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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这几年出现了一股“张五常热”，一些大学请张五常做报告，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张五常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所大力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被我国相当多的人盲目地推崇和接受。如何正确地看待“张五常热”和新制度经济学呢？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下面是采访的主要内容。
记者：首先，请您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张五常其人。
吴易风：张五常，1935年生。曾在广东佛山念书。1948年在香港上学。1955年辍学经商。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佃农理论》。
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方向是理论经济学的实证工作。自从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张五常把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变迁问题上，主要兴趣是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
张五常深受美国经济学家的影响。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类经济学家：一是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R.H.Coase,即张五常论著中的高斯）、阿尔契安（A.A.Alchian，即张五常论著中的艾智仁）等，一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即张五常说的“佛老”）等。
张五常的著作除了《佃农理论》之外，大都是一些主要论述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散文集：《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中国的经济革命》、《凭栏集》、《经济解释》等。
记者：请简要地介绍一下张五常是怎样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
吴易风：张五常所说的制度变迁有特定含义，是指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变迁。他用来解释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主要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张五常用科斯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在马克思与高斯（科斯——引者）的一场智力角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高斯均全面胜出。高斯……从逻辑推理及实证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亦绝不能例外。”
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这篇文章中说：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些崇拜是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为祸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把理论写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张五常断言：“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张五常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基础”，其他理论是“上盖”。“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因此，他着重攻击劳动价值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他宣称：“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张五常在一些大学做报告时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他不是我杀的，而是你们杀的，我只不过是打上钉子。”
究竟是什么能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奄奄一息”了呢？张五常回答说：是“科斯定理”，是科斯的“产权清晰”论。他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引者）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呢？张五常解释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即‘科斯定理’——引者）”。在《卖桔者言》中，张五常说：“高斯定律（即科斯定理——引者）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 ……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张五常说：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张五常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人，说：“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张五常又认为，只有产权理论还不够，还必须有交易成本理论，才能说明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在《私有产权何惧之有？》一文中，张五常说：在交易成本方面，“共产要比私产大得多。”在《从高斯定律（科斯定理——引者）看共产政制》中，张五常说：私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低，公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高，而交易成本“决定制度优劣”，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走私有化道路。在另一些地方，他说：“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我一向认为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产制的体制。我用高斯（科斯——引者）所演变出来的结果，就是中国一定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话。我反复审查推断的逻辑，找不到漏洞。”他还说：“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惟一的选择”。
记者：很明显，张五常的文章和著作表明他确实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私有化的。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大学、甚至重要机构和单位请他演说，又有那么多媒体为他宣传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会掀起“张五常热”呢？
吴易风：这个问题提得好。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掀起“张五常热”，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但是，仔细想来，“张五常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十分深刻的原因。
我国出现的“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张五常反复宣传的科斯定理、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产权私有、制度变迁等等，都不是张五常的创造，而是来源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如果说张五常的说法有新意的话，那就在于他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最近的一篇文章对我们认识“张五常热”即“新制度经济学热”的原因十分有帮助。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首先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的说法。他说：“‘摸着石头过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有必要请读者注意，他所说的“现代经济学”是指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完全排除在“现代经济学”之外。）
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开始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经济问题和提出改革主张。起初，“（我们）十分热心于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补现代经济学的课。”可是，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体系中，“产权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变成无关紧要的事。”后来由于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成果，这才“推动了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的创新，例如企业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说，是“现代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
自称“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是怎样找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呢？当时，在我国，只有少数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和博士生对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和本质有所了解，他们对新制度经济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至于非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学家，当时对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还不了解。正在这个时候，张五常从香港来到内地（有时是陪同弗里德曼来的），主动“送来”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主动“送来”了经过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他的经济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献给他的老师科斯的《卖桔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期间，就发行了20版，内地版的《卖桔者言》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书的大部分读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只是后来，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多了，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从新制度经济学原著的中译本中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在一些自称“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形成并掀起了“张五常热”。再经过一些人的反复推动，“张五常热”便不断升温。尽管有的青年学者去年就对这种不正常的“张五常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然而有的高校、甚至重要机构和单位不久前还请张五常做报告，有的媒体还以《北京再掀“张五常热”》为题，加以渲染。
记者：那些“积极参与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是不是不知道张五常用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私有化。要不，他们怎么会掀起“张五常热”呢？这些经济学家究竟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呢？
吴易风：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少数经济学家，跟卷入“张五常热”的广大青年学生，是大不一样的，必须把他们严格区分开来。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听过张五常报告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问他们读过张五常的书没有，他们都说没有读过，只有个别人说看过媒体的有关介绍。我问他们了解不了解张五常，他们说不了解，只是从媒体上知道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还听说他“今年(2002年)很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问他们听张五常报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的说，是出于好奇心；有的说，是为了获得新鲜感；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刺激；有的说，仅仅是想一睹此人风采，因为媒体宣传说，他“像爱因斯坦或贝多芬”。我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报告人的观点，他们有的说，不同意；有的说，他攻击马克思，这有失学者风度；有的说，难以苟同；有的说，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跟这些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那些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自称“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情况则完全另样。他们很了解张五常，他们赞同张五常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他们的智慧之源。他们需要张五常，需要他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或较难完成的任务。
您问这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科斯定理——引者）”、“惟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惟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于民为国有，还之于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以共产党推行私产制，听来有点语言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兴趣。
明白了这些，自然就明白“张五常热”，从而就明白“新制度经济学热”和“新自由主义热”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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