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讨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否会有一个均衡？

事实上，新加坡依然保持着类似的正式监督制度，但基本上是可自动实施，全体华人也改了这个不良的习惯；西方社会便没有任何正式制度，但由于全体公民对这种行为的憎恶也可以自动实施，你看不到随便吐淡行为。楼上所说的人所具有的机会主义本性论好象不成立。

应该说，采用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主要取决于哪一种更有利于实现自动实施吧。制度成本和收益比较可能在短期内决定一种制度可否出现。我想一个“乌托邦”社会应该是制度可完全自动实施的社会吧。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3-23 23:26:30的发言：

就契约的实施而言，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小范围），自我实施成本更低。但是也有很多情况是适合第三方实施，比如法律、货币制度。要看实施范围、难度、预期收益。

nie说的对，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就是：

第三方监督成本＜自我实施监督成本，选择第三方监督

第三方监督成本＞自我实施监督成本，选择自我实施监督

呵呵，突然发现里面居然没有涉及到收益

西方社会的公民不是一开始就学会不随地吐痰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本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制度存在基本的前提，至于公民为何不随地吐痰，选择正式还是非正式，warsky 兄分析如是。另：收益就是不随地吐痰啊，呵呵

1、成本就是收益的逆函数啊。

2、关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选择，大家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考虑，即为什么一种制度不容易达成均衡，与博弈人数、策略、收益都有什么关系？

把成本作为收益的逆函数有问题。制度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一个新的制度在推行时，可能面临很高的制度协商、制订和推广的成本，第三方监督成本也很高。这是社会成本，通常会成为制度能否形成和实施的限制条件。一旦一个制度可自我实施后，社会成本趋于零，只有每个人的自我实施成本。

个人自我实施成本是私人成本。对于理性人，在私人的自我实施成本低于因可能受处罚成导致的成本（惩罚成本乘以被惩罚概率）时，制度就可以实现自我实施。否则制度的自我实施会遇到困难。或许我国由于随地吐淡和开车没有规矩的处罚金和处罚率都相对较低，从而正式制度难以有效的一个原因吧。

制度实施的收益，也包括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一旦制度实现了自我实现，这种收益应该比成本要大得多。例如，有秩序的交通，既节约了大家的时间，也减少了交通事故；吐淡既减少了疾病的传播，也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

1、社会成本包括个人成本，社会收益包括个人收益

2、由于外部性不可能完全内部化，自我实施的结果可能是局外人也承担局中人行为的成本

3、第三方实施不管成本多大多小都是必须的，否则自我实施的成本，因没有参照物也就无所谓大小，自我实施不可能良好运行

可能是我的用语存在问题，anyway，在探讨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进行博弈时，是否有可能把全社会整体承担的成本和由个人承担的成本、把个人的收益与由全体公民的收益，或者说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私人收益与外部收益进行分区（不知这样说是否妥当）呢？

另外，确实现实中第三方实施成本总是存在的。但这种存在方式可能是各不相同。比如，警察是保障交通秩序必不可少的成本，由全社会承担。在交通秩序可自我实施的发达国家，街道上你基本上见不到警察。这样，相对他们繁忙的交通而言，其第三方实施成本是非常低的。相反，在我国由于自我实施不可能，在街上到处都是交通警察，不仅第三方实施成本高，而且秩序依然混乱。

因此，我相信一个好的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实现自我实施的，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制度成本才有可能不断下降。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们的国家很多制度的自我实施能力强，因此尽管社会越发展，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因而需要的各种制度越来越多，但政府的膨胀很有限，社会秩序也越来越好。相反，我国由于制度严重缺乏可自我实施能力，政府成了一个“消防队”，机构越简越膨胀，问题也越来越多。

制度作为公共产品，一定存在外部性，因此不能完全从新古典局部均衡角度出发。需要在一个存在外部性的大群体博弈中来考虑。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某种边界或临界点，或者说存在某种动态的均衡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自动实施，并不是没有任何正式制度，恰恰是正式制度已经无微不至甚至已经修改了经济人的选择集和选择理性，也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或者文化。

中国古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交由非正式制度统治的，效果如何，不问可知。

“比起法治，伦理治国有好处，也有缺点。最大的好处是交易或治理费用比较低：包公审案用不著双方昂贵的专业律师，审期短暂，而判案的公允不一定比今天双方勾心斗角的结果差。伦理治国的一个缺点，是没有弹性：风俗习惯不容易更改，不能像法治那样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更改法律。弹性不足的伦理，在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当时移势易，遇到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需要，就不免缚手缚脚，使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二百年前，乾隆皇帝之后中国开始遇到的不幸。”

——张五常《经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