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暴力的政治》，(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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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暴力的政治》，(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4.00元。 　　　　维　舟 　　 　　查尔斯·蒂利对集体暴力的研究来自于他对发生在世界各地暴力事件的观察，或者说，当我们在试图了解那些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时，查尔斯·蒂利的这本《集体暴力的政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的窗口，从18世纪的法国到21世纪的9·11，从西方的政治大亨到东方的印度警察，从种族屠杀到上街游行。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中，暴力与性同样被视为权力结构的最重要组成。围绕这两者展开的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反思。不过查尔斯·蒂利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学家：他希望说明集体暴力是一种政治形式，因为迄今为止的政治史，实际上从来都与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暴力的确是一种政治，但任何一种政治秩序的成功取决于它不以暴力方式适应变化的程度。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中提醒我们：“暴力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对于我们这个新的世纪来说，最重要的政治正是创造新事物。 　　本书回答了五个问题： 　　为何集体暴力会集中爆发然后进入低潮？ 　　为何非直接伤害互动的人会迅速转变为集体暴力，又回复到相对平和关系？ 　　为何合作多年的人会彼此攻击？为何不同政治制度在集体暴力的水平和形式上有巨大差异？ 　　为何维和人员会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迅速转换？ 　　查尔斯·蒂利撰写和主编了大量有关政治过程、不平等以及欧洲史等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出版过20多部学术著作，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 　　政治的暴力表达 　　就像很多最常见的词一样，“暴力”也是极难被定义的。英文中“暴力”一词(violence)，与在拉丁文中一样，本来指的是“强烈、热烈”，一种无法抑制和驾驭的情绪或企图。它本来并不带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贬义色彩。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迸发出这种冲动，武侠小说／黑帮故事的流行，就说明很多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对“快意恩仇”的向往，而江湖社会正是一种非法暴力泛滥的社会。 　　因此，要理解集体暴力，首先要意识到：它并非只是一小撮无法无天者的专利，而是大众心理互动的结果。我们不要忘记，在“文革”中第一例动手打死老师的是北师大附中的一群女学生：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单个人不可能做出这样可怕的事，但在一种集体的狂热气氛中，她们却做出了这样令自己也感觉不可思议的事。发泄攻击欲，有时会使人感到一种隐秘的快感。暴力犹如吸烟，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是男子气概的基本必需品。 　　蒂利从政治意义上区分了各种暴力行为，在他看来，这些行为都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表达方式。的确，在很多不公正的秩序下，暴力常被描述为受压迫者最后的选择和必要的抵抗，它成了无权的人表达怨恨的方式和实现正义的手段。 　　一般来说，人民对暴力是低容忍的，因为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所以一个容忍甚至尊重暴力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美国历史上公众对暴力最肯容忍的时期就是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代，当时的强盗约翰·迪林杰死后反倒成了传奇英雄，令政府头痛不已。当时各种人都主张直接采取行动，相信只有干脆有力的行为(其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才能挽救局势。这样的心理在一个危难局势中尤其容易被人接受，就像日剧《麻辣教师》中也推崇直接甚至粗鲁的行动，暗示着这个民族深陷经济危机后的绝望情绪。 　　即使暴力的极端形式：恐怖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策略。因为恐怖主义要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们听到，而不是许许多多的人们死掉”(布赖恩·詹金斯语)。在蒂利看来，恐怖主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此，他实际上含蓄地批评了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冒险。虽然阿富汗游击队的暴力行为一贯如此，但在其抗击苏联入侵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现在抗击美军则被定义为“恐怖分子”；而在这些“恐怖分子”本人看来，前后本来是同一件事：反对西方。如果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或许本可以避免当初在蒋介石及越南那里曾犯下的同样的错误：虽然这些问题的核心都是政治性的，但美国给的却是军事援助，结果越搞越糟。 　　作为一种政治表达方式的暴力，往往是因为在体制内无法找到可表达的空间。在作者看来，减少此类暴力的药方就是：容忍公开表达以提供非暴力的选择机会，通过制度化的谈判妥协来解决政治冲突。否则谈判破裂就易于导致双方的激进化。无论如何，如果暴力是政治表达的最后手段，那么暴力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选择。 　　 　　选边站 　　并非所有的暴力都是政治不满的合理诉求，如果说群众性的暴力往往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蒂利也警惕地注意到了其中政治家的巨大能动性。他用一个政治学术语“边界激活”来表述这种悲剧性的“伤害性互动”政治。简单地说，各群体中的政治家通过划定边界固定“我们－他们”的敌对性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不断通过攻击对方来强化己方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不断遭受对方的攻击；在此过程中，彼此的边界越来越鲜明，而代价则是彼此的伤害。 　　这一论说精辟地概括了许多政治悲剧。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台湾的族群政治：一些政治煽动家通过将民众划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制造族群分裂、操弄／挑拨，互相伤害，通过这种程序，他可以使自己所属的集体紧密地团结靠拢在自己周围。 　　自民族国家在西欧诞生以来，类似的事已上演了无数起。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将自己划属非此即彼的某个集团，而敌视其余。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确定性位置的世界里，以往跨文化的、左右逢源的群体就落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悲剧就是犹太人遭受大屠杀：在一个只能有一个身份的透明世界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在南北战争中，李将军不赞成蓄奴，但他痛苦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为南方而战，因为在这一局势下，“南方人”的身份压倒了其他。的确，这种选边站对个人来说往往非常痛苦，而操弄这种权谋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煽动家则是极不道德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边界的塑造，常常从历史中寻找证据。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曾说，基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真相”争论，“正是当前世界各民族内外冲突与暴力的渊薮”。因为这类争论越来越强地将“我们－他们”的边界固定下来，彼此隔阂加深，也就越加无法融合。有时邻近的两组人差异极少，但通过政治家不断制造差异、掏空中间立场，最终就出现具有讥讽意味的悲剧性结果：所谓“细小差别的自我陶醉”，就像台湾某些政客通过“二·二八”起义来制造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异，并不断地强调这种毒害性的差异。 　　毫不奇怪的是：这种追求确定性的努力也导致了种族主义的高涨。作为政治上强化边界的必然结果，就会有人相信：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而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在台湾，也有人信奉“外省人”哪怕过了五十年，也还是“外省人”。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对好战分子而言，身份即是一切。 　　 　　非暴力 　　大多数现代社会都已实现对暴力的成功控制，随着国家政治力量的集中化，那种水浒式的古典暴力场景越来越少见，但它并非完全退出公众视野，相反，暴力幻想和虚拟游戏现在已成为一种寻常的消遣。 　　没有人愿意回到江湖险恶的古代，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特别喜欢看乱世中发生的故事。原因之一可能是：集体暴力能引发一种快意恩仇的男子气概，并且有助于人们想象自己是在“正确地”使用暴力。孙隆基说，施展暴力在美国文化中总是伸张个体权利的不二法门。然而和平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融解人我界线，否则最多只是和平对峙而已。 　　倡导非暴力的甘地曾声称，暴力对印度文化来说是外来因素。不过他自己也不曾想到，印度独立进程却导致了分裂，和平相处了几个世纪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纷纷选边站，最终圣雄之死也不足以挽回这一局面。就此而言，我们决不能低估人性中这复杂难测的一面——用蒂利的话说，暴力就好像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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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查尔斯·蒂利 查尔斯 violence 汉娜·阿伦特 哥伦比亚大学 政治 集体 谢岳 查尔斯·蒂利

看过这本书，正如评介。

书评写得真好。我认为集体暴力的产生有其社会心理学基础，如从众压力、迷信权威、意识唤醒等。

也许世界的游戏规则就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美好。

有电子版吗？谢谢了！georgejy@sina.com

请把电子版本发给我吧，谢谢:Ampoc_org@126.com

kan yi xia xia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