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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当时我在翻译，有些感触，于是发表了提为“我们如何成为自己大脑的主人”的话题。
没想到那么快委托人就把译稿公布了，而我以为整个文章都值得一读，因此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各位学友（顺便推荐这个网站）。援引时请注意该网站的版权声明。如果版主认为没有“专业性”，只好麻烦您删除了，好在我的感触也不会太多。
我用的是原译稿（与正式公布的文本略有不同）。
布什的抉择：信念至上还是现实主义？
安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
安纳托尔·列文认为，乔治·W·布什关于自由的言论并不是出于乐善好施的理想主义，而是意识形态的武器。
布什总统在言辞上一再使用“自由”的字眼，试图以此在美国的领导下重新团结西方世界：他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在
“在我们的世界中，自由遭到了攻击，这使我们愈发坚信自由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我们共同肩负着一项伟大使命：拓展我国的自由前景，弘扬捍卫我们的自由的价值观，传播自由带来的和平。”
在
“美国和欧洲是‘自由世界’的支柱……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世界和平的希望取决于自由国家的继续团结。”
现在，布什总统在布鲁塞尔的宴会大厦发表了他的欧洲之行的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了自由的主题对于其政治使命的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
“这种战略不是美国的战略、欧洲的战略或者是西方的战略。为了和平而拓展自由是整个人类的使命。这种方法不仅减少了解放人民的危险：通过将人权和人类自由放在我们议事日程的中心，它使得所有人的尊严得到了尊重。而我们的盟国有能力、有责任使得历史的平衡倾向于自由。”
民主即美国
人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条路线在欧洲的前景。毕竟欧洲国家本身在原则上致力于在全世界扩大民主，而这是欧盟自身扩张的核心。托尼·布莱尔仿效了布什的大部分言辞。共产党统治及其被推翻的遗迹意味着中东欧的精英阶层本能地倾向于赞颂类似布什的言论。西欧各国政府团结起来，支持布什的意在将进步带给这一地区的“大中东计划”（2004年2月提出）——虽然部分原因在于缓和美国提议中的傲慢态度。包括英国的提摩西·贾顿·艾许（Timothy Garton Ash）和法国的贝尔纳-亨利·雷威（Bernard-Henri Levy）在内，各式各样的西欧知识分子也试图在新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核心中以及在对待穆斯林世界的战略上寻求扩展自由和民主的合作途径。
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布什的提议受到了大量的批评，批评者中既有老派而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也有左派人士。在《新闻周刊》上的两篇责难文章中，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和安德鲁·穆拉维斯克( Andrew Moravcsik )把注意力吸引到大多数美国人和绝大多数其它国家的人对在当代世界中美国慈善角色的看法的巨大鸿沟上。
即使如此，像布什就职演讲这样的讲演只可能在美国发表。布莱尔或许谈到过许多相同的理念，但他是结合在世界关注的主要领域里的具体并且可以检验的行动谈这些理念的。那些领域有：气候变化、南半球的普遍贫困和政府垮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真正的和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盟关于扩大民主的言辞中。
只有在美国，政府才能这样提出“民主”和“自由”，那不只是作为非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整个战略，甚至是避免做一些布莱尔呼吁的其它某些事的一种方式。毕竟只有在美国，国家领导人才能以他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力量来如此绝对地认同扩大民主、实际上是理想的民主本身。虽然这种情感不乏高尚，但正如法瑞·扎卡里亚和安德鲁·穆拉维斯克所指出的，这里也有极度危险的唯我论和傲慢自大。
信念至上的视角
事实上，关于美国民主化的大部分言辞实际上与民主化毫无关系。与之有关的是美国本身，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强有力支柱的性质，以及布什政府如何使用民族主义来加强它在国内的地位。由于这种民族主义及其所依托的“美国信条”——这是我在我的著作《美国正确还是错误：剖析美国民族主义》里所使用的术语——的力量，扩大民主和自由的言论在使民主党立场“错误化”以及赢取民主党的一些知识分子支持者站到实际上是新保守主义议程的立场上实在太成功了。
不过，不幸的是，这些言辞的大部分在中短期内与中东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以及与“基地”组织斗争的需要完全无关。更糟糕的是，这套民主化的整个战略是作为至少在某些方面转移注意力的大战略而使用的，目的是把注意力从美国应该、但是没有在其它领域做的事上引开。
以色列强硬分子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对布什的民主化“战略”的公认影响应该使每个人认识到：无论它在意识形态和历史上的根源多么高尚，今天如同在越南战争时期一样，美国的拯救世界的信念可以不仅采取误导的形式，更可以含有活性致命作用。在夏兰斯基自己公开声称的对巴勒斯坦民主的渴望与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财产、福利以及确实是民主地表达出来的观点的蔑视之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最近的表达体现在2004年他作为巴勒斯坦部长时所做的决定当中，这项决定允许以色列当局根据行政法令没收巴勒斯坦的土地。
布什对夏兰斯基的信任（他的著作《民主的的份内之事》是布什就职演讲中所使用的理性道具之一）以及他对哪怕是美国的自由媒体批评这位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极度不愿意显示了当前美国追求民主化和反恐战争的途径中带有奥维尔[1]性质的一个侧面。不仅它的民主化的言辞伴随着对各种野蛮的独裁政权的实际支持，它的法治言论有伊拉克阿布哈里卜（Abu Ghraib）和关塔那摩监狱衬托，而且美国战略的主要方面基于对绝大多数普通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换句话说，恰恰是美国政府宣称要把民主带给的那些人！——意见的绝对而公开的蔑视。
这种刺目的矛盾是美国理想主义与美国现实政治之间不可避免地冲突的产物。不过，它的根源也在于美国“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使命感传统的核心特征之中。正如在布什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普遍的美国人对美国的信念是：它不仅仅是民主国家之一，而恰恰是民主的顶峰和模范。这种信念纵容了对其他人民的意见的蔑视，即便是同等民主国家中的多数人所表达出来的观点。作为纯粹之绝对的“民主”理念的创建鼓励了真正的对民主昌盛实际上所需要的所有条件的研究。
这反过来鼓励了一种信念，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全金属外壳”中一位在越南的美国将军的话来说就是：“在每个黄皮肤杂种的内心都有个美国人等着跳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你能扫除一些共产党员、社会复兴党人或伊朗的“坏家伙”，那里的人民会很自然地采取美国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并且在地缘政治上支持美国。最后，像“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字眼在美国国家论述（national discourse）中的巨大力量可以导致它们以WH·奥顿（Auden）在冷战时期所精确描述的方式得到运用：
“比起‘闲话’来，更致命的是把言辞当作‘巫术’来使用……对于今天的数百万民众来说，像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平、自由和民主这样的词汇已经不再是人们可以探究和讨论其意义的词汇，而是成为正确或错误的噪音，人们对之的反应就像是不自觉的膝反射。”
我自己就经常注意到在美国提出这样的论点有多么困难：它似乎批评了民主的普遍、永久和必然价值，或者是指出“自由”远不是自然的绝对，却始终是复杂、依条件而定、不断变化和存有争议的术语。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意识而为，这些术语可以用来阻止真正的辩论。
“美国信条”的力量
美国的这个独特侧面的根源在于美国“公民民族主义”的本性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美国的民族认同本身一样，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美国信条”：对民主、法律、言论自由和美国宪法的价值的信念，不那么正式的信念还包括社会和经济的个人主义、美国是民主和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高形式的样板、美国的乐善好施、清白、善良和必然的胜利。
在整个政治领域里的许多伟大的美国思想家评论过这种信条的力量。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话来说：“美国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直是我们的宿命。”一个世纪之前，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把对美国治理原则的坚持描述为一种宗教皈依的形式。在这层意义上，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共产主义理应在苏联发挥的作用相提并论，其中关键的差别在于“美国信条”的价值在历史上既更积极，又远为成功。这种信条的力量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比美洲殖民地形成和17世纪把美国视作“山丘之城”的洞见——相当于16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清教徒相信他们的国家是“新以色列”——更早的时间。
这种信条的力量也植根于它在使广袤而千差万别的美国团结起来、使其具有稳定地同化数目众多而且背景各异的新移民的能力上的巨大重要性。对这种信条的各种原则的信仰也许是从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到得克萨斯原教旨主义的浸信会教友所共有的唯一事物（除英语之外）。
这种美国理想主义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在她研究美国卷入越南的伟大著作《湖中战火》（Fire in the Lake）中，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写道：“美国人认为历史是条直线，而他们作为所有人类的代表站在历史的前沿”。
在美国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理想主义是“被动的”，即采取了相信美国的民主榜样在世界上的极端重要性的形式（顺便说一下，我在很大程度上也持有这样的信仰）。就这一点而论，它完全可以与美国的孤立主义相提并论。不过，在特殊的时刻——即美国被攻击或受到威胁，或者感到不得不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时候，这种理想主义会采取积极的形式。
在这一切中存在着悲剧的因素。因为“美国信条”的价值确实是伟大的价值，是对人类来说难以估量的价值。美国对人道主义的使命感部分是高贵的和鼓舞人心的。而在整个现代史中，美国事实上既作为世界其余部分的灯塔，又作为民主的最后避难所和防卫者而发挥着作用。对于保留世界上民主的文明来说，美国在20世纪反对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过去的记录应该能够为西方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继续团结一致的思想提供基础。
不过，今天在美国的国家使命感中的悲剧性的缺陷正在破坏这种希望。与国家使命感如此紧密相连的民族傲慢正在进一步破坏美国听取主要盟国——甚至是西方民主国家——意见的意愿，至于穆斯林世界里的盟国意见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傲慢受到与以色列结盟关系的支持，其象征就是布什对纳坦·夏兰斯基的倚重；而这种结盟关系反过来加强了纯粹而民主的美国和以色列被充满敌对、残暴、反犹太主义的异己分子的世界所包围的感觉。
历史上美国的理想主义一直与美国的现实主义进行拉锯战。最终现实主义通常获胜。在越南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但那是在涉及到200万越南人（加上58,000名美国人）被杀、环境严重退化、整个东南亚地区进入毁灭时期的破坏性战争之后现实主义才获胜的。正如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电影“现代启示录”中威拉德上尉所宣称的：“我需要一项使命，而由于我的罪恶，他们给了我一项使命。它是真实选择的使命。但它结束的时候，我再也不会需要另一项使命了。”我的担心就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可能只发生在美国引起了对其自身和这个世界的一系列灾难之后，就像在越南发生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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