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显微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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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的显微镜观察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 张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一季度中国GDP环比增速为1.8%，相应环比折年率出现罕见的连续两个季度低于8%，已经下滑至7.4%，成为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差的季度数据（2008年4季度GDP的环比折年率曾跌至4.3%，但随后在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之下，迅速回升）。

对于罕见的经济数据，无论是中2国2官2方，还是坊间，均认为增速的放缓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而从今年政2府2工2作2报2告给出7.5%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也显示了中国宏观层对于放缓经济增速的明确，因为就在2010年4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的2温2家2宝2总2理2《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的撰文中，还在强调“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劳动力供求状况看，经济增长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低了就会出问题。”由此可见，自“九五计划”首次明确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以来”，呼喊了30多年的经济转型如今已到了临门一脚的阶段，而这一脚究竟如何踢出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如果说中国经济走过的30年高速增长之路，是缘于人口红利、制度性变革、全球化扩展等因素共同推动下的，中国后发优势的逐渐释放；而始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首先打破了中国既有经济运行模式的外部条件，随后又加速催化了内部结构性矛盾，而近期包括温州民间融资危机、深圳的负增长、京、沪、穗、渝等城市财政收入的负增长在内的局部异变，则更直观地映射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难题，因为这些发生异变的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如今排头兵却出现了“体力不支”的征兆，就好比足球比赛经过一系列传切配合后，要临门一脚之时，却发现找不到前锋。
如何诠释这一变化？

作为经济观察，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望远镜（整体宏观数据及经运行周期性的分析），却忽视用显微镜（局部样板和经济要素基本面的分析），而笔者本文试图以显微镜的视角来诠释转型要求下的经济变化。
如果按照经济要素来区分中国地方经济，大致可分为：资本活跃地区、吸纳劳动力地区、资源优势地区和政策优势地区，其中又以资本活跃地区和吸纳劳动力地区最为典型。正如描绘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春天的故事》歌中所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确实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市场化），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和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变）得以有效结合，再辅之以全球化下外部市场（外需）与内部产能的对接，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内部改革下结合和对外开放下对接，促使中国成为过去30余年间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在世界中比重得以快速提升（由1979年1.8%升至目前10%）。
而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是不缺前锋的，诸如苏南模式、苏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深圳模式、东莞模式等等，各地在经济活跃地区的示范效应带动下，释放出极强的增长活力。
雁型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如果说缘起于欧美的雁型发展理论，首先在日本落地而生出，有了“日本奇迹”，那么在中国的实践，则更是将该理论最终具体化为“中国奇迹”。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当时面临着资本、技术、管理和调配劳动力能力匮乏制约下的产能严重矛盾，成为典型的总量矛盾下的短缺经济。而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使得外部资本得以引入，内部资本得以快速积累和盘活，资本和劳动力得以有效结合，技术与管理得以大幅提升，内部产能和世界市场得以对接，而且这些均是通过局部带动整体的推进轨迹来完成的，其中尤以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结合最为突出，可是称之为典型的“双前锋战术”：一个是代表资本的浙江省，一个是代表劳动力的广东省。
改革开放以来，以浙江为首的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了中国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1978年浙江省的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77%，到1992年已升至4.81%，2001年升至5.98%，2006年达到10.45%，其涨幅远远超过浙江省占全国经济比重的涨幅，同时浙江省也成为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区。
与长三角相对的就是以广东为首的珠三角地区，伴随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确立，广东依靠其独有的外贸优势和政策空间，逐渐成为了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地区，其以外贸加工为主的工业产能快速提升。1978年广东省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39%，到1992年已升至10.7%，2001年升至12.63%，2006年达到14.71%，其涨幅同样远远超过广东省在全国经济比重的涨幅。
而且这两个省的经济比重（占全国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8.49%，到1992年已升至14.2%，2001年升至17.27%，2006年达到19.39%，在危机前基本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二成左右；两省的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更是由1978年的90%左右，升至2006年的200%左右。
伴随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南巡讲话、2001年加入WTO等阶段性体制变革突破，中国30多年间的高速增长，从地区实行路径上，总体表现为：在像浙江和广东这样前锋的带动下，按照头雁领航、尾雁跟随的模式逐层推进，所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中国曾出现一轮招商引资热、开发区热。
全球危机掩盖了前锋体力不支的问题
但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各地区模仿和赶超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后发优势也在逐渐消耗，总量矛盾已转为了结构性矛盾，并且在危机前已露端倪。例如2000-2007年间，资源优势地区的增速已经超过浙江、广东两省，危机后一些本来的劳动力输出地区也相继超过浙江、广东——旧时的头雁逐渐变成了尾雁。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雁型梯队队形的变化，才是2007年股市、房市泡沫的真凶，原因是实体经济层面原来行之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遭遇了瓶颈，才会出现以钱炒钱的虚拟经济泡沫化。
只是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让本来已经浮出水面的前锋体力不支问题，被掩盖了。例如：浙江——代表中国的民间资本。浙江老板们的资金往往指向高回报领域，如今这些老板中跑路了不少，反映出其自身资金链紧张，同时也折射出，对于资本而言，如今高回报的投向越来越少；广东——代表劳动力。广东加工企业的用工需求，往往折射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起落。如今沿海当地用工荒局面频现，与此同时沿海用工企业也正通过加大西迁力度，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浙江和广东两省的变化，恰恰反映出维系多年的“中国故事”中最动人的章节——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结合，已经开始变奏。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队型下的前锋能否率先实现中国经济转型队型的前锋转变，决定着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先手，如果走好，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的临门一脚就能够成行，否则中国经济转型则还将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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