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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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麦克提尔：

如果参照美国标准而不是中国标准，美国当前经济表现很好：经济增长接近潜在增长，失业率不高，只有比较轻微的通货膨胀。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2.5%。其中1%来自劳动力的增长，包括更多的工人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另外1.5%来自生产率的增长。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劳动生产率增长从1.5%增加到了3%，这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一方面，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在这里可以用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美国我的家人；互联网出现之初几十年只和少数人有关，在最近十年中已逐步被绝大多数人使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不断改变着世界。国际间贸易和国际间投资更加自由，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更为放松，允许更多的商业活动。政府为保护国民不受国际竞争而建立的种种障碍逐渐减少。经济增长的加速并没有带来紧缩货币政策的压力，自然增长率从2.5%增加到4%，自然失业率从6%降到4%。人民生活水平持续而快速地增长。

2001年确实经历了一次衰退。200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已经非常缓慢，9月11日的袭击导致了第三季度的负增长。人们原以为负增长将持续几个季度，它却几乎立即消失了，2001年第四季度经济就恢复了正增长，并且一直保持正增长至今。本轮经济周期中连续五年没有出现衰退，最后的这次衰退仅持续了八个月，并且非常轻微。“9.11”以前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了十年没有出现衰退。1991年的衰退同样轻微而短暂，八十年代的扩张同样持续了十年。美国经济所经历的一个事实就是：尽管经济周期没有被克服，但它的确被削弱了。衰退出现得更少、更轻、更短，扩张则持续更长。如果说过去是“进三步、退一步”，现在则是“进十步、退一步”。

美国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变强了，经受了“9.11”，经受了数年前公司治理的问题，经受了最近的能源危机（石油价格上涨到70美元/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的削减以及管制的减少和放松。资本收益的税收大大削减，企业获得更多回报。同时，货币政策在沃尔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管理下更为明智。但另一点往往被忽视的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生产率增长今天并没有消失，最近的增长率甚至比九十年代更高。

美国经济增长不能同中国相提并论，4%的增长率对美国而言已是相当好，中国则致力于两位数的增长，并且没有减缓的迹象。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增长比美国高得多。中国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等待着制造业扩张而进入制造业，我相信中国劳动力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比美国高很多。另一方面，中国生产率的增长同样快于比美国，因为中国不仅可以从技术革新中获益，还可以通过追赶获益。中国可以跳过很多中间步骤，不必经历美国所经历的一切，中国可以无需拥有大量固定电话而直接进入移动电话时代。

若干年前，美国由工业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美国曾经有90%的人口在土地上工作进行食物生产，如今只有2%的人口生产食物然而仍同时大量出口农产品。从90%下降到2%，人们不必在田间辛苦工作，这带来了愉悦。农民从磨坊开始进入了制造业，直至二战后制造业达到鼎盛时期，雇用了近50%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减少到16%以下。同样，我们比过去生产更多的产品，却只雇用更少的工人。今昔之别来源于生产率增长。

而那些工人如今在哪里工作？他们就业于服务行业。人们经常怀疑在服务行业工作不如制造行业工作好，但服务部门还包含娱乐业、电脑、医药等部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教育体制能够帮助人们适应这些转变，因为大量工人就业于制造业部门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很多人如今不再从事制造业的工作，因为那过于昂贵，美国的工资太高，很多产品如今转移到中国或墨西哥生产，很多办公室工作如今转移到了印度，因为印度人也说英语。

美国历经几十年从农业经济转型到制造业经济，又历经几十年从制造业转为信息经济，花了很长时间，中国可以大大缩短这一过程。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同时也向信息经济转变。中国过去一直生产包含大量劳动和少量资本、技术的产品，这一情况正在改变，中国不断吸收资本和技术与大量的劳动相结合，增长将非常迅速。高速增长并非坏事，尽管高速增长会带来很多问题，却无需为此感到紧张。

这一切如果用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话说，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提出，只有放弃旧工作才能获得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工作。据CNBC报道，美国上个月创造了12.8万个新职位，这么说其实不准确，应该是创造了112.8万个新职位，因为有100万个职位消失了，人们谈及创造的新职位通常是两者之差。这也是全世界的情况，每个月有无数旧工作消失，又有无数新职位出现。美国一个月有100万个旧职位消失，中国的数字会更高。如果美国没有3.5%的经济增长，中国没有11%的经济增长，这将带来很大问题。“创造性毁灭”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却也让那些从事旧工作的人感到恐慌。

美国有相当复杂的保障措施帮助人们进行转变，如失业保险、失业培训项目等，我相信美国的保障体系比中国更完善。但我并不提倡中国建立过多的保障制度，因为人们往往过于依赖这些保障，政府往往实施过度。对“创造性毁灭”的“毁灭方”实施保护的同时必然会对“创造性毁灭”的“创造方”进行限制，因此要小心对待。

美国通常拿劳动市场的情况与欧洲比较，两者都是发达经济，欧洲对于工作的保护比美国做的多得多。欧洲有很多法律为企业开除冗余工人带来很大障碍，使得企业裁员变得非常昂贵。其目的是保护工人，而实际效果是，如果企业难以解雇工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会更加不愿意雇用工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法国的失业率是10-12%，美国目前的失业率是4.7%。美国的工人境况更好，因为政府让工人更多地依靠自己；欧洲的工人境况更差，因为政府试图对他们实施保护，他们对此习以为常。

大家不妨回忆数月以前法国的例子。法国政府试图通过一条法律让雇主在雇用之初的六个月里解雇工人更加容易，政府这么做的意图是让企业在一开始更加愿意雇佣工人。法国的工会对此却不能理解，并且不愿理解，他们将该法律阻挡回去，自己却沦为输家。事实证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人和雇主都起到很好的保护，它虽然不保护旧的工作，却让新工作变得易于获得。

因此，大学教育不但要教学生事实、信息，还要教学生如何学习、如何适应变化。美国过去获得一份工作，可能会做一辈子，如今已经不再如此。如今绝大多数国家一个人一生都会从事好几份工作，中国也是一样。需要学习的最重要对象就是是如何学习，如何习惯变化，适应变化而不是抗拒变化。

自由市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新事物，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市场自由化转型并从中获益菲浅。获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应该尽力地帮助转型中受到伤害的群体，但是必须非常小心，不可行之过分。用美国的俗话说，就是“不要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提问：

中国政府大量花费于社会保障体系，对此很有争议，您认为政府对社保体系的投入是否恰当？

罗伯特·麦克提尔：

美国的社保系统现在很糟糕，不应作为你们学习的榜样。美国的社保体系是“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制，当前的工人存钱，当前的退休人员花费。该制度成立最初有大量工人工作，只有少数人花费，所以不成问题。然而天平不断向另一边倾斜，就是越来越少数人工作，越来越多数人花费。目前尚有余额，今后却难以为继，美国对此必须采取措施。企业的养老金计划同样存在问题，他们过去承诺支付工人既定数额的养老金，结果却难以兑现。我们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一种灵活的制度，新成员为旧成员买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体制，如果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和养老金体系须以此为鉴。

美国政府曾经试图推进改革，提出不伤害旧体制中的人，但新的工人可以选择管理自己的储蓄。然而改革没能成功，因为旧体制中有太多人，而两党制的执政方总是希望矛盾最小化，不愿得罪那些旧体制中的人，因此这种体制很难转变。企业方面的出现的变化是由固定收益制（Defined Benefit Plan）向固定缴款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的转变。前者企业承诺支付既定数额养老金，后者企业将员工的储蓄交由市场管理，由市场决定最终支付的养老金数额。

因此要谨慎对待社保体系，一旦形成了难以改变的体制就会陷入其中，最好一开始就处理得当。最好的保障是家庭、是朋友、是人们所在的社区，政府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

提问：

如果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让美国失去大量工作，美国是否会设置贸易壁垒？

罗伯特·麦克提尔：

学习经济学最先接触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最是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好处几乎是定义性的，它促成国际分工，让各国从事各自擅长的工作同他国进行贸易。自由贸易会伤害那些缺乏比较优势而依赖于保护的部门，但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自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大于它所带来的伤害，那么总体上它是有益的。

然而，以美国为例，如果有人因自由贸易失去工作，他们会向国会抱怨。自由贸易同时也创造了工作，但获得工作的人可能并不知道那是因为自由贸易。因此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局面。要想保证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必须迅速地创造新工作，让那些因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只是经历短暂的失业。从前美国的电梯需要有人操作，如果我们保护那些工作，今天会更好么？美国过去有电话接线员的职位，每个电话都需要有人转接。如果我们不允许这一工作自生自灭，按照当今的电话数量，需要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在做电话接线员。如果不允许旧工作消失，就不能让工人接受再培训从事新工作。

让人们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并不简单。我非常喜欢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一段话：“一国的保护主义者在和平时期极力推行之事，正是该国的敌人在战争时期所极力期望之事——关闭国门、封锁进口。”

提问：

尽管您认为美国经济表现良好，我却感到不容乐观。首先，美国有巨额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其次，美元拥有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元向外国输出通货膨胀。最后，外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加，终有一天美元会巨幅贬值，届时资金会迅速流出美国，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购买美国国债，于是美国经济将严重受挫，从而拉垮全球经济。请问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罗伯特·麦克提尔：

美国经济表现不错，用宏观经济学的语言诠释就是，通货膨胀低于历史水平，失业率低于历史水平，经济增长高于平均增长率。似乎看不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你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失衡、赤字等。

目前美国贸易赤字占GDP约6%，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财政赤字名义值很高，其实际值尚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些问题或者潜在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但是有时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引出新的问题。

以美国的财政赤字为例，出现财政赤字是因为政府的税收低于政府的开支。解决这一失衡有两条途径：一是增加税收，一是减少开支。我认为后者更加可取，因为增加税收对于经济增长会起反向激励的作用。但减少开支并不容易，因为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二都不是能够任意支配的，比如用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资金。因此，解决失衡问题并不简单，而失衡问题又终需解决。那么最可取的就是花一点时间，逐渐减少那些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项目开支，这样税收增长会超过支出增长，最后在不伤害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解决失衡问题。

政治家总是爱花钱而不是征税，这也是为何一个独立的央行对于一国经济如此重要，这确保央行能够正确运用货币政策。政府必须通过借款才能实现超出税收的开支，通常是向公众发行国债，这样购买力发生转移，而借款人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事先商定的利息。如果央行没有自己行为准则，央行不断购买国债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因此大量财政赤字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保证央行能够正确行使货币政策逐步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问题。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出现多年，但这并不必然会带来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巨额贸易赤字必定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伤害，而这并未发生。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世界各国都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一些国家甚至允许美元的流通。而美国没有外汇储备的约束，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因此，美国在国际购买可以超过其国际销售。美国自身储蓄率非常低，本国储蓄不能满足投资所需资金，因此必须有相当于经常项目赤字规模的资本流入。

美国的确存在双赤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既可能只有一个赤字，也可能存在双赤字。对于这两个赤字我想说的是，首先，最近的财政赤字一直比预期低。两三年前有人预测赤字达到5-6%，现在发现只有3%。这是因为，美国没有提高税收，几年前降低资本税刺激了经济成长，经济供给面带来了比国会预期更高的税收。

其次是关于贸易赤字的问题。如果美国只能进行货物和服务贸易，那么巨额贸易赤字会导致美元的贬值。问题在于——其实并非问题，而是幸事——美国作为最发达经济，是世界上最值得投资的地方。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阻止了美元的贬值。国际收支账户上存在一个自动均衡，会计恒等式的借方之和永远等于贷方之和，国际收支账户永远是均衡状态。有贸易赤字，必定有相同金额的资本盈余为贸易赤字提供融资。幸好——幸运或者不幸取决于所处的立场——资本帐户的强劲让美元坚挺。

对于你说到美国印制大量钞票，事实情况是美国最近并没有经历通货膨胀，这说明联储创造的货币恰到好处。或许美国确实印制了大量钞票，但这些钞票在支持大量的交易。

另外你还说道外国持有大量美元和美国国债。最近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中国和日本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长期干预其外汇市场，抬高美元，压低本国货币。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失去竞争力，本国货币竞争力上升，同时获得大量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接近1万亿。但问题是如果愿意一直如此，就会不断继续下去，而这样做实际上是允许美国通过发行借据来购买货物。若想改变这一局面不再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只有允许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我并非来此说教，告诉中国如何处理人民币，有很多美国人的确如此，但我并不认为这很合理。但是我还是想说，升值对于中国人民有很多好处。现在美国的穷人如果去沃尔马购物，可以买到很多质量相当好、价格也很不错的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人民币汇率。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在对美国的穷人提供补贴。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那么中国就不是向美国的穷人提供补贴，而是向中国的穷人提供补贴。这样做将伤及中国的出口商，中国的出口商希望人民币保持低币值，因为他们希望拥有竞争力，尽管是暂时的。所以中国面临着一个抉择，是保持人民币低币值以帮助出口商，还是升值货币以帮助消费者。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出口商，而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

欧洲国家都任由市场决定其汇率，出清外汇市场。中国应当做出的决定或许不是进行升值，而是逐步放开人民币汇率，同时进行银行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改革。

提问：

您提到中国正经历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我们必须承认高增长伴随着严重的地区分化、两级分化。请问美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类似情形，美国经济发展初期是否也出现过两级分化，而后逐渐趋同的情况？如果有，它对中国有何启示，您对中国政府又有何建议？

罗伯特·麦克提尔：

我不是经济史学家，我的同事对于这个问题会比我回答得更好。不过，在美国历史上不乏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地区希望一种局面，其他地区希望另一种局面，或者是一些地区获益的同时另一些地区受损。

以美国工业化早期为例，美国工业化起源于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地区的纺织制造工厂，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那里的工资不断上升。对于新英格兰来说，进行纺织生产就不那么合适。而美国南部一些地区如Carolina、Georgia等地的工资相对较低。因此新英格兰地区劳动需求减少，南部地区的劳动需求增加。因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区域移民使得工资均等化。

美国成立之初，南部地区以农为生，依赖于国际贸易出口玉米等产品，因此他们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北部地区工业化比美国其他地区进行得早，他们呼吁“我们不需要永久的保护，但我们需要暂时的保护，才能得以起步，等到学会如何做之后就可以取消保护。”因此美国也有这些问题，比如南北分歧、农业地区和工业地区的分歧等。

回顾美国早期的政治，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主张自由贸易，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主张保护制造业让制造业得以起步。因此，如果说美国南北战争仅仅是因奴隶问题而生是不正确的，这场战争部分原因是来自经济上的分歧。

通常说到两位数的增长，是指平均水平，有句话说，“平均值掩盖的信息比它所揭示的信息更多”。中国有一些地区飞速增长，而其他地区并非如此。但我依然要说，我们不可能用放慢经济增长方式去而帮助一无所有者，只有保持快速增长穷人才更有机会改善自身处境，没有任何理由去“劫富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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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经济 经济发展 对中国 Contribution New England 美国 经济发展 启示 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