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好文 中央财政增长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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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B>中央财政增长的奥秘</B><B><o:p></o:p></B></P>
<P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以各级ZF为中心的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却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而在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ZF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来配置的。<o:p></o:p></P>
<P > <o:p></o:p></P>
<P >税收成为中央财政不断增长的最大动因。<o:p></o:p></P>
<P >中国税收收入正迅速逼近4万亿大关。<o:p></o:p></P>
<P > <o:p></o:p></P>
<P >国家税务总局10月中旬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税收收入达到28420亿元，同比增长22.5%，同比增收额首次突破5000亿元。<o:p></o:p></P>
<P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主任张培森预测，照此趋势，今年全国税收收入净增长将再创纪录，“预计将超过7000亿元”。<o:p></o:p></P>
<P >张培森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分析中国税收增长的季节变化曲线不难发现，近年来，季度税收收入波浪式推进的规律非常明显。而近年来历史数据表明，第四季度税收完成额从未低过第三季度。<o:p></o:p></P>
<P >2006年前三季度，税收增长的季节变化与上述规律相符，如果第四季度的税收收入超过第三季度的9088亿元，则全年税收收入将轻松突破37500亿元。<o:p></o:p></P>
<P >中国税收增长速度让人瞠目结舌。从2万亿到3万亿的跨越用了2年时间，截至2003年12月31日,税收收入共完成20450亿元，2005年11月16日，全国税收突破3万亿元。而从3万亿元到4万亿元，很可能14个月就轻松跨过。<o:p></o:p></P>
<P  align=center><B>经济抽水机</B><o:p></o:p></P>
<P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台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三台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台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而三台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靠国家政权以强力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ZF和地方ZF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部分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o:p></o:p></P>
<P >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台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台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o:p></o:p></P>
<P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ZF，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官方色彩浓烈的巨型公司。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个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500强（大多为巨型垄断性国有企业）的营业收入为69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o:p></o:p></P>
<P >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529亿元，而200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3784亿元，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o:p></o:p></P>
<P >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50％。就业的60％，但它们大多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国有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国企抽取民营企业易如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o:p></o:p></P>
<P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ZF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ZF，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ZF。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ZF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ZF，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ZF、各级地方ZF、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o:p></o:p></P>
<P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国家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行政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o:p></o:p></P>
<P >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行政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国有金融结构，无缝隙地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国家行政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国家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场逐步演变成国营企业的融资场所，进而在1990年代后期最终演变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融资场所。1990年代后期，随着一大批国有垄断企业如石化、电力、电信、银行类公司的上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从这些巨型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权重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看，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些巨型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这就难怪它们的业绩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突飞猛进”了。<o:p></o:p></P>
<P  align=center><B> <o:p></o:p></B></P>
<P  align=center><B>土地是</B><B>“</B><B>钱袋子</B><B>”</B><o:p></o:p></P>
<P >金融如此，传统的财政管道亦复如此。1998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很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一些地方ZF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特殊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部分变味。<o:p></o:p></P>
<P >随着工商业的扩展，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在这一点上，中国行政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ZF手中。ZF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ZF管理系统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地方ZF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ZF过去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员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出来的和“送”出来的。<o:p></o:p></P>
<P  align=center><B>财政分权</B><o:p></o:p></P>
<P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ZF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ZF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ZF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ZF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ZF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o:p></o:p></P>
<P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ZF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ZF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ZF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1993年宏观调控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ZF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ZF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ZF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2%提高到54.9%，而与此同时，省级ZF的这一比例也从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ZF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ZF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很可能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o:p></o:p></P>
<P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部分省、市一级ZF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ZF极力渗透的领域。而在现有的架构下，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则更是各级地方ZF趋之若鹜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不过，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ZF又一次打破了中央ZF的配置垄断，因为它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地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ZF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o:p></o:p></P>
<P >地方ZF通过与中央ZF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ZF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资料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上海，大地产商有半数是ZF公司。而被中国银监会最新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这些官僚抽取行业和公司。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为风险行业，是因为它们要么以ZF廉价转移土地，要么以特许权作为抵押，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o:p></o:p></P>
<P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ZF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o:p></o:p></P>
<P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o:p></o:p></P>
<P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ZF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ZF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官僚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官僚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ZF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极不公平的交易。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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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央财政 中国企业500强 股份制商业银行 特殊利益集团 亚洲金融危机 市场经济 中国 国家 大关 中心

恩，的确是好文章！

看下国有企业经济布局未来计划迹象,情况没变,除非有一猜测

jingpi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