到，我国工资大幅上涨和就业放缓在时期上是吻合的，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并且在本世纪以来更加明显。而工资的快速上涨滞后于就业数量增长的放缓，这基本上可以说明我国劳动力价格的调整是迎合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逐渐发生的。从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上涨情况来看，农民工工资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名义月工资上涨幅度较大，基本上保持了5%以上的增速，个别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实际月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基本上保持在5%左右。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大幅上涨，我国农民工工资与总体职工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由于农民工在我国现代生产部门就业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整体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
此外，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也正在迅速上升，其上升速度甚至超过非农业生产部门。近年来，我国粮食、规模养猪和棉花等农业行业雇员的工资以年平均15%左右的速度上涨，上涨幅度明显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工业行业职工工资10%左右的增长速度，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工资的差距逐渐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带动了我国整体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可以看到，从全社会职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农业雇员工资几个角度综合分析，我国劳动力价格出现了长期较快上涨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因此，对于“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等理论意义上概念的争论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单从增量、存量和价格角度分析，我国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出现数量减少的迹象，意味着作为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的“劳动”出现了某种实质性的转变。针对这种经济领域基础性的变化，我国必须提前储备战略对策，以确保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和稳定的增长。
（中国证券报，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 ， 曾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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