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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当面赞扬毛泽东说：“你创造了一个新词——纸老虎！”
而基辛格并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新词“纸老虎”的首创者，乃是80年前的清朝洋务派领军人物——李鸿章。毛泽东是从李鸿章那里借用了这个生动的形象。
满清末年40载，李鸿章戎马一生，出将入相，担负内政外交，备受争议；但平心而论，他确实是个不辞劳苦的实干家。所以梁启超评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1896年冬，“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交部议”；自认倒楣，被“吏议革职，旨改为罚俸一年”。1897年是李鸿章最灰心丧气的一年。
《李鸿章年谱》载：“李投闲京师，门庭冷落，对时政颇多愤懑之词。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李鸿章满腹牢骚，抒发怨愤。就在他回顾一生事业、总结经验教训的最后时刻，他指出“清谈误国”！科举制度造成一大批只会慷慨激昂“假大空”连篇、吹牛拍马不务正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空头政治家”。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结论，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李鸿章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李鸿章一辈子的特点就是办实事！他反躬自问：“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追究当时清国如此衰落腐朽的症结何在？甲午年北洋水师战败，丁汝昌退守威海，准备自杀殉国之际，收到日方海军总司令中将伊东亨佑的一封劝降书。书曰：“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伊东中将一针见血，指出清国之所以衰落腐朽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取士，官场“假大空”盛行，舞文弄墨，夸夸其谈，坐而论道，不讲实效。
两年后李鸿章总结的经验教训，英雄所见略同。李鸿章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引自《李鸿章传》)
李鸿章最后的形象，就是一个辛辛苦苦的“裱糊匠东补西贴，亦可支吾对付”而已，“办了一辈子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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